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制度与行动：基层市场的运作机制——基于陇东南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考察
2023-05-09   来源：王雄刚 陈文江   

市场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相伴而生，然而传统社会情境下只能自发形成简单类型的市场，较为重要的市场类型均产生于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正因为此，市场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时至今日，可以说是一个市场遍布的社会了，但是到底何谓市场？却仍是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辞海》从两个方面对“市场”作出了界定：（1）商品买卖的场所，如商品交易所、市集等；（2）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间关系。事实上，经济学对市场（market）概念的界定起初是具体的，包含地域、买卖者等因素，然而自“边际革命”后，市场概念逐渐演变成抽象的价格机制，即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括而言之，经济学将市场界定为商品买卖的场所，反映了一定地区内商品的供求关系。进而论之，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产生于人类的交换本性；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市场是一种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价格机制，即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也即价格机制决定着市场的运行。这构成了经济学关于市场的基本观点，即单一的自由市场观。在经济学自由市场论那里，市场发展的最终形态是国际市场。回到中国的现实场域，改革开放促使国内原有的交易形式迅速复活，并且“社会转型”又开拓出了大量新的市场，仔细端视“中国奇迹”的演进逻辑，与市场的兴盛紧密相关。现如今，一方面，诸多的现代大众市场、资本市场仍在涌现；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基层市场和专门市场却在走向衰败。表面上看，这似乎印证了国际市场的“归宿论”，然而事实上，特定市场的生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当代中国的市场转型更具制度性建构。

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梳理了人类社会的三种主要经济形态：习俗经济（the Customary economy）、指令经济（the Command economy）和市场经济（the Market economy）。习俗经济指涉的是前现代社会的村社经济，即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乡村有了一定的剩余物品，需要拿出去交易。当然传统村社的交易是偶尔的，并非经常性行为；交易的物品基本上是农副产品，并非专门商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交易物固定在特定的专门物品上，职业商人逐渐形成，并且有了固定的交易场所，这一切促成了市场元素的凝结，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习俗交易转向市场交易，这是市场经济形成的自发途径。事实上，命令经济中也萌发着市场元素，这一途径更关注体制推动和国际交往的效用。

（一）传统的交易行为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人们潜意识的认为市场经济自古已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波兰尼的研究揭示，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前，人类社会至少存在三种经济形式，即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前现代社会的经济通常“嵌入”在社会整体之中，交易原则并不居于中心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经济逐渐“脱嵌”，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因此，经济学的“市场自主性论题”显然仅是一种“理想”中的愿景。

马克斯·韦伯对“经济理性”论题有较早触及，他认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理性经济有本质区别，传统经济是一种追求维持现状的家计经营。黄宗智的研究指出，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小农经济里，“过密化”的劳动力投入，使得收益长期处于“边际报酬”以下，呈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便出现可观的商品经济，也未能超出家庭副业补贴家计的“糊口经济”形态。溯源中国市场经济，学界有不同观点，李伯重认为，自16世纪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存在事实上的全国市场，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明代后期和清代遭受了专制体制的制约。传统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交通通讯状况和礼法社会形态。为了应对这种约束，民间形成了相应的市场组织和制度。鉴于此，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国的市场经济通常嵌入在民间经济之中。

传统社会，民间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集市。所谓集市，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按特定的周期性时间间隔汇聚于特定的地点，在约定的逢集日进行交易活动的现象。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集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趋于兴盛。宋代以前的集市，主要是在地方社会需求与供给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地域内的人们在体会到集市的功能之后，会依据供求状况自觉开设集市，这种自发形成的集市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到了明清时期，集市创建的途径渐趋多元化，尤其是官府“应民之请”而开设集市的增多，大大缩短了集市形成的时间，集市数量剧增。

总体而言，某一集市之所以能发展兴盛，其主要因素有：人口的增加、农业和乡村副业的发展、政府的政策、交通条件，以及乡村非正式制度等。通常情况下，集市有固定集市和不定期集市两种形态。固定集市是指围绕某一市镇而设立的交易场所，一般按农历时间立集，或者是农历双日集，或者是农历单日集等。不定期集市主要指的是庙会、骡马会等，在一年中的某个特别日子，选定特定场所设市，周边的群众前往赶集。

尽管集市有多种形态，但对于基层社会而言，直至改革开放前，集市建设仍比较落后，交易的商品局限于农户剩余物品，有些集市甚至连集日都不确定，发育程度偏低。改革开放后，基层集市快速卷入全国市场，并在上游市场的挤压下，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乡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等转型影响，乡村集市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议题。

回到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情境，由于一些物品在某一地域内的稀缺性，以及生产的不完备性，特定人群很难得到自身所需物品，于是就有了交换。交换需要一定的场所，交换场所便是集市的最初形态。交换的实质在于实现物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转移，最终使得物品易手于不同的需求者之间。事实上，交换与交易不同，交换强调以物易物，而交易关注的是货与币的关系，即通过货币完成交换。进而论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专门进行交易的商人出现，促进了交易的兴盛。然而交易行为并不能直接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反映的是资源在市场中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易，从而实现有效配置。

（二）市场行动的形塑

在传统社会，一般农户所谓的用于交易的商品生产实质上是一种副业经营，主要是指家庭养殖或农闲时节兼做的一些手工，规模较小，专业化生产程度较低，很少以专门盈利为目的。在陇东南，小农家户以核心家庭形式为主，农户经营并不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尤其对于贫困的小农而言，几乎所有物品的边际效用都不低，只是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而已。农忙季节，农具、种子和劳力边际效用大；农闲季节，劳力则常常被闲置起来。正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物质资源季节性效用价值的改变，使得小农经济的生计策略表现为：一方面，在收成季节需要出售剩余粮食，在青黄不接季节则需要想办法借贷；另一方面，农闲季节可以兼做一些副业，经过交易以便补充家庭开支。这些现实需求在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经济地理布局的重组，以及区域市场格局的调整，小农家庭经营被卷入市场就成为必然。市场通过有效的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季节调节、空间上的地区调节、物品上的有无调节，成为农户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内地乡村在体制转轨的推动下，被“裹挟”进入到市场经济，然而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中人们对市场信号表现出的“正常”心理反应相比，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乡村总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日趋复杂化，“反常”反应更为常见。究其缘由，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人们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初期保留了传统的“非理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需要更多的收益维持基本生计，顾不上追求“闲暇”。随着变革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引人瞩目，在基本需求逐渐获得满足之后，大众的“反常”心理滋生。

“逐利而行”是市场运作的基本准则，具体可表述为：卖方寻求最大的利润、买方寻求最大的效用、价格将供求双方联系在一起、生产要素比例反映生产要素的成本。近年来，学界关注通过“利益”的视角来分析市场，认为对市场中利益的分割式探究，遮蔽了市场的本质属性。鉴于此，主张重返韦伯的综合性研究，重新定位利益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市场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同时指向互动中他者的社会行动。刘世定在既有社会规范与利益激励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范式，观照了人们在利益和规范双重互动或双重博弈中利益格局和规范格局的形成与变迁，探讨了不同行动策略与策略组合的运用特征及其引发的均衡或非均衡后果。

鉴于上述分析，对于市场行动的考察，需要关注三方面的因素：（1）市场运作的基本规范；（2）市场行动者的利益诉求；（3）市场机制和市场行动的互动博弈。基于此，可以说传统社会的集市交易并不完全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集市交易属于临时性补充家计行为，并非专门性交易；其二，传统物品交易的目的在于换取其他所需，并非为了实现利润；其三，集市运行靠的是“熟人社会”的“信任”原则，缺乏相关违规操作的惩戒机制。

（三）市场运作的情境场域

现实当中，市场并未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那样，以纯粹样式运转。从历时性维度来看，某一市场的产生受到特定文化、制度的制约，其发展演进也依赖于这些因素。从共时性维度而言，不同市场的特质也不尽相同，其“嵌入性”程度差异较大。就活畜交易市场的特质而言，总体属于高度嵌入性市场类型，它的运作深深扎根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在众多因素的叠加下，活畜交易市场不会完全依据“市场信号”的指引而运转。有鉴于此，笔者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场域论”的视角来分析活畜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

通过有情境约束的“场域”来探讨活畜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有助于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阐释传统市场的形塑过程。理论层面，通过对活畜交易市场这一独特而又具体市场类型的深入分析，探析其运行机制和制度基础之间的关系，进而拓展市场社会学理论。现实层面，通过对L镇活畜交易市场运作机制的梳理，澄清制度基础和市场机制各自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当代中国市场的构建，又是怎样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进而端视中国将何以取得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市场社会学的一项案例研究，本文并不拘泥于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而是更关注对“关系网络”的剖析。当前学界关于市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倾向于结构决定论，通常将市场理解成受政策、意识形态等因素决定的社群组织。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奇迹”的生发得益于体制的松绑，然而体制松绑之后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动者“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基于此，文章检视了以往的市场理论范式，摒弃了“唯结构”的思维禁锢，着力深入到转型发展的火热实践中探析市场的运作机制，继而观照“制度—行动”分析框架，具体有三个面向：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动、自下而上的行动策略、两者“聚合”发力。   

事实上，“制度—行动”分析范式有其学理上的“通则性”，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市场的复兴。考虑到每一市场的生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本文在探析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过程中，增添了“生计惯习”的维度，形成了当代基层市场建构不可或缺的三个要件，即生计惯习、体制推动和行动策略。

L镇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兰州、西安和银川三座省会城市的几何中心位置，坐落于六盘山和秦岭两大山系的过渡地带。L镇自来都是“关陇古道”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重镇，享有“三水交界”“五路总口”的美誉。L镇因其所依之山在陇山口的要冲，突然中止，与众山不相连，故称为“断山镇”，清高宗乾隆十四年（1749年），改为L镇。L镇历史悠久，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齐家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夏商时期，境内为西戎居住，周孝王时设“秦”地，汉武帝时设陇（县），东汉时凉州刺史治陇，西魏至隋、唐、宋代隶属陇城县，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属秦安县辖。清穆宗同治年间（1870年前后）以前，L镇域内的居民以汉族为主。同治年间，大批回民迁入，逐渐形成了回汉杂居的形态。1953年，为了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划属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县）辖。

L镇居于张家川、清水、秦安和庄浪四县交界处，集市贸易发达，赶上一般县城水平。全镇辖20个行政村、1个社区、10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0568户44652人(2021年底)，其中农村人口7288户37418人，回族6334户26760人，占59.93%，是典型的回汉杂居镇。全镇总面积44.8平方公里（城区面积4.9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904亩，人均耕地0.83亩，主导产业为餐饮服务业、种养殖业、商贸流通业和劳务输出业。当地群众有着浓厚的经营皮毛贩运加工生意的传统，这使得L镇皮毛市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跃成为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皮毛集散地。受皮毛产业兴盛的影响，域内牛羊养殖业发达，对周边地带造成强辐射，牛羊交易市场的规模一直稳居陇东南第一。

本文个案所探讨的L镇活畜交易市场属于L镇集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发现，其生发运作机制主要来自三方面因素在当地场域内的叠加博弈：（1）生计惯习的形塑，域内群众为解决耕种收成不足的生计困境，孕育出浓厚的牛羊养殖传统；（2）体制转型的推动，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市场取向”的转型发展，解除了基层市场发展的体制束缚；（3）市场行动的策略，在“有利可图”的现实利益驱使下，兼业性商贩迅速向专门性商贩转变，业务甚至扩展到相关商业链条的其他领域。

（一）生计惯习的形塑

L镇位于陇山西麓清水河上游，清水河自东向西汇入葫芦河，成为渭河的重要支流。传统社会，清水河流域以农业耕种为主，下游流域由于地势开阔，川地较多，耕种收成可以糊口。然而上游流域，多为山地，且地势陡峭，随着人口迁入的增多，单靠农业种植，不足以糊口，这迫使域内群众在耕种之余兼营一些商业和手工业。清同治年间（1870年前后），大批回民迁入，使得清水河上游人口大幅增长，“人多地少”矛盾进一步凸显，人们不得不在农业生产之余，尽可能多的从事一些手工、养殖等副业，以补贴生计所需。

L镇浓厚的皮毛贩运加工传统，深刻影响到域内的养殖畜种，早期养殖马、骡子、驴等，后来演化成以养殖牛羊为主。当地人的牲畜养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耕种需求，饲养驴、骡子和牛等，以便农忙时用来土地耕种；二是补贴家庭生计，当地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农业耕种往往不足以糊口，因此农闲时节饲养一些牛、羊、鸡等牲畜，待家庭需要开支时出售。这样的现实需求使得域内设立牲畜交易市场成为必然，一方面，家户专门用来耕种的牲口，用到一定的年限，需要“倒换”；另一方面，用来补贴家庭生计而饲养的牲畜，很大程度上需要在专门市场上才能得以交易。

活畜交易市场属于地方性农贸市场。地方性农贸市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出现，其效用在于调节特定地域物品的余缺，在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交易场所。几千年来，地方性农贸市场一直作为自然经济的影子或补充而存在，历朝历代相沿的各府州县镇市集，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于地方性物品交易场所。到了清代时，西北地区地方性农贸市场渐趋繁荣，分工细致，呈现出牛羊市、骡马市、粮油蔬菜市等各类专门市场。近代以来，内地农村市场发展中的一个明显趋向是农副产品专业化市场的出现，这类专业市场源于传统集市中市场区域的分工。基于这样的历史境遇，L镇集市在1870年前后逐渐分化，呈现为三大区域，即日用百货市场、皮毛市场和牛羊市场。

正是基于域内群众日常生计的现实需求，L镇自集市设立初（当地人称“立集”）就有专门的牲畜交易场所，由于交易的畜种以牛羊为主，所以被称作牛羊交易市场（当地人简称“牛羊市场”）。L镇牛羊市场位于该镇东关的河滩处，在镇老街东尽头沿着东关河西岸一字展开，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处为活禽交易场地，主要交易鸡、鹅、鸽子、狗和猫等；中间地带主要交易牛、驴和骡子等大型牲畜；西南处主要交易羊等中等牲畜。

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之所以将牛羊市场选在东关河滩处，是由于早期L镇集市的规模并不怎么大，东关在当时处于集市的边缘地带。因为活禽、牛羊交易占地较大，且牵涉到环境卫生问题，因此起初将牛羊市场定在东关河滩处实属情理之中。L镇牛羊市场自设立起就因为禽畜种类多、数量规模大，专门商贩、“二倒贩子”和“牙子（交易中介人）等的齐备，成为陇东南一带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

毋庸讳言，市场并非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普通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是芸芸众生自发行为的结果。长久以来，L镇牛羊交易市场不仅活跃了陇东南一带的物流，促进了域内禽畜交易，成就了专业商贩的“生财之道”。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域内民众因为环境闭塞、土地贫瘠而造成“糊口不足”的生计困境，增加了一些大养殖家户的经济收入。

（二）体制转型的推动

据调查，L镇牛羊交易市场，在新中国建立前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陇东南一带最具影响力的活畜交易市场。然而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逐渐限制以至取缔市场交易，活畜买卖被视为“投机倒把”，列入了“非法”行列。自此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期间也曾有间断性的政策“宽松”，出现过短暂的牲畜交易，但总体而言，L镇牛羊交易市场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制政策方面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一时间，各种商品如雨后春笋般充斥于基层市场。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L镇集市迅速复兴，赶集人流和交易规模与日俱增，集市不断扩大，向老街北面地势开阔处整体拓展。随着境内皮毛贩运加工生意的兴盛，原清水河南岸滩地处的皮毛交易市场向南迁至西街，西街新建的“L镇皮毛市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跃成为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皮毛集散地。日用百货市场也逐渐分化，老街保留了百货批发市场，新建的中街分为肉食蔬菜市场、衣帽布料市场等，北街主要为家居建材市场。到2000年前后，L镇集市一派繁荣景象，农历单日逢集时车水马龙，在陇山西麓享有盛名，可谓“兴旺发达”。

复兴后的L镇牛羊市场其交易场地仍在东关的河滩处，市场的监管部门是当地的工商所。通常情况下，逢集当天，工商所会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牛羊市场管理收税，禽类一般按摊位收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每个摊位为1毛，2000年前后每个摊位为1元。畜类一般按头（只）数收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1头牛（5只羊）为1毛，2000年前后，1头牛（5只羊）为1元。1995年前后，牛羊市场交易达到鼎盛，每集活禽的交易量达2万只，牛的交易量达500头，驴和骡子的交易量达50头，羊的交易量达2000只。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L镇牛羊交易市场的复兴过程，不难发现，起初体制的推动占据主导因素，体制层面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并非相“对峙”的难题后，政府逐渐从放松市场管制向鼓励培育市场元素发展的进路转变，这一进程形塑出了所谓的“市场政体”，即由政府协调经济行为而产生的行动者互动关系模式及市场运作方式。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转型”凸显为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的渐进式改革，也即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在这样的“市场政体”的大力推动下，一时间，国内呈现出各类型市场井喷式发展的盛况。

（三）市场行动的策略

市场行动者包括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两大类，市场主体主要指企业、中间商、农户和合作社等；非市场主体主要指政府、行业协会、技术专家、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具体的市场行动，是各主体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诚然，现实中的市场总有诸多缺陷。究其缘由，一方面，人的智识是有限的，市场赖以运行的法治环境通常不完善；另一方面，市场总会受到各类反市场力量的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鉴于此，具体市场运作中，行动者的策略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牵涉到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即当一个人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可能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

近年来，汪和建深入探究了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在评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分析框架。在汪和建看来，“自我行动”并非“个人行动”，是一种以关系理性为约束的自我主义行动，即自我行动是一种具有独特属性的既受“自我主义”驱动又受“关系理性”约束的社会行动。依照这一分析框架，当代中国人市场实践中的“自我行动”会导向“关系行动”，而关系行动将演进为小集团或派系行动。当然这一演进可能衍生出不可避免的后果，笔者在后文将再给予阐明。

借鉴汪和建的分析框架，可较为明晰地呈现出改革开放初基层大众参与市场化实践，向非农领域转进的策略。长久以来，中国存在普遍的被冠以“市场”的活动，然而个中原委，尤其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困扰，致使基层市场活动大多停留于“民间交易”层面，并未完全展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事实上，中国实质性的市场化开启于改革开放，其推进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的“互惠性开放”。市场化是指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向发达市场转变的过程，其中关涉市场的主体、客体及政府等多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明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即两者并非根本对立，而是可以互补促进。基于这样的共识，中国市场化的实质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没有现成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这一进程中，国家倾注于“自上而下”的体制转型探索，社会力量则“自下而上”探索实现“利益”的路径。为了获得收益，市场参与者通常基于自身需求，形成相关行动策略，争取在市场实践的现实场域中取得优势地位。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深陷于物资短缺，改革开放初的主要任务在于激发社会动能，扭转物资匮乏。实质性举措是“松绑”并培育市场主体，对主要的市场客体（商品和服务）给予标准化引导等。在“市场政体”的安排下，市场行动者依据“不犯事”的规制，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以及“有利就图”的利益原则等，摸索着市场化的实现路径。

鉴于上述学理分析，L镇牛羊交易市场复兴体现出的行动策略主要在三个方面：（1）市场主体借助“市场政体”，迅速实现了向非农领域（商业）专门化经营的转变；（2）市场行动者依据自身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积极争取更大的市场自主权；（3）在全国性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诱致下，市场行动者逐渐迈出域内，向更大市场和更大产业链拓展。

2011年10月，L镇牛羊交易市场正式从东关河滩处搬迁至镇西南郊的南街村，新场址与老市场的距离相隔2公里，名称确定为“L镇活畜交易市场”，占地20亩，投资190万元。新市场建在一片沿南河的开阔地带上，北面靠山，正门口有一条县道穿越而过，可谓场地宽敞、交通便利。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法人代表是李忠（化名），他有2位合伙人，股东总计3人。市场搬迁之初，延续了以往的运行方式，只是税务减免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不再干涉市场的日常经营，代之是市场的承包经营者直接向交易者收取管理费。L镇活畜交易市场之所以搬迁，主要缘由如下：

（一）原交易场地狭小

与经济学强调对抽象市场的研究不同，社会学更关注具体市场的运作。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归纳了历史上主要的真实市场有：外部市场、内部市场、商人市场、国家市场、早期理性市场、现代大众市场、国际市场、货币与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本研究关涉的基层农贸市场显然属于内部市场的范畴，内部市场实质上是本地市场，市场上供应的物品来自附近周边地带，具体交易活动的开展需要适合的固定场所。

L镇牛羊交易市场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集镇规模的扩大挤压了牛羊交易场地的空间。特别是传统社会由专人驱赶牲畜上市的方式逐渐被卡车运输所代替，东关河滩处窄小的场地显然无法满足众多车辆的停放。基于此，牛羊市场的搬迁势在必行，当然这其中，2010年6月一位雇佣装卸工的不幸摔亡成为直接导火索。笔者在访谈李忠经理时，他谈道：

老牛羊市场搬迁的事其实喊（说）了好长时间了，从2000年的时候就说马上要搬，但一直拖着没搬，关键因素还是缺钱。没办法就只能将就着先交易，平常可能还好一些，但到旺季，加之再碰到逢年过节或雨雪天气，那确实能急死人，开集时，卖主牵着牲口半天进不了市场；交易完，买主又出不了市场。

2010年6月，发生了一起事故，当时一位外地客商收购了一批羊，需要装车，就请了邻近的几位村民来帮工，那正好是中午的集盛时候，人流量大，装羊卡车后面的几辆车急着要过路，就不停的按喇叭催，当时卡车司机可能有些慌，想往侧面挪一下车。由于噪声比较大，卡车厢里装载的帮工们没听清司机的喊话，这车一挪动，其中的一位帮工没站稳，从卡车厢上摔了下来，头碰破了，流了好多血。虽及时送到了医院，但伤势过重，最终没抢救过来，人过世了。

这位帮工摔亡后，后续事宜带来了好多争执，家属索要的赔偿款很高（说是50万），货车司机没有偿付能力，客商说不是自己的责任，相关监管部门又给不出较好的调解，如此等等。于是事情拖了好长时间，最后的协商办法是，由货车司机、客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赔偿，才得以解决。

自从“帮工摔亡事件”发生后，L镇牛羊交易市场的搬迁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的方案是搬到镇南郊南街村的河滩处。事实上，L镇牛羊交易市场搬迁背后也折射出市场拓展的基本逻辑，一个区域性定期市场的真正现代化必然会给周围更广阔区域中的传统市场体系植入新的活力。

（二）环卫许可从严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复兴的L镇牛羊交易市场并非仅是简单的对传统交易的一种复活，而是更具“操演性”，即行动者在参与市场实践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现代性智识重新建构着市场。换言之，理想中的“自主市场”其实在现实中很难存在，市场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场域环境的影响，成功“操演”的市场通常符合行动者的利益。

大致2000年以前，国家对基层市场的管理比较粗放，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触及“法律责任”，相关部门对于未引起民事纠纷的一些“不遵守规则”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其照常运行。然而进入到2000年以后，政府对市场运营的监管力度逐渐加强。就活畜交易市场而言，相关规定明确禁止在人口密集区建设活畜养殖和交易场所，这直接引发了L镇牛羊交易市场在东关河滩处能否继续经营的问题。原牛羊交易市场所在地处于东关村和关泉村的交界处，两村距离很近，分界线是东关河，东关河原本不大，东西宽度约20、30米。这致使随着集镇规模的扩大，牛羊交易场地直接和两个村庄交界处的人居院落混杂在了一起。对于这样的现状，环卫部门早些年就给出结论，活畜交易市场的设立必须远离人居1000米。这在事实上为L镇牛羊交易市场的搬迁提供了法理依据，然而之所以长期没有搬迁，其原因在于缺乏相关费用。

由于新建款项迟迟不能到位，L镇牛羊交易市场的搬迁事宜被长期搁置。别无他法，只能采取“将就”性策略在原地继续运营，这致使市场运行中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当然市场搬迁的呼声一直并未停息，一方面，附近的居民不堪忍受长期“脏乱差”的环境影响，积极呼吁能尽早搬离；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为了规避责任，也力主创设条件，尽快选址新建。这些诉求在上述“帮工摔亡事件”后得到了持续发酵，即牛羊交易市场必须尽快从东关的河滩处搬离。

（三）转向“自付自收”

市场转型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原有的“获益者”可能受损，而“直接生产者”在获益。随着市场渗透的持续深入，在“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原有的部分市场参与者逐渐从市场行动中“隐退”，特别是在一些新旧机制对接的关键环节上，存在诸多“甩包袱”行为。

在环卫测评不过关和“帮工摔亡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叠加下，2010年10月，L镇牛羊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搬迁预案。具体方案的商订中，有三个事项比较棘手：（1）新场地的选址；（2）所需款项如何筹集；（3）新的市场将采取何种经营方式。针对新场地的选址，当时县发改委、工商局、农牧局、卫生局、兽医站、L镇政府和涉及到的基层村社，以及客商代表等经过多次协商讨论，最终确定的场址为镇南郊南街村的河滩处，这里距离东关老市场约2公里，远离人居，地势开阔，又有县道穿越而过，不失为一处理想的活畜交易市场选址。由于建设款项的筹集与后续经营方式的选择紧密相关，于是这两项事宜便结合起来共同商谈。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款项，地方政府的筹资有限，主要用于交通、水电等公共设施的专项配备。而村民土地的转让租金、场所围墙、场地硬化、办公用房，以及各类交易场棚的建设等资金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这笔费用最终只能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加以解决。最终，南街村的李忠牵头邀请其他两位村民加入，成立了股东，三人通过资产抵押贷款的方式筹集到了资金。之后，经过一年紧锣密鼓的建设，2011年10月份，新场址基础设施得以完工，并迅速举办了盛大的开业典礼，至此，L镇活畜交易市场正式搬迁至南街村河滩处，并开始营业。

L镇活畜交易市场搬迁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个问题，即相关部门事实上的“甩包袱”。自2006年以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减免了农副产品的相关税费，并对种养殖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使得相关部门之前在实施监管过程中还可“收税”的目的落空，衍生出的逻辑是，既然不让收税，就索性不再管理。最终活畜交易市场的日常管理完全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为了维持正常运转，经营者便在大门口设立“收费处”，对进入市场的牲畜按数量收取交易管理费。

考察新的活畜交易市场的筹建过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缺位”，最终促成了后续的经营方式转变为“自付自收”。事实上，倘若对市场采取放任自流，将可能产生出强大的分化力量，进而对社会基础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L镇活畜交易市场搬迁后的发展困境恰恰表明，政府在构建和维系市场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充分发挥政府有为，限制相关“寻租”现象发生，将是实现市场有效治理的主要举措。

改革开放开启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热潮，一时间形成了诸多传统市场与现代市场并驾齐驱的盛况。然而到了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趋向分化，金融市场、网络平台等新型市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农贸集市却走向衰落。

（一）统一市场的挤压

现代市场经济自近代滥觞以来发展到当前，从纵向角度来讲，由简单的市场交易类型向复杂市场运作类型深入迈进；从横向角度而言，呈现出区域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多种形态并存的状况。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趋势凸显，背后的逻辑在于西方国家致力于“打造国际市场”。就当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国际市场“归宿论”似乎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愿景”，现实中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浪潮警惕世人，“世界一体化”远未到来。基于此，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限于“国别”市场框架。

在上述大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国内统一市场已然趋向成熟。国内统一市场的形塑无疑冲击着区域市场的运作模式和辐射效能，一些处于竞争劣势的区域市场势必步入消沉。L镇活畜交易市场恰恰属于这一类型的区域市场，在传统社会，由于地域之间的天然“隔离”，域内人们或者需要不定期的“倒换”自家用以农耕的牲口，或者需要出售专门为补贴生计而饲养的牲畜，这些都助推着地方性活畜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在经历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段“取缔市场行为”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中体制层面对市场活动的“松绑”，L镇活畜交易市场迅速复兴。然而这种繁荣在2000年前后便步入萧条，从市场发展的逻辑来讲，这种萧条无疑是受到更大市场甚至全国统一市场的挤压。

据不久前笔者的田野调查显示，当前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日交易量，旺季时，大牲畜（马、驴等）为200头左右，中等牲畜（羊等）为500只左右；淡季时，大牲畜为150头左右，中等牲畜为300只左右。年交易量，大牲畜3.6万头左右，小牲畜2.7万只左右。这样的交易规模相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交易量的下滑事实上表明L镇活畜交易市场已步入难以挽回的衰退境地。

毋容置疑，导致L镇活畜交易市场衰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全国统一市场的稳步成熟。具体而言，各类交通线路的畅通使得国内大宗贸易得以跨区域流动，特别是临近牧区开设的诸多活畜交易市场逐渐兴盛起来，冲击着内地活畜交易市场的辐射度。与此同时，域内家户养殖牲畜的规模在缩小，用以在地方性市场上交易的牲畜量自然也在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速了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衰落。

（二）生计模式的转变

汪和建在论及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时，归纳出了三个方面的特性，即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事实上，改革开放初，基层市场的快速复兴，其主要缘由在于解决民众的生计需求，凸显为自主经营和网络生产。然而之后的“派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生计困境缓解后，人们面临市场激烈竞争的无助，正所谓“今天的村庄，依然唱着昨天的歌谣。”

如前文提到的，L镇活畜交易市场生发的主要原因在于解决域内民众的生计困境。在传统社会，清水河流域以农业种植为主，下游流域地势开阔，耕种收成较好，维持生计问题不大。而L镇所处的上游流域，地势较高，山大沟深，农业收成往往难以维持生计，于是许多家户在农闲时节通常要兼营一些副业，受地理环境和经营惯习的影响，牛羊养殖成为域内副业中的主要形态。既然当地人养殖的牛羊多，这势必会拓展出一个专门的牛羊交易市场，即L镇牛羊交易市场。这一市场的繁荣发展为“物资匮乏”时期人们的生计困境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解决途径，因此它的生发历史久远，在域内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之初的迅速复兴，更是彰显着地方优势特色市场的魅力，在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物资的渴望中，活畜交易市场解决了域内家户变卖“剩余家产”的需求，为实现“交换”所需物品提供了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现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L镇牛羊交易市场逢集当日，真可谓车水马龙，各地客商纷至沓来，俨然一副“陇东南第一牛羊市场”的尊荣。

然而，L镇活畜交易市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复兴发展之后，在2000年左右却步入衰落，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域内民众生计模式的转变。在传统社会，大伙依靠耕种土地为生，如果土地较为肥沃，收成能够满足“糊口”，人们断不会考虑其他的谋生手段。只有土地贫瘠地区的人们才会考虑兼营一些其他副业形态，以便补充由于农业收成不足而导致的生计不足。进入到2000年，随着打工经济的全面兴盛，西部内陆地区的人们纷纷选择外出务工谋生，在大家看来，一个青壮劳力外出一个月挣得工资，赶得上在乡村务农一家一整年的收成。在打工经济的冲击下，L镇域内民众的生计模式悄然发生着改变，人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的收成上，而是力所能及的选择外出务工。生计模式转变的直接结果是，域内部分土地开始撂荒，家户饲养牲畜逐渐减少，最终影响到活畜交易市场上的交易量。

L镇活畜交易市场搬迁的一个美好愿景是，希冀能借此获得长足发展，重展“陇东南第一”的雄风。然而几年下来，现实状况却不如人所愿，交易量大不如从前。究其缘由，这与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以往每个家户必须饲养用以农耕牲口的形态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上交易的活畜基本上都是由专门养殖户提供的“繁殖”和“育肥”畜种。近年来，在打工经济的持续影响下，临近村庄从事专门“繁殖”和“育肥”的养殖户也在逐渐减少，总体水平仅占域内家户数的10%左右。鉴于此，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域内民众的生计模式发生着较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拓展潜力。

（三）发展模式的固化

时至今日，发展已然成为世界的主题，人们或许对某个既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修正或完善，然而对于发展本身以及发展的需求似乎没有质疑过。在发展社会学的视域里，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转化的过程。有鉴于此，解决地区“欠发展”的现状，成为L镇所处陇东南一带深度贫困区的基本目标。反观当地的现实，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特性明显，市场行动者沉浸于“有小利可图”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中，即便是报酬递减，也难以摆脱被“锁定”的效率低下场域。

具体到L镇活畜交易市场，虽身临时代的巨变，但其运作模式似乎并未发生多大改变。搬迁前，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四大类：卖方、买方、牙子（中介）和工商管理者；搬迁后，市场的参与者也主要有四大类，即卖方、买方、牙子（中介）和承包管理者。通过对比发现，搬迁前后变化的仅是市场管理者由地方政府部门变为了个体承包经营人，再者就是牲畜的运输由“驱赶”代为卡车，其他运作方式几无变化。究其缘由，主要是随着国家对农副产品减免税负的深入推进，地方相关部门索性直接将“包袱”甩给社会层面，由经营承包人全权负责运营管理，政府则定期进行督查。

2010年10月，新的L镇活畜交易市场筹建方案商订后，由南街村委会出面，承包商与村民达成协议，土地转让的租金每亩是600元/年，一期合同约定为10年，20亩地10年的总租金是12万。截至目前，10年的一期承包合同已过，租金问题有较大争执，一方面村民们要求增加土地转让租金，说是拿十年前的约定数额对等当前的现实，难免有些过时，数额太低；另一方面，市场经营的承包者对后续的发展逐渐失去信心，一直寻求取得相关财政扶持。不久前的访谈中，李忠讲道：

我们的经营确实是进入到困境了，感觉到真是难以维持下去了。各种筹资渠道不畅通，现在只能每集按进入市场的牲畜数量收取费用，大牲畜（牛、骡、驴）每头1元，羊等小牲畜每只5毛。一集下来，收个三、五百元，几位出资人平均分一、二百元。在别人眼中，我们就像个要饭的，既要打扫市场卫生，还要应付各种检查，再者遇到一些难缠的客商，争执起来还得想办法平息。一个月15个集，每集早上4点左右就得打开市场大门，守到门口收费。现在总体的交易量小了，一个月下来，每个人分到手也就3000块钱，你说有啥意思，还不如人家一个打小工的。

毋容置疑，市场中的习俗、行为惯例和认知理念等因素影响并形塑着行动者的经济实践，对市场运行的作用至关重要。鉴于此，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衰败不仅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自身运转模式的固化显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弗兰克·道宾在其《经济社会学》一书中归纳了塑造市场的四个主要因素，即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网络和经济理念。这一研究无疑为理解当代市场社会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事实上，市场的兴衰是社会经济整体兴衰的表征，探析当代中国市场的复兴及运作机制，对于洞悉“中国奇迹”的生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种市场呈井喷式发展，且专业市场发展趋向明显。通常情况下，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度要比普通集市大，专业市场上的物品或许多来自本地，但其交易面向的却是外部市场。正是基于此，基层社会通过这一“微观世界”与更大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本研究所关涉的L镇活畜交易市场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专业市场，追本溯源，具备传统农贸市场的特质；立足当下，有着从“交易行为”迈向“市场行动”的转型发展特征；观照未来，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光明前景提供了参考佐证。

经济学通常采用寻求各种最优交易条件来解释市场的生发，这对理解L镇牛羊交易市场的复兴有着强的解释力，然而对于市场的转型及当前的发展困境却给不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这一现实召唤着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即市场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结构，其中文化传统、社会力量、权力运作等“非经济因素”共同形塑着市场的运作。事实上，L镇活畜交易市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无疑受到了上述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塑造。时至今日，对于当前L镇活畜交易市场的衰败，不应该一味地去“追责”，而是在洞察市场日常运行的基础上，理解其背后的运作逻辑，进而为全面深化改革期“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增补元理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学界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概括为“转型发展”，即面向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发轫于农村，因此总结农村的市场化模式意义重大。在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性农贸市场的演进逻辑无疑有着更为本真的意义。

事实上，当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处于各种市场的包围之中，然而当问及市场到底是什么时，大家却比较茫然。如果非要给出个说辞，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观通常成为“教科书”式的答案。在西方自由市场理论那里，中国转型发展进程中生发的大量市场似乎成了“怪胎”。然而当追及市场诞生的历史时，市场并非只有“单一自由”一种形态，而是有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活畜交易市场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集市形态，因交易畜种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骡马市场、牛羊市场等分野。活畜交易市场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一则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更替，补充着域内民众因农业不足而产生的生计困境；二则是基层社会价值衡量的基本方式，通常情况下，民间社会对某件物品把不准价值时，总是会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如果市场意味着买卖双方的平等交易与物品价格跨区域的共同走势，那活畜交易市场无疑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活畜交易发育的特殊制度背景，中国基层活畜交易市场的实际运作远远偏离了西方式“完美市场”运行的轨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眼中，它似乎代表着前现代社会的简单交易形式，等同于“以物易物”。事实上，中国活畜交易市场的生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超出了经济学市场理论所能涵盖的范围，亟待其他学科的有益补充，这其中社会学的市场建构论无疑能提供较好的解释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