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作福利是减少福利依赖、激活救助对象的主要公共政策。以2001—2021年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收录的487篇工作福利主题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梳理工作福利主题的文献研究动态和热点演进过程，并结合关键节点文献分析该领域的前沿和重点。研究发现，工作福利前沿聚焦在劳动力市场视角、社会政策视角、分群分类视角三方面。未来，国内工作福利研究的主题将集中在对于城乡领域工作福利实践模式、工作福利的激活和减贫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激活”分析框架，以及丰富中国情境下的工作福利理论体系。
关键词：工作福利；知识图谱；研究热点；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3)06-0082-15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截至2022年9月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686万人、农村低保对象3329万人，这其中就包含具备劳动能力但因内生动力不足、缺乏劳动技能、市场竞争力弱而导致常年依靠社会救助资金维持生活的群体。对此，学者认为，应激活相关群体的内生动力、提高其发展意识和能力；避免造成福利依赖和就业陷阱。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由依靠领取福利转向劳动收入，已成为现阶段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
工作福利（workfare），意为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 to work），一般是指促使和鼓励人们从领取福利转向有偿工作的干预性政策。工作福利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美国公共话语领域。该理念将社会救助和福利依赖、福利依赖和就业障碍、就业和摆脱贫困三组概念视为应然的因果关系；政策层面，最早体现在1967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的“工作激励”（WIN）项目。20世纪70年代起，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纷纷效仿。例如，丹麦1997年颁布的“灵活化”法案，开始强调了工作义务和福利领取的关联；瑞典1998年的“社会服务法案”增加了社会救助对象须参加工作培训的相关内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也将其纳入改革措施中，不同国家也形成了多种工作福利的实践模式。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福利就已出现在欧美学界并进入社会政策领域。随着1967年美国约翰逊政府修订AFDC（未成年人家庭援助）项目，并建立工作激励(WIN)方案，学界对工作福利的讨论热度开始上升。根据Web of Science 检索信息，追溯到的最早以工作福利为主题的专题研究为1970年发表于Social Service Review的 “WORKFARE” 一文。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一些学者从商业经济、公共行政、社会工作视角探讨工作福利政策与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但受制于当时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数据库等条件，这一主题的研究数量一直处于低位水平。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在当时整体得到解决，进入21世纪后，随着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定“贫困人口”减半目标，贫困治理环境发生变化；2001年，作为工作福利领域较为有影响力的Workfare States一书出版，在社会福利宏观环境以及学科发展的作用下，工作福利研究热度进一步上升，Web of Science检索的SSCI期刊中workfare 主题的文献数量保持在每年10篇以上并呈现攀升趋势，近年来更是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国内工作福利的研究可追溯至21世纪初对于美国工作福利项目的考察。截至目前，国内研究聚焦于工作福利的形成逻辑与演变、比较工作福利在不同国家的政策内容与实践效果、探索工作福利制对于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适用性及启示等方面。总体来看，这些工作福利的研究大都止步于国外政策的梳理和理论的初步引进，对于该领域进行实证和政策分析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1—2021年SSCI收录的英文文献为资料来源，通过全面检索、筛选建立研究数据库。对筛选出的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梳理国际上关于工作福利主题研究的发表与引文整体情况、学科方向与热点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外工作福利的研究的关键节点、最新研究热点与未来可能的方向。以期为我国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全面乡村振兴建设时期，中国情境下工作福利研究的积累与拓展提供趋势性参考。
（一）工作福利研究的时间脉络
工作福利（workfare）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国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长期关注。图1显示了2001—2021年工作福利主题研究的发文和引文数量变化情况。自21世纪以来，工作福利主题的文章在SSCI期刊文献数量为488篇。工作福利的研究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7年以前，每年的发文数量在10余篇；自2007年起至2016年，平均年度发文数达到20篇的水平；2017年以后，稳定在每年30多篇的水平。与此对应的，工作福利研究的引文数量除2021年外，一直是在逐年快速上升；特别是在2007年被引数量超过100次，至2017年突破500次。这一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治理改革实践中市场、公民、责任的价值强调以及全球贫困治理对于福利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丰富实践不无关联。自2015年以来，陆续有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工作福利特别是就业援助政策，如对于我国就业救助政策激活低保家庭摆脱福利的有效性评价、香港回归后有偿职业培训（RVT）中的社会工作研究、台湾地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防止福利依赖出台的激励政策效果研究等。
（二）工作福利研究的学科主题
随着减少福利依赖、激活贫困者等一系列福利改革实践的不断丰富，工作福利主题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关注。由图2可以看出，超过40%的文章为包括社会工作、社会问题等在内的社会学学科，经济学的文章占20%，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占15%，另有一些研究方向分布在政府法律、发展学等学科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Critical Social Policy以及 World Development等社会政策领域和综合性的国际知名期刊。因此，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视角的跨学科和融合，是工作福利高水平研究的主流。
图2 工作福利研究的学科领域分布
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微观层面通常关注工作福利计划对福利对象的收入以及家庭消费影响，宏观研究多分析其财政的投入-产出效益问题。社会学特别是社会政策方面的早期研究，通常关注工作福利对于特定社会阶层就业的影响和贫困治理的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变革，学者开始将焦点转向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人和失业群体对于工作福利制度的态度和适用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相关研究将工作福利视为福利治理模式和逻辑的变革，将其实践模式进行分类探讨和评估，近几年的研究将市场化与公共就业服务对比作为工作福利的政策趋势予以讨论。工作福利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实践的不断丰富，工作福利研究的视野也由单一国家或项目转向国际比较、历史演进。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的演进，也为工作福利的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工作福利因此成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之一。
（一）关键节点文献概况
关键节点（亦称发现知识转折点，turning point）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及结构洞理论，在CiteSpace中开发出知识网络中关键节点及关键位置的发现功能。经软件运行，得到共被引网络图谱（如图3）。图谱内共有121个节点、355条连线，网络密度0.0489，modularity Q 为0.8365（满足Q>0.3要求），S值0.9751（满足大于0.4要求），相关指标表明聚类效果显著且信度较高。
图3 工作福利研究共被引网络图谱
根据CiteSpace共被引网络图谱，本文对突现检测即关键节点文献进行检索（如表1）。有关研究的地理视域，既有对于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的整体评论，也有就某一国家或国际比较的研究，具体涵盖英国、美国、丹麦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研究主题既有对工作福利政策的功能论评价和实践经验性的总结，也有对其方法论的讨论；学科视角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为主。关键节点文献在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围的分布与样本文献基本吻合，因此，本研究提取的关键节点文献具有典型性。
表1 工作福利研究关键节点文献情况
（二）自由主义工作福利研究
关键节点文献中，对于英美等自由主义福利世界的工作福利政策与实践的研究，多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层面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批判态度为主。
Nikolas Theodore与Jamie Peck采用案例比较法，批判回顾了英美传统的工作福利思想，认为美国的工作福利的正统思想夸大了社会福利支出和福利依赖的程度，美国的工作福利已经不是致力于失业和贫困，而转向了解决福利依赖。针对工作福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amie Peck研究认为，惩罚性的工作福利的逻辑是将目标群体驱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导致的福利供给的不稳定以及劳动力的强制供应，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标准、劳动力技能和工资待遇等均面临下行压力的问题。Nikolas Theodore也认为基于就业能力的工作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足以解决失业、社会排斥和收入差距等的问题。随着2008年后英国就业支持津贴（ESA）行动的开展，Jay Wiggan对英国的“强制工作行动”（MWA）和“工作计划”（WP）的分析认为，激活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对立阶级关系的产物，强制性的工作福利表面上用经济理性推动了就业绩效、缩短了福利领取的持续时间，但其本质上削弱了劳动力对有薪工作的自主权，为劳动力市场埋下了分割、分层与不安全隐患。
即便如此，工作福利政策为何能一直持续推进呢？Jamie Pec认为这是由于这一时期就业市场需求强劲，从而容纳了被挤入劳动力市场底层的“前福利领取者”。而对于经济危机后的衰退，工作福利面临的哪些考验，则值得有关国家思考。对于工作福利改革，Jamie Peck总体上倡导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区位因素，采取包括公私合作、提升人力资本等在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匹配灵活的方法，兼顾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需求和现状，渐进推广和落实工作福利制度。与此同时，Bob Jessop认为工作福利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未来的趋势，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于重组社会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的重要性；提出要建立社会伙伴关系，管控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
（三）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福利研究
相较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研究而言，学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和女权主义的工作福利政策的分析，普遍认为工作福利的劳动力激活和收入支持影响显著。
JacobTorfing将工作福利制的研究视野，由英美为代表的自由福利主义国家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丹麦，尝试引入熊彼特工作福利制来解释普遍福利主义国家的工作福利制成功的原因。该研究将丹麦的工作福利改革视为新国家主义战略的实践，不再用以往“削减福利—提高就业效率—控制和惩罚—针对特定失业者”作为工作福利的分析框架，而构建了基于丹麦情境的“激活—技能—赋权—普遍性”的分析思路。Jacob Torfing变革性地认为“激进型”工作福利改革恢复和强化了丹麦的普遍福利主义，并从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技能、保持成本水平、整合劳动力市场等方面予以论证。可以说，20世纪末的关键节点文献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工作福利是新自由主义的“专利”和“用工作换福利”惩罚性本质的判断。
女权和女性主义，是欧美社会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之一。Jennifer Mittelstadt将性别纳入影响福利政治的变量因素，填补了女性主义在公共福利领域的研究空白。该研究重点关注单亲母亲的贫困问题，将福利的研究单位由个人转向家庭，进而探讨“自我支持”计划对于减少福利依赖和贫困的影响。在Jennifer Mittelstadt看来，工作福利作为一项收入支持计划，依靠提供社会服务，最终使福利对象通过就业实现经济独立。
（四）发展中国家工作福利研究
2015年后工作福利的关键节点文献，视域转向发展中国家，研究对象主要为印度的以工代赈项目，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劳动力市场关系、减贫效应和妇女儿童发展。与以往几篇关键节点文献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研究视域由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由城市为主的工作福利项目转向农村地区的公共就业工程；研究方法由以往的访谈、理论分析等的定性研究转向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福利的研究对于就业项目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该研究与Jamie Peck以及Bob Jessop类似，从供—需视角进行分析，但Clément Imbert等的研究聚焦于印度的政府公共就业项目。该研究认为，劳动力的经济收益方面，公共就业项目对于劳动力的临时性工资有积极作用；但从劳动力岗位的供给来看，在印度各地区公共就业供给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政府供给因素而非劳动力需求因素。
关于工作福利的减贫效应，Ravi等利用印度安得拉邦微观调查的两年面板数据，证实印度的以工代赈项目在减缓极端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包括缓解饥饿（贫困家庭的食品消费的上涨）、增加农村家庭储蓄、提升参与人口的心理健康和减少抑郁症。工作福利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儿童的发展，也是关键节点文献的主题之一。Farzana Afridi等的研究发现，以工代赈等工作福利项目对消除贫困妇女在经济收入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别，提高其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有显著作用，进而可以提升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家庭幸福感，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21世纪以来，国际上学者对于工作福利的讨论，丰富了这一理论的研究体系，相关学者多就以往实践经验的单一维度展开讨论和思辨。国际比较和类型学划分的研究多集中在发达国家的20世纪工作福利计划，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和劳动力市场等新形势下，工作福利的目标再定位及其进一步改革走向，还有待进一步探究。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工作福利项目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学者已利用调查数据予以检验，但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理论层面的提炼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研究热点演进概况
文献计量方法一般使用词频分析法来对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判断。词频分析法能够解释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由此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关键词（Keyword）聚类功能，时间切片（Slice）设为5年。为同时显示研究热点和时间分布，本研究绘制了关键词共现时区图（Timezone View），并按照中心度设置关键词节点大小（如图4）。样本文献共有关键词239个，出现频次合计1231次。
图4 工作福利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结合图5和各阶段的高频关键词，2001—2005年研究热点为：就业（employment），国家（state）、工作福利（workfare）、福利（welfare）、政治（politics）；2006—2010年研究热点主要有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福利-工作（welfare-to-work）、性别（gender）、服务（service）；2011—2021年研究热点集中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改革（reform）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儿童照护（child-care）。
图5 福利-工作的激活机制
（二）劳动力市场视角下的工作福利研究
随着凯恩斯主义制度在民族国家的倒退，以及20世纪90年代欧盟市场一体化与社会政策的持续失败，新自由主义政治形式的出现和扩散有了一定的制度背景和现实条件。21世纪初关于工作福利的研究，多从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政策视角，对于福利政策的转变的理论逻辑、激活效果进行考量和国际比较。
关于劳动力市场视角下工作福利的理论逻辑，相关学者观点有所差异。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工作福利促成了新型政策机制。工作福利的目标在于取消福利和权利、实现激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标量关系的动态配置，政策的生成和调整也是一个不断变革、技术官僚间相互模仿的过程；政治上受到地方政策失败和社会竞争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快速政策”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工作福利和新自由主义难以调和。例如，Daniel Wincott认为“积极”的福利政策只在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国家中，通过将效率和再分配、社会保护政策相结合以取得成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惩罚性走向包容性将是工作福利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
实证方面，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层面的观察和数据，对工作福利政策进行国际比较和类型学划分。一种是典型国家的定性比较。例如，Jochen Clasen & Daniel Clegg对20世纪90年代英法失业保护和劳动力市场改革进行比较发现，工作福利在英国表现为从被动福利支付与促进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一体化推进，可以看作自由主义与灵活劳动力市场结合的产物；而法国的政策阻碍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并导致失业保护的削减。Jamie Peck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工作福利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并就工作福利政治的未来进程进行了推测。另一种是对推行工作福利的国家，进行定量指标的类型划分。Martin Powell and Armando Barrientos在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福利体制三个世界的基础上，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工作福利指标纳入福利结构，对OECD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聚类分析和重新评估、划分出工作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该研究所划分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聚类，与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分类一致。
（三）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工作福利研究
随着工作福利制在各国实践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激活政策的丰富，这一阶段的文献不仅对以往的研究予以了回应，更主要的是聚焦于欧洲社会政策和家庭政策中的工作福利。主要研究主题包括：社会政策视角下工作福利制度的影响，工作福利制度在家庭照护领域的推广。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工作福利研究，以家庭—工作平衡主题为主。例如，Julie Macleavy对英国新工党的就业和福利政策改革的研究，Trudie Knijn等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典型的法国、荷兰、英国针对单亲家庭工作福利政策的比较。相关研究认为，工作福利制度的推广忽略了家庭无偿的照护以及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对于女性，工作福利仅仅强调工作义务而缺乏充分的保障措施，存在女性工作与子女照顾责任不协调问题；同时导致工作贫困人口的增加，有违这一时期“良性儿童投资”战略。因此，相关学者反对惩罚性激活措施，强调工作福利政策要关注性别的社会建构属性以及社会经济中性别地位平等问题。在工作福利的家庭支持政策方面，学者主张从财政支持、激活政策和个性化干预等方面进行改革：财政支出更多用于对工作福利对象的收入支持，激活政策更多关注单亲家庭父母的需求，通过机构改革、激活工作福利的执行机构来优化个性化干预措施。最终使工作福利由“不能拒绝的offer”转变为“不会拒绝的offer”。
工作福利制在家庭政策中的推广研究，聚焦于平衡家庭照护的性别分工问题。Kershaw提出“carefair”概念，旨在借鉴工作福利的方式，影响男性在工作—家庭间的选择，解决家庭照护中性别分工问题。Kershaw认为，家庭照护中的性别分工也可采取“惩罚性”和“激励性”的激活方式进行引导。“惩罚性”政策可强制要求男性履行家庭中的关爱义务，将履行家庭责任纳入领取社会福利的条件，缩小男性在照顾意愿和实际行动方面的差距。“激励性”政策则通过改变社会激励体系和激励结构，改进就业和照护的时间分配，促使男性同样承担非正式的家庭照料工作。
（四）分群分类视角下的工作福利研究
2011—2021年的研究，继续关注家庭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福利政策的“激活”效应等主题。相较于21世纪初，研究对象更加聚焦，学科视角更加丰富，研究方法转向质性和量化相结合。
工作福利主题的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分群分类更加细化。一方面，相关研究更关注工作福利政策在单亲家庭中的实践。对参加工作福利的单亲家庭的研究发现，由于缺乏对于单亲家庭的定制政策，导致激活方案没有降低单亲父母的贫困水平，反而由于他们参加了低层次的工作而降低了幸福感。有关学者认为，对于单亲家庭的激活政策，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救助措施，如专业培训、子女保育津贴以及提高幼儿公共服务可及性等；减少对于福利条件约束，通过消除父母的就业、培训、教育的障碍，提高工作质量，从而实现对其激活的目的。从福利群体的健康维度，也有研究关注到非健康人群的工作福利项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关注到特殊群体的工作福利问题。例如，Griet Roets等聚焦于比利时对于精神障碍群体的工作福利项目及其中的社会工作问题，认为应重视社会工作在精神健康问题群体从福利到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工作福利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分为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三方面，其中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的研究侧重对工作福利制改革的反思与评价，公共管理视角的研究更加注重其改进的思路与政策取向。随着福利体制改革实践的多元化和更加深入，相关研究更加注重不同工作福利体制间的类型比较。
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中，工作福利领域的社会投资问题近年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首先，对西欧国家的不同福利体制改革，分类比较社会投资、被动转移和工作福利。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被动转移体制受到收入水平低、教育程度低和传统社会价值观群体的欢迎，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流派更倾向于工作福利体制，但社会投资体制适合于各阶层特别是高等教育背景人群。社会投资视角的研究，为工作福利在不同社会背景、政治体制国家的福利改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政策选择。
在政治学领域，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工作福利对社会和不同阶层的政治影响。一是认为工作福利改革加剧社会不稳定性，包括失业补助和家庭补助两种改革的政治影响。工作福利对政治的影响机制在于，国家通过权力将收入的风险由政府、企业转移到居民和家庭，由此成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典型。这种不稳定性表现在工作福利不仅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还加剧了“躺平”和就业不足并存的矛盾。二是工作福利改革对不同阶层选举的影响。有关研究利用富裕度调查（affluence-testing）数据的分析，强调了失业福利重组型的工作福利的惩罚性津贴性质。出于选票和权力的延续，工作福利突显出追求收入支持的局限性，而不是帮助家庭降低风险的其他尝试。不难看出，2011年以来政治学的研究对工作福利制特别是惩罚性的激活政策，整体仍呈否定态度。
公共服务视角的讨论，更多地专注于工作福利政策的优化和改进。这一阶段，相关研究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对激活和就业服务政策进行评估、提出相应对策。从本质上来说，激活政策的目的是让有条件的失业者尽快实现就业、增加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但由于市场的负外部性以及公私目标的矛盾，实际情况中工作福利整体的激活有效性不高，只对未就业的弱势群体有效。工作福利需要政府改革和推进，以增加福利对象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基于此，有关研究对工作福利未来的政策改革进行预测。在横向制度结构上，工作福利改革针对多层次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过程，可借鉴其他领域创新治理经验，比如与最低收入计划联动调整；在纵向制度设计上，工作福利制度应关注经济的可持续性，在长期的公共支出与社会目标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利用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软件，对2001—2021年期间共计487篇SSCI英文文献，从数量、学科和地区分布等文献特征，以及关键节点文献、研究热点趋势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工作福利主题研究文献具有以下特征。
发文特征方面，发表密度不断上升，视域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21世纪以来，工作福利研究的发文数量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工作福利研究热度和引文数量不断攀升。发文国家以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为主，并逐渐延伸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保守主义国家，近年来印度的工作福利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以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科为主导，学科交叉特征越来越明显。
关键节点文献的分析方面，研究主题由聚焦就业逐渐转向减贫。Jacob Torfing和Y Kazepov. I. Lodemel等学者将工作福利的研究视域由自由主义福利世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主题仍集中在激活失业者、增加就业；此后Clément Imbert和JClément Imbert等学者将减贫引入工作福利研究，研究对象以印度的以工代赈项目为主。
研究热点方面，学科交叉更加明显，微观研究逐渐增多。工作福利的研究热点先后由积极劳动力市场的探讨转向家庭政策与社会工作的分析，学科视角由劳动经济学为主转向社会学。近年来，研究热点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服务等多学科视角，以及对于特定福利群体的工作福利政策与实践研究。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已经从不同理论视角和测量维度刻画出“福利—工作”的激活机制（如图5）。
目前，尽管工作福利主题在学界和实践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方面值得改进。
一是尚缺乏一致的概念界定。关于工作福利，从含义上来看，一般是指激活福利对象从依靠领取福利到依靠就业获得生活来源的政策。但研究中，不同福利派别的学者对其赋予了差别化的内涵。“惩罚性”的工作福利认为，有工作能力的福利对象要以强制参加劳动或服务为条件来享受救助的福利政策，即为福利而工作。“激励性”的工作福利则认为，工作福利是指通过增强福利受益人群的劳动和就业能力，帮助其适应和胜任就业，从而实现由福利向工作的过渡的福利政策。在工作福利主题的文献中，其概念也经常与积极劳动力市场（ALMP）、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政策相联系。概念界定的不一致，导致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存在差异。
二是研究方法不够丰富。工作福利主题的典型研究以规范、定性研究居多，实证、定量研究仍比较缺乏。从整体来看，大部分研究以宏观层面的关于激活福利对象、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家庭福利政策中工作福利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讨论为主。随着国际上包括国际社会调查（ISSP）、国内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微观调查问卷以及各国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开放，加之定量统计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等社会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具备了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工作福利研究的条件，以解决当前理论和案例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三是研究视域尚有盲区和拓展空间。工作福利研究的地理视域基本覆盖了西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问题涉及劳动力市场、家庭照护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于印度的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即以工代赈项目在减贫等方面的经验研究。整体而言，工作福利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度还不够高，在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理论建构还不够健全。
（二）讨论
工作福利在SSCI检索中已有大量文献，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发文数量还比较少。截至202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以“工作福利”为关键词的文献仅18篇，尚无法形成CiteSpace知识图谱，且主要为国外工作福利实践或政策的经验启示性研究，对于国内工作福利关注度还不够高。
“福利—工作”的政策实践在我国已有几十年历史。例如，以工代赈自1984年启动实施以来，一直是支持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发式扶贫的重要举措，在促进农村人口就业增收、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无论是国家政策体系还是地方探索时间，均在工作福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学者在中国情境下发展和演绎工作福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就农村地区而言，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长期以来一些贫困人口福利依赖的影响，农村地区脱贫人口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依旧面临一定的失业和返贫致贫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农村的稳定就业仍是需要关注的紧迫问题。对于有劳动能力但外出就业困难、无业可扶的家庭以及特殊困难人群，需要通过细分群体，优化和改进以工代赈的激励制度、收益模式和配套的家庭扶助政策，这也是农村地区工作福利领域未来研究的重点。城市工作福利探讨的方向在于，长期而言，如何借助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力资本政策，根据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帮助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实现务工就业；对于受突发事件影响，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的，如何利用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来平衡公益性岗位和最低生活保障，以实现再就业平稳过渡。在城乡差异化背景下，针对不同类型困难群体、多学科视角从福利到工作的实证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对象“激活”分析框架、丰富中国情境下的工作福利理论体系，推动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