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经验证据
2023-05-06   来源：陈波 徐换歌 倪晨旭   

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中国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视作重要抓手。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然而，现有研究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 “碳锁定效应”（Carbon Lock-in），即基础设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会持续释放二氧化碳。考虑到全球剩余的“碳预算”，仅现存的基础设施就足以将这一额度消耗殆尽。基于此，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新型基础设施是否同样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该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长期的低碳发展战略，而且对践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讲，新型基础设施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从需求驱动的角度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可能会带来新的碳排放。工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数据中心总能耗达到216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6%，二氧化碳排放约1.35亿吨。华为公司也指出，由于5G使用的频段更高，室外宏站覆盖范围缩小。在同样覆盖情况下，5G基站数量是4G的3—4倍，单设备功耗是4G的2.5—3.5倍。综合来看，5G移动网络的整体能耗将是4G的9倍以上，每年产生的能耗达到2430亿千瓦时。研究认为，5G技术的发展会使中国碳达峰时间至少退后两年，相应的碳排放峰值也会相应增加。

但是，在新兴技术的牵引下，新型基础设施也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技术效率提升可以直接降低碳排放。例如，华为公司就指出，5G新无线的数据传输效率是4G的10倍，2030年前快速推广5G网络将减少全球碳排放近50亿吨。其次，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为数字化提供基础，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碳强度。据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GeSI）统计，2020年全球ICT（信息通讯）行业仅释放2.3%的碳排放，却创造22.5%的产值。再者，新型基础设施能够赋能传统行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助力经济实现绿色增长。图1展示了2005—2018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与互联网普及率的时间趋势图，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明显负相关，且这一趋势在2014年中国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后更为突出。那么，新型基础设施与碳排放究竟存在着何种因果关系，还有待于更为严谨的实证检验。

宽带信息网络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中枢，对于实现新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于2013年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首次将宽带网络定义为“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宽带网络建设也由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继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三个批次批复了120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力图在试点地区建立全国领先水平的宽带网络。由于“宽带中国”战略是由国务院和国家部委主导，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小，且该战略实施的核心目的在于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而非优化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这满足了政策评估中的外生性，为本文的因果识别提供了便利。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评估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丰富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证明了新型基础设施的“碳解锁”效应。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和大气污染等方面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到新型基础设施对碳排放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的“碳锁定效应”一直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廓清这一争论。第二，从数字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视角，本文对信息通讯设施发展影响低碳治理的机制进行了刻画。大多数文献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本文则从环境效益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信息通讯设施发展在优化传统产业结构配置和促进数字生产、消费等减少碳足迹的功效。第三，从工业基础、行政级别等异质性维度出发，本文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对不同异质性发展的城市在碳减排绩效上的差异，为各地区因地制宜的优化布局“新基建”，有序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挖掘绿色发展和减排的内生路径提供经验证据。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宽带网络这项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得到了大面积的应用，并可能会刺激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进而降低城市碳排放。

宽带网络可以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一方面，宽带网络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业态，直播、“网络红人”等新的职业类型相继出现，“粉丝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应运而生。与传统行业不同的是，这类新兴业态天然具有低碳优势。它们往往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中的多层营销体系，有效降低了交易费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另一方面，宽带网络的大规模普及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契机。宽带网络的持续扩张，不仅将商品、服务与消费者连接起来，也将这种连接延伸到了制造过程、服务过程和信息反馈过程。处于生产网络中各个环节的企业被线上网络所连接起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使得部分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赢得市场先机，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激励绿色创新，进而降低碳排放。此外，企业也可以利用线上网络，实现供应链的整合，优化管理流程，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宽带网络也可以通过推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宽带网络多元化的信息传递模式，打破了信息流动的时空限制，不同区域内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信息网络的推动下高效连接和重新组合，显著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首先，信息网络优化了劳动力配置。陆铭等的研究指出，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畅通信息共享，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流动。而宽带网络对降低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具有关键作用。企业可以通过线上招聘平台发布用工信息，筛选简历，降低用工成本；员工也可以浏览线上招聘信息，减少职业搜寻成本，提高职业匹配度。其次，宽带网络优化了资本配置。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不仅可以直接从网络上获取财务报表等各种正式信息，也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文本分析等手段，识别出情绪变化等各种非正式信息，更加高效地甄别出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提高投资效率，扩大资本流动范围。再者，宽带网络也提高了技术配置效率，促进了知识要素的流动。依托于线上网络，研发人员之间可以强化合作，更为高效的交换信息和共享知识，提升科研效率。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也可以更加快速地向相对落后地区延伸扩散，进而提高整体技术水平，降低区域碳排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绘制了宽带中国战略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具体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宽带中国”战略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

假设2：“宽带中国”战略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抑制城市碳排放

图2  本文的分析框架图

（一）实证策略

本文关注的政策事件是自2014年开始实施的“宽带中国”战略，该项政策促进了试点城市以宽带网络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影响了碳排放。基于前文分析，“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试点城市的碳排放会显著下降。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绘制了试点城市（处理组）和非试点城市（处理组）碳强度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时间趋势看，所有城市的碳强度都是下降的，说明中国的碳排放效率在不断提高。在2014年之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碳强度趋势基本一致，2014年及之后，试点城市的碳强度下降幅度明显加快，而非试点城市的趋势则保持不变。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受到政策冲击的试点城市的碳强度要比未受政策冲击的非试点城市的碳强度下降更快。作为双重差分法的事前检验（pre-trend test），图1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碳强度降低并不是由“宽带中国”战略之外的地区间的其他不同所致，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这也是双重差分法的核心假设之一。

由于“宽带中国”战略在不同年度实施了三次试点，为准确评估该项政策的低碳减排效应，本文参考Beck et al.的做法，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来识别因果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lncogdp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层面的碳强度对数。did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城市i是否被选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若城市i在t年份属于试点城市，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X为控制变量矩阵，包含城市人均GDP、人口密度、总人口、产业结构、财政依存度、创新能力等城市社会经济特征。v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μt是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

εi,t是随机误差项。β是本文关心的回归系数，衡量了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碳强度变化的平均差异。

图3  处理组与控制组关系的初步描述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城市名单。其他城市层面的变量收集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城市发明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参考吴茵茵等的做法，使用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万元人民币），即碳强度作为城市碳排放的代理变量。我们还基于2003年的不变价进行了实际的GDP测算，且为了降低异方差问题，对碳强度做对数化处理（lncogdp）。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是否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具体而言，若城市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之后被选为示范城市，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删除了示范城市名单中的自治州（如延边州、阿坝州）、县级市（如昆山市、阿拉尔市）、直辖市的市辖区（如重庆市江津区、荣昌区），最终保留107个示范城市。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在数字经济方面，本文参考赵涛等的做法，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四个指标刻画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于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则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度量。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被广泛用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中。最后，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对上述五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igit）。

在产业结构测度方面，本文则参考袁航和朱承亮的做法，使用三大产业的加权劳动生产率衡量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具体方法如下：

其中yimt为城市i第m产业在t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lpimt是城市i第m产业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Yimt为城市i第m产业在t年的增加值，Limt为城市i第m产业在t年的从业人数。由于（2）式中产值占比yimt没有量纲，而劳动生产率lpimt具有量纲，我们使用去均值的方式消去量纲。江小涓和罗立彬指出，信息通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服务业低效率和不可贸易性。因此，本文亦直接使用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lp3）来刻画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四）描述性统计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种照辉等、刘传明和马青山的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定义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gdppc），取2003年不变价。人口规模定义为人口密度（lnpopden）和人口总量（lnpop）。产业结构定义为第二产业与生产总值的比值（second）。财政依存度定义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生产总值的比值（fiscal）。创新能力定义为城市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总量的对数值（lnpatent）。

表1汇报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示范城市的碳强度要明显低于非示范城市，且示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财政依存度等社会经济特征都要优于非示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选择并非是随机的，而是选取了社会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进行试点，证明了我们控制变量的合理性。

（五）典型事实

尽管已有众多研究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外生冲击，认为该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然后事实是否如此，却并不清楚。因此，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来刻画政策实施前后城市信息和通讯业的动态变化，以此反映宽带中国战略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结果如图4所示，政策实施之后，虽然示范城市的固定电话用户数显著下降，但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并推动了电信业务总量的快速上涨。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虽然对传统电信业务存在挤出效应，但也培育了宽带、移动互联网等新的增长点，切实有效推动了城市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一）基准回归

表2汇报了“宽带中国”战略对城市碳强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效应的政策净效应。第（2）列增加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3）增加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所有回归结果系数均为负数且在5%的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宽带中国”战略确实显著降低了城市碳强度，促进了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did的估计系数为-0.015，即与控制组相比，“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使位于处理组的城市碳强度下降了0.015。由于控制组城市的碳强度均值刚好为1，这意味着“宽带中国”战略降低了城市碳强度约1.5个百分点。

表2  宽带中国战略对碳强度的影响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碳强度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参考宋弘等的做法，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i,t0+k是一系列虚拟变量，表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第k年。本文关注的系数是βk，它刻画了政策实施的第k年时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碳强度差异。如图5所示，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而政策实施之后，βk开始显著下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幅度增加。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强度，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加强。

（三）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一系列城市社会经济特征与双向固定效应，以减轻遗漏变量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某些随时间、地点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例如不同城市居民的环保偏好也可能会影响碳排放，从而导致估计偏误。对此，本文采用一个间接性的安慰剂检验来论证估计结果是否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该方法在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具体做法如下：在本文使用的286个城市中随机抽取新的处理组，根据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时间，2014年抽取37个城市，2015年抽取36个城市，2016年抽取34个城市。将这一过程重复1000次，得到1000个估计系数。若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明显区别于随机抽取处理组所得的估计系数，则可说明城市碳强度的下降确实是由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所导致，而不是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

图6展示了1000个估计系数的分布情况，黑色实线为真实的政策效应。从图中可知，随机抽取处理组所得的估计系数都分布在零值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而真实的估计系数位于该分布的尾部，属于小概率事件。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对城市的低碳减排效应并非源自不可观测因素，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

（四）培根分解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是渐进双重差分法，而Goodman-Bacon指出，由于每期受到政策冲击的样本都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控制组，随着时间的推移，渐增的处理效应可能使得估计系数被低估。因此，本文使用培根分解来诊断这一估计偏误。表3和图7汇报了详细的培根分解结果。观察表3可以发现，DID估计量91%的变化来自于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时间组（先处理组 vs 后处理组和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带来的干扰较小，仅占9%的权重，而其中坏的控制组（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更是仅占1.5%的权重，对DID估计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图6的结果也显示，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的权重分布在零点附近，数值非常小，估计量也和红线偏移不大，可以很直观地看出DID估计量没有太大的偏误。

图7  培根分解结果

表3  培根分解结果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社会经济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优于后者。因此，“宽带中国”战略的低碳减排效应可能是这种选择性偏差所带来的，而非切实存在政策效应。为降低这种选择性偏差，本文参考牛子恒和崔宝玉的做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降低试点政策的选择性偏误。考虑到试点政策最早实施于2014年，为避免试点政策对协变量的污染，本文使用政策实施前三年（2011—2013）的协变量均值进行匹配。具体而言，本文使用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Prob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进行一对一匹配，最后仅保留位于共同取值范围的样本点。表4的第（1）列展示了PSM—DID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did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2. 工具变量法

为排除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参考张军等的思路，使用明朝驿站作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工具变量。受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限制，驿站修建会尽可能选择有利的地质条件；而“宽带中国”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修建大量基站、铁塔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为降低成本也会综合考虑当地的地质、地形等自然条件，所以两者是高度相关的。其次，明朝驿站的修建主要服务于政治、军事目的，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小，且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具备较强的外生性。本文使用ArcGIS将哈佛WorldMap公布的明朝驿站分布图与2010年地级市行政单位区划相匹配，获取城市层面明朝驿站建设虚拟变量，然后将其与全国宽带用户数所组成的交互项作为新的工具变量。如表4的第（2）列所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3. 控制其他政策

考虑到政府实施的其他政策也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尤其是省、市层面的环境治理政策。因此，本文参考吴茵茵等的研究，搜集整理了一系列省、市层面的大型环境政策，包括“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各省的节能减排目标，2010年开始实施的低碳城市政策，2013年开始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2014年开始实施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等，在回归方程中加入相关政策的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从而控制其他相关政策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最终结果见表4第（3）列，尽管did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有所降低，但依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其他政策并未对本文估计结果造成系统性偏误。

4.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除了社会经济特征之外，城市之间固有的差异也会影响碳强度。若不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参考宋弘等的做法，采用城市的海拔、起伏度、离海岸线距离、是否为省会、是否为经济特区以及是否为北方城市等作为城市固有差异的代理变量。将这些变量与时间趋势进行交互，放入模型（1）中重新进行回归。表4第（4）列汇报了回归结果，did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上述内容通过双重差分法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步骤证实了“宽带中国”战略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碳强度，推动城市低碳减排发展。那么，这种政策效应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呢？不同的工业发展基础、行政级别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悬殊是否会带来政策效果的差异？为厘清上述问题，本部分将展开详细分析。

（一）机制分析

1. 数字经济

理论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来降低碳强度。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带入模型（1）中重新进行回归。表5第（1）列呈现了机制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地，本文还分析了“宽带中国”战略对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列（2）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在政策实施当年就有显著提高，在政策实施之后的三年里依然保持显著。

2. 产业结构

除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之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降低碳强度。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使用三大产业的加权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指标。表5的列（3）和列（5）呈现了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高了三大产业的加权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示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样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宽带中国战略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第（4）、（6）列所示，宽带中国战略对产业结构优化也具有持续性影响。与加权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是，宽带中国战略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滞后性，政策效应直到第三年才开始显现。可能的原因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供给端，更取决于需求端，规模效应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规模效应的形成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与积累。

表5  机制分析

（二）异质性分析

1. 老工业基地城市

受初始资源禀赋和早期国家战略的影响，中国各城市间的工业基础存在巨大的差异。2013年，为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确定了120个老工业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产业层次较低，发展方式粗放，能耗强度大，环境污染严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老工业城市的低碳转型，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老工业城市与非老工业城市，分别进行回归。

表6第（1）和第（2）列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显著降低了非老工业城市的碳强度，对老工业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老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多以碳强度较高的高耗能行业为主，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短期内减排空间有限。老工业城市多位于东北、西北等人口净流出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财政上过度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不足，这些因素都制约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节能减排效应。

2. 城市级别

在中国，各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行政级别高度相关。高级别的城市，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等，往往比低级别的城市在要素占有、地方税负、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而这些优越的禀赋条件往往会是城市实现低碳减排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参照刘瑞明和赵仁杰的做法，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较大的市”这四类城市划定为行政级别高的城市组，其他的则为行政级别低的城市组。表6列（3）、列（4）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主要降低了行政级别高的城市的碳强度，对行政级别低的城市组影响则不显著。

3.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体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微观上来讲，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帮助企业实现低碳发展。从宏观上，金融发展通过加快现代部门技术创新，推动资源配置由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可以预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网络基础设施有着更强的低碳减排效应。具体地，本文参考周茂等的做法，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生产总值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计算“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三年（2011—2013）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均值，以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表6第（5）、（6）列结果证实了前述推论，“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推动了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低碳减排，对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

4.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地区禀赋是影响公共政策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其落地难度与实施绩效也高度依赖当地的既有禀赋。如果试点城市拥有较为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有效节约“宽带中国”战略的建设成本，更好地发挥“宽带中国”战略的低碳减排效应；相反，如果试点城市的原有新型基础设施仍处于较低水平，那么“宽带中国”战略的低碳治理成效可能会受到抑制。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使用电信业务总量占GDP比重衡量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计算“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三年各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均值，以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表6第（7）、（8）列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的低碳减排效应仅存在于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一）结论

新型基础设施不仅是低碳减排的重要领域，也是赋能各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动力。本文以2014年出台的“宽带中国”战略为外部的政策冲击，使用2003—201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型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强度，促进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高度稳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主要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降低碳强度。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基础好、行政级别高和金融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水平更完善的城市的碳强度影响更显著。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涉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双碳”目标，关系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结果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城市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使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城市竞争、甚至国家竞争的新高地。为此，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地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计，明确其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打造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新型领域为主体的现代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实现路径，在深入分析本地区内新型基础设施排放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自身需求，科学规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与规模，通过高水平建设5G网络、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发展和深入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等措施，为新型基础设施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以产业结构和数字经济作为重要抓手，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的碳减排效应。当前中国产业改革和升级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亟须新的内生动力破解发展困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结构优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政府应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结构转型的关键作用，加快将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新技术引入传统行业的步伐，通过融合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改造，赋能传统产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要统筹新兴产业布局，以国家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推动数字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企业，发挥产业集群的减排效应。

第三，探索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因地制宜实现“双碳”目标。中国的低碳减排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处于初期路径探索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应强化转移支付的引导激励作用，坚持奖补结合，调动财政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乏力地区的积极性，鼓励地方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优化城市间的竞争环境，引导城市在竞争过程中逐步弱化行政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避免不同城市间的零和博弈，为不同级别的城市提供公平的资源获取机会。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内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