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黑热病的流行与应对
2023-07-24   来源：段文健 杨智皓   

传染病历来是民生之天敌。作为传染病的一种，黑热病的流行与蔓延，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从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举措开展黑热病防治工作，从而降低了黑热病发病率，赢得了人民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取得了党领导卫生防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研究该时期的黑热病防治工作，对于梳理党的卫生防疫史、总结党的卫生防疫经验、做好新时期卫生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学界对于黑热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医药卫生领域，重点通过流行病学阐释黑热病的传播机理与治疗方案，本文则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借助党和政府应对黑热病的防治举措窥探中共与民众的内在关联。

黑热病，又称“内脏利什曼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根据世界地理分布，该病主要流行于印度、地中海地区和我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中。新中国成立前后，该病在我国分布地域多达13个省区，共约650个县市，疫源地面积近600万平方公里，总计病人多达250万，其中以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平原、陕西、湖北等省为最严重。同时，受自然因素影响，黑热病发病季节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如“在山东、甘肃、湖北、四川等省，发病率以春季为高，在河南、河北、陕西、新疆等省则以夏季较高，在山西省又以冬季发病为多”。此外，由于不同群体的免疫差异，患者在年龄分布上也参差不齐，如“在江苏，10岁以下的占33.9%；11—20岁的占28.9%；21—30岁的占17.4%；31—40岁的占11.7%；40岁以上的占8.1%；婴儿很少感染，成人患者较常见”，黑热病的分布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调查、预防及治疗的困难。

虽为慢性传染病，但黑热病的危害性、传染性、病死率都不容小觑。正如医学史料记载，“原先是一个身体健康、劳动好的人，得了黑热病之后，就会变得很虚弱了，天气突然变得冷一点，就伤风咳嗽，大病小病都跟着来了。病得厉害的，在病人的嘴和脸上还会溃烂，不能干重活，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从其流行历史来看，民国三十五年，西安、兰州等地每10万人中发现黑热病病人200至400人，陇海线一带的情况，大致也相仿。江苏淮阴地区1930年至1940年10年间约有82％的村庄内都有黑热病，患病率最高的村庄，每年有4％—5％的人口死于此病；淮阴县100余人的王庄，死于黑热病的竟有70多人。甘肃省靖远县川口区1925—1956年30年中累计发病115例，不治死亡者113例，病死率高达98.3%。山东省临朐县在解放前一、二年内，仅马庄一村，百户内共有65人患黑热病，先后死去30多人，有的人家竟绝了户。新中国成立后，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依然很严峻。据1951年调查估计，全国黑热病流行率约为1‰到5‰，患者多达53万人。其中，山东省1950年全省8个专区和3个省辖市共有黑热病患者18万人，约占全国黑热病总数的1/3，尤以临沂专区最严重，流行率平均为5‰，“在临朐、泰安、莱芜、莒县、临沂、文登、乳山等县，差不多每村都有黑热病发生，在比较严重的村庄内，患病率高达20%，几无一户幸免，常有一家数口同时得黑热病的。”河北全省统计有黑热病病人6万多例，年发病率多达1.5‰以上，病死率高达90%。甘肃全省最高年发病例约在5000人以上，且占95.4%的患者为10岁以下的儿童。此外，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黑热病疫情。

黑热病流行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夕，连年战争给社会带来沉重灾难，反动统治不断强化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愈加困难，“因为劳动人民无力医治，因此黑热病也就越传越多，传染的地区也就越传越广，越是穷越容易得病。这样，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散的散，大家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加之旧社会医药卫生技术落后，使得黑热病患者虽能治愈但代价极高，严重超出底层人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如山东省嘉辩县孔山村李怀秋家，有四人得黑热病，卖掉了一亩耕地，仅治好了一人，其余三人因无钱医治而死亡；该县十指王村有一患者名张验图，为了治病把家里的一亩半菜园地卖掉，另外又卖了六百斤高粱，虽然治好了病，但家贫如洗，以致流浪在外，乞讨为生，只到解放后才回家来。此外，大部分底层人民因无钱医治，只能到处求神拜佛，更造成贻误病情、不治而亡现象的出现。当时社会流传的“无医无药治病难，迷信乌云遮住天，求神拜佛徒枉然，巫神马脚骗人钱，治痞除根祸难免，病儿活活送水淹，父哭子泣真凄惨，忧天怨地向谁言”民谣是对黑热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真实反映。可以看出，黑热病的流行不仅给人们身体上带来损害，而且也对人民的精神造成严重创伤，同时更威胁着社会稳定和新政权巩固。

新中国成立初期，黑热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威胁政权巩固与社会稳定。面对严峻的黑热病流行形势，党和政府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统筹推进疫病防治与社会发展，从机构完善、队伍建设、宣传动员、综合治疗等方面，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卫生防疫机制，有效地保障了黑热病防治工作的良性运转，取得了黑热病防治的重大胜利。

（一）建立黑热病防治机构，领导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完善的黑热病防治机构，不仅是领导开展黑热病防治的前提，同时也是“保障黑热病防治工作的推动与实施、调查研究黑热病流行情况和防治人员的训练与培养”的重要基础。在中央卫生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黑热病“防治所—防治站—防治组”三级机构，推行纵向领导与横向指挥相结合的防治方案。如苏北淮阴专区成立黑热病防治中心指挥所；在县设防治队负责检查复查及督导工作；在区设治疗站专门负责治疗；在乡设宣传动员组，组织病人小组、动员病人前往治疗站治疗。每一级的防治机构，均由县长、区长、乡长亲自负责，并大力动员及集训地方开业医务人员参加全面的治疗工作。类似其他黑热病疫区，如山东省先后在72个县设立了87个黑热病防治站、624个防治组，组织了1500余人的防治队伍，为全省40余万名黑热病患者实施治疗。截至1951年底，该省在华东防治总所协助下，“已组织了700个以县或区为范围的防治站或分站和443个以乡为范围的防治小组”，有效推动了黑热病防治工作的体系化运转。为扩大覆盖面，一些省份采用“横向包干”的形式组建防治机构，如甘肃省卫生厅成立黑热病第一、第二、第三防治队，分别负责天水专区、皋兰靖远临夏等地、平凉专区的调查、防治、培训及建立防治网等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省黑热病防治所，增设天水、兰州两个门诊部和泰安郭嘉镇防治试验点。陕西省也在成立黑热病防治所的基础上，增设安、华阴、眉县、泾阳四个分所长，在流行区建立了94个黑热病防治站，484个黑热病防治分站，252个乡建立了黑热病防治组，形成防治网。全国各疫区防治网的形成，“既便于行政和业务的领导，又便于调查宣传和群众附近就医”，同时结合制定的防治规划和防治方案，确保了黑热病防治工作的层层落实。

（二）培训黑热病专防人员，壮大防治队伍

培训医药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是开展黑热病防治工作的关键。为确保黑热病防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同步开展，中央卫生部防疫司于“1951年冬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全国黑热病防治人员训练班，除课堂讲授外，并安排了现场实习”，将理论、技术知识与现场实习紧密结合起来，为各省、区培养了大批黑热病防治骨干，壮大了全国黑热病的防治队伍。同时，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医药卫生技术落后，卫生专业人员缺乏”的状况，尤其考虑到“黑热病在农村分布较广”的客观现实，各地区的防治人员主要由专业防治人员和基层防治人员两部分组成。其中，专业防治人员主要由卫生防疫机构的专业工作人员构成，而作为专业防治人员的重要补充，基层防治人员主要由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所、联合诊所以及保健员组成，相比于专业防治人员来说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力量更大。在此基础上，各地采取不同形式培训黑热病防治人员，确保实现短期培训效能的最大化。如甘肃省黑热病防治所通过“深入基层培训人员，开展了普查普治，走到哪里，就把培训班办到哪里；培训的方法是在当地卫生部门领导下，举办黑热病短期培训班，学习时间一般为15天到30天；学员来源为在职和开业的中西医务人员，县和区级医疗单位参加，没有医疗单位的区和乡，由联合诊所和开业医生参加”。经过多年的基层培训，截止1959年，“全省共培训专业人员2869人，培训喷洒灭蛉人员4900人”，专业防治队伍的壮大，确保了黑热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此外，遵循黑热病防治中“调查—治疗—预防”的运作机理，各地以医药卫生人员为主体，围绕黑热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疗状况，形成了覆盖面广、网络化强的基层专业防治队伍，为在基层范围内消灭黑热病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如山东省先后共训练县、区医疗卫生单位的医务人员2870名，乡联合诊所医生19061名，使各县的基层卫生单位都能把黑热病的调查、治疗等工作担任起来，从而在广大农村中建立了防治网，推动了防治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加大黑热病防治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度

开展宣传教育是深化群众认知、赢得群众认可的基本途径，是“使群众了解消灭黑热病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对自己的好处，了解预防和治疗的办法，提高科学知识水平，增加对防治黑热病的信心和力量”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各地通过不同形式广泛开展黑热病的宣传教育，使得黑热病家喻户晓。如甘肃省利用广播、电影、街头宣传、田间宣传、座谈会、逢会插一脚、群众会、中小学生集体报告会、医院工作人员报告会、候诊教育、个别谈话，特别是大型及小型的图片展览，分发和张贴标语传单、画片等两万多张次，印刷“消灭黑热病”宣传小册3000本，刊发“消灭白蛉，预防黑热病”宣传材料等形式、方法，对黑热病的危害性和防治常识进行普遍反复宣传，不仅破除了群众求神拜佛的迷信思想，同时还使他们深刻认识到黑热病的危害性，减少了对查病的抵触情绪，如“西峡陈沟乡大部群众都知道肚子长塊是个传染病，破除了农村的封建迷信，基本上消灭了有病不求医的现象。方城袁店区大多数群众发觉小孩发烧赶快到医院诊所看是否黑热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群众还称赞道，“工作同志们在宣传解释时都非常热心，我们很感激，并按照宣传的重点，回去后更进一步地向群众宣传，彻底消灭黑热病，增强人民的体质，建设我们的国家。”河北各地还组织了辩论会、诉苦会、算账对比会、誓师会，易县动员了3000多人的宣传大军，分片包干，深入到户，进行宣传；唐县印发了宣传品5000张；魏县把黑热病的症状写成街头诗：“脸发黑，肚子大，流鼻血，烂牙花，肚里一块像蛤蟆，不是黑热病他是啥？”在全国不同的宣传形式中，尤以“真人真事”和“新旧社会对比”效果更佳，“山东省有些地方把患黑热病的小孩与患病治愈后的小孩带到宣传现场，同时找出群众所熟悉的病例，在旧社会治不起和现在免费治疗的现实事例向群众进行深刻的教育，使一般人都认识到现在政府对人民疾苦的关心，自觉的协助工作开展”。这些常识、惯习以生动活泼、直接地气、缓和渐进的宣传方式弥散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使群众普遍认识到黑热病对身体健康、发展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危害性，以及预防为主及时治疗的重要性”，为开展群众性除害灭病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有效地推动了黑热病与群众工作的紧密结合。

（四）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加快黑热病消灭速度

开展消灭白蛉与捕杀病犬工作。对于黑热病而言，白蛉子是其主要传播媒介，消灭白蛉子是消灭黑热病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密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制定根除传染源与扑灭传播媒介的详细规划，切实做好黑热病预防工作。如各疫区采用改善环境卫生、喷洒法（石灰粉或石灰浆喷洒法、六六六杀虫剂喷洒法）、烟熏法、捕捉法（人工捕集法、捕蛉纸法、捕蛉板或捕蛉拍）等措施开展消灭白蛉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山东省自1955年推行病户喷洒后，1958年的发病人数较1955年减少了95.2％，3年来每年平均下降31.7％。”与此同时，鉴于“在查出的122只病犬中，病犬病人同在家者有5户，病犬病人同在一村者有60村。而病人发病率在1‰以下的地区则很少发现病犬，只在现在的宁夏自治区的惠农县现一例病犬，当地黑热病病人却极为稀少”，各地区积极配合开展捕杀黑热病犬工作，其他诸如“狐狼、鼠类等野生动物，也有能感染黑热病的”，均应予以消灭。如此一来，使得白蛉子丧失依附载体，进而有效减少病菌滋生，降低黑热病传播与蔓延，代表性的地区如山东省泰安、昌潍、菏泽、临沂、聊城、惠民等7个专区，在采取病户灭蛉和捕杀病犬措施后，黑热病流行率已由1956年的0.38‰下降至1957年的0.11‰，收效极为明显。

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防治方针。相比烈性传染病，黑热病的治疗较为便捷。根据卫生部指示，各地统一采用国产葡萄糖酸锑钠（3天短期疗法、6天疗法、8天8针疗法）和芳香双脒剂等西医疗法开展黑热病患者的治疗工作，并通过集中训练和层层带徒弟的方式，分片分段传授技术，以提高治疗效率。在具体防治中，河北省推行实施“试验田计划”：即抽调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行政负责人和专业医生，组建寄生虫病训练班，开展经验总结、技术传授、参观实习、规划讨论和竞赛挑战等工作，同时结合全省“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掀起黑热病的防治高潮，极大地提高了黑热病消灭速度。此外，为响应“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和“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口号，各地卫生部门在利用西医防治的同时，主动结合祖国传统医学精华，开辟黑热病防治新路径。如时任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所长王兆俊，遵循中西医相结合的原则（即综合运用针灸与注射葡萄糖酸锑钠），研究出黑热病创新疗法，并取得良好效果，“既简单，又便宜，农村医务人员都能掌握，给彻底消灭黑热病又提供了一个条件。”在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下，黑热病防治的覆盖面得到了进一步拓宽，有效地推动了全国广大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的开展。

统筹推进农业生产与黑热病防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既面临生产建设的中心任务，同时又要着力解决与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卫生防疫工作，其矛盾性与艰巨性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统筹推进农业发展与疫病防治工作相结合。因此，各地区将黑热病防治工作列入农业生产规划进行统一部署，确保实现灭蛉与积肥的有效衔接，取得良好成效，如江苏省“铜山县喷洒74.7万平方公尺，就积肥79.8万公斤，真正做到了灭蛉与生产两不误。”一些地区本着“不误农时”的原则，秉持“便民利民，促进生产，消灭疾病，保证健康”的治理方针，积极响应“社员到哪里，医生到哪里；社员不收工，医生不收兵”的口号，安排专职医生深入到村里和田间地头、利用早晚时间进行检查，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切实落实好黑热病的防治工作，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医生到田间，如同把油添，看病也省事，社员干劲欢。”总体上来看，各疫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纠正过去“打破一环”的工作思路，采用消灭白蛉、捕杀病犬、团结中西医、结合生产等综合防治举措，有效控制了黑热病的传播与蔓延，降低了黑热病的感染率，加快了黑热病消灭速度，取得了黑热病防治的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黑热病流行形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黑热病防治运动高潮，“至1958年，在大部分的流行地区已达到基本消灭黑热病的要求。尤其是在人源型黑热病流行的广大平原地区，防治效果更为显著，近十年来黑热病已基本绝迹。”黑热病防治的胜利，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推动了社会进步，赢得了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

第一，降低了发病率，控制了黑热病的传播与蔓延。黑热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患病人数逐年下降。根据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全国从1951年至1956年已治愈黑热病患者503921人。其中，作为黑热病高发地，山东省自1950年到1957年底，共治疗黑热病患者25万人，流行率从1950年3.5‰降至1956年的0.38‰，直至1958年的0.03‰，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基本消灭黑热病的目标，不仅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地区防治黑热病树立了典型。同样的成效在陕西也较为明显，根据陕西省1957年底的数据统计显示，该省免费治疗黑热病患者共52387例，发病率由1952年的0.782‰下降为1957年的0.1462‰；截至1958年，全省普查人数106万，治疗病人1766例，六六六滞留喷洒1380万平方米，普查犬31680只，查出病犬143只，捕杀犬3.3万只，全省黑热病发病率下降为0.0818‰，达到了基本消灭标准。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黑热病患者也由1952年的5000人降为1958年的670人，降低了86.6％，特别是1958年综合开展了各项防治工作，使黑热病由1957年的2170例降为1958年的670例，降低发病率为69.2％。

第二，壮大了劳动力队伍，推动了农业的生产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力成为恢复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因此，作为严重威胁劳动力的黑热病就理所应当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在中央卫生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黑热病防治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极大地降低了群众患病率，提高了群众身体素质，激发了群众生产热情，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如在山东省济宁专区滕县，为确保最后一例黑热病患者痊愈，确诊小组爬山越岭到大坞地段山头庄开展治疗，该村社员和患儿家长感动道，“毛主席想得真周到，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孩子怎么也活不到现在了，只有搞好生产来回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临朐县涌泉农业合作社，“从1956年起，全社再也没有发现一个新病人，新增添的40几个小孩都健好无病，过去的病人现在都成了社里的强壮劳动力。如农民苗怀盛曾患黑热病，深受痛苦，治好病以后，在社里每年能挣2000多个工分，他家过去经常靠政府救济，现在已经吃穿有余了。”伴随着黑热病防治的节节胜利，社会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为农业的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力条件。

第三，保障了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增强了对党的政治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人民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无限关怀，成为保障民生工作的主要切入点，并由此拉开了疫病防治的序幕。在黑热病防治中，各防治小组工作人员秉持为民服务的治疗理念，挨门逐户进行普查、完善登记造册、开展黑热病宣传。其中，“治疗药物‘斯锑黑克’由国家免费供应，病家只需交付少量的消毒手续费；有困难者，可以减免，由政府补贴，”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解除了群众后顾之忧，“平原省人民政府除指定若干医院免费治疗外，特组织黑热病医疗队赴各地采取大批地集中治疗的方法，为群众免费治疗。自1949年8月至今年5月，已在沁阳、博爱、济源、温县治愈患者2764人，一部分没有集中治疗的病人，也在本县继续施治，仅博爱医院已治了134人。此次疗治工作，使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并提高了西医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今后扑灭黑热病打下了有利的基础。”甘肃地区流行“毛主席真好，连小娃娃的痞积也关心到”（黑热病在甘肃俗称痞积）；“共产党早来几年，我的几个小孩都可和碎球一样救活的”（碎球在甘肃为男小孩的土语）；“蒋匪帮统治时代，有了痞积只有等死，即使偶尔可以治好，也得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的歌谣，正是群众对党和政府消灭黑热病后心存感激的真实反映，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在“战斗前，加强技术传授；普查治疗时，巡回进行技术指导；扫尾时，抽查补课”路线的指导下，黑热病防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大胜利，既维护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赢得了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但不足之处也值得商榷。如在防治态度上，山东滕县专区一些领导不够重视黑热病防治，认为“反正群众有了病有地方治，得了病再治也不晚，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大规模黑热病治疗工作看作单单是卫生部门的事，认为他们行政干部不必主动参加，虽曾在1951年治疗工作开始时加以提倡，后来就不大理会这些事了，”拖延了黑热病的治疗进度；在防治过程中，部分地区虽大量发动公私医药卫生人员参与黑热病治疗，但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致使整个防控体系缺乏必要的管理与指导，进而造成事故频发，严重影响防治成效。此外，黑热病防治后期，部分领导认为“经过治疗，病例已有显著减少，可以松口气了，产生了麻痹自满情绪”，进而轻视单个患病群体，使得集中力量消灭黑热病工作缺乏持久动力。

疫病作为人类的公敌，直接关乎政权巩固与民生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共既面临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等中心工作，同时又要着力保障民生，解决好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医疗卫生等社会问题，总体上来说都是对转型期中共执政能力的一种全新考验。有鉴于此，在对黑热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秉持生命至上的防治理念，逐步构建起一套以“机构—队伍—舆论—技术”为载体的系统化的黑热病防控机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卫生防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黑热病防治的成功，不仅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而且也为巩固新政权、发展新经济提供了充足劳动力资源，并为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个过程，中共依托卫生防疫工作楔入民众心理的成功实践，构筑了中共与民众共生共存的利益联合体，并由此深化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该时期中共面临艰巨且复杂的历史重任，在黑热病防治中难免存在诸如防治态度不够端正、防治举措不够精细、防治机制不够健全等时代缺憾，这些弊端都是后期在总结黑热病防治经验中需要汲取的教训，同时也昭示着未来疫病防治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