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2023-05-09   来源：戴建兵 王皓月 曹艳春   

贫困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银行指出，2015年全球有7.35亿极端贫困人口，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使7000万到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极端贫困或将加剧，达到7.5亿极端贫困人口。在107个发展中国家里，有13亿人生活在多维贫困中。超过8亿贫困人口生活在营养不良家庭，多维贫困人口中有1.07亿人为老年人。

我国一直致力于贫困治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2020年消灭极端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确定的“到203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当前，随着我国极端贫困的消失，相对贫困治理在扶贫工作中的战略定位将更加凸显。2020年是我国全面小康元年，在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物质将更加丰富，人民将追求更加高品质的生活。但我国仍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明显，相对贫困凸显，加快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和关心的重大政策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贫困县纳入国家重点扶贫对象。199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西部民族地区366个县纳入国家重点扶贫县，覆盖贫困人口占到全国总贫困人口的68%。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把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为重点对象。进入新世纪，国家通过产业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保护扶贫以及旅游扶贫等多种形式帮助民族地区消除贫困，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随着相对贫困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关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测量，利用民族地区人文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转移等反贫困，以及不同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最多的是从宏观方面探索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而微观层面的相对贫困治理鲜有研究。老年人是贫困风险高发人群，老年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共同富裕目标下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发挥老年人的价值和实现社会和谐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及其贫困依存的主要维度，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提高民族地区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19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和理论探讨一直都停留在绝对贫困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福克斯·维克托（Fuchs Victor）最先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在其观点基础上，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的研究使相对贫困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汤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客观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缺乏，而是个人或家庭，甚至社会层面的缺乏饮食、住房质量，以及娱乐、参与社会活动等多维度层面的资源缺乏，从而使得这些人不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而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外的一种状态。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20世纪80年代，英国确定了相对贫困标准。随后美国、欧盟和OECD部分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等都逐步采用相对贫困标准。2004年，现代贫困研究之父查尔斯·布茨（Charles Booth）又将社会不平等引入相对贫困概念中，相对贫困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发展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相对贫困测量方面，英国采用家庭年收入与社会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作比较，当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低于社会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即认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2018年，英国社会度量委员会提出的新标准中还考虑了育儿和残疾成本，以及家庭储蓄额及其他差异。世界银行提出社会贫困线的概念，并用于国家之间贫困状况的测量和比较，社会贫困线结合绝对贫困和各国消费中位数进行确定。世界银行认为收入少于平均收入1/3的社会成员即可视为相对贫困。欧盟衡量贫困的指标有三项，包括收入贫困、生活贫困和就业贫困。其中收入贫困以社会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线，生活贫困则以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准作为条件，13项生活水准中只要有5项不达标即被认定为相对贫困。

在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方面，奥本默（Oppenheim）尝试从“机会被剥夺”的视角来解释贫困的变化。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源获得的机会被剥夺，从而使得基本生活受到影响，不及社会的平均水平。罗伯特·坎勃（Robert Chamber）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的物质缺失，而是包含话语权等具有脆弱性的特征。它表现在对外无抗击性，对内无帮扶力，即无法应对突发性的风险和事件的发生。斯特罗贝尔（Strobel）从社会排斥角度来考虑贫困，认为贫困是指人们或家庭与社会存在脱离、断裂，被社会所排挤的状态。

国内在相对贫困方面的研究较晚，普遍认同国外关于相对贫困的界定。李权超、陆旭认为相对贫困是主观上的被剥夺感，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影响着相对贫困的轻重。关信平从剥夺视角出发，认为相对贫困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社会下，由于被剥夺而导致物质上和非物质层面的资源或机会缺失或丧失，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童星、林闽钢指出相对贫困是对于那些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的程度，并且在生产等方面的提高存在问题。邢占军、张丹婷认为，相对贫困既有“相对参照”，又有“贫困内核”，具有二重相对性。相对贫困可以定义为个人、家庭或者群体的经济能力不能满足自身发展从而产生的一种贫困现象，并且这种贫困现象达到一定规模，进而外显为一种显著的社会差距。

在相对贫困的治理方面，李棉管、岳经纶认为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综合考虑相对贫困的维度和政策取向。陈健认为应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对接机制、内扶与外扶的协同机制、可持续的保障机制。何眉等提出从全面提高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赋权增能”、能力培育和再造长效机制等能力视角强化相对贫困群体能力提升路径。王思斌从全面小康、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视角提出应通过提升相对贫困群体能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和建设城乡公共服务等方面来促进相对贫困的缓解。

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方面，王琳、邬沧萍认为面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化问题，应从生命全程角度加以预先防范。朱晓、范文婷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相对贫困老年人口约7698万到8959万。老年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需要在政策上加以重点扶持和综合治理。龙玉其认为提升养老保险的公平性是预防和缓解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必然要求，应通过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等模式来应对老年人相对贫困问题。边恕等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双重视角分析了城乡居民养老金在缓解老年人相对贫困方面的效应，研究发现相对贫困指标下领取养老金对减少老年人贫困作用有限，提出应继续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并增设动态相对贫困线。白增博、汪三贵、周园翔认为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建立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国内关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和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治理的研究较少，主要的研究包括：郑长德提出2020年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思路和路径，认为要区分一般贫困人口和特殊贫困人口，要通过包容性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卢世菊等基于湖北恩施州5个贫困村的调查，发现样本村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相对剥夺现象，提出应通过调整旅游扶贫策略等途径促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再努尔·买买提探讨了南疆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问题并提出减少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的对策，认为应从南疆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构建农村老年多维保障体系，构建农村老年人经济、健康、精神稳定安全网，降低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涂爱仙、阳晓丽基于海南省的调查，从多维视角探讨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及其治理，认为应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综合社会保护政策，反贫困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协同整合。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无论是彼得·汤森、世界银行，抑或是国内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界定，都有一个共同的外在特征，那就是相对贫困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或者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准，个体、家庭或某一类群体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据此，本文将相对贫困定义为：相对贫困是指在某一特定社会内，个体、家庭或社会群体的收入低于那个社会平均的或公认的收入标准，其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或公认的生活水准相比仍然是贫困的，这就是相对贫困。本文同时采用联合国关于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即当个体、家庭或某一类群体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1/3时即可认为其陷入相对贫困。

（一）调查数据的来源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年问卷调查，该数据于2020年10月1日发布。CGSS是一款全国性、综合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全面收集有关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面的数据，是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之一。

CGSS2017年数据结果共有样本12582份。参照张秀萍以及刘小珉关于民族地区的界定，结合CGSS2017数据实际，本文共获得广西、内蒙古、宁夏、云南、贵州、青海6个民族省区样本1416份。在剔除一些无效样本后，共获得6个民族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数380份，这380份观测样本的特征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民族地区老年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60—69岁的老年人最多，占比接近60%。户籍以农业户口为主，占比达到66.8%。婚姻状况以初婚有配偶为主，占比为63.7%；另外丧偶的也比较多，约占25%。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没有受过教育或仅接受过私塾、小学教育的居多，合计达到73.2%。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属于群众的比例接近90%。大部分老年人无宗教信仰，只有15.5%的老年人有宗教信仰。

（二）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测量

1.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状况

从统计结果（见表2）来看，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最小值为0元，收入最大值110000元，收入均值为13879.28元，收入的中位数为8000元，标准差达到15446.855元，初步判断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从箱线图（见图1）来看，下边缘在0元处，上边缘在50000元处；下四分位数在2000元处，上四分位数在20750元处，中分位数在8000元处。存在16个异常值数据和1个极端异常值数据（110000元）。

图1  箱线图

从“正态性检验”中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Kolmogorov-Smirnov）、夏皮洛-威尔克（Shapiro-Wilk）统计量（见表3）来看，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01，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水平不服从正态分布。从标准Q-Q图和趋降Q-Q图（见图2）来看，标准Q-Q图中观察点偏离直线，趋降Q-Q图中观察点偏离横线，因此该样本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这一结论与正态性检验结论一致。总体来看，民族地区老年人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收入分布不均。

2.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

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如何？根据前文对相对贫困以及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我们认为当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1/3，即可以认为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里，社会平均收入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查2016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21元，因此只要这个社会成员的年收入低于7940元，即可认定为相对贫困。根据这一测量标准，2016年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数为142人，占被调查民族地区老年人的37.4%，即民族地区被调查老年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分地区来看，云南省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其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在第三位的是贵州省。具体见表4。

图2  标准Q-Q图和趋降Q-Q图

表4  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统计结果

为进一步探讨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的表现，我们设置了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与非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以及民族地区被调查者相对贫困程度、非民族地区被调查者相对贫困程度、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所有被调查者相对贫困程度的组别比较，得到相关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显著高于其他组别的相对贫困程度，是组别4的1.16倍、组别3的1.32倍、组别1的1.52倍、组别2的1.59倍。由此可见，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是最深的。

表5  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与其他组别的比较

（一）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及指标选取

从前文可知，民族地区老年人面临着深度贫困，被调查老年人中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陷入相对贫困。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老年人的贫困，或者说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依存的维度有哪些？

对于贫困根源的揭示，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加以诠释（见表6）。森主要从可行能力贫乏的视角，舒尔茨则是从人力资本视角，勒努瓦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奥本默则是从机会剥夺的视角。尽管不同学者对贫困根源的揭示采取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但都集中于资源、资本的缺乏或能力的剥夺，主要表现为健康、教育、生活、人力资本、社会参与和支持等维度的剥夺。

表6  不同学者对贫困根源的揭示

本文接受已有理论作出的解释，认为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的根源是由于机会的缺失或能力的剥夺，表现在获得收入等方面的资源、资本或能力的相对不足或机会的剥夺，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被排斥，从而使其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或公认的收入标准，生活水平不能达到那个社会平均或公认的生活水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CGSS2017调查问卷，本文选取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社会支持5个维度作为分析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首先，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2个维度是从基本可行能力剥夺和机会剥夺视角。其次，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2个维度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剥夺视角。再次，社会支持维度是从社会排斥视角。

在5个维度的具体指标选取方面，健康状况维度选取1个指标，即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维度选取1个指标，即最高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维度选取2个指标，即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生计资本理论认为，可持续的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通过一种或多种资本组合优化生计策略可实现积极的、可持续的生计产出。本文重点选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其代理性指标。综合生存能力维度选取3个指标，即听普通话的能力、说普通话的能力和学习充电能力，因为一个人的语言本领是其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也是生存能力的体现；而学习充电是一个人可持续生存能力的表现。社会支持维度选取2个指标，即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社会支持既包括主观性支持，也包括客观性支持，本文选取参加社会保险这类客观性指标，探索民族地区老年人是否受到社会排斥。5个维度共选取9个指标。

（二）模型构建

纵观学者们对相对贫困根源的揭示，有其共同特征，那就是相对贫困是由于营养或健康、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缺失或剥夺，最终使贫困者无法获得社会平均或公认生活水准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构建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依存性计量模型的基本依据。本文被解释变量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1为相对贫困，取值0为非贫困。一般地，处理二分类变量的常用方法有Probit回归模型或者Logistic回归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本质是探索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p，0代表不发生，1代表发生。发生的概率和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称为比值（odd），两个比值之比称为优势比（OR），当两个OR进行比较时发现其结果和对应的P值结果一致。据此，可以构建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中，Logit（P）是被解释变量，代表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解释变量中，XHealth代表健康被剥夺状况，XEducation代表教育被剥夺状况，XL&C代表生计资本被剥夺状况，XSurvival代表综合生存能力被剥夺情况，XSupport代表社会支持被剥夺状况，Xi是控制变量，代表民族地区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向量，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等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6为回归系数，β越大，表示相关度越高。ε是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以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的1/3作为参照，当被调查的民族地区老年人2016年全年总收入低于这一标准时，即认为是处于相对贫困状况，反之则认为是非贫困状况。

2.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的解释变量就是前文提到的5个贫困依存性维度，包括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社会支持情况。其中健康状况纳入1个指标，受教育程度纳入1个指标，生计资本纳入2个指标，综合生存能力纳入3个指标，社会支持情况纳入2个指标，共9个指标。

3.控制变量的选取。一般来说，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会影响到研究结果，是需要加以考虑的。考虑到这些因素与老年人相对贫困有关，为了剔除它们对本研究的影响，本文设置这些变量为控制变量。

各类变量名称、含义及其特征具体见表7。

表7  变量的名称、含义及其特征

（四）回归分析

运用SPSS20.0软件，并结合前文构建的Logit模型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索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依存的维度。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表明，卡方=99.426，p=0.000，小于0.05的显著水平，可见基于该模块建立的模型非常显著；模型汇总表中考克斯—斯奈尔R方和内戈尔科R方的值分别为0.230和0.309，模型的拟合度也较好；分类表中模型总预测正确概率为70.8%，表明模型有较好的稳定性。总体上看，构建的模型有效。表8显示了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揭示了方程中的变量。

表8  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从表8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综合生存能力、生计资本等变量均进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健康状况变量中，身体健康状况指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效应的系数为负，说明身体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形成构成依存性影响关系，身体越不健康越容易陷入相对贫困。受教育程度变量中，最高教育程度指标通过5%水平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陷入相对贫困。CGSS2017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老年人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基本上集中在文盲和小学两个层次，受教育程度高低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发显著，甚至表现为高度线性关系。综合生存能力变量中，说普通话的能力、听普通话的能力和学习充电能力三个指标均具有显著性，且回归系数都为负，表明听说普通话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越低，民族地区老年人越容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在生计资本变量中，人力资本指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劳动技能的缺失或不足会影响到民族地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最终使其陷入相对贫困状态。CGSS2017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超过70%的老年人劳动收入在5000元以内，这可能跟年老、疾病等有关，也与劳动能力不足有关。而金融资本指标与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不存在显著性相关。社会支持情况变量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两项指标的系数均不显著，未迈入统计门槛，表明相对贫困老年人在获取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支持方面与其他非贫困老年人没有显著区别。这一结果与国家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重要相关性，随着全民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全体国民均等地享受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支持。

在控制变量中，民族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年龄、户籍和婚姻状况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和宗教信仰2个变量均不显著。民族地区既有汉族老年人，也有少数民族老年人，显著效应的系数为正，表明少数民族的老年人相对汉族老年人要更加贫困。年龄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表明民族地区老年人年龄越大越趋向于贫困化。户籍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表明民族地区越是农村户口的老年人越趋向于贫困。婚姻状况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表明离婚、丧偶的老年人多容易陷入贫困。

依据CGSS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及其贫困依存的维度。发现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凸显，相对贫困老年人占民族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比例达到37.4%，在所有调查样本分组中的比例最高；民族地区六省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以云南、宁夏、贵州三省区最为严重。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等是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依存的主要维度，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还受到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及民族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全国人民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减少老年人在资源、资本和能力等方面的剥夺，增加老年人收入，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推进。

第一，大力提升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障水平。近些年来，国家实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基本医疗得到保障。在大病医疗方面，国家对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实施健康扶贫，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达到25个，民族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得到许多实惠。但这一政策目前主要覆盖农村地区极端贫困人口，一些城镇的贫困人口未纳入进来，相对贫困人口未得到大病医疗的保障。建议在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即便城乡扩展到更多的贫困人口，也要使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得到大病医疗保障，促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在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方面健康水平的全面提升。

第二，促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得到终身学习。当今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只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老年人也要不断地学习，才会更加有益于家庭和社会。调查结果表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信息获取少、学习充电机会不多，这些都不利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贡献。那么如何实现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终身学习呢？首先，国家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考虑文化设施建设，包括图书馆、体育场馆、民族展览馆、红色基因文化等的建设；其次，要创建城市和农村社区老年大学，使民族地区老年人能够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再次，要通过志愿服务行动帮助民族地区老年人学会上网、使用手机信息工具，开阔他们的眼界、提升他们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最后，要通过老年社团活动，促进老年人集体学习，在互助学习中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

第三，提升对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或亲友的支持，政府、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的支持等。首先，我们要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支持，除了在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方面的支持外，还要特别加大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收入扶持计划，通过发放老年津贴、提高补助金标准、发放老年食品券等途径提高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要通过住房保障和心理、法律援助方式为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提供支持。其次，社区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实现对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支持，包括助餐、助浴等社区为老服务及老年文化中心为老年人提供的精神支持。再次，社会组织包括爱心企业、志愿服务等也可以从物质、精神和心理等方面为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提供支持。

第四，提高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一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老年人提供劳动技能培训服务，提升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二是重视民族地区农村相对贫困老年人技能学习，通过农业技能、专业技能学习，提升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综合生存能力。三是充分利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等，让相对贫困老年人参与文化服务提供，提高他们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

第五，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老年人的技艺和特长。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资源，一些民族地区老年人本身就是“非遗”的传承者，一般都得到家族或族群的一些文化传承，在民族礼仪、风俗习俗、传统工艺技艺等方面有丰富的积淀，可以发挥民族地区老年人的这些优势。当地政府可以充分利用“非遗”进行传承和加工，通过“非遗”传统工艺的制作和加工，带动民族地区老年人就业，一方面可使“非遗”得到传承，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贫困老年人的收入，有效减少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歌舞文化、建筑文化等，民族地区的老年人深谙这些文化的内涵，政府部门可在旅游开发中组织企业和当地老年人对接，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老年人的价值和特长，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另外，民族地区老年人在生活阅历、家庭发展等方面为后辈提供经验和指导，可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方面的价值，从而提高整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第六，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相对贫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贫困不仅与每个人的际遇相关，还受时代发展的影响。要改善民族地区贫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减少相对贫困不仅要改变个人的禀赋和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创造有利于个人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政策，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以经济发展带动民族地区普遍增收。在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能够“多挣钱”、没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有政府“多发钱”、老年人子女及孙辈还能够“多给钱”，老年人的收入必然提高，生活水平也能得到改善，可以有条件地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