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学书写及文化意涵——以其五部旅行日记为中心
2023-05-22   来源：李光生   

有宋一代，社会成员旅行频繁。就宋代士大夫而言，先是科举教育的持续吸引力使年轻时的他们为举业而进入旅行（如游学）的行列，入仕后意味着有更多的在各地任职的机会，旅行日常化成为他们基本的生活形态之一。宋代士大夫在各种样态的旅行中，在与自然的相接间，注入了多元的人文想象。其间所涵摄的议题除了自然山水的观看、人文的演绎、作者表述的形式与风格之外，尚有旅行者对地方风物的文化观察及对地方文化建构的深刻思考。诉诸笔端，在诗歌、辞赋、书信、日记、笔记等各种体式的文章中俱有呈现。就南宋的旅行书写载体而言，日记成为众多文章体式的佼佼者而备受关注。不过，学界多侧重于陆游《入蜀记》和范成大《吴船录》的研究，对其他作家尤其是周必大日记中的旅行则鲜有关注，令人遗憾。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登进士第，历仕高、孝、光、宁宗四朝，屡参机要，官拜左相，时称“周揆”，封益国公，卒谥文忠。作为文学家，有“文中虎”之誉，也俨为当时文坛领袖。周氏坚持日记写作近五十年，日记创作为宋之最，仅留存至今者便有八部之多（见表1）。

这八部日记中，《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奏事录》《南归录》是典型的旅行日记或云日记体行记。这五部旅行日记作于隆兴元年（1163）至乾道八年（1172）两次请祠的十年间。旅行历今之浙、苏、皖、赣四省，范围不出江南。周必大以纪实之笔，详细记录了江南山川风物、民俗风情、寺观坟庵、名胜古迹等，呈现出南宋江南的地域文化特质，其间也融入了作者仕途失意而淡然处之的悠游情怀。其中对寺观的书写，反映寺观与宋代大众旅行的密切关系及文人士大夫与僧道之间的关系网络；对坟庵的书写，隐然透露出江南世家的历史图景；对历代名人在风景名胜处题名赋诗的记录、古迹碑刻的考证等，凝聚成江南地区的文化记忆，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建构地方文化的自觉愿望。 

提及一处空间，不免要关注其实体环境——地景。地景概括了地方的外观及其独特性因素，同时也是思考地方、描绘地方以及赋予地方意义的特殊方式。周必大日记中的旅行，关涉了其对周遭世界的观看之道。在五部旅行日记中，周必大记录了沿途空间位移中的舟行情景、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及自然风光等，展现出独具韵味的江南地景。

（一）旅行路线与舟行情况

五部日记中，除《闲居录》一卷为乡居时的短途旅行外，其余四部日记描写的旅行皆以水路为主，突显了江南水乡的风貌。其中《归庐陵日记》经运河→太湖→衢江→信江→盱江→赣江等水系，历今之浙、苏、赣三省。具体路线为：临安→长安闸（嘉兴）→平江府→常州→湖州→德清县→余杭县→桐庐县→严州（今建德市）→龙游县→衢州→江山县→弋阳县→贵溪县→金溪县→南城县→南丰县→宁都县→赣州→万安县→泰和县→永和镇。而《泛舟游山录》《奏事录》《南归录》则经赣江鄱阳湖长江太湖运河等水系往返，历今之赣、皖、苏、浙四省。旅行路线大体相同，以《南归录》为例：临安→长安闸→崇德县→吴江县→昆山→常州→宜兴→溧阳县→太平州→繁昌县→南陵县（属芜湖）→青阳县→贵池县→池阳→余干县→隆兴府→丰城→临江军→新淦→吉水。

舟行作为宋人空间移动的主要交通方式，危险性极大。据《宋会要》载：“政和六年（1116）八月御笔：镇江府旁临扬子大江，舟楫往来，每遇风涛，无港河容泊，以故，三年之间，溺舟船几五百余艘，人命当十倍其数。” 周必大指出了江南的气候特征及艰难危险的舟行情景。兹举数例：

壬寅，雨。……闻道常山道中溪涨无舟，遂行江山路。……乙亥，早入石，水既涩，而舟人不熟河道，冲撞倾侧，欲碎者数矣。

风不止，退泊樟汊港口。……风稍息，行数里浪势未平，家人辈惊怖，复挂帆回樟汊。……甲子，中夜大雷。遇客舟横港，冲破蓝舆，纷竞不已，遂泊。

江南四时多雨，水上交通仰赖天时者多。雷雨大风天气常迫使作者不得不改道、不定期止泊，以免风浪之险乃至性命之虞，而“舟人不熟河道”“客舟横港，冲破蓝舆、纷竞不已”等人为因素，更使舟行意外频发乃至险象环生。

（二）民俗风情与民间信仰

周必大旅行途中，随纪见闻，关于各地民俗的记录所在自有。如《闲居录》云：“十月癸丑朔。土人是日以青蓑裹餈饲牛，而取其余涂牛角，使鸜鹆食之，欲其为牛嘬蚤虱云。”以糯米糕屑涂在牛角上，引来鸜鹆啄食，是为了让鸜鹆为牛嘬蚤虱。这既是庐陵习俗，也是农家的经验之谈，饶有兴味。《泛舟游山录·一》记宜兴民俗：“宜兴人谓尧时夏雨甲申而致九年之水，故甚畏之。”诸如此类，呈现了江南各地民俗的独特风貌。周必大描述了长江沿岸村镇密集的情形。《南归录》云：“乙卯，……又行三十里至邓步（隶溧水县，今属高淳县），有数十家及税场。又十里至东壩，亦数十家，宿焉。丙辰，……行十五里至银树。又六七里至双港口。复登舟约十余里至固城湖，日犹未晡，盖数百家之聚也。……行二十里泊新林，小商数十，皆以船为家。”相比于“入信州界，邸店稀矣”的描述，长江沿岸的村落集镇星罗棋布，市井繁盛，商业昌荣，不难看出宋代商业沿水而兴的特点和沿岸居民“以船为家”的水乡风情。

行旅途中，周必大还记录了供奉民间神祇的众多庙宇，如隆兴府的吴城山庙、南康军的左里庙、江州的狄梁公庙、太平州的韦察院祠、平江府的圣姑庙等。这些庙宇，有的是全国性神祇，如嶽庙、龙王庙；有的则是地方性神祇，如狄梁公庙（因狄仁杰曾贬谪彭泽而被记忆并祠祀）。人们在这些有别于寺观的庙宇里向神（或佛像）祈告，祈求下雨、放晴、治病、生子、科举及第等等，如圣姑庙“盖陆氏女，今号惠感夫人，郡人祈子颇验”、（麻源第三谷云门寺）灵丰庙“正临溪流，颜鲁公所谓源口有神，祈雨辄应者也。地出二石笋，就塑神及夫人像。遇科举岁，士人竞乞梦占得失，他祈祷亦验，崇宁中封善应真人”等。凡此种种，透露出南宋江南地区世俗大众虔诚而多变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本质在于“惟灵是信”，只要灵验，无论什么神，即便没有祠庙，皆虔诚祀之：“或云像出岩中，土人神之，多求嗣焉，其毁之必不验也。” 这种“惟灵是信”的民间信仰，极其贴近江南地区民众乃至整个南宋社会世俗生活的实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

（三）自然山水的描写

就文学性而言，周必大旅行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江南自然山水的描写。五部日记中优美的写景片段俯拾皆是，且多属点睛之笔，意趣横生。有些篇幅较长的片断，俨然就是一篇精致的游记佳作，如《泛舟游山录·一》游卓笔峰：

蹑石磴至卓笔峰，峰高数丈，截然立双石之上，附着甚臬兀，疑其将坠。余如屏如矗，或插或倚，倍极奇怪。行十之七，石愈众而力愈疲，乃循左径访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又下至飞来峰，高二丈，上锐下侈，微附磐石，前临崖谷，兹其异也。……又下至五丈石，亦名阁石。上至次头陀岩，有盖斜蔽之。次至龟石，脊势隐起，名不虚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环形诡状，可喜可愕。今日适疲倦，又当暑，不能穷其巅。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

作者形象地突出了卓笔峰多石的特点，山石“或屏或矗，或插或倚”“环形诡状，可喜可愕”，数丈高峰截然立双石之上，给人奇险之感，读之如临其境、心惊胆战。作者把对山石的描写与游览感受或议论融为一体：“石愈众而力愈疲”“适疲倦”“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这既呈现出北宋游记（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等）哲理性的书写传统，也透露出周必大游览的畅意与满足，似乎也是其忘怀得失、心境淡泊的写照。

在旅行途中，周必大对寺观坟庵（表2、表3）这类宗教或亚宗教建筑的人文关注并不亚于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寺观不仅反映了宋代江南的宗教信仰，也透露出与大众旅行的关系。而昆山、宜兴两地坟庵，则隐然透露出江南世家的历史图景。

表3  南宋平江府、常州坟庵分布图

南宋江南地区佛教气氛非常浓厚，“自佛法传入中国，民俗趋之，而南方尤盛”。南方佳山秀水的自然环境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余靖在《韶州白云山延寿禅院传法记》中云：“大抵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所以浮屠之居，必获奇胜之域也。”道教在南方的兴盛亦然。刘辰翁在《玉真观记》中曾指出：“斗为江湖，去虚危最近，观剑气者常在焉。丰城者未尝失，延平者未尝在也。仙圣往还一气，遇物成形。西山之下有剑焉，曰旌阳，东湖之上有剑焉，曰真武。其地合，其宿近，故其神最灵豫章、吴、楚之间。”刘氏从天文地理角度认为东南地区天地山川之气最利于道教发展。周必大行旅途中游历江南众多名山，如玉笥山、庐山、九华山、茅山、吴郡诸山等，从表2不难看出江南地区寺观兴盛之一斑。大体言之，两浙路佛寺居多；建康府由于茅山为道教据点，故道观居多；南康军管辖的庐山“道释同尊”，寺院道观不相上下。当然，表中所示远非江南寺观之全貌。《泛舟游山录·三》云：“西山则起于玉隆，终于吴城山，其间寺观约数日可周。”隆兴府西山的寺观之夥尚须“数日可周”，庐山、九华山、茅山等名山的寺观之多更可想而知。

周必大留意于寺观的历史沿革，如善权寺，“敕额曰‘广教’。……（傅楫）既死，……特赐功德院，而不改广教之额。……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会昌废寺……南唐时尝为道观，后主复为寺。宣政间傅氏子徇时又请为崇道观，建炎间复旧。”善权寺乃江南名刹，是宜兴佛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善权寺从齐梁时期到有宋一代数百年间由佛寺到道观复为佛寺再至功德院的历史更替，实可视为江南宗教信仰发展演变的缩影。周必大尤善于挖掘寺观作为名胜的人文意蕴。《泛舟游山录·三》记庐山法安寺，“僧齐己、范文正公、章郇公、王介甫、平甫、程公辟、蒋颖叔、黄鲁直父子、郭功甫、洪驹父皆尝留诗”。法安寺虽为丛林，却因北宋诸多名流的赋诗强化了其作为名胜的人文品格。

日记中有关周必大走访佛寺道观、与僧道共同进膳并留宿的记录，则透露出寺观与大众旅行活动的密切关系。如《归庐陵日记》中云：“陪杲禅师蔬食……食时至莲花寺，溪涨桥断，遂宿……投宿太平寺……晚投宿灵鹫寺之驻麾堂……遂入太霞宫，寓客充满，无所容膝，排道士之闼宿焉……长老怀璧相访……瑞相院长老慧光来谒……投宿灵岩寺……谒客慈云寺。”寺观不仅为旅行途中的周必大提供食宿，也是其临时会客（包括僧道）之所。周必大在寺观的系列活动表明，无论士庶，在寺观这些宗教空间上的有关活动不一定纯然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行为。而寺观在南宋社会所起的作用，也不仅只限于供人留宿的功利性层面上，还反映了士大夫与僧道之间个人、学术等诸多方面的关系网络。

周必大为处理外舅王葆丧事而游历吴郡诸山。王葆世居昆山，隆兴末退闲后定居宜兴。因卜地之故，周必大在《泛舟游山录》中以大量笔墨记录了昆山、宜兴这两地带有家族祭祀性质的建筑——坟庵。

建置坟庵或坟寺是宋人的一种风俗。宋人在家族成员去世入土安葬之后，往往在坟墓旁兴建坟庵，选聘僧侣，以僧住持，使之诵经祈福。李纲在《邓公新坟庵堂名序》中便指出这种现象：僧侣认为百姓“凡欲追报其亲者，必修吾法，以资冥福。于是人子无以致其罔极之思，则必筑室墓次，使其徙居之，梵唄钟声之音，朝夕不绝”。坟庵根据死者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可分为皇室坟寺、大臣贵戚坟寺及一般的士庶坟庵。皇室坟寺，如上表中的衢州幽岩精舍（宗室仪恭孝王功德寺）、临安崇先院（显仁皇后功德院）、平江府东寺（安穆皇后功德院）等；大臣贵戚坟寺，如常州澄照寺（朱谔右丞功德院）、灵岩秀峰院（韩世忠功德院）、保安寺（周敦义参政功德院）等；一般的士庶坟庵相对众多，多为士大夫之家或当地富庶之家所设。

坟庵在江南一带尤为盛行。庄绰记载道：“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其实，不仅浙西，整个江南一带都是如此。《泛舟游山录》记录了宜兴、昆山两地众多的士庶坟庵，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再现了这两地世家大族的历史图景。在科举制度已然成熟的宋代社会，科举成为决定个人和家族政治社会地位荣枯的主要因素。如宜兴蒋氏家族即为典型的进士家族：自蒋堂（980—1054）至蒋芾五代中，四代都有进士，蒋芾更是位极人臣，蒋家可谓显赫大家。周必大所记蒋氏家族坟庵虽只有蒋隶叔坟庵（按：从古人取名规律推测，蒋隶叔应该是蒋之奇（字颍叔）的同辈兄弟）和蒋子礼（芾）祖母沈夫人静照庵，然考虑周必大旅行的局限性和蒋芾祖母有坟庵的事实，蒋氏坟庵当远不止于此。又如宜兴庄氏家族，有庄德迈曾祖通议公坟庵、庄僖简公追远庵、庄子平资福庵、庄德固坟庵、庄子权雨华庵、庄子和霜露庵、庄子上知府庵等。庄氏家族始兴于庄徽（1043—1120），元丰二年（1079）进士乙科，……谥号僖简。徽父询，以公贵，赠通议大夫。有三子：曰志行、曰安常（字子尚）、曰安上。《泛舟游山录·二》云：“早同庄德迈泛舟至其曾祖通议公（询）坟，……通议公本维扬人，占籍宜兴，既葬而子徽登第，官至待制。今子孙甚众，禄仕不绝，亦多富者。”可见，宜兴庄氏家族由庄询占籍宜兴，显于庄徽，接续于庄徽子侄辈（即子平、子权等）成为世家，至庄德迈辈尚能维系家声赖以不坠。从坟庵这一带有家族祭祖性质的亚宗教建筑，多少可以侧窥到宋代江南世家大族的历史兴衰及根源。

如果说宋前的作家热衷于风景的细致描写和个人情感的表达，那么宋代作家则对名胜古迹以及先前旅行者的行迹及诗文题名表现得更为倾心。周必大对江南诸多名胜留下的前人诗文题名、古迹碑刻等内容的记录展现了他对江南人文历史的追怀，并凝聚成江南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既使前人留下的行迹与诗文确保他们（也包括周必大自己）在名胜古迹的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又塑造和丰富了当地的人文历史，成为地方史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赖江山之助，江山亦须名人品题方为名胜。周必大在游九华山化城峰时曾感慨道：“行近悬桥，双瀑自石山对泻，未经名人品题，故无闻焉。”因而，周必大每行至一处，善于记录前人诗文题名，以挖掘并强化名胜的人文历史。如庐山三峡桥，“苏黄门所记殆非夸词，恨不遇积雨怒涨时耳。下视桥柱，余靖、元绛皆刻姓名”。或许，在庐山众多名胜中，三峡桥并不起眼，然而，因为有苏黄门（辙）记文、余靖、元绛等人题名，它成为了名胜。可以说，前辈名流玉成了三峡桥，丰富了庐山的人文意蕴。此外如刻有谢灵运《三谷诗》的麻源三谷、苏翰林题榜和黄大临赋诗的清都观、颜真卿题名和黄庭坚刻诗的吉州靖居寺塔旁“三泉”、唐权德舆与独孤及题诗的玉女潭等，莫不如是。不同时期的文人通过题字刻名或赋诗撰文，证明他们留下的行迹，确保他们在江南名胜的历史中获得地位，同时也厚实了江南名胜的人文底蕴。江南山水本是文学史化的景观，周必大罗列僧道、文人、名流，本身也是对江南地区品味的一种塑造。

在周必大对江南名胜人文底蕴的挖掘中，苏轼成为重点。兹举几例：

（径山寺）井在祠前，相传水通天目山。东坡所谓乞归洗眼者。

终朝望见龟峰，如行南康军江中对五老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者。

镇江因北固山为城，而（甘露寺）寺在山上，东坡诗云“古郡山为城，层梯转朱栏”，尽之矣。

南宋时的天目山，想必井水众多，然祠前井水却因苏轼赋诗《九日寻臻阇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云水光中洗眼来”而成为天目山名胜之一。以甘露寺为题材的诗作，自古有之，也不乏佳什，如苏轼稍前的名流曾公亮有《夜宿甘露寺僧舍》，然周必大引苏诗《甘露寺》，固然是因为苏诗准确地描述出镇江以山为城的地形特点，且与日记行文相应，然也难免苏轼作为文化巨人比曾公亮更能突显当地名胜人文底蕴的嫌疑。龟峰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五老峰类比，恰可说明这一点。此外，湖口县石钟山的岩洞，“多熙（宁）、（元）丰、崇（宁）、（大）观以来士大夫题字，其中一石高四尺，扣之硿硿然，东坡所笑者此也”。从时间而言，苏轼当然不是石钟山这一名胜的最早发现者，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那篇著名的《石钟山记》对后来旅行者应该有着引导性的典范意义。虽然众多士大夫题字石钟山，丰富了石钟山的人文历史，然真正促使其成为名胜的，恐怕还是因为苏轼吧。

不仅如此，周必大本人也常在名胜处题名赋诗。如至九华山，赋《登九华山化城峰》；望皖公山如狮象，赋《望皖公山》；游庐山，赋《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游庐山吊大林》《游庐山舟中赋四韵》《天池观文殊灯》等等。周必大赋诗名胜，抑或有让自己成为名胜历史一部分的意图，然更多地却是建构地方人文的自觉愿望。如游九华山，“大概主山自紫岩蜿蜒西来，其左即贵池口……其右即清溪、秋浦，望之全类临安之西湖，而一堤隐然属城，亦类苏公堤，此又登览最胜处也。予赋小诗云：‘……’又云：‘天遣江山助牧之，谢材犹及杜筠儿。向来稍喜《唐风集》，今信樊川是父师’”。周必大以秋浦毫无名气的一处堤坝比为苏堤，隐然有借苏轼之名使自己池州扬名的意图，却更透露出周必大借苏堤塑造秋浦之堤为名胜的愿望。杜牧于会昌四年（844）迁池州刺史，周必大赋诗行为与关乎杜牧行迹及相关逸闻一起，丰富了秋浦的地方记忆。

周必大还善于记录残毁或消失殆尽的古迹，如游蒋山，“旧有宝成寺，娄约法师讲经堂、大井及他遗迹尚多，近为杨存中毁去，别筑其大父宗闵坟，寺额曰隆报，又立庙于寺侧，亦赐额。殿宇极侈，营造犹未已，古迹为之一空，太息而归”。曾经的佛教领地而今成为杨氏家族的坟寺，古迹荡然无存。对南宋文化精英而言，这意味着一段地方记忆的缺失，更意味着一种文化危机感。也因此，周必大创造了严谨的考证旅行学。如对地名“桐扣”的考证，“冒雨行十余里至桐扣……乃知晋临平岸崩得石鼓，张华以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响闻数里，即此地也，近世讹为同口，失之矣”。“晋临平岸崩”指晋武帝时余杭临平山地震一事。周必大引南朝《异苑》，指出近世讹为“同口”者实为“桐扣”，不无道理，体现出求实考索的精神。

旅行文字间的考索实证、指谬正讹，固然有损文学美感，然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旅行书写已经渗入了知识性论述。这种知识性论述，就旅行而言，它可能转而扮演他人相关经验前提的角色，如北宋陈舜俞游庐山就先参考了晋周景式、慧远都曾写过的《庐山记》以及刘涣关于庐山的杂录。周必大游庐山，便以陈舜俞《庐山记》作为预备知识；而周必大本人探访庐山写下的知识性论述，也势必跟前人记录一样被后世访客不断改写和重新解读。就这个角度来理解以名宦、胜迹、艺文三要素为标准构成的地方志编纂，周必大无疑参与了庐山的文化记忆的建构，丰富了庐山志的人文历史。

“千里得行记，了了所见历”，颇能代表宋代文人对旅行活动的共识。周必大将自己在空间转换的经历见闻清晰留存，为我们展现了江南一带的行舟风险、民俗信仰、自然山水等基本讯息。同时，周必大以祠禄者的身份，依然怀抱着对社会与民生问题的关注，如云“道中见抚守张安国榜示民户：‘凡奇零税绢别差官受纳，随给户钞。’其法可取”等。行程中的这类记录与描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官宦文人传统的书写表现，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社会担当与民胞物与的淑世情怀。而从旅行与作者个人情志的关系言之，移动于江南水乡的扁舟变成一个移动变化的观景视角，文字间随处散落的风景片段、作者从容不迫的赏玩兴致以及应接不暇的愉悦，都展现出对仕途失意的淡然消解。作者主体自觉意识的舒缓表达以及对于漫长的请祠期间在江南一带这一特定时空中行迹与心迹的慎重留存，都可视为周必大个人生命史的记录而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色彩。

行迹所至，棋布星陈的寺观呈现出宋代江南社会宗教信仰的生动图景。对寺观历史沿革的描述，不仅反映了江南地区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寺观也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而成为名胜。周必大在寺观的系列活动反映了寺观与大众旅行的密切关系。而寺观在宋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也透露出士大夫与僧道之间个人、学术等诸多层面的关系网络。作为亚宗教建筑，坟庵俨然成为家族兴衰的历史符号。宜兴蒋氏坟庵、庄氏坟庵颇具代表性地透露出江南世家的历史图景。对这两大家族坟庵的考察表明，宋代世家大族的兴衰与科举密切相关。

正如张聪先生所言，（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游历各地和探访名胜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身份标志：通过突出旅行的道德、学问和文化功能，宋人加强了他们作为儒家君子、受人尊敬的学者和国家的文化引领者的地位。周必大旅行中对江南诸多名胜留下的前人诗文题名的忠实记录反映了他对江南人文历史的追怀，凝聚成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既确保前人在名胜古迹的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也塑造和丰富了当地的人文历史，成为地方史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苏轼突显在江南的文化版图中。周必大本人亦在名胜题名赋诗，并以严谨的考证旅行学和知识性论述，积极参与到地方文化的建构中。凡此，皆反映了周必大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意识，而这种身份源自社会的普遍确认。

周必大日记中的江南旅行，还涉及公共建设、迎来送往、宴集酬答、掌故逸闻、友谊等诸多内容。这种散漫的日记体，乍看似有流水账之嫌，但这种悠游随意的笔调，不刻意张扬文艺，却透露出作者的性情，表现出宋代士大夫对生命、山水诗学、名胜古迹、友谊家园、仕宦得失的认知与态度。换言之，周必大日记中的江南旅行，其实是宋代士大夫众多生活面相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