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
2023-07-19   来源：史少博   

关于文化，各领域的学者、专家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其中有一种对于文化的独特界定，就是“霍夫斯泰（Hofstede）把文化定义为‘我们思想中集体的、能够把一类人与另一类人区别开来的思考程序’。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集体的思考程序Collective Programming’。”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历史性。“无论任何文化群体，其成员的行为大多由其所在社会的历史所塑造。……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除了受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这种文化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和本质的制约。”由于文化群体的差异，西方欧美国家的文化，与东方文化也有着不同的特征。从18世纪开始，经20世纪再到21世纪，“西学东渐” 成为了世界上文化领域的流行语。与此同时，在20世纪，西方的文化随着现代性的病症加重，开始了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在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必然与中华文化相遇，其中有观念的相互冲突、排斥，也会有相互借鉴与融合。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也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

（一）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的原因

20世纪，有西方国家经院学派发起了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这种转向对现代性有了更深刻的自我反思”。追其“东方转向”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西方在文化领域凸显个人主义、凸显工具理性，致使人的私欲和物欲膨胀、人对自然控制的无限制地扩张，造成了人类的自然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以及科技的无限发展，造成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核战危险等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制度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激发了现代人性中膨胀的享受欲、贪婪的物质欲，越来越使西方文化陷入困境。西方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反思西方国家的治国理念、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反思西方的文化，寻找治疗西方文化病症的良药，批判西方的制度文化。诸如：美国查尔斯·哈伯指出：“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正在飞快地逼近地球的生物和物理承载能力之极限。”自然环境方面，地球的温度在逐年升高、地球上有的物种濒临灭绝；随着地球温度的升高与地球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海啸、沙尘暴不断袭击人类。在社会方面，世界局部战争不断致使世界动荡不安，随时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核武器潜在地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具体分析了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性活动以及资本积累、对社会和信息的监督和控制、工业主义导致的人化环境的发展、军事力量的较量致使工业环境下对暴力工具控制加强。吉登斯尤其强调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就会使世界变得危险动荡，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越发增强，驱动实施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凶残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对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吉登斯的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现代性的发展，会增加人类相互残杀的数倍效果，一再强调人类毁灭性相互残杀的潜在危险，是现代的科学家是无法评价、无法用经验预测的。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著作中，也分析了现代性使人类陷入的困境，西方文化陷入危机，使世界陷入动荡危险之中，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乌尔里希·贝克还在经典著作《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强调了工业社会使人类处于各种危险的包围之中，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主导经济不仅卷入了人类风险的制造，而且主导并且参与了对造成的风险真相的掩饰。另一名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尼克拉斯·卢曼在其著作《风险社会学》中，解读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且强调“风险”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揭露全球化、工业化下的风险社会。法国思想家博德里亚尔也揭露了从近代直到现代性的进程中，片面追求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到了危险的地步，博德里亚尔认为：“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现代生化武器、核武器的发展、动荡不安的世界，潜在战争的危险，致使人类惶恐不安，使人心理失衡精神焦虑，而现代西方的文化无法让人类从焦虑的情绪中自拔，反而西方文化引导人类走向更危险，于是，西方文化走入了死胡同，为了摆脱困境，西方的思想家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显现了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苏格兰著名的思想家雷米苏瑞尔《新时代的事业》著作中的第二章题目就是：“现在重新来：东方的时代”。

综上可知，造成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东方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西方文化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摆脱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致使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异化、人与人异化、人自我异化的全面异化，一切都被“向钱看”所笼罩，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导致个人主义无限膨胀，“我”优先，“我”第一，“我”独大的价值观念，致使西方文化逐渐走向深渊。可见，当今时代的人类风险虽然难以预测，但确定的是：现代性造成的人类风险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具有人为性的，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制度文化也有直接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分析可以体会西方文化 “东方转向”的根本原因，卡尔·曼海姆认为打破思想不会变化社会静态这一错觉的，“主要是社会流动的不断强化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水平社会流动和垂直社会流动这两种社会流动形式，是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因此而揭示这些多种多样的思想风格的。水平流动（即在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从一种位置向另一种位置移动，或者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移动）使我们认识到，不同的人群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的。然而只要一个人的民族性区域群体所具有各种传统保持完整状态，那这个人就会在极大程度上依附该群体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以至于他会认为，他在其他群体中所看到的那些思维方式都是稀奇古怪的，错误百出的、含糊不清的、或者说都是异端邪说。在这个阶段上，人们既不会怀疑他们自己那些思维传统的正确性，也不会怀疑一般的思想所具有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前的水平流动与剧烈的垂直流动——也就是说，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在社会性升迁和社会性贬抑意义上的快速移动——同时出现的时代，人们对他们自己那些思想方式之一般和永恒的有效性的信仰才会发生动摇。就会使人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因而对他们自己的传统世界观产生怀疑的过程而言，垂直流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西方思想家们对西方文化失望，怀疑他们那个群体习惯的思维方式、怀疑他们信仰已久的世界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引起这一变化的因素中，垂直流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谓垂直流动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说法，是指在社会的分层结构中，个体的人或者群体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向下或者向上的流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等造成的企业破产、社会动荡令人焦虑不安，致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对信仰已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怀疑，故而试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之外寻求出路。

(二)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的状况

基于西方文化陷入危机的状况，20世纪，由西方学院派的思想精英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非西方文化，也就是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化之外的文化 ，“在如今的全球化情景中，文化多样性的选择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的策略问题，也成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获得拯救的话。”西方精英思想家试图把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中解脱出来，企图使人们从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中超脱出来，并且致力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外，超越资本主义文化，超越现代性的理性疯狂，寻找一种更符合人类更好地生存的理想文化。

“20 世纪西方知识界的‘东方转向’，最终也必然会给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模式宰制下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定向和重新寻求文化认同的革新契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是西方文化寻求出路的途径之一。当然，西方的思想家们，不仅仅把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予“东方转向”，还把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予西方原始古文化的“原始转向”，甚至还把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予“生态转向”。西方哲学中还出现了“认识论转向”，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又出现了“语言论转向”等论题。尽管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是西方学界探讨的诸多“转向”的之一，但是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已经在西方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展至今不仅是西方大学讲堂上的学术问题，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西方发达社会人们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之中，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运动，在西方社会的普及性已经超出了我们东方人的想象。虽然西方学界 “东方转向”的目光大多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但是西方学界对毛泽东主席的研究，以及西方民间对毛主席的崇拜，也是一股潮流，例如2009年年12月25日的西方圣诞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在一个圣诞树上挂上了毛泽东主席的像，再如美国的拳王泰森在胳膊上纹了毛泽东主席的像，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这一现象，东方国家的人们，以及作为东方国家之一的中国人，还一直沉浸在热衷“西学东渐”的梦中，而对于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似乎没感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同文化或族群相互遭遇、碰撞，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现实中，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相遇，在这种相遇中既有相互碰撞、相斥，也有契合。因为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主要“转向”目光主要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然而在现实中西方文化对新时代中华文化也有一定的排斥与冲突。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虽然在西方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远远不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进行“东方转向”，反而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还是极力彰显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例如美国当政者们力图在世界上打压中国、阻止中国的发展，从思想上、文化上企图孤立中国。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文化，是代表了其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为资本家谋取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文化，是凸显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唯我独大、唯我独尊的文化， “我”字在英文里是永远是大写的“I”。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已经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无法避免，于是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府试图把国内的矛盾，转嫁给其他国家，以便缓解自己国家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美国绞尽脑汁地与中俄两国对抗，利用军事同盟挑动、激化区域矛盾，美国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世界上的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世界的大国从区域的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而“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化是现代世界中意识形态的战场。美国一直联合盟国，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文化被政治化。美国的霸凌导致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也随着世界局部矛盾的激化以及战争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本质，即使现在世界上某些国家对美国敢怒不敢言地惧怕，但心中对美国的不满也在悄悄地累积。亨廷顿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由此可见，美国的普世文化已经受到挑战，并且逐渐显示出了美国所谓普世文化的错误性、不道德性以及危险性。

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中，西方思想家们更多的是想借鉴中华传统儒家以及道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思想挽救环境危机、缓解因为西方国家凸显人的主体、工具理想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故而西方文化“东方转向”更热衷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东方转向”并不是西方向往东方的社会主义文化，即使现在西方国家思想家们已经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化丧失了信心，但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极力推崇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甚至攻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今时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的过程中，也势必形成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美国善于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别孤立中国与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极力抵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向西方渗透，严重地凸显了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尖锐对立。英国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著作中进行了揭露：“在冷战的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之行一次秘密的宣传计划，……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由此看出，美国不择手段地排斥与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美国不仅仅在自己国家里排斥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还把手伸向了西欧，让西欧从思想上顺从美国方式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等文化。21世纪是风起云涌的世界，英国思想家吉登斯认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是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第三世界大战潜在爆发危险依然存在的时代。美国绞尽脑汁地将西方主流文化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世界科学技术飞速的发展，在美国的推动下某些国家解决文化冲突的方法，具有诉诸于暴力的战争手段解决文化冲突的可能。

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不仅仅会转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会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相遇。近代以来的世界，“西学东渐”与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的“东学西渐”相撞，西方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的文化与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文化相遇，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本扩张在世界的范围内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文化也凭借资本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渗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击，就像德国思想家荣格分析：“目前正在腐蚀西洋人心灵的，乃是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贪婪获取，永不满足。这种情况也流传到东方来，其势莫之能遏，其后果亦无从衡量。不仅印度如此，连中国亦不能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也渗透到了某些人的思想中，个人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出现，某些人的私欲、物欲、享受欲膨胀。在文化领域，“西学东渐”与 “东学西渐”相撞、冲突，在这种相互冲击的过程中，既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吸收融合，在相互汲取的过程中，要汲取对方文化中的精华而不是糟粕。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看中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忽视、甚至抵触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精华，最终也不会挽救西方文化困境的。

西方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不同，现阶段的西方文化“东方转向”涉及韩国文化、日本文化、新加坡文化、中华文化等。我们也注意到西方文化的“转向”，目前阶段还不是“转向”中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文化，而是西方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华传统文化，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不仅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遇，也一定会与中国的新时代文化相遇。尽管现阶段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的中华文化，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极力排斥，还受到西方国家的学者专家的排斥。但是总会有一天，西方文化在资本主义方式范围内无法在文化危机中自拔的过程中，我们自信：西方一定会逐步认识中华新时代文化，了解新时代文化，借鉴中国智慧，一定程度上融合新时代中华文化。按照英国思想家理查德·D.刘易斯（Richard D.Lewis）在其著作《文化的冲突与共融》的分析，对于价值标准与核心信仰完全不同的文化，经历的认识过程是：抵抗→辩解→僵局→撤出→有时可能再试一下；但是对于友好文化经历的认识过程是：半接受→适应→调解→移情→文化协同。由理查德·D.刘易斯（Richard D.Lewis）的研究可以看出，价值标准与核心信仰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在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碰撞，有着强烈的排斥；理查德·D.刘易斯（Richard D.Lewis）的论述的启示是：避免对抗、排斥的出路，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友好文化交流关系。“资本主义不仅仅塑造了文化，资本主义也被植入文化之中：资本主义是一个文化集结地。”资本主义本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塑造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必然有自身不能摆脱的危机。故而，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救治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良药，“东方转向”与中华新时代文化相遇，在相遇中即使有观念的碰撞、冲突，也会有反思，寻求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途径。

西方文化“东方转向”尽管把目光投向的是中华传统的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东方转向”已经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有利于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在接触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文化、融合中华文化从而发展世界文化。西方文化只有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融合，才会找到摆脱西方文化困境的出路。西方学界的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已经把解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给予了中华文化。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列费尔曾经有过预言：西方的民主制度确立是第一次伟大的世界革命；整合东方的智慧后产生的新人类是第二次伟大的世界革命。美国思想家波普的著作《向东行：美国对东方智慧的新发现》，描述了“东学西渐”的世界现象。当今的世界，尽管世界文化的交流存在着语言的障碍、翻译的偏差或者不充分、各国思维方式的差别、习俗的不同、信仰的差异之外，但是世界的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不断交流过程中还具有相融性，即“文化也具备互动、共性或者说是特征相通的可能性。”英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引导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的提升,东方文化将引导世界走精神文明的提升。“‘如果要使被西欧所动荡的人类生活再度安定，进而如果要在人类社会中把西欧的变动性稳定为非破坏性活力的程度，那这种变化的创始者必须在西欧之外的世界去寻求。可以想象它可能在中国出现。’所谓可能性是汤因比留有余地的谨慎说法，实际上，我认为这已是晚年的汤因比的一种确信。所以，他还写道：‘反映他们历史归宿的历史价值观赋予了他们这样的使命——即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完成由人类的某一部分在现在就应当完成的统一与安定的使命。’显然，这里的‘他们’是指中国人，价值观就是世界观，…… 汤因比之所以对中国寄予巨大的希望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远古以来的一切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漫长岁月，纵令王朝更迭交替却得以维持文明性格一贯性的，唯有中国文明。”汤因比还阐释了世界的未来，认为中华文化会引导世界走向更好的文明。 

“21世纪的全球化就显示出了市场上各种不同的力量。美国霸权削弱了……。”随之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也失去了市场。新时代中华文化也会为摆脱西方文化危机提供中国智慧。现代人类面临的越来越使人焦虑的风险，其本质还是绕不开大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当今的西方文化的某些精英人士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罪恶以及难以克服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类危机而举起了“文化多元化”的旗帜。中华文化的共赢、融合、共存理念及文化在全球语境中会得到重新审视，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与契机，正如美国史蒂芬·罗分析，西方文化摆脱危机必须整合传统文化与东方文化，他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利用我们西方的传统，而在更大的自我整合中，必须容纳东方和总体的‘他性’。我们不可能只要一方而不要另一方：利用西方而不整合东方会导致绝对主义的新保守思想，会变得冥顽不化，并会导致基要主义的地方主义。”世界的文化领域，由近代以来对人的主体性张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转向，“对自然的新热爱，连同对感受性的存在，是深刻的文化变化的显示器。”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团体、注重集体，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在古老的中华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思维起点往往就是集体主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保合大和”“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为新时代世界文化增添新的境界与活力。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佛法·西与东》：“人类不会停留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上。我认为，东方与西方进行真诚的对话与交流，就是适合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筑一个世界的最富有成效的行动。这也是人类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新时代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世界的文化贡献着中国人民的智慧。西方思想家们进行文化运动中的“东方转向”，在不久的将来，西方在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定会越来越关注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了解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新时代文化，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契合，共同推动世界文化正向发展。

当今的世界，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文学、音乐、艺术等思想方面，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全球化是经济、政治的紧密联系不断增长的一个客观的、经验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的连通性正在日益加强。”美国思想家皮特尔斯认为西方的文化霸权已经成为了过去，文化的“东方转向”势不可挡，指出：“不容置疑的西方文化霸权已式微并成为过去，新的模式、方法、整合正在形成，在新兴的布局中，BRIC(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和CHIME（中国、印度和中东）的作用将会日趋重要，地区性的文化正走向市场，日渐更新，并影响着全球的局势。…… ‘转向东方’已经产生了文化上的连锁反应，因为在南半球，大而新的市场或拓展市场的机遇都在新兴经济体中，跨国的制造商、市场和传媒必将调整他们的文化视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将借助于西方文化“东方转向”潮流，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