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关系的影响探究——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2023-11-01   来源：张永奇 单德朋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着刘易斯陷阱、老龄化陷阱等人口结构陷阱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的重大挑战，如何提高个体的数字化生存能力，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老龄化挑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着重关注点。在老龄化、现代化与数字化交汇的新时期，数字经济正以颠覆性的新业态、新模式突破传统的时空约束，通过加速度的迭代与裂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偏向性，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对就业市场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解决好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经之路。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信息克服不确定性以优化经济效率的技术—经济进路，研讨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相关文献已经不断涌现。但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背景下，将研究主体聚焦于超龄农民工的研究却是十分罕见。关注此类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就业情况，不仅符合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的政策需求，也能使得中国农村养老逐步摆脱“古稀陷阱”，保障此类群体的养老尊严，进而谋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远之策。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中，将研究问题聚焦于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就业的主因为两点：首先，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产业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作形态的变革。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组合式劳动等新型就业趋势攀升的同时，如何引导超龄农民实现有效转型迫在眉睫。劳动关系的确定“需要在安全性和灵活性两个维度上平衡降低雇主经营风险和雇员工作的安全性”。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该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9562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其中虽然没有统计60岁以上的农民工规模，但从实地调查来看，占比较高。而随着多地发布清退令以及实名上岗等规定的趋于严格，许多超过60岁的农民工就业空间变得更为狭窄。收入降低与生活惯性显著增加了此类群体“城市留不住，乡村回不去”的尴尬困境。“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亟待推进。其次，农民工这个职业，诞生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引致产业迭代，对于农民工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恰好对应了当前农民工就业结构性问题的信息不对称与岗位不匹配，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现实中农民工的就业意愿与“短工化”行为。结构性的“用工荒”虽给超龄农民工留出了进城务工的机会和不具有竞争性的工资待遇，但数字技能竞争力的不足以及自发性人口迁徙，造成此类群体就业转型中，多以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为主。临时性就业方式的提供也并不意味着就业质量的强化，多数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依然无法通过就业，从而获得享受更多城市福利的机会。

本研究具有如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在“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并存的现实条件下，评估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影响，不仅可以更好地识别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在现实中与此类特殊群体就业间的紧密联系，为理解、把握超龄农民工在数字时代下的就业特征提供较为可靠的经验证据；第二，就业与养老的协调问题关乎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关乎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本研究从就业的多重维度出发，以个体（绝对）与群体（相对）的两种视角，考察了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效应，为切实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冲击，深入改善超龄农民工就业状况与生计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一）数字失能的内涵界定

要素扩展型技术模型下，数字经济对劳动和资本相对话语权的改变也需要特定依赖条件。在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数字能力被认为是终身学习和参与的重要能力之一。国内现有研究中关于数字失能的内涵界定与测度方式研究较少。较多研究是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认为数字鸿沟的本质是数字权能鸿沟，是社会成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与数字生活参与能力的差异。数字鸿沟产生的标志是数字化失能群体的出现。由此，数字失能可以看作是个体数字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偏离，在劳动市场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数字需求与数字供给的不匹配。进一步追溯相关文献，发现广义的数字能力（Digital Capability）是指“自信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实现与工作、就业能力、学习、休闲、融入等参与社会有关的目标”。从更为狭隘的视角来看，数字能力可以看作是通过工具性引入来提高访问、理解和创造交流空间的能力。数字能力的概念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能力并不会随着大多数人所使用的网络和计算机而自动获得，连通性是数字包容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相比于数字能力定义的宽泛性，数字能力的测度方式更加具体。数字能力的测度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我评估和性能测试。自我评估是基于代表性样本，利用多个数字使用问题对个体的数字技能展开统计分析，进而判断其是否处于“数字贫困”状态。由于互联网是数字科技的核心载体和外在依托，是驱动数字科技发展的引擎，因而国内较多研究采用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数字技能的衡量指标；性能测试是要求受访者在研究人员计时和观察时完成任务，测试相比自我评估更为准确，但因测试昂贵且不具代表性，也存在诸多现实挑战。此外，也有研究认为数字技能不应区分为“基础”和“高级”多个维度，数字技能并不是孤立、可分割的。由此，Allmann K.等认为数字技能指标构建应该遵循三个特点：序列、同时和路径抽象。基于前述定义，本研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等政策文件，认为数字失能可以明确定义为：“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渗透、覆盖的新阶段，个体在数字场景中，对数字技术应用的不适应性与应用障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利用微观数据，探索性构建超龄农民工数字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试图从数字失能视角探究其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冲击。

（二）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从历次技术变革对就业影响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柄“双刃剑”。数字经济与就业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就业市场总量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条路径改变就业需求。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和生产力扩大效应之间的对立协调情形，使得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方向并非足够清晰。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带来“创造性破坏”效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从而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但也有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加快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变化，产生“就业极化”现象。这主要体现为“创造性毁灭”，即对中等技能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以及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创造效应逐渐发生。从劳动力个体供给而言，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与创业概率，显著降低了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概率。但同时，这种新兴的数字化生产技术也降低了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岗位要求与技能不匹配的资源错配明显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重置。

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文献则是系统研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此类群体的抗冲能力（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等），增加了此类群体的失业风险。内在机理为：第一源于就业格局和就业模式的变化，第二来自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增加了农民工互联网使用行为，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农民工找工作的信息渠道。此外，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为代表的灵活化的就业方式也创造了大量适宜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岗位，进而为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权益保障，提高就业质量提供了可行路径。

现有研究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经验观察，但显然还具有以下不足：第一，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研究结论，仍因群体界定与数据来源等影响因素存在观点分歧，且多数研究停留于劳动力是否就业、就业类型等短期就业层面。第二，落脚于超龄农民工就业问题，推进数字经济对此类群体的就业影响研究十分匮乏。农民工就业总量稳定的同时，平均年龄已经持续提高。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超龄农民工学习、适应新工作和精力较弱。第三，数字时代十分重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识资产则是数字能力。以数字失能这一现实表现为切入点，考察其对超龄农民工就业意愿以及就业质量的递进关系，利于在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意愿较低的历史脉络中，助力此类群体“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进而在数字经济赋能积极应对老龄化背景下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三）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内在机理在于技术进步可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就业岗位，从而在减弱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逐渐缓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其底层逻辑是数字经济发展中可以增强行为主体对信息的确定性，从而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实现更优的经济决策。但就超龄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在快速数字信息转换中，此类群体依靠数字能力所传递出的竞争优势明显处于劣势。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赋能个体就业质量提升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增趋势。但随着数字经济基于数字扩散和网络外部性带来的“溢出效应”，数字化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释放的新岗位已达到饱和，通过数字经济大幅驱动农民工就业质量改善的潜能已经式微。新生代、高技能和在高端行业的农民工可能更容易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他们将数字经济转化为就业效能的能力通常也会更强。

数字经济时代的正式来临，将会导致许多由人类执行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许多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意愿及就业时间将会被大幅减少。具体来看，可以从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两个维度展开探究。第一，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具有重复性高、体力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人所提供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力，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通过执行重复性高的工作，可以显著削弱数字失能的劳动者市场生存与议价能力。已有研究基于“机器换人”工厂的案例，以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为分析维度，发现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加剧了一线工人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技术性失业现象有所增加。第二，现代社会的职业分类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数字经济发展中所激发的就业创造效应，将职业单一、重复、低技能职业需求转向从事人际互动强、突发应变多、需特别定制等特性的职业。人工智能技术较为成熟的应用领域直接冲击着生产工厂、餐厅服务生等传统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搜寻空间。第三，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结构变迁中，以亲缘、地缘、血缘为主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逐步消失。这虽然创造了公平就业的新机遇，降低了“隐性担保”，但同时也让许多超龄农民工因初期资源禀赋不足，加剧了其数字失能困境，从而不能有效打破信息壁垒，在短期内实现就业转岗。多数“超龄农民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停留于工厂扎根，而职业技能提升的聚焦群体是“95后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等。数字失能明显加剧了超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使其求职谋生与就业权益保障形势更加严峻。但碍于理论分析与现实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必须利用更为详实的数据展开实证检验，才能得到更加可信的研究结果。

“数字失能”究竟如何测度更加适宜，它是否能够为超龄农民工降低就业转型压力提供新的运思空间，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中因个体数字能力制约所导致的就业差异？基于前述研究测度思路，本研究结合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异化，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和照料方式面临挑战的严峻背景。通过保留“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数据中女性56周岁至65周岁、男性60周岁至65周岁的研究样本以及核心变量，针对超龄农民工群体数字失能的表现展开现实考察与后续分析。

（一）测量指标的选择

与以往着重关注网络使用、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等测量的指标不同，本研究则以数字化融入这一新颖视角为切入点，着眼于个体的“行动愿景”，更加切实关注超龄农民工的数字化生存情况。为此，结合CLDS2018调查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讨论与筛选，以及参考农民工与网络使用领域的四位专家学者所提建议，最终选择了“网上购物的频率”作为超龄农民工在数字时代的数字技能表现。其中，将从不使用网络购物的超龄农民工赋值为0，代表数字失能；反之赋值为1，代表数字赋能。原因在于：第一，结合前述数字失能测度定义，数字技能应该是行为主体在数字时代的一系列动作的集合。无论是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媒介的时间长短以及使用频率等，都不足以判断超龄农民工是否处于数字失能状态。而注册、登录、支付等资金流转问题，明显是当今中老年人的实际触网门槛。“2023年，我教人如何坐地铁，还能涨粉近百万”让我们看到了无法在互联网上发声的中老年人的另一面。总被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年龄焦虑”，在网络中被以更加残酷的形势所呈现。第二，2020年重阳节来临之际，阿里巴巴发布《老年人数字生活报告》显示，老年群体消费金额2017—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费同比增速第二，仅次于“00后”。中老年人从网络购物走向数字生活的现象愈加常见。

（二）样本构成与统计分析

构建数字失能的测量指标体系后，本研究从CLDS2018中获得的有效超龄农民工样本为1171份，其中男性占比为39.97%，女性占比为60.03%，这与前述年龄筛选具有较大关联；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34.07%，高中和中专为36.89%，大专为18.79%，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为10.25%，整体样本的分布比较均匀，且与现实较为贴近，具有较强的分析代表性。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测度指标合理性，还引入了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年龄与数字失能、年龄与网络使用的联合统计描述。从表1的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年龄与数字失能的关系并非线性，在不同年龄阶段此类群体数字失能的表现均十分明显。而考察年龄与网络使用的关系却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超龄农民工群体不上网的概率大幅增加，且以电脑为主要媒介的上网人群十分稀少。这意味着，仅以网络使用的接入视角来评判个体的数字技能，实际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分析偏误性。

表1  联合统计描述分析结果

（三）实证检验结果

学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融合拓展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并为解决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中不仅利用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对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关系展开实证检验，且将机器学习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识别了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之间的联系，为现有实证研究方法加以改善和补充。在本研究中，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变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是否就业与就业质量。第一个维度是用来判断数字失能是否影响了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意愿；第二个维度是从就业的主客观条件（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与工作满意度）出发，进一步考察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是否具有高质量特征。在本研究中，拥有工作岗位的超龄农民工调查样本为709份，整体占比为60.55%。

1.统计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前，本研究先通过拟合图观察了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群体是否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相应情况。根据图1的分析结果可知，有较多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处于数字失能状态，且数字失能也限制了此类群体的就业质量。该现象的可能解释是：首先，数字经济部门的发展改变了就业格局。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裂变出新的经济部类，也带动了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导致了非ICT数字人才的需求增加，从而对服务业、制造业岗位造成了“挤出效应”。其次，数字失能致使超龄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实质原因是此类群体处于技能提升和权益保障的“脱钩”困局，这与资本的逐利性密切相关。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变化使得更多的资本向企业集中，资本要素逐步替代劳动要素，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工资所得降低，并伴随大规模的“割韭菜”现象。

2.基准回归

虽然使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初步证实了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的就业关系，且得到了数字失能可能抑制此类群体就业与就业质量的初步结论。但这种关系检验中依然受到内生性问题的限制。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了其余的控制变量，对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就业关系展开实证分析。控制变量的引入思路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资资本以及区域特征四个维度出发，控制了个体的年龄、身体健康程度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超龄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此外，研究还进一步借鉴赵涛等研究思路，将数字经济指数纳入回归模型展开更加全面的分析。CLDS中因调查保密原则只能依靠省份编码进行匹配。为排除异方差影响，本研究对部分连续变量做了对数处理。根据表2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赋能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意愿起到了促进作用，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另外，研究也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此类群体的就业概率。数字经济、数字赋能对就业意愿的影响差异，可能与宏观发展和微观个体的接纳度密切相关。现代社会里，人力资本技能如何发展都赶不上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表2  实证检验结果

在就业质量的指标测度中，本研究参照张广胜和王若男研究范式，从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劳动强度等五个维度入手，利用等权赋值法构建了就业质量这一测度指标。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可知，针对拥有工作的超龄农民工群体而言，无论是数字失能还是数字经济均未产生明显的经济效果。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农民工群体本身分化较为严重，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超龄农民工群体既有别于同年龄段的城镇工人，也与新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区别。他们大多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年龄段，位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以技能要求较低的、依靠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为主要生计。数字赋能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能为他们增加就业选择性提供新路径，但由于此类群体的技能学习能力相对较弱，针对议价能力与权益保障的博弈方面，较大可能依然处于“弱势”。此外该类群体也适用于预防性劳动供给理论，更加看重当期收入。就业具有不稳定的特征也限制了超龄农民工收入增加，最后抑制了就业质量的提升。另外，还考虑到回归分析中的内生性偏误，通过引入“离本社区快递点、物流的距离”“是否计划引入人工智能”分别充当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就业意愿、就业质量的关系分析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样本数据展开分析后，核心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失能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动态的数字社会中，数字资源具有剥夺性特征。社会网络理论研究表示，邻近性与同质性是密集、高频率网络互动的决定因素。由此，本研究进一步考虑将“同伴效应”（Peer Effect）引入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就业的关系检验中。利用“各地区的超龄农民工的数字赋能（均值）”为同伴效应的代替变量。研究发现，同伴效应的引入不仅能够显著改善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的负向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数字赋能对此类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解决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问题时，不仅需要考虑个人行动的个体责任，也应该将社会或社群行动作为减少数字剥削的重点解决方案。

3.随机森林模型结果

机器学习技术特别适合预测。在数据的置信度有保证以及样本量较充足的情况下，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s）的预测效果更容易被复刻。由此，本研究将使用此方法进行变量重要性排序。相对于传统假设—检验模型，随机森林的优势在于其允许数据包含非线性关系和交互作用，较多相关变量的输入可以助于模型训练。本研究采用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算法，分裂准则为基尼象数。在随机森林模型的性能评价上，使用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F1分数（F1 score）3个指标。自变量在模型中提供的用于正确识别样本类别的信息越多，重要性分数越高，相应的排名也越高。编码和描述性统计的实现工具是STATA和EXCEL，随机森林和变量重要性排序的实现语言为Python。

在表3呈现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意愿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中，前8个变量提供了约79.7%的分类所需信息。总体而言，数字失能的因素影响排序在第三位，对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机会依然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具备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市场上就业意愿更强，就业概率更高。上一份工作是私企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具有更强的就业意愿。同伴效应的正向作用也体现在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意愿中，依靠社会推荐中的同伴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雇主与雇员的“双赢”。而性别、年龄特征对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影响并不是特别重要。表4是以非加权结果的样本量为基础展开分析的模型性能评价结果。总体而言，表3的模型测试中可以较好实现对超龄农民工群体是否工作的分类，正确率达到88.0%，识别“就业”意愿的准确率达到86.0%。

表3  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意愿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

表4模型性能评价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遭遇老龄化不同，中国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步入老龄社会，这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创新空间。从“老龄事业”到 “老龄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转型，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来说，已经充分展现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目前，党和国家明确指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在这样的严峻时代背景下，从数字失能视角对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关系展开深度考察，不仅利于实现资源有效流转以及避免数字服务适老化改造的“瞄偏”，也能在积极老龄观构建中培育、推动“银发经济”，开发老龄社会发展新动能，进而有序实现超龄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全局目标。

数字世界是无孔不入和多样的。快速迭代的数字智能技术正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时空交汇中，保障、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已经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使用中的不平等会加剧生活其他领域的不平等。本研究立足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政策要求，以微观视角探索性研讨了数字失能与超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关系。研究创新性构建了“数字失能”指标，该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以网络使用等接入程度充当数字技能指标的偏误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对重要的借鉴。此外，研究还通过多种回归方法展开实证分析，发现了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其就业质量影响并不显著。这很可能是此类群体更为看重当期工作收入所导致。在应用新技术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个与就业扩大及劳动者保护相关的悖论。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缓解超龄农民工群体数字失能时，通过集体行动促成改变也是一条可行路径。

以往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从“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与知识三道鸿沟出发，期望能够通过政府、社会、家庭与个人的紧密合作改变“弱势群体”的数字失能情况。但现实来看，这种推进思路依然收效甚微。纳入数字系统的危害、风险和其他成本——被差异地加载到特定的“弱势群体”身上，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扩大了数字不平等。就“弱势群体”中的老年群体而言，第一，目前依旧有约一半老年人尚未接入互联网；第二，网络适老化改造升级中的重心停留于感官适老或是机能适老，极大程度上忽略或忽视了情感适老，数字治理对老年人等群体的“挤出效应”明显超出“赋能效应”；第三，触网比率的上升并不足以说明数字融入能力的增强，多数老年人对智能服务存在不会用、不敢用、不愿用的情况。

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将会持续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赋能实体经济。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机器换人”将会进一步压缩数字失能群体的就业空间。为了避免“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为诉求的卢德运动的兴起与重演。这不仅要求政府需要投入相当的社会成本来进行人力技能和素质教育，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要加强社会稳定性的管理。由此，本研究认为，为减弱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不利影响，政府除了提供更为宽松的就业环境，也应对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关注：第一，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多数超龄农民工可能处于赡养父母以及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原期，在此阶段收入与财富的积累情况将会直接关系到超龄农民工的未来养老问题。由此，确保此类群体可以工作且持续将是未来的关注重点。建议政府可以从如何实现超龄农民工有效“分流”这一主线入手。针对保持较好劳动能力、丰富工作经验的超龄农民工群体而言，政府与相关部门应鼓励、号召企业提供相应公益岗位。另外，也需开展更多的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在技能培训中不仅培育、强化超龄农民工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意识与认知，还应该关注其数字失能的具体原因。从时间或者收入等层面帮助此类群体提高数字生产力，改善此类群体对ICT的看法和行为，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寄望于此类群体参与创业是存在较大风险的，极易加剧此类群体的自我与家庭养老压力。第二，“机器换人”中也将会产生部分超龄农民工群体因身体、教育等原因陷入长期失业的现实困境，对此政府应该通过强化数字治理体系与效能，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特殊的就业保障体系，做好此类群体的“兜底”工作。此外，政府与相关部门在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联合相关企业建立超龄农民工人力资源数据库，建设、健全更加合理有效的就业综合服务平台，给超龄农民工提供一定的选择权。进而在完善“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政策过程中，鼓励更多的超龄农民工群体能够实现“积极有为”。

当然，本研究中由于受到数据资料的限制，关于数字失能的指标选择与统计分析都略显薄弱，仅仅从数字失能这一微观视角切入，研判了其对超龄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影响方向，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研究中的缺失部分，带有较强的探索性和试验性色彩。但如何根据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等经典理论，利用全体居民的数字化生存场景，精准地提炼出数字失能这一测度指标体系，以及深入推进数字失能对农民工就业时长及就业类型（兼业、创业等）的理论机制与异质影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进一步维护此类群体的就业意愿与就业质量，以此实现最大化回报将是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