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特质与精髓
2023-10-11   来源：邵龙宝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个新形态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就是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有识之士看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是可以和西方文明体比较的文明体。这个文明体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文明体新形态的主导理念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重大使命，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再生产的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中国哲学的精髓是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国人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宝贵思想资源。

特质是指特有的性质和品质，精髓是指事物的精气真髓，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精髓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握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品质、真智慧。我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精髓及其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道”文化的圆润、包容境界即阴阳协调、整体和谐、“一多不分”；二是“五常之德”不仅是治国之道更充满人类的生命精神价值；三是“性善论”和“人生三不朽”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根基；四是儒释道生命智慧是心性修养与人格自我塑造的学说——如何成为平凡、真实、诚信、有责任担当、智慧、创造性才能、快乐的中国人。

相对于西方的逻格斯文化和神文化，中国文化是道文化。什么是“道”？一方面“道”是很遥远的、玄妙的、高深的、超越的，另一方面“道”是很平实的、很简易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在日常生活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时时感悟它、践行它。“道”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那里是强调阴阳对立和互补，强调在阴阳交感中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发展、联系，认为变易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是宇宙人生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主宰生命原动力的动脉。一阴一阳是相对的，成败、快慢、高低、大小、明暗等形成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顺应自然之道，承应天道，理解人道，体会事道。按照客观自然规律行事方能为社会造福、为人类服务。儒家所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讲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是社会生活中每每能触碰到的。道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天人合一。不了解天人合一的内涵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的高贵和精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真实无妄即天道，寻求真实，使得天道在人间社会中呈现，即人道。一个“诚”字充实于天地之间，不仅可以成就自己，还能成就万物。万物一体的“一”和“体”即真实。儒家文化中最主要的精髓和特质就是这句话：追求真实、遵循天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就能尽人之心；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道出了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特质。《道德经》中的“道”是指孕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自然社会运行的总规律、真善美的精神实体、社会人生应遵循的行为准则、“道者反之动”的朴素辩证法和认识的最高境界。

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就是追求、寻找真实，使人的心思、行为符合天道的真实无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知道、证道、悟道、践道、行道都是为了追求“诚”的境界。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就是要使人道的仁和义符合地道的柔和刚、天道的阴和阳。儒家是一个包容、多元和开放的体系，它的为人处世的生存法则离不开《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经》及其儒道二家如何阐发“道”的内涵和意蕴。《周易》中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日夜兼程、运行不息、刚强劲健，不屈不挠，人应像天一样不断奋发向上，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创造了宇宙自然的大美，人工根本无法企及。大地的气势广大、厚实、柔顺，以其博大的胸怀容载万物，不需要人们赞美它、奉承它，它也从不束缚、扼制你，让你自由自在的成长，大地创造了大爱。《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真正的大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也是“道”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天地给人以最高位格。天道即人性，天人合德，人要效法天道昼夜不息、刚健有为，创造大美；效法地道的厚德、包容，创造大爱；人要像天地那样，做平凡、真实、快乐、有担当之人，崇尚真善美，效法天地自然与天地参，去创造世界和自身，让宇宙人间变得越来越美，让万物自由自在生长发展；人应像自然那样自然而然，从不伪饰、不裁制他人他物、不以自我为中心，与万物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易经》孕生儒道两家，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的“道”强调人道要效法地道和天道。从道家对“道”的理解来看，孕生天地万物的是“道”，“道”又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行的法则；是规范行为的指导原则；是反映事物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是揭示事物和人的行为的规律，也是“道者反之动”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化；道又是指导人的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当人们掌握了这个“道”的实质，人就拥有了最高的认识境界、最高的智慧。因此，中国文化是“道”文化，离开了“道”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的灵魂，“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特殊的地位。

如何理解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两个核心概念的深刻意蕴？这在安乐哲、田辰山先生那里表述为“一多不分”，既区别于西方“一多二分”的特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多二分”的“一”是指唯一主宰性的上帝，“多”是由上帝创造的一切独立之物。中国文化的“一”是指“‘道’和‘理’，是自然、宇宙、社会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相通、互变、互系的浑然‘一体’；‘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多’（万物）中的。‘一’与‘多’是互含、不二和‘不分’的，故称‘一多不分’”。中西思维方式之不同在我看来：西方是主客二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形成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及至近代是实证实验科学，但属机械论思维方式。中国是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有机论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中西方不同的智慧。中国智慧即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认为所有人和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是不分的关系。它既是宇宙论、世界观、天下观，又是认识论、生活观、知识论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智慧和处世哲学。按照成中英的说法，中国思维模式、“一多不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叫“和谐辩证法”，其要义是：其一，世界是一和谐整体、和谐的历程，生命体也是这样；其二，冲突差异是存在的，但是可以得到化解；其三，万物是由对偶而生：天地、男女、上下、内外、文质、己人、知行、义利、仁智、礼义等；其四，对偶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等性质，差异皆生于对偶；其五，对偶生成了无限的生命创造力，冲突可在对偶关系形成的架构中得到化解。和谐辩证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和精髓，“一多不分”与“和谐辩证法”的根源性概念就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学习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以求道、悟道、证道、践道、行道为根本，所谓“得道高人”就是真正领悟“道”的君子、贤人、至人、圣人。儒家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通向“道”——在人事世界完善人自身的“道”。天道和人道看似有分界，甚至有时表现为对立，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奉有余而损不足”，但是归根结底人道要顺应地道和天道，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总是通过创造活动，即与“天地参”，在社会关系即充当的各种角色中创造社会人生和自我。这和西方文化中只属于造物主上帝那种超绝、无中生有的创造不一样。中国哲学更强调人的创造性，它不受制于上帝，而是突出人的能动性。它要顺应的天道主要是要凸显道德，人顺应天道就要讲道德。中华“道”文化与西方逻各斯文化和神文化各有千秋，不能说中华“道”文化就一定比西方“逻各斯文化”和“神文化”好，也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比中国文化好，各有利弊短长。中华民族因为有“道”文化才得以从无数灭族的灾祸中得以自救逃脱；因为有“道”文化我们才能从衰微中生生不息、绵延千年。“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道”文化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源远流长、5000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的文化和文明。从未中断的根子在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国人的第一政治关切，是经无数次血的教训凝成的集体共识。大一统有一整套制度体系来支撑，如郡县制、科举制、文官制、乡绅制、监察制、史官制等等。这是中华文明的安定之道，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质。

“和合”，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包容性的文化是我们文化的又一个特质。和合即中和，中是人类行为的最佳选择，和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早在三代以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尚中尚和就已成为一种施政道德，孔子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是权变，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在权变的观念下强调灵活用中，荀子创立了礼仪中和论，在强调天人相分的同时主张天人中和论，在培养人的中和品格，在调节人的行为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易传》使中和学说达到新的高峰”，《易传》的基本范畴是阴阳，《易传》的“时中”是随时而中，继承弘扬了儒家的“中和”思想。《中庸》推动儒家学说走向成熟。《中庸》认为，人的本性是上天赋予的，“性”的精华是“诚”。《中庸》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柔刚特质。

我们知道西方神文化只允许信他们所信奉的主，否则就要对那个不信奉他们主的人二代、三代赶尽杀绝，这是西方人自己都承认的西方神文化的偏执性。西方历史学家说，西方的一部历史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华文明是“一体多元”，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定鼎中原，都主动传承中国制度体系与伦理体系。“多元一体”能把56个民族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各种宗教在这里能和谐相处，少数民族的皇帝都认孔子，为孔子立碑。佛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都先后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从根源上考察就是“中和”思想在发挥作用。郑和七下西洋时，我们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船（舰）队，但是我们没有侵占他国一寸土地，没有乱杀一个无辜，只是为了扬我中华国威，传播中华文明。我们只知道西方文化崇尚独立自由、平等、公正，不知道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形成并建立在道德自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周代统治者战胜商代后并没有妄我自尊、得意洋洋，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兴衰成亡，个人的得失成败不是由天帝裁决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行为有德还是失德导致的，是有利于百姓还是有害于百姓决定的。这就是建立在道德自觉基础上的最早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和“中和”之德密不可分。西方的人文主义到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之后才产生，中国的人文主义比西方早1000多年。中华文化具有这种重人的文化，是一种自主性、创造性很强的文化。

“道文化”也是一种责任伦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依靠集体，这个集体首先是家族、宗族、家规、家教、家训，都讲责任，讲礼法和人情。如意大利华侨，本来很穷，一靠勤劳，二靠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物緣这五缘关系很快就富起来了。责任先于权利，更强调有多大权就要担多大责，责任的背后是道德的底蕴。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德才兼备。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叔本华说，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和他人评价你是什么对幸福的影响更大。这都是以“道”的原则、规律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使人成为真实、善良、有责任担当、快乐的人。在微信网络、金融文明时代，人性的善恶、美丑表现得更加充分；用“道”来裁定就会真相毕露：凡是离经叛道的——自食其果；凡是循道而行的——就会获得成功、幸福和快乐。人类社会从古到今支配社会运作的中轴力——由原始社会的淳朴、野蛮的道德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权势、金钱，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识成为中轴力。由于崇尚知识导致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压抑了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知识出现分裂状态，所以现在正在呼唤智慧成为指导社会的中轴力。智慧是以道德人文为前提和基础，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能预见未来，善于悟道、怔道、践道的一种思想的力量、理念的力量、价值的力量。这里有一个深层的机理：成人、成家、成就事业、治国理政都靠一个法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周易·系辞下》）。“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汉·王符《潜夫论·忠贵》）中庸之道是“道”文化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和人格特质。它崇尚无过无不及的适中、适度、合宜。《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之道是说在应当的场合，应当的时间、用应当的行为、对应当的人说应当的话，以应当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应当的目的。中庸之道重在一个“权”字，在动态中始终能够把握“时中”，真正做到无过无不及，适度、持中，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美妙状态。所以孔子说，高山好上，火海好闯，中庸难能。《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意为君子尊崇恭敬德性，又勤学好问，使德性和学问达到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已极其高明了，依然要遵循中庸之道。可见要真正掌握中庸之道的世界观、方法论，将其内化为人格品行是非常难的事，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件事做到中庸境界是可能的，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人格特质，凡事都能做到中庸就难了。如中庸的人格境界是“气魄恢宏而不张狂，举止端庄而不拘谨”，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这是古圣先哲的圣人气象。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其精髓乃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含义是通过自我修养合于至诚、至善、至仁，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美好境地。

以儒学为主的中华典籍和思想大师们阐发的思想精神高度，都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体悟，并从经验生活中怔悟、践悟，从而跃起、上升，点燃信念之灯，照亮智慧的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理论都是用来蕴含文化生命精神价值的。无论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都把人放在宇宙、自然和社会关系中阐发其独特的价值，强调其精神生命的超越性。儒家的道德伦理是形与神的统一，是一种互系关系，形具神在，形毁神灭，形可以千变万化，但神可以不变。儒家“五常”之德即仁义礼智信也是形与神的统一体，践履“五常”之德是为了对至善的追求。仁义礼智信五常看似规范，是形，实质是德性、德行，是神；是形与神的统一，是规范与德性的统一。“仁”和“礼”也是形与神的关系，任何道德行为都要遵行制度即礼，但那颗心是否认同制度、自觉去遵循才是最重要的，此即政治价值观，是大德。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把恭敬辞让之心包含在里面，都是为了体现一种人类的道德生命精神。义和“智”也是形和神的统一。如果把“智”看成是聪明、智商高，它使得人的行为符合理性，毕竟“义”才是引导理性的神韵，离开情义、道义和正义的“神”，理性就会沦为仅仅为了达到功利的技巧和手段了，所以儒家的“智”实际上不是智力和智商，而是“智慧”，是以德性为前提，能通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通过过去、现在能预见未来。它主要不是体现为科技理性，而是对社会人事、宇宙、自然中人的价值的凸显、人的幸福、人的存在和人的超越的生命精神的发掘。至于“信”和“智”也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信与诚相应，是立人、立家、立国的根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是形和神的统一。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的恒常之德，体现了人的生命精神价值。“仁”作为一个人的精神生命价值，就应有恻隐之心和对大众的关爱，其实“仁”的第一义是爱己。其次才是爱人，再扩展开来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穷），不可以长处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在吃完一餐饭的时间里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仁”的第一义实际上是“身心一体”，郭店楚简中的“仁”字只有一种从身从心的写法，上面是一个身体的“身”字，下面是一个“心”字，意为首先要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身心合一”，就是做任何事都能特别专注，做好当下的事情，不为过去的事而懊悔，不为尚未到来的事而担忧。这种关注当下事的精神的高度专注，才能发掘自己的创造潜能，才是最有利于健康，是对自身最大的关爱和修炼即“仁”，这个“仁”是爱自己，使自己身心合一，是万物一体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美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叫“入静”和“坐忘”，是不为“坐忘”之“坐忘”，是时时日日在不知不觉中的坐忘，是日常忙碌生活中的入静。这样有自爱、仁心、身心合一的人才能真正去爱人、关爱大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爱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仁爱的最高境界“忠恕之道”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义”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操守，是人之所以能顶天立地的魂魄。人之为人怎能不讲情义、道义和正义。荀子说“水土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就是“人禽之辨”在于“义”；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以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不能不讲情义、道义和正义，否则就沦为禽兽。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是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个定盘针，有个警察、法官或检察官，清楚地知晓自己的言行举止善恶真假。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为善去恶要靠平时的修养功夫。身之主宰便是心，不忙不乱，不焦不躁；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黄帝内经》曰：“意闲而少欲、心宁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是讲人有仁义之心则能意闲少欲、心宁不惧、形劳不倦，身体康乐、长寿。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德性、社会道德风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周礼》是周代的典章制度，任何时代和社会的人都不能不遵守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古代社会的治理是礼乐并举，密切联系在一起，“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记·乐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孔子曰“广播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作为规范的礼，其功用是处理五伦关系。在先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体现了中国式的传统社会的平等。从家庭到乡社有学规、乡约、族规、家训等。礼作为仪式，任何人都不能不讲礼仪、礼数和礼貌。在传统社会的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见诸于文字的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乡见礼》《曲礼》等。礼作为核心价值在《礼记》中蕴含丰富的内容，包括个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是人之为人特有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通过自修、自律让自己富而好礼、贫而乐道，“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礼”又可以内化为自己的品格，唯有礼乐兼修方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作为品格的“礼”体现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个体的这种精神状态的集合就是社会风尚。“礼”又是通向社会的通行证，是出于对他人和对自己的尊重，“明礼”不仅仅是外在行为，也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自然反映，首先凸显了人的尊严。人类生而自由并享有相等的尊严与权利。巴尔扎克曾说，傲慢是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尊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为人粗鲁意味着忘却了自己的尊严；席勒说，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的尊严，他就完全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受屈辱总比使人屈辱好，宽容是深刻的“明礼”。尊严要以人的内在自我的道德意识为支撑。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是明礼背后人的尊严真正价值之所在。人与人交往有一个怎样选择有尊严的方式问题。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我们为什么要对人讲礼貌？用康德的话来说，是因为“人”是目的，因为“人”是有“尊严”的社会动物。为什么孔子的“恕道”能成为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因为人之尊严是指不容侵犯的地位和身份。每个人的人格尊严要比希特勒的军队更加强大。尊严分实荣和虚荣，有的人为自己获得的实荣而自豪，有的人为自己获得虚荣而沾沾自喜。尊严是人的深层价值，“明礼”关乎人的深层价值，可见“明礼”是有深刻内涵的。“礼”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智”即智慧，不是智力和智商，能称为智慧的一定是以道德和人文作为前提的；是能够预见未来的一种卓识；是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了然；是富有人性和人道的处事方式，不像西方人的智慧建立在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的基础之上，表现为对自然奥秘的探究，是对人和世界的理性把握，崇尚“势”和“力”，用理性精神找出因果关系。我们的智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顿悟式的生活常识理性。在“四书五经”中主要表现为道德修养上的实践理性。无论《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还是《黄帝内经》与四书五经都崇尚“道”与“德”，都属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智慧，都崇尚中庸之道，讲求和谐辩证法，都内涵一种包容、宽厚的精神品质。中国文化的智慧不仅仅是知性理智发达，更是一种生命的洞见，是一种直觉顿悟式的，认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有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是一种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彻悟，是对世事的谙熟，是一种纯真的谦虚；是对天命、圣王、大人的敬畏，对自己担当的使命和责任的敬重。中国文化的智慧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对生命的觉慧。

“信”乃立人、立家、立国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今天的社会就是人与人的信任、信赖和社会诚信出现了危机，这是最大的软实力的缺失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平民化文化，却有着高贵的气质：仁爱、正直、宽厚、包容、责任、不偏私，强调在是非善恶面前应叩问自己的良知，要善于驾驭自己的欲望和邪念。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精神生命不断得以提升的文化。现代人崇尚自由并不是放纵，自由的限度是不能干扰、损害他人的自由；自由不是塑造小我，而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过程中塑造与自己身心、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世界息息相通的“大我”。这种现代的理念和价值，在传统的儒释道理念中有着极为丰厚的资源可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常”之德是在天地人、宇宙、自然、社会中处于开放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的生命精神的升华，社会和谐状态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平衡，人与人的关系平衡又决定了人的身和心的和谐状态。“五常”之德是要在传统社会中使人的勇气、毅力、胆识、胸怀、睿智、情操、爱憎和理想得以和谐平衡地发展，“五常”之德的习得靠修炼心性，治国理政的关键是靠治心。

中华文化早在夏商周三代文明时就关注“人心”“道心”的问题，就关注“天下”“万方”“四海”情状，就已经深刻认识到“道弥盖而身弥损”的道理。孔子思考的是“天地万物之美”，他虽未明确道出人性的善恶是非，却给后人留下无限思考和想象的余地。孔子的基本判断是：人是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人，人必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关系中，所以必须要讲求“五伦”和“五常”之德。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人心的端正，治理者本身的人心端正乃是重中之重。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而言，取信于民，较之精良的武备和充足的粮食更加重要。“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是践履忠恕之道，对百姓不喜欢的事情千万不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为人处世要遵循，治国理政更要遵循这一核心原则。此即儒家的行王道，“王天下”的王道就应专注于自己的人心和百姓的人心，改善和变化天下人的人心和道心。这种“道”文化的智慧可以成为21世纪人类控制和驾驭自身欲望和邪念的新的启蒙思想资源。

道家崇尚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智慧认为：“无为”的实质：一是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二是不违背自然规律，不盲目地去为；三是对自己非分欲望的限制，不是对别人自由的限制；四是对超出自己能力之妄为的限制，也是对滥用权力的限制；五是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十章》）。“生而不有”是说事物的发展自然而然，不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状态，停留在某一个状态；“为而不恃”是指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长而不宰”是说为万物尽了力而不恃其能，助万物成长而不宰割它们。所以，一旦功成，环境、条件都已发生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功成身退。总之，看重自然而然的“无为”，“无为而治”中的无为，把“为”当做“无为”，把“无为”当作“为”。这里的“无为”意思是不妄为，不含任何人为的成分，是对人的尊重，对自然的敬重。“以无欲为欲，以不学为学，以不言为教”（《道德经·六十四章》），是指一切因循自然，不扰民，使得老百姓有机会开发自己的潜能，展露自己的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五十七章》）。领导的职责是：制定方针、选拔人才、调查研究、出主意。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循道而行的实质，这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敬畏和效法的根本。治国之道的根本是治理者对自己的“心”的治理即修心。“无为而治”的“无为”亦可诠释为不贪图名利得失，不为自己的权力、声望、利益而为，而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为，如此之“为”方能“无所不为”，真正使得老百姓人心归附，实现天下大治。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性善论”和“人生三不朽”论。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质。中国文化认为人性源于天地之性。天地是纯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天然富有这些品质，且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在继承文化遗产中一代一代不断地进行“成仁”的实践。人是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扭结，是植根于、受教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逐步去除动物性，成为完善的人。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中国人活在世上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成就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成人、成为君子。有一句话一直被我们误读误解，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若不自私，老天都不能容忍你。其实，此话真实的意思是，人若不能完善自己、成就自己、提升自己，天地都要诛灭你。儒家认为，每个人的学习不是“为人之学”，而是“为己之学”，即学习不是为了装潢门面、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不断提升、德才兼备。中国文化的“性善论”和“人生三不朽”，不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上帝存在，而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的精神王国。西方的神文化，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是无知无能的，人只能匍匐在神的脚下，爱上帝、信仰上帝、期望上帝拯救自己。基督教认为，人终究会死，人死后躯体会腐烂，但灵魂可以永存；信徒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一旦离开人世便期盼活在上帝的身边，活在上帝的心中。中国文化并不相信有个人格神上帝的存在，不愿意受上帝的裁制，而是深信通过悟道、体道、证道、践道、行道来提升自己的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修身养性或“化性起伪”塑造自己的君子人格。“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是中华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一种表述，而成为仁人君子才是每个中国人的真实的理想目标。在《论语》中“君子”出现107次。中国人的理想是人死后要活在他人的心中，也就是人生真三不朽。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人间建立道德精神王国——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人生真三不朽。这种信仰的力量无比强大。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罗马帝国基督徒只有1000人，300年后发展为3300万，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在长期受着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欧美人看来，中国社会是没有信仰的魔鬼的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人什么也不敬畏，什么坏事都敢干。这是一种错误的偏见。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中国人的信仰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有本土宗教道教，有中国化了的佛教，有儒释道互动中形成的民间信仰，都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的精神王国。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要追求人生真三不朽，追求肉体腐烂后的精神永存——活在他人的心中——倘若不能立功、立言，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立德。立德是中国文化最崇尚的信仰和价值，亦即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当然，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道教迎合了中国人想“再活五百年”的梦想诉求，并阐述了有些特殊动物比人要牛很多的理论原因。道教由道家思想为主体结合儒家佛法理论，结合先秦的方士技巧升华而成，提出了让羽化成仙的的概念和“六道”中“天”的延伸和神仙概念。道教以行善积德为根本，靠修炼“内丹”和“外丹”的方法、手段让人对永生有想法。老百姓拜土地庙、观音庙、妈祖庙都融会在血脉中。老百姓在遭灾时可请道士来求神消灾降福，如玉皇大帝、东岳大帝、三宫大帝、关帝、财神、城隍、钟馗皆是通俗共信，民众对它有一种亲近感，道士还登门为民做宗教服务，如驱邪治病、安宅消灾、预测吉凶、超度亡灵。道教主张真朴、洒脱、清虚的精神，对儒家的执着是一种补充。它的辩证法富有魅力，它重养生、保生，讲性命双修，非常有吸引力。中国佛家思想安慰了古代底层民众。佛学三千大千世界，在空间、时间上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苦空观使人超脱苦海，静默觉悟的方法了断俗情、超脱生死，达到无苦境地，是一种自我精神调节。佛法给出了轮回因果体系，“世间分六道：阿修罗，畜生、鬼、人、天、地狱”。通过轮回的解释，来宽慰那些一直遭受厄运的人，强调一切都有因果，接受自己的苦难，承认自己的命运，放过自己，致力于为了他人做好事留功德。佛家理论认为：“佛门不舍一人。”如果感到生活有很多困难，可以通过诵经打座修养自己的心性，最后达到慧开，智慧开了就能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佛教讲无我，儒家讲生命，但忽略生理生命，道教重生、炼丹，恰好可以互补。

儒释道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民间信仰：所谓“头上三尺有神灵”，“善事多做，坏事莫为”，“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人在做，天在看”，“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人算不如天算”，“因应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这些口头禅、谚语看似迷信，实则是中国民间社会老百姓的一种小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创新性转化可以出新。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积德行善；三是修身养性；四是讲究人情；五是实用理性；六是入世与出世的统一，透悟人生。中国人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绝望时是佛家。年轻时是儒家，中年时开始有道家情怀，老年时有意无意就对佛家感兴趣。儒释道的心性修养是要人有道德，就是教人在物欲面前“不动心”，在入世中有出世的境界，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马中西的碰撞、交融中感到有矛盾所以进行选择。这是人心所向，是将传统融入现实中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孔子常把圣贤之德与天地之德放在一起比附，认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中庸·三十章》）历史上志士仁人每当国家危亡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中国文化信仰的力量和中国人理想目标的最好的表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极力赞美中国文化。伏尔泰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扬神怪”，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都是真正的相信道德，摒弃宗教迷信；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讲道德。伏尔泰以为“人类再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相信儒学是最好的人类理性的哲学，并认为中国是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称赞孔子为人类揭示了理性之光。中国人所追求的至善的精神境界具有类似基督教的超越性。认为真正有德性的人，他的诚意持久不断、源源无穷，超越时空，最后出神入化，揭示人心、人性、人德、人智、人行即所有的人的精神活动状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变化的。这就是《中庸·二十三章》所说的“诚则形，形则著，著者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既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又是最重要的精髓之一。

人性善恶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制度问题、信仰问题。性恶论注重制度设计和建设，以此来克服人性之恶，认为好的制度能克服人性恶的一面，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这是制度的力量。然而制度也是靠人来制定的，只看到人性恶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人性善的一面，使制度、政策、环境有利于激发善良人性，使制度的善与人性的善二者高度统一。性善论看重人性有无穷可以开发的潜能，注重修养和教化的社会功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没有说性善性恶，强调社会环境、习俗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作用。无论孟子的心性修养论还是荀子的化性起伪论都深信教化的力量，相信人性不是天定不变的，自由、民主、全球化、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建设单靠制度建设是不够的，需要道德体系的支撑才能完整。每一个体的道德修养都有一个“自我的场域”，修养的实践过程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互动的过程，中国抗疫的伟大胜利就是在这种社会网络互动中取得的。这是“‘仁’的圆成——一个同他人一道在构成自己的关系中成人成才，是久久为功的‘苟日新，日日新’的过程；是通过践行，人人成仁，成为一个‘圆成之人’。” 

自古而今，人心趋利是现实，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将人们的原始欲望极大地激发出来。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奉有余而损不足”（《道德经七十七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纪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资本的扩张使得人类社会两极分化，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亚当·斯密的理论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经济呼唤道德和法治。在这里面人性和人心是关键。马克思还说过，人类历史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造而已。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的理论，只有在解决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有闲阶级，从事精神生产，只有当人获得财务自由、经济独立，才有时间和空间去充分开发自己的潜能，使自己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是物质，其根本目的是潜能的开发，在劳动中得到精神的享受和自身的解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人心和人性的改造、心性修养极其重要。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按照人的本性引导教化，要使人先做应该的事，后做意欲做的事；越是在黑暗的地方越是要做光明正大的事。所谓“诚意”是指“须无一毫自欺，方能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慎独”（《大学章句集注》）。当今世界伴随科技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驾驭欲望和邪念的能力并没有随之而提升，故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中国哲学中蕴含着最为丰厚的第二次启蒙的思想资源。第二次启蒙的根本点是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学会修炼自己的心性，完善自己的人格。儒家有君子、贤人、圣人；道家有至人、神人、真人人格；佛学有随缘人格、慈悲人格，资源极其丰厚。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的志向，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守正不阿，气节凛然，“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儒家修养的目标是君子，君子是在求仁的实践中不断克服私欲挺立刚毅、进取精神的过程。这种君子最理想的是“中行”，如果不可得，取进取的“狂”而不取“有所不为”的“狷”，因为“进取”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孟子·尽心下》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毫不迟疑地选择“进”而不取“止”，这又是儒家伦理的特质和精髓。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都是儒家心性修养的目标和生命的境界，刚毅、进取也正是儒家的特质和精髓。今天在广大农村，乡村要振兴，提出要培养新乡贤，有人主张将来乡村语文教师要成为新乡贤。乡村文化应很好地传承，要恋乡情、懂乡音、会方言、知乡俗、结乡缘、助乡兴。儒释道作为生命智慧，有着睿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里不再赘述。

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仍然是马中西融合创新的问题。一方面马中西自近代以降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演化中已然展开了卓有成效地对话、交流，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就包含了中西文化的积极因素。学界正呼唤、期盼并致力于马中西与科技、当代人类文明内在性而不是外在性的互动，开始打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局面，理性地意识到，马中西的碰撞应放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热点问题中展开。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日积月累、博大精深，但底蕴没变；而西方哲学则是后者否定前者，由不断否定到超越自我。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坛陈年老酒，底盘不变，一直在生长中、变动中、积累中、转化中和创造中，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把马中西与中国精神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表达和理论上的最新概括，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一）中国哲学应在“两个结合”“两个超越”、三种资源融合中发挥在构建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重要作用。法国总统马卡龙前不久有一个内部讲话，中心思想是坦诚承认欧美西方正在衰落，认为欧美的衰落实际上是文化的衰落，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我以为这种新的价值观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马中西哲学文化碰撞、交融、互补，在解答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它是“把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根本原则融会贯通在自身的社会革命实践当中。”它是“两个结合”“两个超越”和三种资源融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尤其需要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提供文化基因和根基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精神动力，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理路、范式和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哲学，使中华文明再度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马中西不仅在过去、现在，而且在未来都能在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对话、互补、融通，因为他们属于伦理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构建中的历史性文明和价值性文明，它的伟大目标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二）在塑造中国文明大国身份中儒释道传统理念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创造新的理念、价值和方法。应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的文化基因之传承、运用与发展，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如协和万邦的共赢性思维、和衷共济的整体性思维、文明互鉴的包容性思维，由仁爱到博爱的“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价值关怀；义利并重、以义驭利的价值取向；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养民、教民等…这种以民本思想经创造性转换，转变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些理念都是治国理政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还有如张载在《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人类是我同胞，万物是我朋友，讲求和合、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四海之内皆兄弟、包容、理解，主张文化和文明的持续对话交流的理念，心同此理、万川映月等思想都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起到重要的功用。儒释道是一种具有“协和万邦”功能价值的“和谐辩证法”，是一种创造、包容、有理、有节、尊礼和有利于维护世界秩序的普遍性智慧。

（三）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儒释道传统最重大的使命是引导人们应在行“道”中建构理想人格。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这是新时代的根本性大问题，为信仰而努力奋斗和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指向的目标是朝着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步步推进，要塑造诚实守信、责任担当、善良睿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富有创造力的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是富有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信仰追求、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在德性上能站立起来、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强的意志力、很高的审美情趣，具有科技创新和组织协调的智慧。在塑造人的系统工程中，马中西哲学应对话交融。儒家要人遵循仁义之道，自觉发掘和复归人性的至善，而人性有善恶两端，对治人性不能仅靠心性修养，礼法兼治方能安顿社会和人心。“礼”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枢纽价值，其内在动力是“乐”。礼的实行要遵循“道”的运行，而“礼”的本质，则是彰显“道”的精神。儒家的君子、贤人人格资源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理念。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48章》）学习知识要不断求增进，而德性修养要不断减损心灵的污垢。道家的“知道”，是对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最高认识境界，真人的“虚静”不仅体现了万物根源之道，也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庄子崇尚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在现实世界的确找不到，但这在今天对弥漫着功利主义的世界上的人们很有启迪效用。“转识成智”即要通过心性修养使人从“无明”导致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则用简洁明快的顿悟方法教人明心见性。顿悟的目标是对佛学核心概念“空”的认识。“空”的基本内蕴是人生无常，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恒长的存在性，所谓“缘起性空”。万事万物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之中，万物本不自有，均由因缘和合而生。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物质的、精神的、思维的一切存在都是有生有灭，都在动态变化之中，唯有自己的本性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要放下、抛弃一切私心杂念，找到自己的本性，从而明心见性，使自己不要执着于某种事物、功名利禄、自我中心。佛学要人关爱社会大众、为民众的幸福建设心灵和精神家园。西方哲学有人格心理学、人学、人格哲学等丰富的思想资源，均可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交融都要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下，以时代精神为坐标，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中进行实践创新。

（四）在当下世界背景中，中国哲学还应坚持马中西三者在对话中交流，寻求融合的契机。马中西都是人为自然立法，都是对精神的终极性关怀的追求，因而是可以对话的，具有通约性，这是三者可以对话的基础。如天道人性和康德的绝对律令都是使人要有敬畏之心，人要有自律和自制才好。中国哲学似更强调生命的实践，西方哲学更强调实践理性和实证实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证明马中西哲学是可以沟通互动的。已成共识的是：中国的未来，传统的人心、道心、道义、人的尊严这类价值是维系世道人心的优良传统，是可以用来构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所以万万不可丢弃。孔孟老庄与现代社会并不对抗、排斥和对立，排斥对立的只有产生它的土壤即宗法专制主义社会，它虽然已经崩塌……我们应该在反思批判它的糟粕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

（五）努力把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传统的中国人精神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命题。可以另辟一文专门研究论述。

总之，要搞清楚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真精神，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了解西方哲学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对断代的人物和哲学思想要搞清楚，不能否定中国哲学的价值、西方哲学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的价值，做学问家的事。另一方面融会马中西哲学，针对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大数据为特征的全球化和金融文明时代，创新中国哲学，使其在解答热点、难点问题上切实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