城市化与全球化：近代江南农家经济结构的演进
2023-11-06   来源：李发根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小农经济模式下，集中于土地作业的“男耕”属农家“主业”，脱离了土地的“女织”则为“副业”。然而，到了近代前期，江南农家经济结构已从明清时期的“男耕女织”过渡到“织布主业化”。基于此，某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近代以降，伴随开埠通商，列强向中国倾销廉价的棉布、棉纱，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纺织业纷纷破产，中国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沉重打击。作为明清时期“衣被天下”的江南，农家经济所遭冲击，无疑更为致命。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严中平、赵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黄宗智等认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与手织业相并存。马俊亚进一步提出，近代江南农家经济结构由“织布主业化”演变为“工业主业化”，即农民大规模离开乡村进城务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即便是中国近代工业最发达的江南，工业化整体水平仍较为有限，无法吸收过多的农民。除了进厂务工，其实还有大量农民顺势而为，借助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与日益扩张的国际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市场需要的农产品，积极融入各种新兴家庭工业。从而使他们在相当长时期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本文旨在梳理近代以来在城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江南农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农民的生存状况。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工业化过程亦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致使相关需求不断扩大，江南乡民，尤其是近郊农家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开始转向城市需求极大、获益较高的蔬菜、水果、花卉等产业。

这一现象在近代中国工业中心上海呈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市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江湾区“在昔均系业农”，后因工业化发展，年轻人大多进厂工作，留在乡村的务农者，“亦舍棉、稻而植本洋蔬菜，盖获利较丰焉”。真如区“东南之户，农作品向以棉、豆、麦为大宗者，今应沪地之需要而改艺园蔬矣。”真如全区有5410户，其中1315户种植蔬菜。“盖园蔬之出息，因优于棉、稻、麦、豆数倍也”。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写道，地处上海边缘的漕泾区得益于城市化发展，除带动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厂做工外，农业生产结构亦因之调整。龙华镇附近以生产水蜜桃著称，农民皆种桃树，丰收时，“获利甚厚”，“最好者，甚有获利二三百元之巨”。漕泾镇以北一带，“农民都种植蔬菜”，“获利亦颇厚”。“近年来本区农民都种植花卉”，“获利颇丰”，一家如有两三间花棚，“生计即可维持”，“大有夺掉农田正业的趋势”。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一份调查依旧显示，位于上海边缘的沪西区（漕泾、法华、蒲淞三区），“大多居民皆赖商业、厂工生活，余者均种田地、菜蔬为业，对于蚕桑、鱼植、手工、林业等副业素不加以重视。”

在真如镇（1928年由宝山县划入上海），据1933年脱稿的镇志记载：自上海设立租界以来，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蔬菜。农民因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工力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蓗。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对该镇248村计4524户农家经济结构的调查得出，其中菜农1315户、做工710户。调查者之所以特别注意这两项，是因为“所入较丰于其他工作”。在宝山县江湾镇，受上海城市化发展影响，经济结构随之变动。近代以前，“本境民皆务农，以禾、棉、菽、麦为大宗，禾居十之三，棉居十之七。”但自开埠通商以后，“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官方的调查提供了大量回溯材料。在上海近郊农村，由于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更好的就业机会，那些能在相关领域谋得工作的乡民纷纷离开农村，留在村中务农的则多为客民和当地老人。面对城市的迅速发展，务农者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转向种植收入更高的经济作物，尤其以蔬菜种植这一突破季节限制并需要投入大量工作量的集约型经济作物为主。在大场、新市、江湾、吴淞等区，“纯农民很少”，仅约占8%。部分农民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棉花，供给城市。“不少菜农杂种土地不多，但收入很大”，那些种“高贵蔬菜”的农民，“还有小部分积蓄”。在新泾区，全区31275户，141268人，农占50%，工占30%，商占15%，主要农产品就是蔬菜。在江湾区江湾镇一带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绝大部分土地均种菜”。在杨思区，“由于蔬菜产量比较大，因而生产季节不明显”，农民常年四季可依赖此业。在洋泾区，“生产商品化大致近郊为重，种菜的特别多，如钦仰乡，可说户户种菜，生产作物：蔬菜、青豆、甜菜、玉米、花菜”；“浦南乡种花菜的特别多，解放前花菜是资产阶级名贵的汤内用菜，一棵卖一斗米”。在龙华区，“近郊性地区与市区关系密切，交通运输便利，农民种植的东西以经济作物为主，作物中又以蔬菜为主。”

江南其他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虽不及上海，但城市化进程推动农家种植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导向的趋势是相似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官方的调查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形提供了一定的论据。对无锡、苏州、常州、杭州等城市郊区的调查显示，农作物商品化程度比一般农村要高，“各城郊农村都普遍种植蔬菜和园艺作物，以供给城市日益增长的需要”，其他农作物也主要是面向城市。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廉价工业产品的进入，中国传统手工业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两大农家产业：织布业和蚕丝业。其实，这一时期，江南一些主要的传统手工业也更多地借助了工业化和全球市场之力，调整结构而发展。中共苏南区党委组织的调查就从总体上指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亡，土布业“即用手拉梭机，自纺自织，后即逐步改用铁木机，织改良土布，并开始染色……产地遍布于江阴、常熟、武进、无锡……以江阴、常熟为丰”。全面抗战前数年，“为全盛时期”，年产1500万匹以上。在吴县、吴江的盛泽镇等地，纺绸业“殊为发达……畅销全国各地，国外远销朝鲜等地，辛亥革命后，益形发展，由手织大机改为手拉机，从业人数和产量大增，有‘日产万绸’的号称，是最盛时期”，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才趋于没落。全面抗战前，仅苏州一地的刺绣业在鼎盛之时就约有8万名从事者，年产400万件，“销路甚广”，其中390万件外销，占总量97.5%。

1927年，有人对无锡农村的调查指出，“在昔日，纺纱织布换棉花，如此循环不已。其后纱厂发达，徒手纺纱无利，于是一般换棉花庄，改变方针，购买厂纱，分发织户，织成土布，行销于江北及安徽一带。织布工资，每人月得仅一二元不等，然农村妇女仍乐此不疲，可谓廉矣。其故，由于妇女兼理家政，不能远离家乡也。”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在无锡部分乡村，机器纱的输入确实冲击了农家纺织中的“纺”，但却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强化了“织”。1936年，据一位曾生活于无锡乡间的作者回忆，自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有农家借助洋纱之便，勤于织布，从而致富。其幼年时，曾亲见一个寡妇靠织洋纱布，发财起家。当丈夫去世时，还留下一两百元的债务，她依靠一张布机，带着两个十余岁的女儿，日夜轮换织布，一天可织五、六匹，价值一元多。待三女儿长大后，家中便添置了一台织布机。不到十年，就盖上三间瓦房，置了十几亩地，且有余钱放款。

据吴汀鹭所述，他于清末在江阴创办第一家织布厂后，不过四五年光景，继起者十余厂，后又有添设。“渐入乡间村落，转而为家庭工业，可谓普及之至。”全面抗战时期，战祸降临，各业鲜有不遭受损失。“唯织布厂散处民间，营业仍盛，生活需赖。亦全邑之大幸，且为近邻同业者之大幸。”

在嘉兴，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尚有一种“庄织布”，“是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家庭工业，有些地方的农民，把它当成一种主要的副业，从而获取工资。”

当人们习惯认为近代开埠通商后，洋纱、洋布的进入最先冲击了江浙沿海的农家纺织业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平湖县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解释：“从前我们平湖还有一种织纱布的，但是后来机器纱——洋纱风行，于是东乡的妇女，大都改织洋纱布了……每个布长约二丈，阔约一尺一寸。工钱每捆一千文、一千数百文、二千文不等。大概都看所织布好坏而定的。至于在东乡一带，每年织洋纱布的工资，可达五万余金，这也可观了。”

就是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一些地区的农家手工棉纺织业也和江南一样，经历了相似的结构性变化。

蚕丝业的区域扩张与发展同样令人瞩目。这一产业原本盛行于浙北，无锡地区较为稀少。随着19世纪80年代全球市场的发展，蚕丝业在无锡开始兴起、普及。按地方志载：“丝，旧惟开化乡有之，自同治初，经乱田荒，人多植桑饲蚕，辄获奇羡，其风始盛，延及于各乡。”据荣德生回忆，1879年“听邻近人说农桑养蚕、并将田改种等事”。像无锡开化乡，在近代以前，业蚕丝者“不过十居一二，洎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迨上海丝厂林立，锡地遂有茧行之设，而从前丝行渐致式微，由是务蚕桑者，不独开化，几及全邑，且不独全邑，而及于全郡城，以利之所在，人趋若鹜，市□会计，几以茧税为大宗，按之闾阎大利，首在农桑”。到了19世纪80年代，向来盛产丝的苏州一带，无论数量还是销路都被无锡超越。

而丝茧价格仅在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末就涨了数倍，这一产业在整体上给区域农家带来的益处，较之近代以前，不知凡几。

1931年，《大公报》记者对无锡农村的调查就概述了近代以来，农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导向与蚕茧业的发展。“自无锡开辟商埠以后，邑民趋重于工商方面。丝茧为主要出产，农民竞将高田改种桑树，积极地从事育蚕”。当后来蚕丝业受市场影响时，他们又会适当调整种植结构。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调查指出：“近四十年来，农民竞事蚕桑，平田多改种桑，桑田面积，依五年前之估评，至少在三十万亩以上，育蚕最盛时期，农家几乎十九养蚕，蚕业遂为无锡农业经济上之重要收入。”虽然后来丝价下跌，无利可图，可农民也只是回到了旧有的种植模式，改种稻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苏南区党委亦正面评价了近代以来蚕丝业发展对无锡农家经济的影响。

在抗战前，我口与外口通商后，沿海各门户开放，内外各大市场无不在帝国主义外商操纵。各国均在中国争夺市场，竞购物资原料，因此茧丝价步昂，成了我国特产出口货品之一。因销路无阻，丝绵也随丝而涨，及工商较前发达，需用原料愈多，购买力大增，口销较易。斯时丝绵价值，每个可易白米四斗。无锡为产丝中心，工商业发达的区域，附近农村影响甚大，因此蚕桑业发达，蒸蒸日上。丝的产量大增，全部运销无锡。丝绵当亦不在例外，这时丝绵价值，卖每个可易米达五斗，因致搞户见利甚厚，搞者日增，可谓搞丝绵之黄金时代也。

在江阴，向以种植棉花为副业大宗，虽“壤接苏、锡，而蚕市未盛”。随着晚清全球市场的发展，“甫三十余年，而蚕桑之利遍乎四境，岁入已增至二百余万”。此外，虽然旧式农家纺纱业受到冲击，但地方实业家除了办纱厂，招工人外，同时也“放纱收布，裨益妇功，尤非浅鲜”。此二业有力地改善了社会风貌，使得“境无游女惰男”。

吴兴或原湖州府一带的丝，自唐代以来就颇具名气。然而，在近代以前，“其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历半个世纪，“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农村极端繁荣……一般农民，衣食保暖，悠闲安适，有史以来，此时为景盛。”蚕丝业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开始衰落，农民将原本用做种桑的近半田地“重整田作”。在蚕桑盛行之时，农家即便无暇专注稻田，但丰年产米，即可自给。此时，蚕丝业没落，原本用于种桑之田转为农作，复以人力之投入，很难想象农家经济就像调查者所言：走向破产。况且一般乡民的生活还维持着调查者认为的许多旧时风貌，如中产以下之家，“酒食之好，仍如往昔”，乡间生活也“尚称平静”。

在平湖，就连为农家带来近半个世纪利好的蚕丝业，也是19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按1886年刊行的县志载：“向时育蚕者尚少，今则城乡居民无不育此者，其利甚大……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苏南区党委的调查称：“在苏南地区，养蚕是农村主要副业之一，尤其是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宜兴等县，几乎家家养蚕。抗战前，因茧价高，一年两季收入，可供半年或一年的家中零用。”

在嘉定，黄草业逐渐取代织布业成为农家的重要产业。“布旧多出售，为生计之大宗，近则只供自用而已。……中以白布为多，且为生计大宗。农隙时，女织男纺，日夜勤勤。民国前，白布比户纺织，自衣外，每以出售。……民国后，洋布盛行，黄草事业日见发达，徐行附近多改织黄草品。”日益繁荣的黄草业很快扩展至徐行之外。“男女老幼农隙之时亦争为之，尤以妇女为多，几遍全区，贫寒人家之家用半赖于此。”伴随种类的不断改良，产品亦行销海内外。“近年改良式样种类，增编提包、书包、文夹、文件簏、信插、钱袋、茶杯套、茶杯托等，由上海转销至宁波、福建、广东、南洋群岛、美国等处，为本邑之特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官方调查同样指出：“嘉定徐行的黄草织品，也是90%以上外销欧美、南洋外地，在抗战之前为最盛”。

需要强调的是，嘉定黄草等业的发展绝非旧式农家副业的简单扩大，而是得益于地方实业家的积极引导。当时的地方志就明确记载：“黄草工至民国初年飞速发展，原因在于有远见者多方提倡。”提倡最力者，“为疁城开设森茂绸缎号之朱石麟氏，设公司曰兴业草织公司，多方设计，除凉鞋发明各种式样外，并织造各种新式日用品。”朱石麟在1922年斥巨资，聘请技术人员，增加种类，改进花色，切合实用，竭力向外推销。嗣后继起者又有振兴、新华、达利、合成、大华等草织公司。1933年，地方实业家为改进草织品而成立了改进会。1935年，疁东区各机关联合办事处鉴于草织业有衰落之象，遂组织“复兴草织业设计委员会，设计复兴事宜”。除黄草业，另有实业家提倡兼制麦缏用品，行销亦广。“二者均除销售本国各地外，并推销至南洋、美国等处，每年输出额甚巨。”

草席业成了吴县农家经济的重要依赖。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官方的调查显示，全面抗战前，年产量最高达820万条，有七八万农村妇女从事此业。“过去，特别是华北、东北、中南区需要最多，并外销日本、菲列滨（菲律宾——引者注）、南洋等地。”得益于此，吴县农家生活水平较高。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时局影响，吴县的草席业已经大不如前，可即便如此，其对农家经济的贡献依旧令调查者感到惊讶。

各阶层的生活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当我们挨户调查时，就他们的饮食起居可以看出一部分。其次就他们的财产看，没有田种的是极少数，副业生产像织席、打草包尤为普遍，家家户户机声轧轧。再就干部和群众的谈吐中，我们获悉了中农以上的人家，去年吃的都是二饭一粥，并且都有几个菜作餐的；贫农部分是二粥一饭，大半是在晚间半饭半粥的。这种生活，他们就以为很苦了，如果一日三餐都是粥，或二粥一饭或二粥一面，都即认为苦不堪言。原因是向来副业好，生活水平高，陡然降低感到难受。

据来自江南边缘嵊县胡村的胡兰成所述，胡村的真正兴起是自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彼时丝茶桐油输出外洋大盛，胡村份份人家养蚕采茶，还开设油车打桐油，所以上代太公多有茔田，子孙春秋祭祀不绝，且至今村里粉墙瓦屋，总算像样”。这种乡村经济的繁荣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胡的印象中，故乡的女子“好像印度及缅甸壁画里忉利天女的肢体，项圈手镯都是有的，只差没有带〔戴〕脚镯”。而在镇上的茶栈里，即便是“老司务及工匠亦每餐有酒”。虽然后来相关行业难如往昔，但农家总体境遇也要比一直以来靠务农为生的慈溪一带乡民好得多。

通常认为，手工业是工业化的受害者，或者说，常被视作工业发展的早期形式，在工业化进程中会被取代，其最早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然而，近来的系统研究表明：在英国，工业化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家庭工业常常是工业化的产物。……从根本上说，看上去能够节省劳动力并且因此抑制工厂内部对劳动力需求的机器，却最终会产生增加国内劳动力需求量和拓广需求范围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要比它对（本行业）工厂劳动力的需求量和需求范围产生的增长效果更大。”“这种并不需要精密新机器的劳动分工，也能在工厂之外，以家庭工作的形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江南。

伴随全球化进程，海外市场需求较大的花边、织袜等有相当数量是由农家生产的。在比较利益下，农民选择了更为有利的行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花边业几乎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新兴手工业。中共苏南区党委的一份档案讲述了花边业在江南的发展历程。“花边业原起始于菲列滨（菲律宾——引者注），盛行于意、法两国，在四十多年前，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教士传授于当地妇女，后常熟、川沙、无锡等县也有出品。过去主要依赖外销欧美及南洋各个国家，内销极少，所以制就成品，也都是西洋化的东西。”

地近上海的郊县自不必言，宝山、川沙等地的花边业都颇具规模。上海之外，江南其他地区的花边业同样有着规模化发展。1927年，有人对无锡农村的调查发现，“民国以来，海外花边盛销。于是年轻妇女，改习花边”，收入一般数倍于织布。在常熟碧溪镇，按镇志记载，民国时期，由于洋纱、洋布充斥，加之国内纺织工厂的兴起，土布销路不畅，土纺土织逐渐衰落。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花边刺绣手工副业开始兴起，因为绣花边的收入高于纺纱、织布的收入，许多年轻妇女改学花边刺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苏南区党委的调查档案记载，常熟的花边业，“在解放前尚能输出国外……每年输出达美金200万元”。1938年，在今属张家港地区流传的一首歌谣，反映了新兴的花边业在农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华民国廿七年，村村巷巷做花边。小白牙齿镶金边，白小布衫黑坎肩……”这样的收益与带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古代社会任何“盛世”“治世”难以企及。

1952年的官方档案指出，这一行业自1900年正式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于是传至上海等地，“至是货品种类渐繁，而销路也扩展至欧洲、东南群岛，并远达南美各国”。最盛时期为1937—1941年，年出口额约2000万美元。农村从业妇女有152万左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业依旧对农村甚至国家获取外汇都大有裨益。官方称：“本业货品，纯以外销为主，利用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为国家争取外汇。”

织袜业也成为一些地区农家的重要产业。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无锡，当花边业收益下降时，织袜业逐渐成了替代性产业，“又盛行于农村之间矣”。“无锡农村妇女，坐食者甚少。故农田收入虽甚薄，而妇女手工所得，则不无小补。”1936年，在松江的省农场附近，妇女以从事摇洋袜为主业，月收入10元左右。同时，农场的存在又为农家妇女提供了新的选择，当农场有工做时，因收益更高，周边的妇女便会停了摇袜，麇集而来。1935年，有学者对江阴南乡的调查发现，受工业化影响，农家妇女转向了摇洋袜。在和织布劳动量相同的情况下，收入却是数倍。普通摇袜妇女，每月所得在7.2—15元之间；摇细袜者月收入为6.75—18元之间。取中间值，月入11元左右，近4倍于织布。

在平湖，入民国后，摇袜业随之兴起。起初仅有一两家袜厂，后来逐渐增加，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40余家。农家先托熟人到袜厂“立了折子”，领取洋纱，回家中织成袜子，再向袜厂换取工资。另有烫袜等工作。一个妇女月收入即达15元左右。因收益可观，一般家境优越的城中妇女也从事此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社会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浙北农家主要副业——蚕丝业的衰败之时，这里的农村妇女除了育蚕外，还有很多从事市场需求极大的摇袜业。1935年的调查报告指出：“摇袜以线袜为大宗，平均每年出袜两百万打，值银一百万元左右，原料大多来自上海……出品除供给本县需用外，行销上海长江各埠，及南洋群岛。”“摇袜业在本县占重要地位，握经济重心。”1937年，曾在平湖生活过3年，当时每年还去两趟且“对于平湖的情形是相当熟悉”的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妇女们除了育蚕，平时的唯一职业，便是织袜子了。你们只要有机会走到平湖去，那末在十家之中，至少会给你发现七八家，有几部织袜机的，而在每一个村庄里，都能够听到一片摇袜的机声。”虽然她们每月所得只有十多元，但站在农民的角度，这份收入已经“足够一个人的生活而有余了”。

织毛巾成了川沙等地农家的重要新兴产业。在川沙，1900年有人提倡仿制毛巾，创设毛巾厂，招收女工，“一时风气大开”。其后，该厂虽然停闭，“而一般女工皆能自力经营，成为家庭主要工业”。“二十年来，八团等乡，机户林立。常年产额不少，于妇女生计前途，裨益匪浅。”据黄炎培回忆，其姑父沈肖韵将上海的日本毛巾工业技术引入川沙乡村。越来越多的村妇习得此项技能，“这样一来，川沙毛巾工业大发展，贫民都变富有了”。1952年的一份官方档案中简述了毛巾业在川沙的发展历程：“毛巾业在四十年前，即已开始，多用老式手拉木机，后即逐步改进提高，到抗战前数年，已有惊人发展，川沙所出的雄鸡牌毛巾，曾打倒日本输入铁锚牌毛巾，而畅销国内外，日产三万打以上，仍有供不应求之势。”

在嘉定，毛巾业同样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纺纱织布。据县志载：“邑中女工向以纱布为生计大宗”，1877年土布之利被洋布所夺，“于是毛巾代兴”。“民国后，近城妇女争织毛巾，西南隅除在家置机自织外，间有设厂经营者，徐行、澄桥、东门外且有大规模之工厂，如恒泰、华成、达丰等。”直至1935年，还有文章指出，嘉定的毛巾业“方兴未艾”，“据最近调查，嘉定……城外农家织毛巾之木机，几乎每家都有，少者一二架，多者六七架。每当农事之暇，村落间机声轧轧，终日不息……占农村副业之重要地位，则无疑义。”

在苏州唯亭山一带，调查发现，原本这里“唯一的家庭手工艺是织苎”，每天只能得工资二三十文，有时因销路停滞还会亏本。后来，苏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将苏州火柴厂糊火柴盒工作引入这里，渐渐成了一项重要的农家产业，遍及全乡19个村子。至1933年，每家每月最多可获利10元，远超织苎。需要提出的是，通常认为，苏州乃蚕丝业重地，该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势必对农家经济产生致命冲击。然而，这一情形可能被过高估计了。按调查，在茧业较盛时期，苏州总计蚕户30950户，占总农户的18%，产值约200万元，户均也仅有65元而已。如果考虑到这65元是通过层层加价而来，那么农民的真实收入则远低于这一数字，此业带来的收益，置于江南整体时空下，无论总量还是户均恐怕都难超花边、摇袜等业。

地近江南的宁绍等地区，受全球化影响，类似现象也比较普遍。草帽业的兴起对余姚农家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1935年，一篇关于余姚乡村的文章写道，这里的纺织业直至民国初期还未受到较大冲击，“看不出‘捉襟见肘’苦况”。在1927—1930年，“别省多县多半在闹穷，而且闹得很严重”，余姚却因草帽业的兴起而繁荣，持此业的女子，人均月收入近10元。若家中有一妻一女编帽，她们的年收入更是超过“种十亩租田的家长”。从而出现：女工们，“金戒子（戒指——引者注）没一个人不带〔戴〕；绸衣服没一个人不做；鞋子自己没工夫做，都到鞋子店里去买来；剪发的风气，本来进行得很迂缓的，也突然加速了。他们的家庭，负债的都把债务偿清了；不负债的，都把破旧不堪的住屋修的簇新了……”即便茅可人站在革命立场强调，这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深入乡村的畸形繁荣，且1931年后已经走向衰败。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当时市场萧条、灾害频仍，然而余姚农民依旧能够“照常地一天吃三顿白米饭”，这主要归功于草帽业，其已成为余姚人的“续命汤”。

同一时期，《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工商概况的文章，虽然也谈到1930年后受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宁波、余姚等地的草帽业不如鼎盛之时。但文章指出，在繁荣时期，有近50万人从事此业，一个妇女每月即能赚取二三十元，即便到了1936年，每月亦可得10元左右。因行业的特殊性，手工制的草帽为上品，是出口货；机器制的反而为“粗次货”，以普通人为销售对象。且商人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应对也非常灵敏，“国外草帽式样，倏忽千变，时而高顶，时而平顶，出口行随时留意，遇有变动，随时用传单，或鸣锣通告，彼辈亦乐于接受”。一篇追忆性文章提及，全面抗战前十年是余姚等地草帽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执此业的农妇月收入要高于公务员、教师等当时社会上工资相对较高的群体，年收入更是抵得上两个正常的务农劳力。

可以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虽然受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影响，市场在萎缩，但江南农家只是暂时无法像过去那样获益而已，并非什么乡村破产。即便在有些地方，依靠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市场的扩张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市场的依赖较高，导致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中受到重创，可这里的乡村远没有陷入崩溃。在吴江开弦弓村，到了1935年，原本作为农家主要副业的蚕丝业可谓近乎破产，然而即便一个佃户每年种稻所产，交了地租后也够一家食用。同时，由于江南一年两熟，尚有无需纳租的小麦、油菜等作物（据研究，小麦年产值约为水稻的25%），加之蚕丝业尚有些许收益，特别是这一时期农家妇女前往城镇工厂务工等替代性收入的出现，因此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远未到破产的程度。按他的描述，起码农家一日三餐的水平，丝毫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之安徽合肥乡村。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吴江这样有着悠久蚕丝业历史的地区，直到乾隆年间，“民多以田为业”。蚕丝业的发展恰恰是近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受益于全球化，才历经数十年的繁荣。而就是在这一时期，吴江一年所产稻米也足够本地食用，尚余近一半外销。当时农学家冯紫岗受浙江大学之邀，主持对嘉兴农村的调查谈道，因副业衰落，农家经济陷入破产。然而，他的调查结论中明确称：“全县粮食充足：嘉兴全年粮食，在常年可自给而有余。”即便1934年遭遇较大旱荒，也能勉强自给。来自海宁硖石的中共党员屠乐真在1938年的文章中写道：虽然全球经济大危机造成故乡主业——蚕丝业一落千丈，1935年的灾荒在故乡人看来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但其影响“不过使大家‘面有菜色’”。而这种所谓的“农村破产”，可能是川、陕、豫等省农民的历史日常。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硖石已经陷入战争氛围中，屠氏的一位四川朋友在屠的家乡住了半个月后，来到上海，依然认为硖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在屠的面前，“称羡不止”。

全球化进程并非就是简单的零和博弈，市场的开放未必就一定会损害本国的经济利益。恰恰相反，这种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多财富，使双方互赢，利于民生。

某种习以为常的观点将开埠通商引发农家纺织业的衰败视为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甚至国运衰败的重要的缘由。其实，人们的关注点往往过于聚焦那些衰败的产业，而未能从总体上审视近代以来工业发展带动全球贸易扩大后，江南农家也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历史契机。在上海、无锡等地，当越来越多的农民离村转向城市工商业后，那些留在农村的乡民顺应城市化与市场需要，调整种植结构，主要生产突破季节限制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量的蔬菜、水果、花卉等作物，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家庭手工业则处于一个转型和新生的历史进程。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张，江南传统农家副业的蚕丝业历经了数十年的扩张过程；改良土布得以发展；纺绸业的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黄草业开始远销海外，等等。同样，利用全球市场契机，新兴的花边、毛巾、摇袜等业都在江南农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们习惯将“康乾盛世”称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作为当时经济中心的江南，其农家生活自然是近代以降遭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而日趋破产的后世子孙难以比拟的。其实，即便身处所谓盛世，但在地方性知识中，江南农民未能躬逢盛世。“十室九空”“生计艰难”“糊口不支”等成为地方性知识人叙述农家生活的主要修辞。正是得益于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全球化，至少在近半个世纪中，推动了农家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以改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全球经济大萧条影响，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江南乡村同样受到冲击。但如果将之置于长时段考察，江南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准要高于近代以前，也并非任何古代社会的“盛世”“治世”所能比拟的。即便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被相关话语构建得如何不堪，可事实却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使历经全面抗战与内战的影响，以及国际市场的断崖式萎缩，在农业、工业都未恢复到全面抗战前夕的情况下，官方的农村调查更多地向我们展示，由于农工结合式经济结构的发展，江南农家的生活水平依然较高，相对中国其他地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