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2023-07-05   来源：郭辉   

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大型战役共有20多次，其中湖南战场的大型战役主要有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等6次较大的会战，占据总数的1/4左右。湖南战场是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该时期湖南军民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慷慨赴死的奉献精神以及战事的惨烈程度，均为历次战争所少见。但这些限于军事的战役难以囊括湖南抗日战争的全部内容，如中共抗战、国际援助、民众动员、战场互动、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交融发展，也属于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范畴。八十多年来，湖南抗战研究大致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在战时湖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与新时代“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亟须整合各方面力量，全方位予以推进。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要创新，必须梳理已有学术成果。只有在全面回顾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开展湖南抗战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回顾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如何推进湖南抗战研究的想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湖南随即惨遭日军直接蹂躏，从战争后方变为前沿阵地。1938年11月11日，岳阳沦陷。11月13日，长沙城突发大火，千年古城毁之一炬。随后数年，湖南正面战场与日军处于长达数年的拉锯状态。伴随湖南战事的发展，学理层面的湖南抗战研究也逐渐面世。纵览这些内容，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战事纪实性文字。1938年长沙大火发生后，即有不少纪实文字发表，如六合阐明大火原因与真相，认为与其事后对大火责任人进行“严厉惩处”，不如事先“严密督察”。灵龙则记下当时大火罪责的各种传闻。关于历次长沙会战的纪实文字更多，有些文字见诸于报刊，有些则被编辑成图书，如胡定芬等集体编著的《湘北大捷》，详细记录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过程，留下许多史实。《湘北大捷纪实》《长沙会战纪实》《湘北胜利记》《湘北之战》《长沙大捷记》等书，记载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情。赵曾俦等编的《抗战纪实》第2册，也属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纪实材料。这些文字因多属战斗即时记录，故采取“湘北大捷”“长沙会战”等名称，而非“第一次长沙会战”。此外，还有《第二次长沙会战纪实》《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党政战斗纪实》。衡阳保卫战后，回忆纪实性著述有朱民威的《衡阳四十七天》、包括方先觉在内的诸多亲历者口述的《衡阳突围》、蔡汝霖的《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湖南团员抗战忠勇事迹》介绍湖南三民主义青年团忠勇抗敌事迹，《第二三两次长沙会战湘阴公务员、人民英勇杀敌暨忠烈事迹》则介绍湖南地方官民英勇杀敌的相关情况。

第二类，战时各类材料汇编。这些材料多为经相关部门搜集筛选的情报，供军事单位作战时参考。如桂林行营参谋处编的《对倭作战资料》（第8辑）专门列出“长沙会战特辑”。俘获的一些日军文件被编译成小册子，让军队熟悉日军作战习惯。如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俘获的“敌军作战命令”被编译成《第二次长沙会战俘虏敌军机密文件译本》，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俘获的敌军作战命令被汇编成《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获敌第三师团作战命令》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获敌第六师团作战命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编印的《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印的《常德会战获敌文件及其研究》也属此类。还有一些是战场检讨或概述类材料，目的是为军队作战提供经验。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印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之检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编印的《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概述》。上述材料汇编在当时不少属机密文件，主要用于部队作战参考。

第三类，时人湖南抗战论述。这类论述较为简单，多属通俗作品。如杨纪的《南战场之旅》，其中有湘北之旅、湘赣大捷记、长沙会战实录、湘行回忆录等内容，均为湖南抗战随感。万言编著的《中国要览》，内容包括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简史。抗战胜利后产生不少抗战著述。此类论述学术性虽有限，但作为史料或值得关注。何应钦编著的《八年抗战之经过》，高度评价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湖南抗战战役。杜惜水撰写的《中国抗战史演义》，虽为通俗章回体小说，实占有丰富“史料”，其中涉及湖南者有第二十回“战略达成全师撤武汉，神经过敏大火毁长沙”、第二十八回“谋脱泥淖长沙初会战，聚歼顽敌湘北逐斜阳”、第四十三回“炫武力长沙再会战，拼孤注东条初登场”、第四十六回“白衣渡江长沙三会战，助纣为虐马来陷日军”、第六十八回“会议开罗惩倭初定策，血战常德残寇再收功”、第七十八回“失长沙张德能正法，守衡阳方先觉被俘”、第九十二回“保卫雪峰山严阻日寇，血战雷祖岭奏捷湘西”。正因湖南战场占据重要地位，在书写中亦被重视。

第四类，各种抗战史专著，其中不少涉及湖南抗战。高越天编著的《抗战史话》属即时性研究，依时间顺序从战前背景写到襄枣会战张自忠牺牲，并对抗战前景做出展望，内容涉及湖南抗战者有南岳会议、湘北大捷等。冯子超的《中国抗战史》所述内容较广，仅少许涉及湖南抗战。曹聚仁与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采用图片附文字形式，介绍长沙第一次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湘桂黔会战及湘粤赣边区诸次战斗等湖南战场情况。彭光亚从“七七的起因”讲述至“广东的受降”，其中长沙文夕大火、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湘西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日军湘粤赣边区流窜战、雪峰山南麓之战等湖南抗战事件和战役占据相当篇幅。黄声远研究陆军第五十八军抗日战史，内容涉及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第五十八军在醴陵、湘北等地的战斗。这些著述偏重于事实描述。朱泽甫从九一八事变讲起，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具有鲜明的观点和立场，对湖南抗战史亦略有涉及。因湖南抗战的重要性，当时的诸多抗战史论述或多或少皆有述及。

该时期湖南抗战研究具有显著史料色彩，如路家榜与吴敬模编的八卷《薛岳抗战手稿》，有六卷涉及湖南抗战。薛岳等时人的诸多论述，亦即今人研究湖南抗战的重要史料来源。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分“沦陷及轰炸地区”“人口伤亡”“财产损失”等统计图表，并附湖南省抗战期间实征壮丁人数表与湖南省政府抗战期间搬迁情形表，属典型的史料汇编。总体而言，该时期的诸多著述虽带研究性质，亦属史料，学术性较弱。这些论述、评析、记录、观点，或仅为材料归总汇编，但在保存大量史料的同时，亦能观察时人的态度与认知。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据黄美真等初步统计，该阶段共出版抗日战争史方面的著作和资料60余部，发表论文和文章400余篇。该统计数字中绝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文章。当时抗日战争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史，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各方面情况皆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认识。另外，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还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美国对中国抗战的破坏。这些研究尚未涉及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的联系。因湖南抗战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故易被中国共产党抗战这一研究重点遮蔽。

国民党抗战的研究，除全面抗战初期被有限的肯定外，几乎被置于“溃败”的叙事体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注脚。关于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有类似表述：“当时国民党拥有二百万以上的军队，其中也不乏不甘坐视国土沦亡的爱国军人”；“有此种种原因，在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以后，蒋介石集团被迫抗战了”，抗日初期蒋介石集团在上海曾与日寇战斗，并且在广州、武汉失守以前，蒋介石集团还有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这些对国民党抗战的略带肯定性的话语基本上集中于全面抗战初期，且是其片面消极抗战路线的体现。而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抗战往往以溃败的面目出现，如湖南的大城市与大道，几乎完全沦陷敌手。张发亮的著作中也提及1944年9月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败。金春明认为，1943年日寇进攻常德企图抢粮的“湘北战役”，为日进蒋退，一打一拉，没有严重的战斗。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几倍于敌军，又有美国空军配合，但仍是“一触即溃，一泻千里”。湖南抗战被置于“溃败”语境下进行认识，故评价不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多忽视抗战相持阶段前期，湖南战场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而关注湖南战场的“溃败”。

就笔者目力所及，湖南抗战研究多归于其他历史研究之中，专门研究较为少见。章百家说，这个时期学界多将抗战史作为中国革命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时期加以研究，湖南抗战仅为部分内容。当时的一份《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可看出湖南抗战的相关表述，其中第十六章第二节为“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和国民党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具体是“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的战略计划。战役的经过。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梁寒冰的《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也述及湖南战场：1944年5月，日寇以12万兵力继续进攻湘北，湘南国民党军队约30万不战而逃，长沙、衡阳等地先后沦陷。8月底日寇继续向湖南、广西进攻，国民党军望风而逃。这些研究基本从“溃败”角度观察湖南正面战场。

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中，也会论及湖南抗战。但湖南战场前几次如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等皆无描述，将重点放在1944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即豫湘桂战役。周景濂编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视1944年国民党战场为“大溃败”，日本在3月发动正面战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日寇迅速占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人民损失颇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价不高，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逼近长沙，薛岳“被迫应战”。后来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话》中，强调即使中国共产党解放区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国民党军在兵力占优势的前提下，因其政治腐败，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正是政治形势影响下，学界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不多，而抗战后期因湖南战场的“溃败”而被纳入研究者视野，且多指豫湘桂战役，常德会战因其胜利而提及较少。

抗战时期国民党研究方面，朱玉湘考察了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其中涉及湖南省从1941年起采用公购余粮的办法，以及湖南省田赋征实的衡量工具、田赋征收比例、稻谷栽培面积和产量等情况。其研究较为客观。在台湾学界，一些湖南抗战的亲历者开始出版专著，对湖南抗战进行回忆和研究。1951年徐浩然写成《常德抗日血战史》，该书分上下两篇，叙述了常德会战的背景、经过，以及国内外舆论。1971年黄铿的《衡阳抗战四十八天》在台湾出版。该书乃其回忆录，虚构成分较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学术研究百废待兴，直至2005年，湖南抗战史研究得到正常发展，呈现几方面较明显的特色。

（一）专著开始出版

从后见之明而言，湖南抗战“通史性”专著仅出现于该时期。“平江惨案”为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事件，湖南平江县原史志办主任吴定邦致力于“平江惨案”史料搜集与研究，他在论述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的成立及其团结抗日的贡献，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的基础上，叙述了平江惨案的经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专门研究抗战时期湖南的著作。

以往抗战研究侧重于敌后战场，较少关注正面战场，石柏林将湖南战场视为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并细致考察长沙大火、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战役、芷江战役等湖南战场重大事件。湖南为相持阶段正面主战场的观点由石柏林于1987年提出，后来基本上为学界认可。周询则聚焦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后期的重大战役常德会战，勾画出整个战役全貌且重点突出常德守城战。罗玉明从抗战初期的后方基地、抗战相持阶段的前哨阵地、国民党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抗战胜利的出发点定位湖南战场。这几本著作将重点放到湖南正面战场，给予较客观评价。萧栋梁和余应彬撰写出版的《湖南抗日战争史》是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湖南抗战学术性通史。该书以国共两党在湖南战场的抗日活动，以及战时湖南经济为研究重点。陈先初从“湘北蒙难”一直写到“湘南湘西大劫难”，揭露出日寇在湖南境内疯狂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罪行。该书属于强调日军暴行的宏观著作。

其他一些著作虽偏于通俗性，但亦能丰富人们关于湖南抗战的认识。如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用照片配以文字说明的形式，较粗略地描述了包括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湖南战场军事抗战在内的湖南抗战整个历史进程。潘泽庆也以图片的形式展示长沙抗战。刘启安则用纪实文学的形式“首次独家揭秘”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另外，还有诸多“纪实”文字相当流行。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著的《三湘抗日纪实》、邢祁和陈大雅主编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王少华的《楚天云：第六、九战区抗战纪实》、任光椿的《火城——长沙会战纪实》、戚厚杰的《湘江战火——长沙会战纪实》等纷纷出版。这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在湖南抗战史普及工作上有着重要意义。该时期湖南抗战学术与通俗著作并存，皆有不少成果，展现出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湖南抗战研究的重视。

（二）学术论文发表

在湖南抗战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某些较宏观问题，如湖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受不少研究者关注。戴柏汉与蔡北文强调湖南是抗战初期的大后方，是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主战场，芷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由侵略者向中国乞降洽谈的地点，湖南是众多抗日精英的故乡，故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柏林进一步论证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一个主要战场，在此基础上强调湖南战场军事活动对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对湖南人民的支持与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奋不顾身予以肯定。范忠程论述湖南在全面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指出抗战初期湖南军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汉沦陷后湖南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与日军抗争达六年之久，消耗侵华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他还认为，八年全面抗战是湖南社会向现代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些研究从宏观上肯定抗战中湖南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湖南作为抗日相持阶段正面主战场的作用。

湖南因处正面战场，此前少受研究者关注，改革开放后抗日战争研究被理性对待，开始客观评价国民党抗战，湖南抗战亦受肯定。随湖南战场被研究者纳入视野，中共在湖南战场的活动和贡献受到关注。面对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并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形成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僧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丘均元和王世名认为，中共对湘桂佛教僧侣抗日活动有推动作用。赵强和田继胜认为，湘西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救亡活动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共在国统区工作不能忽视的部分。抗战初期共产党人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受到研究者重视。戴开柱对吕振羽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的活动和成绩进行探讨，揭示了吕振羽配合党宣传抗战救亡理论和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训党的基层抗日干部等事迹。范忠程也从抗战文化的重要传人、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办人三个角度，分析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特别论述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时的抗日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湖南战场有密切关系，本不应被忽视。

因湖南属于国统区，故有不少国共合作抗日的活动与实践。顾群将湖南的国共合作分为两个阶段：国共合作形成初期，湖南出现生气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武汉沦陷后，国共合作遭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群众抗日热潮趋于低落。曾长秋将湖南国共合作细分为三个阶段。湖南国共合作的较典型实践即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戚厚杰在考察干训班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学员情况、教育训练、作用影响后指出，干训班是由朱德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后创办的，叶剑英等中共高级干部参与了训练工作。莫岳云简要叙述了国共两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史实。苗体君重点研究叶剑英在筹建干训班、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民主管理、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人民抗战有了胜利的保障。

湖南战场整体地位提升之下，广大民众的抗战贡献亦受到关注。梁瑞兰认为，抗战初期，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范忠程从抗日救亡宣传、抵制日货运动和支援前线抗战等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内容入手，揭示其重要意义。肖栋梁认为，湖南人民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站在斗争前列，九一八事变后湖南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基础，武汉失守后，湖南人民协同中国军队进行六次正面会战与数千次敌后游击战，给全国抗战以有力支援。王晓天和王国宇也将湖南民众置于整个抗战中观察，认为民众是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也是湖南战时经济的直接生产者和承担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为抗战做出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牺牲。学者们对人民群众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力量进行了充分论证。

湖南为多民族省份，境内少数民族主要居住于湘西、湘南，故湖南少数民族抗战问题亦引起学界重视。聂祖海考述了抗战时期的湘西民变，认为其具有包括抗日在内反抗压迫的主要特点。彭清洲和沈桂萍注意到，湘西各族人民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自发地起来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陈廷亮也认为，湖南少数民族无论前方将士或后方民众，皆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答振益从组织回民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献金献物支援抗战、声讨汪逆叛国投敌罪行、安置救济各地回族难民、踊跃参军待机杀敌等方面讲述湖南回族的抗日救亡斗争。

湘西苗民“革屯”运动受到特别关注，有多位研究者聚焦于“革屯”性质问题。伍新福认为，“革屯”是一次革命运动，但存在一定局限性，国民党收编“革屯”军有消除异己的目的。聂祖海和刘善述将“革屯”定性为苗族农民为主体的各族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对封建屯租剥削和地方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雷安平等人给“革屯”加入“抗日救国”的内容，认为“革屯”是一次以苗族群众为主体的，以废除屯租为基本内容的反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革命运动，但缺少先进阶级领导。石昭明认为，“革屯”是反对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民主革命运动，运动决策人中共党员隆子雍适时将革屯运动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些研究使学界对“革屯”的认识更丰富全面。

湖南抗战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国民党正面战场受到关注。李世宇从张治中治湘入手，分析长沙大火责任问题。多次长沙会战是湖南战场与日军拉锯的突出表现，研究者多予正面评价。王建辉肯定三次长沙会战的成绩，并分析了胜利的原因和意义。余求校将三次长沙会战定为胜利的会战，认为会战体现了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高度爱国热情与广大士兵的牺牲精神。钟启河和姜海湖给予第一次长沙会战较客观正面评价。张生和平欲晓将第三次长沙会战视为正面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次成功的歼灭战。常德会战是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毛申先认为，常德会战对整个抗战战局产生积极影响，在抗战中占有一定地位。芷江战役又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曾长秋认为作为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其胜利预示着中国抗战胜利即将到来。芷江受降与芷江机场也纳入研究者视野。向国双介绍了芷江机场的修建、使用情况，及其在芷江受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学术研究的理性化，湖南正面战场亦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党抗战相持阶段以来失败最严重的一次战役，故研究者多分析其失败原因和影响。刘贵福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方针、军队战役的具体指挥等方面分析豫湘桂战役失败原因。彭厚文将衡阳保卫战的失败归于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战略思想。刘馥和李薇认为，豫湘桂战役失败使国民党统治出现危机，激化国民党内部矛盾，使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直接导致史迪威事件的发生。但也有学者从豫湘桂战役看到三方面转折的意义，即日本侵略者从战略防御向最后灭亡、中国正面战场从战役失败到战略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从渡过困难向战略反攻。柯育芳以小见大，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观察当时整个湖南战场情形，并从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观察其失败原因。这些研究使湖南正面战场的真实面相得到大致呈现。

从湖南正面战场观察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等问题受到关注。石柏林阐述湖南战场战事活动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对日战略变化间的关系。陈红民通过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探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持久战的总体构想，以及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应战而不求战的军事战略特点。王奇生从湖南会战观察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民众动员等，以及如何回应日军“一号作战”。汤水清等则以湖南省和第九战区为例，研究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给问题，认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构到军事组织，确实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系统，并采取了切实有力措施，妥善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这些研究跳出湖南看湖南战场，是该阶段为数不多的从全国视野观察湖南正面战场的学术成果。

大而言之，湖南抗战研究可分为湖南抗战与战时湖南。关于战时湖南的成果虽不多，但关于战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抗战时期湖南因处东西南北交冲地带，在经济方面有特殊地位，其中企业迁湘属战时发生之事。傅志明认为，企业迁湘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并改善了湖南的经济状况。肖栋梁将湖南从七七事变到1944年间的湖南工矿业视为“黄金时代”，探讨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程、特点和作用。雷国珍将经济抗战视为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突出表现，认为湖南从经济方面支持了全国的军事抗战，而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等有关。刘国武在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后指出，抗战时期湖南公私财产直接损失高达18亿美元。战时湖南经济既有大发展，同时亦遭巨大损失。

湖南战时文化也较特殊。唐正芒从文化名人汇聚、抗日团体与文化阵营、进步报刊及新闻出版、戏剧歌咏等方面介绍长沙抗战文化盛况，并探讨长沙以外湖南其他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情况，以及湖南抗战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意义。他还指出，研究湖南抗战文化，能拓宽湖湘文化的研究领域。抗战初期湖南的救亡图书室属特殊文化事物，李龙如简述其产生、发展过程和特点，以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战时湖南虽为战场，但湘西社会受战乱较少而相对稳定。王朝晖认为，国民党统治中心内迁重庆后，湘西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反映到教育上即“边民教育”。“边民教育”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大量人才涌进湘西。暨爱民认为，抗战时期因外地学校纷纷迁入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湘西教育获得空前发展，体系完备，质量提高。他还指出，抗战时期湖南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指出战时湖南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学质量提高，尤其是中等教育跃居全国前列，为湖南后来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属于抗战纪念文化设施，1945年秋，湘西会战龙潭战役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建成，正是湘西龙潭战役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总之，研究者揭示出湖南经济、文化的战时特性。

（三）口述回忆为主的“文史资料”出版

195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组织相关人员撰写回忆文章。改革开放后，关于湖南抗战文史资料的搜集受到重视。如《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基本上为湖南抗战史料，包括文夕大火、长沙沦陷、常德细菌战，以及湖南文化抗战等。《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为纪念抗战全面爆发50周年而出版，即湖南抗战回忆纪实专辑，包括湖南抗日正面战场多次战役、人民群众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与救亡活动、湘籍将士在外地参加抗战的回忆。《湖南文史》第47辑为“湘西会战专辑”，包括将士回忆、民众参战、战地见闻、日军暴行、文献资料等，从多维角度呈现湘西会战的历史。《长沙文史》第13辑基本上属于四次长沙会战的口述回忆资料。这些文史资料专辑集中于抗战时期湖南正面战场。

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湘阴文史资料》第7辑，专载抗战时期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该日记记载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湘阴守城情况。日记后附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湘阴县政府重要文电与动员协同作战统计资料，以及胡震球等人关于谢宝树的口述回忆。乐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抗日战争中的薛岳》，分为“薛岳的抗日历程”“薛岳战时论著、演讲、报告选录”“各报记者访问薛岳印象记”“有关历史文献资料选”“薛岳与家乡”，附“薛岳指挥的历次战役序列表”，多数内容涉及湖南抗战。此后，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其中有《长沙大火》《芷江受降》，多为口述回忆材料。这些均属与湖南抗战有关的文史资料专辑。

除专辑外，湖南省出版发行的诸多文史资料亦有涉及湖南抗战者，如《岳阳市文史资料》第6辑、《凤凰文史资料》第1辑、《沅江文史资料》第4辑、《岳塘文史》第1辑。其他省的文史资料中也有关于湖南抗战者，如《石柱文史资料》第5辑、《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的政治军事编第4卷《八年抗战》上册，其中有“湖南四大会战”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史资料”某些内容有重复，某些资料被多处收录。

此外，某些湖南抗战的史料被编辑出版。如黎维新和周德辉从文化角度汇编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实录。雷安平汇编1936年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的概述、书信、回忆录、故事传说等，以多种形式呈现这一历史画卷。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其中第2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第7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等均有湖南抗战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之第3卷《抗日战争（2）》有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图片史料。

（四）学术共同体建设

该时期关于湖南抗战的学术会议渐次召开，会后出版论文集，研究成果得以集中呈现。1995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委、省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湖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人民的胜利——湖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成立。2002年，该所主办“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中、日、美等国专家学者参加，会后出版《揭开黑幕——2002·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和中共常德市委、常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湖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牢记历史，开创未来：湖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起，《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细菌战罪行研究”学术专栏。

以2005年作为湖南抗日战争研究分界线，非因该年于湖南抗战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仅为便于观察湖南抗战研究长期以来的变化，且该年为抗战胜利纪念60周年。湖南抗战研究只有从较长时间观察，才能发觉明显变化，若就年份次第更替而言，多属传承而非突变，2005年前后亦如此。故该部分主要从延续角度观察，发现些许变化。

（一）研究专著

该时期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不多，与上阶段相比有衰落之感。该阶段没有湖南抗战的通史性著述，较严谨的学术著作也较少。

战时湖南现代化问题受到研究者重视。刘国武利用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方法，全面展示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衰败，详细论述战时湖南政治的演变，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的现代化，以及湖南现代化最后遭受的重创，在这些基础上还述及社会生活的变迁。战时湖南现代化实际上属畸形的现代化。刘鹤将战时湖南现代化研究具体到湘西，论述湘西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最后讨论“现代文化的繁荣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湘西作为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呈现战时湖南某些地方现代化的特殊性。抗战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湖南战场集中于湘北地区，湘西地处偏僻而为“大后方”。在国民政府加强大后方建设的情况下，湘西现代化建设迅猛推进。如刘国武所言抗战后期湖南现代化的“衰败”在湘西或不存在，故能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和纠正其研究。陈艳辉则从湖南文化抗战角度研究《力报》。其中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受当时学界影响甚深，特别是受到台湾学者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960—1916）》的影响。

湖南文理学院成立的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开始产生学术成果，出版了“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研究丛书”有两本可视为研究专著。陈致远专注于研究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出版国内第一本该题材的学术专著。聂莉莉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结合田野调查，从城乡地理分布、商业活动、民间习俗、政府防疫等考察常德人民惨痛的细菌战受害过程。2006年，该书日文版出版，被刘云和金菁琳翻译成中文后纳入丛书。

其他一些著作则强调通俗性，史话纪实类作品大量出版。如整个湖南抗日战争的实录，华日军三湘罪孽实录，长沙岳麓山抗战史话，湘北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三次长沙会战的纪实，还有常德抗战实录。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南抗战纪实系列，包括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长沙会战、雪峰山会战。芷江保卫战的历史，抗战时期与衡阳相关的历史也受到关注。除重大战役纪实作品外，一些小战役与相关抗战事迹也引起注意，如常德会战中的慈利阻击战、平江抗战、广益中学抗战外迁、湘雅人的抗战、衡阳会战中的日军部队。其他用图片呈现湖南抗战史的著作也纷纷出版，从视觉上产生极大冲击。尤其是肖中仁主编的“湖南抗战历史连环画”系列，包括四战长沙、喋血雁城、血战常德、湘西会战等。这些著述在普及湖南抗战知识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志”“事略”“事典”等形式的著述纷纷出现。钟启河和刘松茂以“日志”形式完整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湖南抗日战争这段反侵略的光辉历史。钟启河和周锦涛主编了关于湖南抗战阵亡将士的事略。这两本著作均为湖南抗战研究的基础工作，隶属于“湖湘文库”。叶荣开主编常德抗日事典，使常德抗战史实得以较详细地呈现于世。

该时期出版的大型丛书，如“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全景画卷”中，即有《旗飘雪峰山：湘西会战影像全纪录》《梦断衡阳城：衡阳保卫战影像全纪录》《常德八千师：常德保卫战影像全纪录》《三战长沙城：长沙大会战影像全纪录》等卷。“话说中国抗战史”系列中有《1939—1942年长沙大会战》《1945年湘西大会战》。

（二）学术论文

该时期湖南抗战宏观问题研究渐趋淡化，但某些问题仍受重视，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湖南抗战活动的研究，虽较上一时期成果数量显著减少，但研究更加深入。姚晓菲较系统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不同环境下的活动与发展情况，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发挥的作用。罗玉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各地党组织坚持抗战、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史实，并总结其在湖南战场的作用与功劳。这些研究较全面地阐发了中共在湖南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

战时湖南研究成为重点，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成果显著增多，且更趋细致，诸多选题均属首次出现，这正是学术研究积累至一定程度的产物。战时湖南工矿业研究方面，王安中在萧栋梁研究的基础上，更客观地分析了战时湖南工矿业发展的动因以及趋势，侧重于政策扶持、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经济格局等“经济”层面。刘国武在全面综述战时湖南工矿业兴起、发展、衰落的基础上，强调战时工矿业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奠定了湖南工业发展基础，加速了湖南社会的演进。

工矿业具体行业研究也是重点。徐凯希关注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勃兴的原因，认为手工业在坚持长期抗战，提升鄂西、湘西山区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段贤敏认为，随着抗战兴起，工业和铁路机车用煤数量激增，凭借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湖南煤矿业的作用以及在全国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某种程度上说，战时湖南煤矿业的兴起奠定了湖南的工业化基础。杨亚伟的研究与段贤敏类似，只是将研究对象转移到机械工业。金阿勇认为，迁湘工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湖南近代工业布局，促进湖南近代工业发展，但因属短期行为，其对湖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这些研究使战时湖南工矿业有了更丰富立体的呈现。

战时湖南农业农村研究兴起，且涉及诸多具体内容。李圣菊系统论述战时湖南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认为湖南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为抗战提供大量军民用粮，也增强了国统区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刘国武在考察抗战时期湖南农业的曲折发展态势后指出，湘北、湘中地区屡遭日军蹂躏，农业出现衰退，而湘西、湘南地区农业则因处大后方发展迅速，并与近代科技实现初步结合。其研究比他此前出版专著中的相关认识有了显著变化，关注到湖南不同地域间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更具体。刘鹤和何云辉注意到，抗战时期农业机构的迁建，促进了湘西的农业发展。抗战时期湖南茶业受到研究者关注，余志君考察了抗战时期湖南茶业管理处的设立，及其所采取的统制经济措施，并分析了统制经济政策的影响；展示出其对于促进安化传统茶业振兴，及战时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姚顺东从1942年湖南农产品展览会入手观察时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对农业改良的认识和从事农业改良工作的积极性。战时湖南农业研究起点较高，该时期研究更为细致。

战时湖南商业金融业开始受研究者关注。刘国武认为战时湖南省政府统制全省商贸，使省内外商贸联系加强，资本增加，商贸公司增多，出现一些新兴商贸中心。他还关注到战时湖南金融业，认为战时湖南金融业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迅速转入战争轨道，成为西南金融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全全省金融机构、维护法币信誉、扩大经营业务、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鹤认为，抗战时期内迁人口促进湘西经济市场化，拉动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湘西大米、茶叶等食品商品化，也提高纱布、民族饰品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促进了旅栈业、饮食业和理发、照相等服务业的发展。战时湖南经济得到较全面研究，涉及相当广泛。

战时湖南教育研究更细化，该方面以刘鹤的系列成果为代表，侧重于湘西地区。刘鹤认为，抗战时期张治中大力推进乡村教育，实地考察湘西民族地区教育，增加湘西等地教育经费，结合移民安置发展了湘西教育。他关注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课程设置的现代化趋势，注意到内迁学校特别是内迁教师传入新的教学方法，明显改进了湘西的教学方法。他还注意到，随着大量湘西籍精英回迁和外地教师内迁，湘西教师队伍的地缘、学历、性别、年龄结构皆出现重大变化，现代小学中学教师队伍得以建立并趋于成熟。暨爱民和刘鹤认为，抗战时期湘西教育的现代转型最终完成，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作出重要贡献，强化了湘西各民族的中华一体感和民族国家认同，推动了后来湘西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王昌在分析抗战时期迁入湘西学校大体情况的基础上，探究这些学校对湘西教育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以及对整个湘西地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李在全阐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创办衡山实验县、乡村师范学校、进行农民抗战教育和训练地方行政干部，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政治改良。这些研究从实证角度避开了过往一些研究的空泛叙事。

战时湖南文化研究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微观考察。萧栋梁从宏观上论述湖南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且作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声威和内涵，推动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对于战时文化的微观研究亦有进展，如关于《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常德会战宣传的比较，关于湘西地方政府抗战宣传的考察。抗战精神是战时文化的内核，值得深入挖掘。夏远生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倡扬的湖南抗战精神。战时湖南学术也有研究者述及。周国林认为，抗战时期张舜徽任教湖南蓝田国师，使其得以站在较高学术平台，跟众多学者交往，与学术界广泛对话，深化学术见解，且遍览群籍，结撰名作，积累材料，制定计划，立下一生治学规模。张凝较全面调查和研究湖南省抗战阵亡将士纪念设施。这些研究并非纯粹文化研究，从广义文化理解上呈现多样性。

战时湖南社会研究成为重点，且社会救济是重中之重。何多奇等认为，抗战时期湖南人口变迁对湖南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使湖南人民思想意识得到升华和解放。战时国民党“拉壮丁”成为普遍现象，徐德莉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观察战时湖南“拉壮丁”伪造案情况。战时与战后救济受到研究者关注，茹佳楠考察全面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期间湖南难民及其救济问题，认为在各方救济下，难民压力虽得以缓解，但也暴露出政府许多不足与缺陷。戴蓉芳具体论述了战时湘西地区难民救济问题。关于战后救济，夏洪亮认为，湖南善后救济分署成立后开展的系列农业善后救济工作，有效缓解了湖南灾情并献力于湖南农业恢复和发展，但因各方面因素制约，存在诸多不足。钟声和高翔宇则关注战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农村重建工作上的努力。战争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如何善后显得尤为重要。

战时湖南国民党军政研究不再专注于战场战役研究。兵役工作的好坏，关系战争前途。隆鸿昊认为，抗战时期湖南军政当局在基层展开了兵役宣传及实行抽签法等系列措施，兵役工作总体而言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基层军政人员虐待壮丁等弊端。邓野关注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认为该案体现出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刘大禹讨论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的关系，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派系冲突的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南岳军事会议仍受关注。朱汉国分析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的背景、议题与成果，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时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会议。秦程节强调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对日军事战略的调整，及其产生的重大积极影响。曹子洋述评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亦指出因蒋介石始终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在国民党军队的顽疾改造方面无所作为，导致军事上不断出现溃败。

该时期湖南抗战研究改变此前以政治史和历史事件为研究重点的倾向，涉及更多领域，注重战时湖南的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现象，研究也更全面细致。

（三）史料

2004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调研统计，故该时期湖南各地方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纷纷出版，包括湘潭市、永州市、长沙市、邵阳市、常德市、郴州市、怀化市，以及“重大惨案及口述资料”专卷。此外还有萧栋梁主编的《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和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湖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该方面研究以数据统计为重点，但形成的调研成果，水平参差不齐。

相关回忆录也结集出版。董学生主编有《长沙会战》（上、下），以回忆录、亲历记为主，也包括战报、新闻报道、书信等文献史料。薛岳和余建勋等的《湖南会战》，虽同为回忆录、亲历记，但选编范围较广，包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的相关回忆。另外，个人回忆录也有进展。葛先才的《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即属亲历湖南多次抗战战役的回忆录。湖南图书馆编著的抗战老兵口述在当时产生相当影响。朱清如调查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情况，进行口述历史材料的搜集与研究。回忆录、口述提供了较为鲜活的湖南抗战记忆。

“湖湘文库”中收录5卷《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和1卷《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史料》，系编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等机构搜集不少档案史料，汇集出版。张华将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十余年搜集的中、日、美、俄等国关于常德细菌战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分类编成出版。从总体情况而言，史料方面发掘力度尚属不足。

（四）学术共同体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持续发力，2006年12月，该所主办“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主办“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他相关学术会议陆续召开，2014年9月3日至5日，中国抗战文化基金会、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在洞口县举办雪峰山抗战研讨会。2015年8月20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2015年12月，湘潭大学主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讨论会。

湖南高校的诸多研究者多为单打独斗，尚未形成学术共同体意识。但不得不肯定《抗日战争研究》在湖南抗日战争研究上的推动作用，为湖南抗日战争研究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持。

2016年以来，随着全国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湖南抗战研究也出现新的发展趋势，某些新领域和新方向正在萌发，史料来源更为丰富，研究更为细致实证，研究水平渐长。

（一）研究专著

彭新华记录抗战英烈史恩华和大哥史恩荣的一生，追随他们足迹回顾国民革命军五十二军的抗战历史。李岳平等依据大量一手资料，客观记述中日军队双方在衡阳城的拉锯鏖战，反映衡阳外围战斗，以及此役后期洪桥保卫战、常宁保卫战和衡阳沦陷后的抗日游击战的情形，叙述衡阳守城军民团结御侮、忠勇卫国的抗战脉络和史实。周龙与王翊民运用多方面史料，客观记述薛岳一生，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作战表现。王娅妮泰通过发掘大量书信、档案、回忆录等材料，深入考证和研究1938年的长沙大火。此外，据悉，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编撰的《湘北抗战史稿》已完成。

叙述正面战场抗战历史的9卷本《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面世，其中，邢烨和许海芸阐述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的激烈攻防战；沈岚探讨发生于1944年4月至12月间的豫湘桂会战；蒋耘介绍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会战，即芷江雪峰山地区的湘西会战。这些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关于湖南抗战的认识。

（二）学术论文

中共湖南抗战研究方面既有对新问题的探究，也有对旧问题的新阐释。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湖南问题以往虽有人关注，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李勇和罗玉明认为，八路军南下支队虽未直接实现最初的战略目标，但在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等方面发挥了正面作用。段千千等认为，徐特立的兵役主张对抗战初期湖南兵役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文化抗战历来属湖南抗战研究重点，邓燕等关注中共湖南党组织在湖南抗战文化运动上的努力。王继平和杨晓晨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可分为三个阶段，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总体上的推动力尚显不足，中共湖南抗战研究在资料发掘、问题意识、细节考证等方面，尚大有可为。

常德细菌战研究不断推进。在陈致远团队努力下，该方面取得不少新进展。朱清如检讨1941—1942年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认为当时防疫体系在相当被动情况下建立起来，很不健全，且缺乏鼠疫防疫经验，防疫工作出现不少失误。他还分析认为，日军发动常德细菌战的重要目标在于造成经济破坏。常德细菌战的史料发掘与研究问题是关注重点，陈致远利用中、俄、美、日本等国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考察和揭露1941年侵华日军在湖南常德实施的细菌战过程、后果等。张华聚焦于利用美国当时收集的常德细菌战情报探讨相关问题，认为美方动用多方情报收集途径，美方在收集过程中对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发生的认知，前后是有变化的。谭雪从社群范式下档案如何推动社会公正与和解出发，观察常德日本细菌战档案公开问题，其研究偏重于档案学。常德细菌战问题属新世纪以来湖南抗战研究中的新问题。

战时社会与经济问题，虽然新的推进较少，但也开拓出新领域。程林研究全面抗战时期湘西的垦荒活动。黄均霞将关注重点放在战时湖南省政府开办粮政上。湖南省政府通过统制生产、加强购储与控制粮价，将粮政迅速纳入战时轨道。且在田赋征实后，湖南省政府调整战时粮政，强化“农业国防”。余志君等认为抗战时期洪江民林督导试验区的筹办，在推广林业生产与科学知识，发展湘西林业经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陈瑶认为，湖南民船同业团体的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及战后复员时期，抗战期间身处前线的民船同业团体，因积极组建同业工会、保甲组织或同乡会，配合政府统制政策，完成对前线兵力和物资的运输周转，获得政府认可成为合法社会组织。各种社会问题受到关注，某些属新问题。杨乔注意到抗战时期湖南各级政府开展的“破除迷信运动”，认为其成效虽有限，但对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高民众觉悟，维护抗战国策具有积极作用。皮学军则关注战时湘西霍乱的防治工作。这些不少属于新问题，有待继续发掘和深入研究。

国民政府军政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张晓燕利用湘西保靖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研究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监犯调服军役的特殊现象。严海建和施祺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与国内战局发展变化对余程万弃守常德案处理的直接影响。中美空军联合作战在湖南战场后期有重要作用，既是中美合作的产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的典范。祁雪春论述长衡会战时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田燕飞关注“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隆鸿昊注意到，第九战区在士兵训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规范措施，并组建相关机构重视新兵训练，使军队战力有所提高，多次击败日军进攻图谋。他从士兵训练角度解释湖南战场能多次战胜日军的原因。贺怀锴将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归于蒋介石战略战术指导的诸多失误，认为战役的失败影响了1945年后的中国政局。1938年长沙大火历来受人关注，刘大禹和李常宝在火灾原因研究方面有所推进。郭辉不以探明长沙大火真相为旨归，而是将重点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事后处理，分析大火罪责定调的过程及相关认知。这些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不断突破。

湖南抗战记忆史的出现，是湖南抗战研究发展至一定程度的产物。郭辉从理论上呼吁加强抗战记忆研究的重要性。郭辉和傅伟男不仅关注衡阳保卫战记忆与战后城市重建的关系，也关注记忆的宣传塑造和生产途径。郭辉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有不少以湖南抗战记忆史为选题，从记忆史角度论述湖南战场的诸次战役会战。马守丽认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影响如何书写这次战斗，更影响第一次长沙会战历史记忆的建构。邓庄和周丹将衡阳抗战纪念地视为纪念性空间，观察其在传播文化、塑造社会记忆、构筑国族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近年来记忆史备受关注，湖南抗战记忆问题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学界开始对湖南抗战研究进行理论思考。郭辉和傅伟男将衡阳保卫战作为区域抗战范例，同时视为湖南抗战与豫湘桂会战的局部，进而将其置于湖南抗战史与豫湘桂会战史学术脉络加以审视。如此，不仅有利于探索衡阳保卫战研究的未来取径，亦为区域抗战史研究进路提供省思，进而深化对抗战史主旨内涵的理解。李斌将湖南抗战精神视为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湖南抗战精神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高其荣试图构建湘北抗战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认为“第一次长沙会战”应该称为“湘北会战”，湘北会战和其他三次长沙会战中的三次湘北战役一起构成湘北抗战的主体部分。这些尚属初步理论思考，意味着湖南抗战理论研究尚存极大空间。

（三）史料

国家档案局主持《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工程，该时期湖南抗战部分即已出版不少。长沙市档案馆编辑出版《长沙市档案馆藏日军罪行与惩治战犯档案汇编》和《长沙市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善后和祭悼英烈档案汇编》，《长沙市档案馆藏日军罪行与惩治战犯档案汇编》分为日军罪行、惩治战犯两个部分，选取长沙市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队和政府在长沙调查、通缉、逮捕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档案资料，进行全文影印出版，所选档案多首次公布，真实记录日本帝国主义侵犯长沙的罪行，客观反映抗战胜利后长沙地区调查日军罪行与惩治日本战犯的情况。《长沙市档案馆藏抗日战争善后和祭悼英烈档案汇编》选自长沙市档案馆收藏的抗战时期长沙从事战争善后与祭悼英烈的公文档案，包括各种调查表册、报告、指令、训令、电报等，集中真实地反映长沙进行抗日战争善后、掩埋阵亡将士骸骨和祭悼英烈的活动。此时期出版的档案还有《抗战时期湖南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档案汇编》《绥宁县抗战后援档案汇编》《临澧县抗日战争宣传档案汇编》《桂阳县抗战军粮档案汇编》《邵阳抗日武装档案汇编》《临澧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祁阳抗战军政档案汇编》《抗战时期邵阳县政府抚恤档案汇编》《安化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全2册）等，客观反映湖南各地抗战情况。

（四）学术共同体

2016年3月，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标志着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2017年，岳阳县新墙河抗战文化研究会成立。2017年，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湘北抗战及其精神传承”学术研讨会。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纪念网在衡阳主办有“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研讨会。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文理学院、抗日战争纪念网在湖南文理学院举办“第二届抗战区域研究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长沙主办有“湖南抗日战争史研究——第三届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

该时期湖南抗战研究出现一些新动向，一是档案材料的开发利用；二是新的研究方向的出现，如记忆史、理论研究等；三是湖南抗战话语体系的建构。但相较于上一时期研究而言，或因时间较短，在学术专著、论文等方面的成果略显不足，《抗日战争研究》等重要刊物上较少见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

湖南抗日战争研究虽已有八十余年历史，取得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尤其是与全国抗战史研究相较，则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均与湖南抗战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不相匹配。

（一）拓展研究主题

已有湖南抗战研究中，某些个案问题的细致实证研究较少，某方面问题的专题实证研究也较少。湖南抗日战争研究经2006年至2015年前后的高速发展后，在论题方面难有较大突破。近些年湖南抗战研究甚至有偃旗息鼓之状。如果始终局限于湖南抗战与战时湖南的研究，则难有明显突破，这两方面的某些领域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尚有广大研究空间。如何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尚需进一步努力。

湖南抗战研究主题方面，可作如下安排：一是中共抗战的细致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抗战中起着重要作用，维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持南岳干训班，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为湖南抗战作出突出贡献。但诸多方面的已有研究均较为宏观，偏于活动描写与史实叙述。故在充分占据史料上，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实证研究。二是人民群众的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抗战实际上占据相当重要地位，却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湖南抗战中的人民群众也是如此，从某些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人民群众在湖南战场的多次战役中均有相当积极的表现。这些均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三是国际视野的跨国研究。湖南抗战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国际视野进行观察，将湖南战场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分析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应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关于湖南抗战的报道，观察国际舆论对湖南抗战的态度和认识。另外，飞虎队等则是典型的国际化抗战。四是地理位置的区域研究。湖南处于东西南北交界之地，于重庆而言则是天然屏障。湖南战场的地理位置值得更为深入研究，此或能解释湖南正面战场为何发生多次战役会战。五是军事战场的互动研究。湖南战场不能单独存在，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实际包括湘北、鄂南、赣西等战场；湘西会战时，浙西战役实为配合行动。这些战场的联动值得关注。六是和平文化的实证研究。和平文化历来是怀化地区抗日战争研究重点，芷江即被称为国际和平城市，怀化学院有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会，湖南省社科规划办批准成立了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但这些年来，和平文化研究多停留于宏观叙事，实证研究略感不足。七是抗战精神的湖南特色。抗战精神内涵可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而湖南抗战精神应有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八是战时湖南的全面研究。战时湖南学术史、语言文化史、科技史、美术史、思想史等皆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这些方面的研究尚有诸多不足。另外，湖南抗战理论研究不足，或是各方面研究受到桎梏的重要原因。

（二）丰富研究视野

湖南抗日战争早期研究中，宏观问题研究偏于归纳总结，多以史实陈述为主。若从时段上观察湖南抗战研究，总体上应跟随时代潮流，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发展到最近几年，渐感与全国抗战研究相较，显得成果平平，较少见高水平论文与专著。近些年来全国抗战研究不仅在细致实证研究上持续发力，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不断创新，故有进一步省思的余地。

湖南抗战研究视野方面，可作如下安排：一是竭尽可能占据多元史料。研究视野与史料占有关系密切，需要尽可能获得多元史料，才能更好更立体地深入理解研究对象，才能使研究视野更为丰富。二是多维立体观察研究对象。充分占有史料才有可能多维立体地考察研究对象，有时难明真相，或因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则道出多维的重要性。三是持之以恒关注研究对象。学术研究需要有持之以恒精神，如此才能在深度上进行发掘，获得更细致研究，收获更多创新。四是研究方法必须吐故纳新。研究方法的采用直接决定研究视野，除传统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新方法，已有记忆史视角值得推广。另外，身体史、阅读史、语言史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皆可采用，如此将开拓更多新域。五是学术交流力求正常频繁。常态化的学术交流能实现与其他学者互相学习，有利于提升知识素养，加强研究能力，开阔研究视野。

（三）加强史料整理

湖南抗战研究方面，早期的纪实、军情等材料编撰，记录湖南抗战的同时，也有史料作用，兹不赘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抗战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史料整理亦如此。改革开放后，曾出版过大批口述回忆，这些或有专著，或散见于各种“文史资料”，其中不乏重复错漏处。近些年有少量档案汇编出版。此即湖南抗战史料整理的基本情况。

湖南抗战史料整理方面，可作如下规划：一是口述回忆的集中整理出版。这些口述回忆史料可以按照事件与时间等归类，加以适当注解，以方便研究者使用。二是报刊史料的发掘与系统梳理。应基本摸清抗战时期湖南发行报刊的情况，基本摸清全国大报大刊报道湖南抗战的情况，基本摸清海外大报大刊报道湖南抗战的情况。三是档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不仅要弄清湖南省各县市档案馆收藏湖南抗战档案情况，也应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党史馆”，美国、英国、日本等多国档案馆入手，进行全面梳理。四是时人日记的发掘和整理。民国人物留下诸多日记材料，其中不乏湖南抗战的记录，这些材料散见于各处，需要进行较细致遴选。五是图像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这类史料目前并不多见，但据笔者了解，当时有不少人士拍摄了战场图片，摄制了战场影像，皆有相当史料价值。六是抗战遗址遗迹与实物史料的整理。这类史料不能直观呈现，但可通过编目、照片，附以简介的形式，编撰成专书出版，供研究者参考使用。

（四）建设学术共同体

虽有湖南抗战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召开，特别是近几年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推动下，连续召开三次湖南抗战学术研讨会，希望能够形成长效机制。湖南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举步维艰，没有全省性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组织。各高校与研究机构均未形成较固定的研究团队。项目驱动方面也严重不足，如山东、河北、山西、台湾等省抗战皆有重大项目在推进，大后方、西北、华南等区域性抗战也有重大项目助力。湖南作为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主战场，理应受到重视。

湖南抗战研究学术共同体方面，可作如下规划：一是争取重大项目的经费支持。研究经费短缺历来是史学研究短板，诸多人士皆认为史学研究不需要太多经费即可开展，但若要开展大型项目，凝聚研究者共同开展湖南抗战研究，则非有项目驱动不可。二是获得学术刊物的发表支持。学术刊物尤其是湖南地方学术刊物，可开办专栏以提供发表便利。学术研究成果只有发表才能形成影响。三是组建学术团队的力量支持。学术研究需要组织团队，这也是湖南抗战研究的显著不足，单打独斗往往难以集中发力，且持续性较弱，合作意识的缺失使研究成果显得零散。四是举办学术会议的交流支持。学术会议是重要交流平台，应定期举办“湖南抗战研讨会”，进行省内交流与国内外交流，将湖南抗战研究成果推向国内外，同时也能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五是筹建研究中心的机构支持。湖南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筹建，不仅便于对外学术交流，更能产生品牌效应。六是形成学术组织的团体支持。湖南省史学界有必要组织湖南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省内形成固定学术团体，便于与其他省抗战学术团体进行交流。

从本质上而言，史料整理工作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属于基础，若无这两方面的扎实推进，只能行而不远。几十年来，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文理学院、湖南理工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均在湖南抗战研究上作出突出贡献。新时代湖南抗战研究理应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以产生更多高质量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