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嬗变——“差序格局”的再考察
2023-10-25   来源：秦子忠   

当前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产生不少文献。这支文献从不同角度扩展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但整体来看，这支文献主要是关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叙事，它忽视了“中国式”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传统演进脉络及其渗透于人民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因而即便有些文献触及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比较分析，但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稳定推进。与此不同，本文以考察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为切入点，侧重阐述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嬗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提供一个综合性思路。这个叙事思路是长时段的，具有大历史观的整体性。从大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迁。一是从周朝的封建制到秦朝的郡县制的转变。另一个是始发于清朝晚期的转变，世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现在仍处在第二个大转变之中。为了看清这个转变的前景，我们需要充分地认知第一个大转变。这一点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前半叶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把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归结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且溢出了社会学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一步加快，乡村日趋空心化。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差序格局概念是否依然有效地代表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在本文中，我们以考察差序格局概念为切入点，呈现中国社会的演化，由此勘定现代中国的基本结构特征。

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流动率小、人际交往范围狭小的熟人社会；就每个村而言，每个人终其一生基本上都在村里度过，不仅彼此都认识，也受着一套礼俗的规范。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城镇人口已过半，是一个流动率大、人际交往范围广大的陌生人社会；就每座城市而言，各个人不知道彼此的底细，但又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需要事先订立契约，以明确各个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鉴于此，费孝通先生以西方社会作为描画乡土中国的一个参照系。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有基层结构和上层结构。这两层结构交织在一起，但并不等同。基层结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宗族伦理体系。就皇帝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言，他也有自己的家庭、亲属，属于宗族伦理体系，而作为天子而言，他是百官的首长、万民的君王，属于官僚政治体系。事实上，除了天子有同时跨越基层结构和上层结构外，那些进入上层的百官士大夫也都有类似的跨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上层结构，所以这两个结构并不等同。据此，准确地说，差序格局表示的是中国传统基层伦理结构的特点而非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或者用费孝通的话说，“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这里可征引一段表述予以佐证。在论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文字关系时，费孝通如此写道，“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这个背景其实就是国家凝成、天下一统的社会需要，它在秦朝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时达到其顶峰。这表明无文字需要的乡土社会（基层结构）与有文字需要的官僚社会（上层结构）是不同的。

如费孝通明确点明的一样，差序格局是以儒家作为其内生的精神根源。儒家是对之前时代文化的一个总结，随后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主流。由此，当我们做更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嬗变时，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是差序格局如何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特有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展开会论及差序格局的历史形成，以及它形成的方式。这是接下来要探讨的主题。另一方面是延展到当今社会，看看中国社会汇入到世界体系之后，差序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的展开会论及当中国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之后，差序格局是否依然能够捕捉到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这是本文最后部分要探讨的主题。

在周朝替代商朝之后，周天子（主要是周公）以封建方式建立起了整个天下体系格局，这个格局的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并且基于嫡长子继承制而有大宗和小宗，小宗里面又再为大宗和小宗，犹如族谱一样，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就宗法组织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的起点而言，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诸候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就周朝社会整体而言，它是个爵禄的等级社会，依据孟子的说法，其大致结构与相应的食禄如下：

在黄仁宇看来，儒家意识形态是阻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因素，它不仅导致明清帝国精力耗散在维持帝国稳定之上，缺乏应有的应变能力，也在道德标准压倒一切的社会行为中难以发展出数目字管理的科学分工。如前所述，儒家叙事是以革新周礼、阐发道统为内容的。在这个叙事中，儒家推崇孝悌和礼仪，在周亡之后以观念形式存在。它从观念转化为现实的建制过程，则在汉朝及以后。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差序格局得以形成，其具体为上层的官僚机构、中层的乡绅自治和基层的宗法家族组织，并且从汉朝到明清日渐强化，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差序格局以家国同构为其实质，因此虽然在朝代交替过程中，差序格局也会短暂地表现为上层或中层组织的弱化甚至缺失，或者与基层组织相脱节。但是只要基层的宗法家族组织没有被彻底摧毁，差序格局观念总像工程师脑海中的图纸一样，在条件具备时候，就会在一体化进程中“复原”出现实版的差序格局。

至此，我们已大体上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成及其自我维持的一体化机制。以下，我们呈现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但是，为了看清自此以后的变迁轨迹，我们需要将空间视野放宽至全球，也需要将时间起点拉伸到15世纪，由此才能在相对完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勾画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15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欧在人口、面积、技术水平等基本面并无多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也被夸大了。它们的根本差异主要在于各自的不同制度（领地—封建制与俸禄—郡县制），不同的解体方式和瓦解程度（封建制导致帝国结构的解体，而郡县制却维持这一结构），以及各自农业经营方式、主流意识形态对地理扩展的不同需求等。这个根本差异构成了中西社会的历史性分叉，并且导致了它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从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在思想观念上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的主体性、理性能力得以张扬；在社会制度上先后经历新航路的开辟、新型的社会分工和工业革命，在这些变革驱动下西欧的封建庄园经济日渐解体，大量涌入城市的流民推动着城镇化，并且在王权的支持下西欧率先开启了城乡分工（即城市主要承载商业工业贸易业，而乡村主要承载农业牧业）。行业分工，以及其他领域的分工；与此相应，现为人所共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西欧诞生其雏形——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450—1650），随后它以西欧为中心区，扩张至俄国、奥斯曼帝国、印度次大陆和西非，以及亚洲的中国等东方国家（1600—1840），并迫使后者作为或改造为其外部市场、边缘区或半边缘区。

从中国视角来看近现代世界进程，便触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大意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胜于同时期的西方，却为何近代没能率先发展出现代科学。对于这个谜，学界已有了许多讨论。这里不再作赘述，只论及与本节主题相关的内容。在求解李约瑟之谜上，黄仁宇认为，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西式的文艺复兴，根源于地理和技术因素，而非意识形态因素。与此不同，金观涛和刘青峰将之归结为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相互耦合，这个耦合维持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由此使得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像墙头芦苇一样，萌芽在对原有组织起瓦解作用而自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无组织力量”之中，并且只能在历代王朝衰败后期随着无组织力量发展而迅猛成长，但当新的朝代建立后它又被铲除。

事实上，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开始以近似现代金融管制方式来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随后蒙古人入主中原，虽然承接和发展了唐宋的科技，但是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税收迟滞于底层，又强调“农业第一”，这实际上为随后明朝转向内在而不事竞争的收敛态势奠定了基础。朱元璋的明朝“看起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数量，于是才将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统一起来。……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治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家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的企划之内了。”

然而不管怎样，自1840年以后，中国（晚清）事实上以半殖民地的方式被纳入到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相应地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费孝通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就是以社会学方法描述在世界工业革命影响下江苏开弦弓村的蚕丝业、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等。从整体来看，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它与中心区的关系，以及自身内部的变迁，基本上可适用于马克思在1848年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段文字性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894年甲午战败，传统意识形态瓦解，士人或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1905年废除科举，儒家思想与制度建构之间的桥梁（至此，汉朝开启的察举制之途中断）瓦解。1911年清帝退位，中国结束自秦始皇创立而绵延2000多年的帝制。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与新思潮同时并行清理这个解体帝国的残余。受西方资本主义的驱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应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已经识别出五个阶级。它们分别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附属于帝国主义；中产阶级，他们主要是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是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他们主要是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他们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等。

社会出现了缙绅城市化，它是一个全国性潮流，由此原有的官僚、乡绅、宗族相互耦合的格局遭受破坏，士人活动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与此相应，各式新式学堂兴起，接受各种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农民也逐渐成长起来，并反作用于原有的旧体制。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几个月来湖南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为十四件大事：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农民诸禁；第十件清匪；第十一件废苛捐；第十二件文化运动；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这个潮流若持续下去，乡村势必空心化，宗法家族亦遭受破坏。

但是，激化反传统的农村改造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温和下来，并且出现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现象。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言，从1937年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抗大一系列演讲和相应的文章中，我们已明显看到，他们力图把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对马列主义解释的基础。马列主义由知识中心论再次返回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列主义的儒家化。尤其在40年代经延安整风后，儒家伦理和农民文化可以毫无障碍地融进中国的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换和破除反传统心态，农民化则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并将农民革命和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与文化纳入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化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从原先激进的“革故鼎新”转变为温和的“吐故纳新”。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费孝通当时对中国乡村结构的社会学观察——差序格局。因为不难想象，如果全国乡村都持续湖南农民那样的运动，那么具有儒家特质的差序格局便可能过早地消失殆尽。

从清朝解体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段，中国社会的上下层组织不能衔接配合，或是上层缺失，或是上层与下层对抗。1917年至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属于上层组织缺失，至蒋介石和国民党于南京缔造了国民中央政府为止。1928年至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国民党与共产党处于政权争夺的内战之中，属于以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上层组织与以农民和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下层组织之间的斗争，至毛泽东和共产党于北京缔造新中国人民政府为止。在这个上下组织失衡或对抗中，中国社会上层组织或革除或重组，基层组织也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改造，但是以宗法家族组织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并没有解体，尽管它也经历一个缓慢演化的过程。因此，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仍然是差序格局。

自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先后经历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当现代中国发生如此巨大变动之后，差序格局是否有了新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按照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进行建构的，因而它具有相对均等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由于中国实行城乡二元管制，城镇化缓慢，乡村结构也基本保持原有格局。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则阻碍了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日趋拉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快速车道。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宏观层面的变化。从世界体系来看，中国开始逐渐并入了以欧洲为中心、其他地区为边缘或半边缘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从边缘地区开始，经历数十年的赶超，现在已从边缘区过渡到半边缘区，并向中心区靠近。从中国社会内部来看，它内生出了具有资本主义商业，后者正在驱动中国的工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向前发展，并且在基于比较优势的世界产业布局中，现代中国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结构。

事实上，费孝通当年也注意到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及城镇化进程。但是与费孝通当时所观察的社会相比，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更快，并且当城镇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差序格局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表现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不再是乡村，而是城市，后者是由大量城镇人口、各级政府、专业化组织等主体构成的。具体而言，在社会分工和城镇化的持续驱动下，中国社会在不断纵深化，另一方面在不断多元化。纵深化是指中国政治治理的层级增加，传统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三级，民国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区政府四级，新中国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区政府、乡政府五级。多元化是指中国社会在横向上发展出非政府的但却具有相当政治功能的组织机构，如媒体、报纸等反映民意舆论的组织，律师团体、各类权益社团、第三方组织等具有精英参政议政特征的组织。纵深化和多元化交错在一起，因此社会整体来看不仅没有旧社会的等级性（它被横向上的多元性所平衡），也没有旧社会的压迫性（它被横向和纵向上兼具的流动性所平衡）。

在乡村层面，我们则看到另一种景象。这个景象不再是费孝通当年观察到的占人口80%的乡村，相反它的空心化日渐凸显，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并且持续减少。由此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也便随之转移到了城镇中来。对比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程度达到了费孝通先生当时（20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西方社会，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的城镇化比率——50%左右。但是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乡村有非常强的韧劲。这个韧劲晚近又得益于中国政府施行的土地政策、新农村建设等而加强。因此现在虽然有约6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镇，但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此而言，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具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际关系陌生化，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当时主要聚拢在乡村，现在拉伸到了城与乡之间、城与城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务必建立在事先约定的清楚明白规则之上；另一方面是乡村空心化，大量人口不断从乡村涌入城市，当城市人口大于乡村人口时，原有的宗法家族组织要么失去其功能，要么衍生出新的形式。现代中国社会中以宗族和姓氏相关的各类组织并不少见，家族企业、某某氏教育基金、某某省市商会、甚至各省市的校友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传统的组织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式。这一现代社会，其结构特征与差序格局具有家族相似性（这即是其不变的方面），但是不仅其形式而且其内涵都已有很大改变（这即是其变的方面）。纵向来看，它的乡村空心化，人们生活重心坐落在城镇，政治治理的层级拉长。横向来看，它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专业化进程催生力量庞大的以多元化组织为内容的中间社会力量（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政治参与的范围扩宽。由此，这个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既不同于费孝通从基层乡村来看的同心圆波纹，也不同于黄仁宇从社会整体来看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它的结构特征犹如一只展翅的蜻蜓：蜻蜓的头部，此乃信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党组织；蜻蜓的胸部，此乃各级行政组织和城镇市民的自治组织（各类市场主体或第三方组织），而其相连的两翼，此乃根源于社会多元化而内生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民意组织和谏诤组织；蜻蜓的纤细腹部，此乃居留乡村的农民和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