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近求远：规模农场农机服务模式选择的研究——基于一个下乡资本农场的田野考察
2023-05-09   来源：王子阳   

随着我国城镇化、现代化持续推进，新一代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态势明显，青壮年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农业生产人力成本逐年攀升。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日益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流转将农村土地集中，引进城市工商资本，发展规模经营和集聚经济，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同时有学者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区别在于农村社会形态——有无村庄的存在。因此，在下乡资本经营过程中如何适应乡土社会关系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前政策界与学术界，一般都将增加本地农户的受雇机会视为有效甚至是唯一途径。这其中存在一个隐含假设，即认为下乡资本经营中会优先吸纳本地农户。当笔者在江苏河镇调研时却发现，在农业收割生产环节中下乡资本基本不雇佣本地农机，而是直接购买跨区农机服务。依循常理，雇佣本地农机理应是明智的选择，不仅可以加深当地农户的好感，建立稳定的服务供给关系，而且还有利于追溯农机作业质量。但是河镇的下乡资本又为什么“舍近求远”购买跨区农机手的收割服务呢？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呢？

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现象，笔者选择其中名为顺兴农场作为“麻雀”以深入剖析。河镇位于江苏省北部，占地76.9平方千米，耕地面积约有4.26万亩，农作物基本上是以旱作物为主，2021年7月笔者及其所在团队在苏北河镇进行了实地调研。2014年河镇为创建千亩高标准示范农田，利用私人关系从连云港市引进了时任建筑开发商的ZY创办顺兴农场。目前顺兴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位列全县第二、全镇第一，达到了2000亩，种植结构以小麦、水稻和玉米为主。顺兴农场的土地流转是由河镇政府组织协商完成，流转土地同属于一个行政村，土地连片，地形平坦，适宜农业机械化耕作。从农场主访谈中获知，目前顺兴农场拥有各种农业机械12余台（辆），其中拖拉机1台，旋耕机2台，播种机3台，插秧机4台，小型卡车1辆，中型卡车1辆，但是却没有配置一台收割机。在此之下，面对生产关键环节的收割，顺兴农场选择购买跨区农机服务，而非本地农机服务。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正是，下乡资本为什么没有选择本地农机手，而是交由跨区农机手完成收割呢？对此，本文试图在乡村社会情境下重新理解“农业机械化”，从社会学角度解释跨区农机手为何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成为下乡资本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业产业化改革加快，国家逐步放松资本下乡的政策限制，地方政府开始大力鼓励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城乡统筹政策，国家加大农村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发大量企业涌向乡村，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资本下乡。党的十九大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与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又推动了新一波资本下乡热潮。

但是在经营中多数下乡资本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社会困境。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实践始终深嵌于乡村社会中，因此下乡资本不仅需要解决田间管理等技术性问题，还必须处理与村民关系往来的社会性问题，其中尤以雇工风险比较显著。一方面介于农业高度的自然性，造成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同步，降低了雇工管理考核的可溯性，另一方面持续上涨的雇工费用不仅抬升了经营成本，而且提高了农业生产服务的组织成本，削弱了下乡资本应对农业风险和获取利润的能力。因此，一些下乡资本直接选择毁约弃耕或者圈而不种。但还有部分下乡资本从种植环节中抽身而退，通过土地转包或者分包给小农户，以此减少规模经营中雇工风险，实现自身资本的积累。

事实上，改变土地经营规模并非是下乡资本缓解社会困境的唯一途径。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随着增加。根据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稀缺所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会诱致产生技术替代，而农业机械的发明和应用被视为农业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选择。不过，主流理论认为农业机械化要以土地规模作为基础，我国人多地少和土地细碎化导致农业机械化发展有限。但从农业具体生产实践上看，农业机械化并不意味着每家每户都需要持有农业机械，不是人均机械拥有量和动力瓦数多少，而是具体农业生产环节中农机参与率的高低。其实，我国凭借农机社会化服务走出另一条道路，破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与机械化大规模作业的根本矛盾，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 ”等问题，为替代劳动力提供了现实选择。

但是，学界对于规模经营主体是否必然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并未形成共识。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交易数量只与劳动力价格相关，购买成本并非都是低于自购农机。实际上，土地经营规模与购买意愿存在非线性关系，农业生产作业服务外包只有在经营适度规模上才存在正向作用。随着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交易成本上升，规模经营主体将可能从购买服务过渡到自购农机。而在陈义媛看来，农机社会化服务是资本对农业活动的重塑，是对农业剩余价值一次再分配。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提出了农机服务市场的发育情况、农机作业服务价格和质量、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流转时间甚至农业生产的不同环节等，都会不同程度影响规模经营主体对于农机服务方式的选择。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发现，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下乡资本的发展前景和风险控制进行了丰富和深刻的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仍然存在值得继续探讨的空间。第一，在关于下乡资本经营的讨论中，立足于乡村社会和农业生长的特殊性，强调规模经营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社会困境，而对于下乡资本如何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讨论却付之阙如，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本文案例中所提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反常选择。第二，既有研究捕捉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下农业规模经营变革的发生，但是存在将农机社会化服务客体化倾向，仅将其当作一项“中立”的农业技术，忽视了农机服务内部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第三，在农业规模经营中，无论优化生产关系抑或是改进生产技术的探讨，都并没有充分重视具体的乡村社会情境，也没有对规模经营主体的外生型和内生型加以区分，使得现有分析缺少必要的前提基础与逻辑连贯性。抛开具体村庄情境场域直接讨论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逻辑，往往容易陷入价值判断的泥沼之中。实际上，下乡资本很多情况下是无法仅从经济效益最大化做出理性选择，这其中充满更多隐蔽且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聚焦农业收割环节，以村庄乡土社会为分析基本场域，深入分析顺兴农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路径变迁，进一步理解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乡土逻辑。

费孝通在太湖流域农村调研发现，政府为了振兴农村事业，向农民低价出租打水机，获得生产劳力解放的农民却将机械节省出的时间用来赌博，最后造成妻离子散，乡村社会风气的败坏。费老由此意识到将机械引用到农村中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还要考虑到其如何适应乡土社会。时至今日，不仅作物结构和生长影响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考量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

（一）农机自我服务化的不经济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0.56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25%，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7%、90%和84%。由此可见，农业机械已经高度渗透到农业生产全过程中。一般情况下，伴随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购置相当数量和型号的农业机械是比较合理的。然而，顺兴农场却只购买了少量农业机械，尚不具有建立农业机械化的完整自我服务体系的条件。那么，顺兴农场为什么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全配置呢？

第一是农业机械投入成本与使用寿命所导致的不划算。在农业机械制造领域中，目前国外仍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是价格也相对较高。2019年一台118匹非最新款的久保田联合收割机售价，扣掉政府补贴后大约需要17万多。如果花高价购买国外农机，则不仅会增加购买成本，而且农业机械后续的维修成本也比较高。国产农机虽然优势主要体现在价格相对便宜，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机械耐用度不高。一台国产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寿命少则三年长则五年，并且随着使用频率增加，农业机械的稳定性急剧下降，这就造成了国产机械综合损耗率高于国外。

第二是农业机械的运转使用所导致的人工成本增加。农业机械不可能一购了之，还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即怎样将农业机械从库房开到田间地头上，换言之，需要有合适劳动力操作这些农业机械。一定程度上而言，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实际是操作机械的劳动力对原有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在土地经营面积不多的条件下，自己或者其他家庭劳动力就可以满足作业操作需求。一旦土地经营面积过大，比如像顺兴农场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土地面积，劳动力需求就超过家庭供给限度，额外雇佣农机手无疑增加了人工成本。同时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种植结构和季节性，农场主既不可能全年雇佣一定数量的农机手，也无法确保随时可以寻找到足够的农机手操作机械。

第三是农业机械无法存放所导致机械损坏率的提高。农场主由于是外地人，在承包地所在村没有任何宅基地和其他土地，加之当地政府对土地使用管理比较严格，基本农田范围内不允许建设永久设施和硬化土地。因此，顺兴农场无法在现有承包地上建造用来停放农机的仓库，而村庄内部缺乏适合土地可供租用。从农机的使用寿命上讲，长期停放在露天的环境下，将会加速机械老化速度，非农忙时节的农机养护对于延长机械正常使用至关重要。所以农场主认为即使将农机买回来，存放难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

（二）本地农机服务的使用困境

既然农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势必只能转向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对顺兴农场来讲，完成农业收割的最优办法则是在附近村庄中招募本地农机手完成。河镇所属的S县先后获评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国家级粮食生产全过程机械化示范县，本地联合收割机数量供应自然不是问题。据不完全统计，镇域内先后成立了27家农机合作社。可事实上，农场主与本地农机手合作过几次后却直言难以指望。

首先收割机械的难以组织。农业自身所具有的高度自然性决定了农业机械化需求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劳动者不仅要做出灵敏的反应，还要严格遵守作物生长发育的时节性指令，能否及时获得稳定农机服务保障就愈发关键。夏争时，秋争日。考虑到农作物的成熟和气温变化，夏收时间往往要比秋收更加紧张，前者需要在7—10天内完成。但是本地农机手多以兼业性为主，自身流转有规模不等的土地，按照乡土差序逻辑，在有限时间内必定是优先收割自家和亲友的农地。在此之下，顺兴农场面临着极高的农机组织难度，以至于可能错过最佳收割时间，直接影响到后面的播种和产量。

其次收割费用的居高不下。由于本地农机往往都是优先保障自家与亲友的收割，无形中压缩了顺兴农场最佳收割时间。农场主为提升本地农机作业效率，吸引更多本地农机手作业，施行了多劳多得的按亩计酬方式，并且所提供价格与本地收割小农户的高价几近持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以高于市场价格组织农机作业，就可能提高本地小农户收割成本，挤压部分小农户的最佳收播时间，反而加剧农场与周边农户的紧张关系，增加农场经营风险。受制于乡土社会关系的平衡，下乡资本的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成为市场议价的优势，却变成了成本经营筹划中的劣势。

最后收割质量的难以确保。乡村由于是一个熟人社会，许多人生于斯长于斯，言行举止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约束。因此，农机手在本地作业往往都会比在外地更加认真。但是作为下乡资本的顺兴农场显然属于是“外人”，而漠视陌生人的利益与偏袒熟人非但不会受到道德指责，还具有合理性的社区共识。同时农场主不可能在每辆车作业时都全程监督，因此本地农机手在给农场干活时自然就少了很多顾忌。据农场主讲，前些年雇佣本地农机手作业，结果是高效率低产量，收割一亩地大概会洒落30斤左右。另外，通常能够买得起联合收割机的农户往往都是在本村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脸面人物”，农场主需要与他们维持融洽关系，所以也无法在工钱发放上加以约束。在农场主看来，“这些人在外面显不出，可是只要在村里就充的上人物。我们叫请机不是雇机，农忙时候，他们生意根本不用愁，恨不得人歇机不歇。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能惹恼这些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人家帮忙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仅从土地经营规模是无法得出农机自购成本的必然摊薄。正是基于此，顺兴农场出于理性计算比较，选择了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但是经济行为是在具体社会环境中展开的，顺兴农场具有外来性的特征，使得其在雇佣本地农机手服务过程中，受到了乡土差序结构性的多方面宰制，以至于出现机械保障、支出增加和作业监督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农场正常生产经营。于顺兴农场来讲，便只能雇佣跨区农机手服务。但是，跨区农机手的服务是否可行呢？那么，有必要进一步对跨区农机服务进行机制层面的深度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农机跨区作业以来，跨区农机服务已然成为我国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重要力量。跨区农机服务的发展，一方面推进不同地区农业机械均衡化发展，实现了农业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伴随农业生产技术效应外溢，跨区农机服务对粮食产量产生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学界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跨区农机服务对于农业现代化转型和农业机械化发展重要性，但是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性判断。不可否认，市场需求刺激、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广袤的地理空间是跨区农机服务发展形成的重要基础。可关键问题是为何和如何，即跨区农机服务为何能够发展以及跨区农机手又是如何作业呢？

（一）跨区农机服务的效果

2015年水稻收割时，农场主开始从家乡连云港组织农机完成农场收割，然而由于两地作物成熟时间重合，可以调过来作业的农机数量满足不了农场收割需要。在次年小麦收割时使用了来自驻马店、淮安等地农机，取得了较为不错的作业效果。从此之后，农场逐渐减少了本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购买，转而通过跨区农机服务完成收割。具体来讲，相较本地农机手作业，跨区农机手作业具有以下三方面明显优势。

首先跨区农机手便于组织。跨区农机手通常都是结群流动，一般都是亲戚邻居朋友等一起结伴而行，每年沿着固定的作业路线和时间连续作业。到达地点之后这些跨区农机手既可以选择分散作业，各自找生意，但如果有大量农机服务需求时，又可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作业。因此，农场主可以快速地搜寻到他们，只要联系到一台跨区农机手，就能够短时间内组织起与他同行的其他跨区农机手。并且一旦作业过程中遇到故障，他们内部也会相互帮忙解决。所以，跨区农机服务减少了农场收割时间的不确定性和农机协调难度。

其次跨区农机服务的购买成本较低。跨区农机手制定的收费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是主要存在两个固定标准，首先是本地农机服务市场价格，由于作物面积、农机数量、区域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跨区农机手都会将本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市场收费作为一个基础价格，同等作业条件下往往比他们收费低5—10元/每亩。其次是收割的作物面积，这其中还要综合作物类型、土地集中程度等因素，对于规模农场，跨区农机手的收费又会比小农户收割价格低5—10元/每亩。这两相比较，按照顺兴农场的种植规模，一年仅收割这一项节省了至少4万元。

最后跨区农机服务的收割质量较高。顺兴农场对跨区农机手仍然施行多劳多得的按亩计酬方式，可是跨区农机手的收割质量却远胜于本地农机手，粮食的抛洒率、含杂率、破碎率都比较少，割茬高度也比较低。这极大地上减少了农场粮食产量的最终损失率，而且还方便了后续作物的种植。正如农场主所说：“把要求给他们一说就行，干得不好就扣钱。这些人都是走南闯北的老把式了，收割机用的就像手里的镰刀一样顺。现在想想，早几年没有找他们干活，还真是亏了不少钱呢。”

从实践层面上看，农场转向购买跨区农机服务极大地缓解了收割时面临的用机困境。不过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跨区农机手能够满足下乡资本的机械化收割需求呢。从经济学上看，背后彷佛是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下供需适配实现的问题。在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中跨区农机手占有数量和技术上的供给优势，而下乡资本凭借土地的流转面积和集中连片拥有需求优势，所以两相比较，只有跨区农机手能够同时实现双方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双赢。可是如果仅就农场规模来讲，本地农机数量供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尽管本地农机手收割作业效果不好，却很难可以将之归咎为技术不足所致。因此有必要打开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内部黑箱，聚焦到其内在机制。

（二）跨区农机的作业内在机制

市场虽是经济学重要研究对象，但主流经济学家更多是将其看成资源交换与分配的万能机制。而在波兰尼看来，经济过程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经济活动始终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人类经济行为与决策是嵌入于当时所处社会结构网络中。其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丰富“嵌入”内涵，提出个体经济行为是嵌入于以信任、亲属和朋友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但是一味强调社会结构方面嵌入性，有可能会忽视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正如泽利泽所指出的，经济活动是由社会行动者以特定社会关系内涵和社会文化规范为指导，将特定社会关系与物质生活形式相匹配的过程，因此需要经济主体根据不同关系选择合适交易方式和交易媒介。有鉴于此，本文借用“关联营造”的概念，从主位视角分析跨区农机手作业的内在机制。基于跨区农机作业过程的总体性，将具体从交易、定价、管理等关键环节加以分析其如何进行在地性转化。

1.交易机制：重构匹配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机服务面积出现骤减，减幅达到19.6%，其中机收减幅高达32.03%。此后，跨区农机服务面积不断减少，年均缩减面积超过200万公顷，但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却以每年近2%保持连续增长。这意味着跨区农机作业市场正在被本地农机手不断压缩。然而，在村庄熟人社会性质下，本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限制市场资源配置的自主性，而基于职业化流动下的跨区农机手却不必受此影响。

跨区农机手多是以夫妻两人为主，虽然也有父子搭配和兄弟搭配，但是夫妻搭配不需要考虑分钱，收入相对较高。一台联合收割机全年流动下来的纯收入大概为15万元，远高于农业种植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高收入背后与跨区农机手的时空利用程度密不可分。为了获取作业面积和收入最大化，跨区农机手基本上是常年在外流动作业，根据作物成熟时间进行快速赶场。大约从五月份开始由南方作业然后逐渐向北，然后再继续向南，基本上要到12月才能结束回家。跨区农机手通常选择晚上赶路、白天作业，吃住都在车上，以尽可能充分利用时间。近些年，考虑到西部地区农机服务市场发育相对落后，收割单价高于内地省份，开始有更多农机手开始向西部进军，甚至冒着高原反应危险到西藏、青海收割青稞。因此，跨区农机手在一个作业地点不会停留太长时间，处于一种与农时赛跑的状态。在短暂时间内，跨区农机手与本地农户的往来更多是建立在即时性的买卖交易上，难以孕育出深厚的非经济性关系。另外，在以前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不健全和信息传输落后的时期，村庄中可能存在类似于经纪人性质的“主家”“领车人”等，但是随着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和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善，这些人已经从跨区农机服务市场中逐渐退出。从而进一步形塑出跨区农机手交易自主性，弱化了行动选择的社会性钳制，不用顾忌人情面子等社会资本的沉没，而作为需求方的农场也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降低农机搜寻组织成本，继而保障收割作业时间进度。如农场主所讲，“这些外地机子比本地机子好使唤。人家大老远跑来，又不是过来走亲戚，就是为了挣钱。不像本地机子那样顾亲帮友，他们无亲无故，做事没有那么多顾忌。说不好听，他们就是个流民，只要能有钱挣，马上就过来干活”。

2.定价机制：建立道义互惠

西方经济学往往是将市场置放到陌生人社会中加以理解，然而囿于社会基础性质，关系建构成为中国人交易实践的基本特征，因而市场也具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维持等功能。制定市场价格的当事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讲感情、讲人情、讲面子。正因如此，市场价格总是充满关系弹性。实际上，调研中发现跨区农机手为了追求长远利益，并不会过分地计较眼前得失，反而建立起来一种具有道义互惠色彩的定价机制。

不同于本地农机手，跨区农机手作业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在一个地方可能只能停留2—4天，如果停留时间太长就可能会错失下一个地方作业机会。因此跨区农机手会优先选择种粮大户等规模农场，但是农业从本质上属于是弱质性产业，不存在绝对超额利润。农业生产者对于价格差异是非常敏感的，即使规模经营主体具有高于小农户的支付能力，可是如果乘以他们种植的面积，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再考虑到，跨区农机手不拥有本地农机手独有的先赋性社会资本，所以只能选择低价的方法以获取作业市场份额。可是他们很少采取恶性的低价竞争而多是选择建立道义互惠的方式。一方面跨区农机手所提供的价格不能比本地农机手低太多，在对于小农户则甚至会保持价格一致。他们需要与本地农机手保持和谐共处，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要让对方有钱赚，否则就会引来他们的排斥和敌意，下次就可能进入不了这片作业区域。另一方面在跨区农机手与农户交易过程中采取“一口价”。正常情况下农机作业价格往往是一天多个价格，一天之内白天和晚上、早上和下午价格各有区别。不过跨区农机手都会保持一天内同一个价格，并不会详细区分时间，即使突然遇到下雨需要临时抢收，他们通常也不会主动加价。据农场主回忆到：“有一年天气预报突然要下大雨了，大家都想赶在下雨前收完。于是都抢着联系收割机，也不分是从哪里来。收割机价格立马就涨上去，从原先50元直接涨到了60元。当时我也着急啊，怕这些给我干活的机子跑了，我直接给他们提到65元，但是他们一个带头直接拒绝，说我把他们看低了。我觉得不能让人家吃亏，就提议涨5元，后来他们就接受了。”

3.管理机制：借用社群熟人社会

有效的农业监督始终是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人将农业机械化视为重要途径，认为农业机械化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可以实现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监督成本的双重减少，毕竟监督一个驾驶员比监督多个徒手劳动者容易得多。不过严格意义上讲，农业机械化推广使用只是减少农业监督的困难程度，并不等同于农业监督问题的消失。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购买农机服务本质上属于一种委托代理行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容易刺激受托方做出损害委托方利益的行为。

本地农机手和跨区农机手都存在逃避监督的倾向，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逃避空间的大小。换言之，跨区农机手作业质量之所以在农场主眼中优于本地农机手，恰恰是其逃避监督的空间相对较小所致。据调查，顺兴农场的收割规模远多其他小农户，需要多台收割机共同作业。正是由于跨区农机手多是结群流动作业，所以农场主只需要成功对接到一个跨区农机手即可，与他谈好收割要求与价格，如果双方达成一致，那么他就会组织所相识的同行农机手参与作业，这个人就顺其自然的成为此次作业的临时负责人。而且农场主支付工钱并不是支付给每一个作业的农机手，而是只支付给身为负责人的农机手，从而强化了监督成本内部化的转移。具体来讲，跨区农机作业队伍通常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农机手之间不是亲属就是好友，组织内部具有较强互助合作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其他跨区农机手选择参与收割作业不只是为了多挣钱，还是出于对内部社会关系的维持和经营。因为在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相互之间的往来是长期且多方面，无法一笔笔地清算。可亲密社群的团结性恰就依赖于各人之间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那么如果没有完成收割作业的要求，后果不只是所得工钱的扣减，更为重要的是会造成与其他农机手社会关系的破损以及自身社会信任的流失。须得承认的是，内部熟人情感关系可能会降低集体成员共谋行为的达成难度，不排除跨区农机手会出现互相串通庇护、减工减质的行为。可是这样一来，不仅会受到农场主工钱支付减少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会遭受失去以后与农场主的长久合作，甚至永久失去这个作业区域的经济损失，所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如上所述，现实中农业机械化不仅充当着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器，还是各种社会关系调适的显示器。跨区农机手以流动的职业身份重构交易匹配关系为基础、市场维系下道义互惠性定价为策略以及借助内部熟人社会内化劳动监督成本，不仅成功立足于异地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中，还一定程度实现了与本地农机手、下乡资本等市场主体关系的微妙平衡，从而有效地保障了下乡资本农业机械化生产需求，达到了“曲终人不散”的社会性效果。

农业生产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活劳动，劳动者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随时做出现场反应和生产调整，这一特性决定了农业规模经营中面临极高的雇工和监督成本。在农业特殊主义思维影响下，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超出家庭经营之外的规模经营必定会因用工问题遭遇失败，导致出现“规模不一定经济”现象。但通过对河镇顺兴农场的调研发现，作为农业生产重要环节的收割，农场主通过选择跨区农机手较好地化解了本地农机手低效困境。然而，这一看似农机服务模式选择的成功转变却无法表示下乡资本的经营可以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

可以讲，顺兴农场之所以可以凭借跨区农机服务挣脱用机困境恰恰是另一种乡土逻辑的展现。尽管来自异乡的跨区农机手由于常年在全国各地流动作业，而成为职业化的专业农机手，但是其运作核心仍然是基于乡土性。首先跨区农机手在持续流动中，所形塑出脱嵌于本地社会的市场职业身份，减少了劳动交易选择的社会性钳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下乡资本选择的代替对象，本身就已经暗含乡土性型塑着下乡资本经济行为的展开。其次面对本地社会资本匮乏与持续作业的追求，跨区农机手必须融入到不断变换的陌生乡土社会中，在随行就市与自我突围中实现平衡与兼顾。最后跨区农机手貌似是游弋在乡村社会中“散兵游勇”，但是其组织内部受到血缘和地缘的整合建构，本质上却是流动的微型乡土社区共同体。在维持熟人关系的默会下，彼此之间都对共同生活长期性存在长远预期，导致劳动作业监督成本的内部化，从而压制了个体机会主义的滋生，确保了收割作业效果。整体而言，顺兴农场虽然弃本地农机服务而选择跨区农机服务，不过是将乡土场域进行了“置换”，本质上仍然是不离乡土的实践表达。

本文以苏北河镇一个下乡资本农场的收割作业机械化的实现为例，研究了跨区农机手何以取代本地农机手的问题。实地调查发现，顺兴农场虽具有“外来人”身份，但并没有采取就近原则使用本地农机手，反而“舍近求远”选择相对陌生跨区农机手。当然，这种农机社会化服务方式的选择并非开始就如此。基于综合效益的考虑，最初顺兴农场优先雇佣本地农机手，可实践证明在乡土社会差序结构的反向作用下效果并不理想，市场出现了明显失灵，造成本地农机手“不堪重用”。于是，顺兴农场只能选择跨区农机手以实现机械收割需求，反而以低成本且高效方式保障了农作物如期收割。不难发现，农业机械化关涉的仍是乡村社会场域中各方行动主体之间的立场看法和行动逻辑，是乡土社会情境下关系耦合的如何达成问题。诚然，本文所选择的案例或许具有特殊性，但是这一案例背后所关涉的下乡资本经营逻辑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合上述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农机社会化服务仍然有进一步优化空间，笔者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着力，一是探索建立区域性的共享农机车库，缓解农机存放困难。在其他地区调研中，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着农机存放困难的现象，无形中抑制了农机购买意愿。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闲置村级学校等公共施舍，改建成农机存放车库，并根据存放农机的时间、数量、大小收取相应费用。这样不仅盘活了村社集体的闲置资源，还将一定程度解决规模经营主体购买农机的后顾之忧。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市场层次体系，培育不同农机服务供给主体。从目前看，一方面小农户占据主导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规模经营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主体也将不断增多。因此，相关政府部门既要扶持本地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满足小农户多元的零散需求，也要因循乡土社会差序性现实，继续推进跨区农机服务高质量发展，有效对接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化需求。三是建立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增加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调动相关部门和村社集体，为农机手尤其是跨区农机手提供生产作业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服务。另一方面对可能出现的纠纷矛盾进行及时与公正的处理解决，规范其作业和交易行为，保护各相关主体的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