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论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2023-11-06   来源：陈四海   

当代隐喻研究对于隐喻在语义层面的普遍存在及其在审美和认知等各个领域的用途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和说明，隐喻的反对者所能坚守的最后阵地就是科学研究领域，反对者认为隐喻或模型仅具有启发性的功能不能真正参与科学理论的建构，而且隐喻潜在地具有扭曲世界真实结构的风险。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强烈反对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滥用，他指出：“接受一个完善的理论并试图将它随便套在并非为其设计的某一领域中是很容易的，但这不是发现真理的方式”。海西（Mary Hesse）和博义德（Richard Boyd）等科学哲学家作为隐喻的坚定拥护者试图通过将科学隐喻和文学隐喻加以切割从而将隐喻推进到科学研究的腹地。库恩（Thomas Kuhn）在海西和博义德论证的基础上，对于隐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多重作用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把隐喻提高到科学革命赖以发生的语言动力机制的高度。库恩通过卓越的科学史素养对于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对于隐喻的否定和质疑，巩固了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和地位，而且深化了我们对于科学革命背后的语言机制的理解。

我们用语言言说世界，交流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真理。但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要比乍看上去复杂得多，首先语言和世界是异质性的，语言和所要言说的世界并不具有同样的物理性质。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和世界是异质性的，那么在严格的符合论真理标准意义上来讲，语言就没有办法传达关于世界的信息。正如高尔吉亚所指出，“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因为“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尼采也指出，如果严格遵守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世界走到语言，“什么是词？词是神经刺激的声音摹本。但是，从神经刺激进一步推论到我们之外的一个原因，这已经是充足理由律的误用和滥用了”。将语言和世界彻底割裂会使得人类的语言成为“梦话”或“呓语”，这是严重违反直觉的，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所以有很多哲学家试图在承认语言和世界的异质性的前提下，重新确立语言和世界的真理性关系。也就是说异质性并不妨碍语言可以成为真理的媒介和通道，就好比手指对北极星的指示，手指不是北极星，我们却可以借以看到北极星。早期维特根斯坦、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就试图通过语言和世界的同构性关系来确立语言和世界的真理性关系，从而使得语言取代心灵成为实在的一面镜子。试图在同构性关系上来建立语言和世界的联结仍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如布莱克（Max Black）所反思，“从语法到形而上学无路可通”。

将语言和世界割裂，或加以弥合这两种方案在某种程度上都接受了语言和世界的二分，把语言和世界看作是自在的、独立存在的对象，所以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进退失据。在库恩看来，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语言的基本结构就是关于世界的“分类系统”，但是这个分类不是对既已存在对象的简单区分，而是一个创造过程。只有当我们采用一个分类系统之后，这个世界才会各从其类，才会有不同的对象显露出来，语言是世界之光。因此语言和世界源起同一个原点，随着语言和世界的分化，这个原点逐渐被遗忘，不仅造成了语言和世界的分裂，更是带来弥合的困难。我们生活于在时间长河中缓慢流淌、生生不息的常识世界中，不经反思很难察觉到世界的变化，并且每个人类个体都是从既已成形的世界中习得语言的，这就容易使得我们产生一种成见和假象：世界是先在的、异于语言的对象。要想确认语言和世界的同源，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回到语言产生的源头，这是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种是透过历史的眼光，在新旧世界转换的关节点处去想象。库恩对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世界观转变的考察可以启发我们对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思考。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于线性累积的科学进步图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并非是通过个别发现和发明的累积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不是同一座高楼的不同楼层，它们更像是一栋栋完全不同的大厦，不存在承继关系和蕴含关系，彼此不可通约。线性累积的科学进步观背后蕴含着关于世界的极端实在论立场，这种实在论认为世界本身拥有唯一真实的结构就如同自在之物一样独立于人类的概念结构，科学语言或科学理论以是否映现了实在结构作为自身真理程度的标准，科学进步的过程就是科学理论对于实在本质的逼近过程。这种科学进步观在处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时，把世界作为判准，把语言看作是被动迎合世界的一面镜子，科学进步的过程就是语言这面镜子的洁净程度和明亮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

库恩在对线性累积的科学进步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建立在科学革命基础上的新科学进步图像，对于语言和世界，尤其是科学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库恩自认为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但是他并不承认存在“唯一真实的实在”，他说自己的立场是去除了“自在之物”之后的康德。库恩认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不是说预先存在一个与人无涉的世界，然后我们用语言去描述它，再参照世界来判定我们的描述是否准确。库恩认为语言和世界是一种紧密的内在关系，在我们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我们就拥有和进入了一个世界，因为“不同的语言赋予世界以不同的结构”。在库恩看来，我们的科学语言是用来对世界进行切分和描述的工具，语言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定了世界的结构。库恩把这种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语言称为“词典”，不同词典的具有不同的网络状的结构，在网络的节点处是一些具有指称功能的词语，“该结构反映了可用词典描述的世界之结构的方方面面，同时也限制了可在词典帮助下加以描述的现象”。比如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词典结构的限制，我们观测不到也无法描述“真空”的存在。

库恩认为语言和世界是一体两面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双面性特征，“语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朝外看向世界，另一面朝里看向世界在语言的指称结构中的映像”。库恩关于语言双面性的说明似乎带有很强的“镜式”哲学的意味，但是他强调的是我们透过语言看到的不是“自在之物”意义上的世界，我们只能看到由“语言的指称结构”决定的世界。所以库恩指出，在我们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我们往往也在习得一种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古德曼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和库恩的立场相似，他认为世界是人类通过语言（包括字面语言和隐喻）构造的产物，古德曼指出，“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词或其他符号的世界”。在库恩对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重新诠释中，世界不再那么“刚性”和“独断”，它会低身顺从语言和范畴的切割与分类，语言也不再那么“被动”和“随波逐流”，它会积极参与世界的塑造，并在遭遇危机时对世界进行积极的变革。如同康德被同时代人误解为“贝克莱主义者”一样，库恩对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处理也遭受了相对主义的指责，但是库恩声称，“这些标签我都坚决予以拒绝”，库恩辩称“在该词的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在更本质的意义，我不是”。库恩认为世界会随着语言改变“这类观点不会必然使世界更不真实”。对库恩而言，新世界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但是这个发明要受到“经验”的约束与检验，所以世界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客观的和真实的。

库恩对隐喻问题的思考和语言的指称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援引的理论资源有两个：一个是布莱克的隐喻相互作用观，一个是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理论。1954年，美国哲学家布莱克在一篇题为《隐喻》的论文中对传统的隐喻替代观和比较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把英国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1936年在《修辞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隐喻相互作用观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当代隐喻研究的基本范式。布莱克认为当我们做出“人是狼”的隐喻陈述时，整个隐喻陈述的意义是“人”和“狼”背后的“相关联的常识系统”（system of associated commonplaces）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无需扭曲就可以用‘狼的语言’来谈论的人的特征将会变得突出，并且任何不能用狼的语言来谈论的人的特征就会退居幕后”。布莱克的隐喻相互作用观强调了隐喻意义的整体性、开放性和不可还原性，而且在隐喻和相似性的关系问题上，布莱克进行了根本性的转换，他认为隐喻不是对两个对象预先存在的相似性的发现，而是通过“并置”和“相互作用”创造和发明了新的相似性。库恩对隐喻创造相似性的功能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赞赏，“隐喻被看成创造或产生这种相似性，隐喻之起作用就基于这种相似性”。

对于试图弥合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家而言，指称理论不仅是语义学层面的理论，更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当语言合法地获得指称功能之后，我们才能说语言与世界相关。指称问题是当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急迫而困难，“‘指称是什么？’的问题在全部哲学——而不仅仅是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即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问题”。在当代的指称理论中，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方案之一，罗素认为除逻辑专名之外的普通专名都是“缩略的摹状词”，因而可以通过提供关于这个专名的定义性描述来帮助确立专名的指称对象。但是库恩认为摹状词理论的“戈尔迪之结”就在于，“这个定义性描述的选择似乎是任意的”，而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有助于打开“戈尔迪之结”。因果指称理论的基本方案是在不借助于定义性描述的情况下，通过追溯与命名有关的历史因果链条来确立名称和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比如克里普克指出，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是通过最初的“命名仪式”来建立的，命名可以通过“实指”和“摹状词”两种方式来实现，从“命名仪式”出发，名称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会“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最后“听说这个名称的人往往会带着与传播这个名称的人相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称”。

库恩认为因果指称理论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包含着深刻的直觉和洞见，有助于我们确立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联结。因果指称理论首先关注和解决的是专名的指称问题，但是科学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自然种类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个体，所以科学哲学更关注的是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何以确立的问题。就一个专名而言，我们只需要回溯这个命名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确立专名的指称对象，我们要追查的是最初命名活动的实指（ostension）过程到底指向了谁。但是当我们试图用因果指称理论去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人们从固有名称转向自然种类的名称时，就失去了通向职业生涯或生命线的通道，在固有名称那里，这些职业生涯或生命线可以使人们检查同一术语之不同使用的正确性。构成自然家族的个体都具有生命线，但是自然家族本身没有”。我们可以通过指向某个人来让你学会使用他的名字，但是似乎不能通过指向电流表的指针让你学会使用“电荷”这个术语，因为“对单个范例情形的揭示几乎不或从不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学生能够使用新的术语”。在库恩看来，普特南和克里普克也曾尝试将因果指称理论拓展到自然种类术语上，但是并没有成功。“不管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他们都没有做出清晰的表述，这仅仅是它们直觉上正确的东西”。库恩认为我们把布莱克关于隐喻运作机制的说明和克里普克、普特南的因果指称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明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是如何确立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因果指称理论何以能够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库恩对“实指”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就专名而言，这个实指过程是一次性完成的，简单而直接，单个的实指活动就足以确定指称。但是在自然种类术语情形下，实指活动要复杂得多。首先，在自然种类术语情形下，需要多重实指活动才能确立其指称对象。库恩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游戏”例子来说明，我们要想让人明白“游戏”的指称对象，就必须列举诸如国际象棋、桥牌、网球和橄榄球比赛等等许多例子，如果一个人被告知这些对象都可以被称作游戏，那么他就会学会使用“游戏”这个术语，并且能够把足球也看作是游戏的一种。其次，“确立一个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不仅要求展示该种类中的不同成员，而且还要求展示其它种类的各种成员——也就是有可能错误使用该术语的个体”。我们除了要展示游戏的例证之外，还需要在某些令人迷惑的情形下，指出哪些不是游戏所适用的对象，比如“战争”就不属于游戏。这种反向的、否定性的实指活动在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确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实指活动不仅包括实际的指示活动，还包括“用前词汇表中的描述”。也就是说在学习自然种类术语的过程中除了展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范例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已经掌握和接受的术语对指称对象进行描述从而帮助确立某一个新的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绝大部分自然种类术语被引入科学共同体的方式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描述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自然种类术语的确立过程，让我们误以为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是通过定义性描述来确立的，其实不然，因为前词汇表中的描述归根结底也是通过具体的实指来确立其指称对象的。

在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过程中，实指活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呈现的，除了展示肯定性的范例、否定性的范例之外，还可以借助于指称对象已经确立前词汇表中的术语。我们要追问为什么这些肯定性的范例、否定性的范例和前词汇表中的描述放在一起就可以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呢？库恩援引因果指称理论来帮助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有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在专名情形下，有一个人已经在哪里，实指活动就是将那个人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和名字加以对应的过程。但是对于库恩而言，“自然种类”并不是有待于“自然种类术语”从世界那里挑选出来的既已存在的对象，“自然种类”是一系列并置活动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个环节，库恩提出了“类隐喻过程”（metaphor-like progress）的概念。库恩指出，正如布莱克关于隐喻运作机制的说明所揭示出来的：当我们把两个不同的对象加以并置的时候，就会创造出新的相似性。而在确立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肯定性范例、否定性范例以及前词汇表中的描述的并置活动正是一种与隐喻相类似的过程，这种并置也会凸显、遮蔽某些特征，如果它们并置的结果足够显著、足够典型、足够形成一条有力的相似性链条，那么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自然种类”，“一系列范例游戏的实际交叠突出了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游戏’一词能够被用于自然”。

库恩之所以反对摹状词理论对于指称的说明，就在于摹状词理论试图通过定义性的描述来确立术语的指称对象。而在库恩关于语言和世界一体两面的理解中，世界中的对象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自成一类，只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作为一种分类系统以特定方式来切分世界，世界中的对象才各从其类。类隐喻过程正是我们的语言对世界进行切分的一个基本机制。库恩指出，“例子间交互作用的最终产物不是一个类似定义的东西，不是有且只有游戏才共有的特征集，或者人和狼共有且特有的特征集”。库恩的语言和世界都是开放的、生生不息的，类隐喻过程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确立自然种类的本质特征，但是它在将语言和世界加以关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库恩认为通过类隐喻过程可以将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理论拓展到自然种类术语上。类隐喻过程为什么可以确定指称对象呢？原因就在于类隐喻过程通过实际展示和并置会凸显和创造出一个相似性的网络或链条，我们据以识别出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对象。这种“并置-凸显-创造”机制也正是布莱克的隐喻相互作用观所揭示出的隐喻的运作机制，不过隐喻并置的对象是既已成型的自然种类而不是个体，所以隐喻的并置会打破已有的自然种类的分类，成功的隐喻甚至会创造出新的自然种类，所以库恩说，“隐喻是类隐喻过程的高阶版本（higher-level version）”。按照库恩的理解，类隐喻过程也并不是对实际存在的自然种类的澄清，而是对自然种类的创造，所以类隐喻过程和隐喻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语言演化过程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已。所以库恩最后决定放弃“隐喻本身”和“类隐喻过程”的狭义区分，他认为，隐喻就是指“所有这样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术语的交叠或具体例子的交叠产生一个相似性网络，它有助于确定语言关联世界的方式”。

当代隐喻研究为了纠正字面真理范式将隐喻边缘化的做法，试图取消隐喻和字面的区分，将所有的语言都看作是隐喻性的。库恩的做法是保留隐喻和字面的区分，但是赋予字面语言以不同的理解。库恩说，“我不消除或即使是缩窄这条鸿沟。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修辞用法的理论——例如隐喻理论和其它比喻理论一一不以一个字面意义的理论为先决条件”。库恩虽然强调隐喻需要以字面意义为前提，但是他同时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所以字面语言并不是和世界的真实结构直接同一的语言，而是在之前的经验和语言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就像库恩保留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区分，但是赋予它“已有语言”和“新语言”的全新含义。所以库恩关于隐喻和字面的区分和字面真理范式所作的区分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个世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经验，我们的语言是一种富有张力和创造力的机制，它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语词与我们的经验相适应，这个语言和经验相适应的结果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语言和经验的关系类似于康德对审美过程的展示，语言并不是对经验的被动迎合，语言感知经验、约束经验，并使经验成型。在库恩这里，隐喻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语言背后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种内在机制。

有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隐喻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比如实证主义者认为，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模型与隐喻充其量在科学发现的与境中起着一种次要的启发性的作用，但在发展、扩展和评价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并不具有中心性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隐喻在科学发现的初始阶段可以起到启发作用，但是当我们用形式化的方式来总结和表述理论时，就不再需要隐喻了。路翁亭也指出，“每一组现象都有它自己的运行领域。我强烈反对将适合一个现象领域中的工作模型带入其他不适合领域的做法”。反对隐喻使用的科学家往往都有很强的实在论的倾向，他们认为世界本身自有其真理，我们对某一领域的成熟的理论解释之所以会成功就是因为它接近实在本身的结构，当我们从一个实在领域转向另一个实在领域时，如果将原来的理论模型照搬，就会扭曲世界本身的结构。

海西和博义德等科学哲学家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实例反击了对于隐喻和模型的质疑。海西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使用模型或隐喻并不会因此扭曲世界的结构，因为一方面人们对模型的使用要受逻辑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来自世界的反馈循环的约束。模型超越了使用者的主观性，是可以公共地来加以检验的。海西指出：“在科学共同体内围绕隐喻所达成的真理共识在自然实在中有其外部的根基”。而博义德也指出，隐喻不仅应该在前科学阶段发挥作用，而且在比较成熟的科学中也具有严肃的用途，“有一种重要的隐喻类型，它在相对成熟的科学中，对于理论的发展和表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库恩在海西、博义德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首先隐喻有助于科学理论的传播和教学。比如在物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人们常常用“微型太阳系”的隐喻来帮助理解物质的原子结构。隐喻在科学理论的传播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最常见的，但也是最微不足道的。这往往也是隐喻的反对者贬低隐喻的证据，因为教学过程中所援引的隐喻最终会被更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表达所取代，并非科学研究所必须。其次，隐喻是科学理论的构成性要素。库恩认为，隐喻或模型在科学研究中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模型不仅仅是教学式的或启发式的。它们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受到了太多的忽视”。所以，结合博义德等人的研究，库恩指出，隐喻是科学理论内在的构成性要素，“真正的隐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类推）也是科学之根本”，隐喻不是科学理论初创阶段的启发性工具，而是科学理论内在、密不可分的，即便是在理论化阶段也无法消除的构成性要素。第三，隐喻可以帮助确立科学术语的指称对象，引入新的科学术语。李醒民教授总结指出，“隐喻、类比、模型是新概念诞生的助产士，是指导科学探索的强有力的手段”。

库恩认为隐喻除了具有上述用途之外，它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推动科学理论变革和科学革命的重要动力机制。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之后，库恩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科学革命赖以发生的语言机制的重要性，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库恩反思到，“如果我现在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会更多地强调语言变化，而减少对常规型/革命型区别的强调”。

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的革命型变化过程中，总是会预先出现经验观察和语言的冲突，我们无法用既有的科学语言理解和把握新的经验现象，所以不得不对科学语言进行变革，“在革命型变化中包括这样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在得出之前与当时使用的概念不相容。为了做出或理解这样一种发现，人们必须改变对某些自然现象的思考和描述的方式”。所以科学革命归根结底是用来描述自然的科学语言的革命。

为了更好地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革命型变化的含义，库恩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牛顿理学的变化，一个是从伏打的电池观到现代电池观的转变，第三个是从普朗克的经典黑体理论到普朗克“量子”概念的提出。库恩从这三个例子中概括出了科学发展的革命型变化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革命型变化是整体的”；第二个特征是“语词和词组关联自然的方式的变化，它们所指称对象的判定方式的变化”；第三个特征是“所有的案例都涉及模型、隐喻或类比的一个核心变化——及人们感觉中对什么与什么相似以及什么是不同的所发生的变化”。这三个特征归纳起来其实就是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语言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科学语言是有结构的科学词汇表，科学词汇表决定着对于世界的分类，在革命型变化过程中，原有的世界分类方式无法解释和容忍不一致现象的存在，所以需要对旧的科学词汇表的结构进行总体性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正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

“革命型变化在语言上的特征是与众不同的，它不仅改变了术语借以关联自然的标准，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那些术语所关联的对象集或情境”。库恩认为科学语言是通过类隐喻过程与世界相关联的，科学语言的指称对象也是通过类隐喻过程来加以确定的。在科学革命时期，原有的科学词汇表无法解释或容忍不一致现象的存在，就需要对科学词汇表所确立的分类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调整，这个调整过程就是用新的类隐喻过程将原本不属于某一术语指称对象的实例纳入进来，或者将原本属于此一术语指称对象的实例排除出去，从而通过这种新的类隐喻过程创造和凸显出新的“特征—空间”，从而创造出新的自然种类，进而整体性地改变科学词汇表的分类方式。比如，在天文学的哥白尼革命中，原来的“行星”概念包括月亮，但是不包括地球，月亮和火星等星球的并置就创造了旧天文学中的“行星”这一自然种类。而在哥白尼革命之后，月亮被从“行星”家族中去除，地球则被加入到“行星”家族中。哥白尼革命前后的“行星”概念铸就了不同的分类系统，创造了不同自然种类，而这个转变过程正是通过类隐喻过程的并置来实现的，其结果就是“这种变化不仅是对分类标准的调整，也是对分类方式的调整，通过这种方式，给定的对象和情境被分配到既有的范畴中去”。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科学语言的变化是整体性的，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中虽然有很多科学术语是共同的，但是这些科学术语背后的科学词汇表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们所指称的对象集也随之而改变。库恩认为隐喻在科学革命过程中是推动科学词汇表的结构进行整体性转换的重要动力，并且在科学革命结束之后的扫尾阶段，隐喻对于新的科学理论范式的传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将新的科学术语介绍给其他科学家同行或学生，从而有助于确立新的科学共同体，“当这类术语……被已经学会它们的用法的一代人引介给新一代科学人时，也需要这个具有隐喻性质的东西”。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科学语言的革命，而隐喻是科学语言中最具革命性和创造力的语言要素，因此是推动科学革命的重要动力机制。库恩认为隐喻的作用可以贯穿于科学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在前革命时期，隐喻可以促进科学理论的教学和传播，推动科学理论的建构；在革命时期，隐喻可以对科学语言的指称模式进行整体性的变革，推动科学词汇表的重新编撰；在后革命时期，隐喻有助于巩固科学革命的成果，推动新科学范式的传播和新科学共同体的建立。

库恩对于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论述有力地反击了对于隐喻的否定和质疑，揭示了科学革命赖以发生的重要动力机制。如果说类隐喻过程通过肯定和否定实例的并置可以帮助我们确立科学术语的指称对象的话，那么隐喻作为高阶版本，将旧词汇表中不能归属于一类的事物加以并置，从而打破既有的分类方式，创造出新的自然种类，以不同于旧词汇表的方式切分世界。所以隐喻陈述在将两个原本不相容的对象加以等同和归为一类的时候，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比如当我们第一次做出“地球是一颗行星”的陈述时，并且这个陈述对“地球”和其他行星的并置所创造出的“特征—空间”足够显著，那么它就会使哥白尼革命之前的天文学世界崩塌。但是隐喻同时又是创造性的，科学史的发展表明旧世界的崩塌并不可怕，隐喻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也会通过新的分类方式使得新世界得以呈现。

所以库恩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都是通过一定分类系统去描述自然，并且对自然进行预言和控制，人类对自然的预言和控制的准确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但是这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假象，也就是说世界本身有一个真实的结构，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逐渐逼近这个真实结构的过程。库恩认为世界本身没有自在结构，世界之所以呈现出有结构的样子，是因为用我们用分类性的科学语言去描述世界。当我们用不同的结构去描述世界时，世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所以库恩认为，“在革命之后，科学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就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前后而言，常识认为世界没有改变，太阳还是太阳，地球还是地球。但是库恩认为世界的结构已经改变，太阳不再是原来的太阳，它不再属于行星家族，地球也不再是原来的地球，它从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家族的一员。库恩认为隐喻可以帮助我们破除关于世界本身的成见和迷信，增强关于新的可能世界的想象力，“隐喻提醒我们，另一种语言可能定位不同的关节点，以另一种方式切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