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论》当代空间
2023-05-06   来源：刘宇兰   

《资本论》揭示了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运行规律，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著作。发挥《资本论》理论指导意义，要回到当今世界现实，理解平台资本主义这一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阐发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展现《资本论》现代性理解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当代空间。

学界平台资本主义研究活跃在政治经济学、传播理论、生命政治领域，主要考察数字劳动、智能技术、信息方式和商业模式，分析技术政治对公共价值和生命重要事项的威胁。尼克·斯尔尼塞把平台资本主义界定为数字技术变革基础上以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它伴随产生大型垄断平台企业包括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精益平台等类型。Shoshana Zuboff通过大型科技公司以个人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分析，界定当代资本主义本质是“监视资本主义”，指出其新工具主义和人性威胁等特征。Bram Büscher认为平台资本主义要为后真相的出现负责，后真相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权力表达。阿甘本认为平台基本特征是建立技术装置。他把资本主义发展极端阶段定义为“装置的大量积累和增殖阶段”，并提出“赤裸生命”问题。纵观平台资本主义研究，马克思理论资源时常被重新提起：有以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来解释被赶出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零工劳动，有借助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提出信息方式理论，有主张传播学研究要从经验研究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来理解数据如何成为平台资本。但目前研究多是裁割剪贴式的，甚至出现有肢解误读，比如波斯特把马克思误读为“技术决定论者”。以此为缘起，笔者从平台资本主义入手致力于焕发《资本论》当代价值。

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平台资本主义的鲜明趋势。平台资本主义基于数据提取和网络效应产生大型平台，渗透于制造、物流、设计、广告、服务等生产生活领域，以数据信息为基底打造当代经济形式。如果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是以商品为原材料，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形式，以交换顺利进行为手段，以资本增殖为目的，那么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据为原材料，以几乎零资产倾向为平台形式，以平台垄断为手段，以平台瓜分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土地之间相互作用和系统运行规律，那么平台资本主义表明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而且数据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平台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它把资本主义推向更加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的发展。

第一，从产生背景看，平台资本主义是对传统实体经济长期低迷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变化，为数字平台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崛起对美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份额的削减，以及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带来经济危机。应对这场危机，制造商从模仿到改进，推进了福特制到丰田制生产模式的转变，劳动过程精简生产，解雇多余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出现了工作外包现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电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资本首选出路，股票市场开始脱离实体经济，对新兴行业的激情推进了互联网的计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繁荣加速了外包行业发展，出现低收入经济体的血汗工厂。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美联储出现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息和新的流动性条款来应对经济问题，也促使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第三阶段：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美国和英格兰为代表银行利率骤降。“2008年10月，危机加剧，导致六大中央银行的国际协调利率下调。到2016年，货币政策制定者将利率下调了637次。”全球经济出现了低利率环境。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现金囤积，投资者转向日益有风险的资产，科技公司获得大量风险投资。综上，“工作外包”“计算技术基础设施”“宽松货币政策”“低利率环境”为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式奠定了基础，工作外包是平台资本主义工作方式的雏形，计算技术基础设施为平台资本主义提供基建条件，宽松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环境为平台企业提供大量资金。平台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突变，而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产物。

第二，从存在形态来看，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科技为支持、以平台为表现形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形态。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经济为前提。数字经济不仅指数字技术行业、科技公司，而更广泛意指横跨传统各行各业，并高度依赖信息技术、数据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不是经济的一个部门或领域，而是经济形式的基底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科技的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成为当代经济活力的表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一种霸权主义模式：城市要变得智能化，企业必须要颠覆传统模式；工人要变得灵活，政府必须要明智和练达。”数字经济带来“工业4.0”新活力，也带来“零工经济”际遇和“共享经济”“按需服务”美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平台商业模式实现数据提取和数据控制，垄断平台企业盈利，形成平台资本主义。从平台兴起的结构条件看，“在制造业长期下滑的过程中，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将资本吸进一个相对动态的行业，以挖掘数据。”静止、缓慢和凝固与资本本性天然相冲。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平台资本主义是借助平台形式以数字技术为基底，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来实现资本流动和增殖的资本主义当代新形态。

第三，从运营机制来看，平台资本主义以大数据资本为基础，以信息为媒介，以空间环境垄断为方式来获得平台盈利。首先，平台资本主义推动资本主义从商品资本转向数据资本挖掘，推动生活世界从商品世界转向信息世界。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开篇指出商品是无处不在的简单平凡的东西，那么数据和信息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我们生活在数据的世界中。数据与知识不同，数据捕获事情发生的信息，捕获经验现象，它不需要追问事情为何会如此这般发生。知识追问事情的内在之理，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度追问。数据不需要深度追问，只需要广泛的经验信息。“不管是否有任何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数据，人们只管从中去寻找某种模式，只盯着哪些事情可能会跟哪些事情相关。”传感器捕获信息，存储系统维护信息，算法加工整理信息并把多样信息纳入系统，数据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原材料。尽管与商品实体不同，但数据并不是非物质的。数据是以用户活动为来源，提取精炼并被使用的物质。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并不是只有到了平台资本主义阶段才被使用。但只有到了平台资本主义时期，数据使用才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数字通信发展，平台作为处理数据的有效途径，平台模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许多公司都融入了平台，平台资本主义使用大量数据来优化企业生产流程、全面了解消费者偏好、控制企业员工、为新产品和服务销售提供基础。数据资源各方面潜力得到开发和使用，从而弥补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缺陷。其次，数字平台的价值在于用户数量的多少及其网络效应的大小。平台体现了社会交往的当代形态：一方面，平台提供了用户交往互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平台作为用户活动发生的中介，获权记录用户活动数据，建立用户活动交互的数据集群，作为数据枢纽展开市场任务的精准和快捷实现。平台用户越多，平台就越有价值。多用户的平台会吸引更多用户，吸纳用户的良性循环效应导致数字平台的自然垄断倾向。平台借助低边际成本，迅速扩展平台业务能力，其增长几乎不受到自然限制。再次，数字平台深入推进资本主义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平台大量派发补贴，迅速占领市场，培养用户习惯，维持市场占有率，但并不直接或主要从用户来盈利。平台真正目标不是从真实的生产和服务来盈利，而是以市场占有率来支撑数据—流量收割，进而获取风险投资，在股票、期货等市场获得金融盈利。最后，平台不仅是交互活动的中介，它还可以跃升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操控者。平台是提取用户数据的装置，是数字交互空间的提供者，通过平台规则以及规则调整来维持用户兴趣，保有或吸引更多用户。“平台是一种新型的公司。它们的特征在于提供基础设施，以调节不同用户组，显示由网络效应驱动的垄断倾向，使用交叉补贴来吸引不同的用户组以及利用设计好的核心架构，控制交互的可能性。”平台有自身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对于平台用户活动具有框架作用。为了不流失用户和数据，这些规则一方面迎合多数用户兴趣和需要以增加平台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交叉补贴和应用程序来培养用户使用习惯。于是数字平台在开放互动网络生态中却把人类带到了封闭垄断甚至是偏好孤岛上，表现出“越开放，越封闭；越活跃，越规训”的矛盾和背反。

总之，只有把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新现象来理解，深入研究平台运营机制，把握平台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存在形态，才能具体而微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新趋势，才有助于以战略眼光与时俱进把脉现代社会和布局人类未来。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新变化被誉为“范式变革”，也有不同声音认为数字时代只是使资本主义矛盾现代化。如何理解平台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平台资本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复兴，还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出口？正如《平台资本主义》作者尼克·斯尔尼塞克追问：“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被采用，它能使资本主义奄奄一息的经济复苏吗？”斯尔尼塞克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从世界历史长尺度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思考的现代性问题域中。

第一，在生产方式上，平台资本主义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地平。首先，平台资本主义借助数据信息调整用户交互活动，它可以减少交互活动的等待时间，但数据本身并不催生更高趋势的生产力。工业物联网降低了成本，进一步压低了价格，但实际效果是增加了市场竞争，平台吸走更多收入，反倒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其次，平台资本主义不变革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性质。尽管平台可以不生产实物商品，但平台不是非物质的虚拟存在，平台要有基础设施，平台运转需要电能等能源支持。最后，借助数据装置即平台，平台所有者抽取盈利。平台作为装置，其开放性、免费性、交互性只是平台获取盈利的外部条件。但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不是平等、开放、公共社会空间的真正实现。平台所有者控制平台获得垄断租金。平台垄断和盈利是根本目的，表明平台资本主义没有脱离资本主义总特征。平台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而是以数字技术和平台模式把资本主义推进深处。

第二，经济关系方面，平台资本主义表现为平台及其所有者对承包商的盘剥利用。首先，平台资本主义倾向于零成本运营，这意味着承包商或零工、灵活职业者要具备生产资料。“例如，优步的车队不需要批量购买出租车，而个人司机不得不购买车辆。”生活资料转变为生产资料，这增加了承包商的生产负担。其次，平台的任务外包导致平台企业不需要向承包商提供传统雇佣方式的工作福利。“司机在给顾客提供同样的服务时，却不再享受与以往相同的工作条件。比如在美国，Uber不会给司机购买有效的保险，不给汽车折旧提供维护，不提供任何福利。”承包商承接工作任务，获得计件报酬，平台不需要给劳动者提供固定工作场所，传统的工人福利或权益随着平台任务外包被废除了。再次，计件工资成为承包商收入主要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计件工资是最合适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如马克思所言，为了生存，承包商会自发增加劳动强度和推动工作时间加速。而机器算法通过数字技术可以轻易实现劳动完成时间的监测。平台企业出于竞争地位和用户数量的赢取考量，在利润刺激下，通过机器算法进一步助推劳动者劳动的紧张和耗损程度。劳动者被算法上了发条。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运营机制导致劳动的全盘被监控。劳动者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灵魂拷问的基本事实在平台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改变。

第三，经济盈利方式上，平台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剧市场份额的竞争，增加虚拟经济泡沫风险。首先，平台资本主义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也没有开拓新市场，发生变化的是市场份额占有和财富分配情况。数据资本提供了新的竞争方式和控制方式，但盈利仍然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实质核心。在制造业领域，“工业网非但没有提高生产率或开拓新市场，反而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加剧了市场份额的竞争……让直接制造商的收入更少。”金融资本通过平台得以实现对产业资本利润的控制和分割。其次，平台有资本和科技优势，但平台大部分业务实际上缺乏盈利能力。“许多公司已经不得不进一步削减成本和工资，至少要有一种潜在的某一天能盈利的感觉。”平台采用“先发展再盈利”的策略模式，先收割用户，通过补贴提供免费服务，获得市场占有份额的竞争优势，赢取风险资本投资的青睐，从而获取金融利益。“如今，对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不再是金融业中心地位的替代品，而是金融业的一种表现。”这种迂回的方式，进一步分裂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增加了虚拟经济泡沫风险。

第四，就业方式上，平台资本主义环境零工经济把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转移到网上，劳动者表现为数字平台劳动外包的承包商、散工、灵活工作者。首先，散工、零工的出现并不具有自由劳动的解放意味。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高失业率，产业后备军给平台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灵活职业者。“无产者和剩余人口的逐渐增多，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人口的收入受市场调控，并通过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工作获得。”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家庭储蓄减少和持有债务增多，许多人被迫接受任何可以获得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平台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零工经济绝不是劳动者长期职业生涯的解放，而是劳动者无法获得安全稳定长期职业的暂时性补救方案，是工人无力抗拒的被迫接受。其次，数字平权幻灭。数字平台不是媒体营销所宣传的劳动解放工具，而是平台所有者的盈利工具，是零工劳动者的生存方式。在劳动方式上，零工劳动者受到数据和算法的监控。在财富分配上，与传统工作领域的雇工方式不同，平台资本主义劳动外包的模式使企业可以削减加班费、补贴、福利、培训成本等支出。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算法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叠加效应，增加了劳动者剥削，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最后，平台借助数字科技和网络可以把大量新任务进行打破区域、民族、国家限制的发布，这一方面催生全球劳动力市场资源的数字化调动，进一步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廉价劳动力、降低企业成本，获得更大收益。

综上，平台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出口，它采用数据搜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算法驱动等数字技术系统模式，从社会乃至全球整体经济蛋糕中抽取盈利。伴随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全球不仅面临而且再生产不平等、控制、两极分化等难题。对此，我们需要《资本论》资源，以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精神实质来回应平台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境遇。

理解现代社会，探寻人的现代性实现，我们要挖掘《资本论》理论资源并焕发其当代价值。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展望未来”中指出：平台资本主义竞争会日趋激烈，广告平台将更多承接直接支付业务，精益平台或者破产或者转向产品平台并向更传统的商业形式回归，云平台、基础设施平台等提取租金获得利润；而财富不平等现象通过访问不平等现象重现。如果说斯尔尼塞克更多把平台资本主义理解为商业模式，那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平台资本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新经济形态。平台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的劳动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带来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革。正如席勒所说：“在今天的世界，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断被生产出来，也有一些是当下新生的问题。”作为当代人的生活情境，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资本和数字技术的联姻，它没有逃逸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场域。作为资本主义的出口，平台资本主义推进了资本主义的深度演进，但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它无力摆脱物质繁盛背后的现代文明萎顿。

首先，《资本论》机器和工艺学理论提供了回应平台资本主义“资本与科技联盟”的理论资源。从机械到人工智能，机械机器与数字机器形态有不同，但它们本质上都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对机器进行的理论反思有助于理解技术事实和技术权力，工艺学理论有助于自觉数字时代科技风险。马克思观点有：第一，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因机器强大复制功能促使产品边际成本降低，能够带来大量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机器与大工业”中明确说机器的本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机器是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机器的使用能带来更多价值。“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机器日新月异不断更迭发展。机器应用与人的体力脑力得以施展的工具不同，工人成为机器看管者，遭受机器运转的调节，工人活动反倒成为机器运转的中介。马克思指出这是“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马克思肯定机器的物质文明价值，同时批判机器异化，主张发挥机器的生产力积极意义又根本变革机器“异己力量”性质。第二，机器带来大工业发展，自然力服从社会智力，个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传统手艺被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不断取代，社会分工不断发生革命。“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机器生产对工人带来直接影响。它增加了人身剥削材料，把妇女和儿童都卷入了资本主义强制劳动中；它带来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它制造过剩劳动人口，产生经济反常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伴随科学生产的发展趋势，资本不仅捕获了物质劳动也日益实现精神劳动的控制。最后，机器的社会化运用带来正负面效应，其未来走向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代替”，即“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对于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给出策略有工厂立法、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工艺教育，以及生产形式矛盾发展、消灭旧分工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可见，马克思认为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技术装置，它带来生产力和劳动方式变革；作为资本装置，它推动了剥削在量和质上的加剧。机器在技术中立的表层背后是资本支配的权力关系。

正如马克思关于科学和资本关系所言：“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数字平台作为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技术捕获资本寻找依靠，也是资本借助技术实现增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环境迫使投资者寻找新的收益途径，数字平台成为互联网和房地产之后的新风口。平台企业通过数据提取和平台访问优化来为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按需服务，从而在平台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地位，保持乃至增加用户量。以优步为例，“优步使用数据来确保其司机不为其他的出租车平台工作；其路由算法使用交通模式的数据来绘制出最有效的行车路线。数据被输入到其他算法中，以匹配乘客和附近的司机，并对可能出现的需求做出预测。”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操控用户。算法逻辑取代机械逻辑，成为当代技术逻辑的表现形式。以用户和数据为核心竞争力，平台企业斩获大量炒作和风投资金，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将开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转变”。

平台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本携手下呈现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同时并存的态势。数字平台日趋解构人类活动的生产中心、购物中心、治疗中心等现代中心组织模式，通过技术集成和综合运用体系以数据资源实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但平台盈利诉求又促使其重返强中心。去中心化是开放性、集成性、综合性技术模式使用的效果，但根本难逃平台垄断利润诉求下的强中心趋势。这突出表现在平台资本主义具有走向封闭生态的趋势。平台之间的竞争在于占据战略重要位置，即能掌控更多企业和客户的数据，从而能获取更多垄断权力。“围绕核心业务部门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扩张，部分是因为需要在生态系统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更像是一种根茎式的连接，受一种永久的努力推动，要把自己放在关键平台的位置上。”平台以更多数据为驱动力进行扩展，导致平台公司之间产生聚合趋势，而蚕食相同市场和数据的平台聚合趋势催生出激烈的国际竞争。在数据驱动、优势位置占领、竞争和聚合中，平台要求收缩和封闭以获得无法替代地位，以封闭空间实现垄断利润。“当撒网式的手段不足以获得竞争优势时，这种方法试图将用户和数据绑定到平台上，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将用户和数据绑定在一起，例如对服务的依赖、无法使用替代品或数据缺乏可移植性。”封闭已经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手段。当前，机器人可以造成虚假广告观看，垃圾邮件可以进行日常拦截，广告拦截软件广泛被应用。它们会导致平台广告收入减少。平台应对策略是从开放的互联网络转向不可替代的应用程序，在深度空间逃逸中实现平台对内容的完全控制。数字技术支持的开放平台因为盈利根本诉求导致封闭和隔绝空间的出现。这与19—20世纪资本主义竞争带来垄断和封闭只具有空间差异性。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规律仍在经济生活发挥深刻影响作用。平台资本主义不带来全开放的网络访问和共享经济时代。平台不是所有权的终结，而是所有权的集中。平台竞争力不仅仅是由传统意义上的成本和价值差异标准来评判，还取决于数据提取、分析和控制。平台必须投资固定资本。地租在数字平台获得新的实现形式。平台企业不仅仅是数据资本的拥有者，而且是社会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当数据竞争不能维护平台战略地位的时候，金钱和破坏仍然是平台资本的选择。“例如，为了击退一个竞争对手，优步开始取消对手的叫车服务，以阻止其竞争对手供应车主。”平台采用数据竞争、金钱破坏等手段为抢占平台战略高地以谋取高额利润，因而具有垄断倾向，这没有逃逸资本主义发展总历史趋势。

其次，《资本论》资本逻辑理论提供了回应平台资本主义目的追求的思想资源。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提供了揭穿平台资本主义政治叙事的本质原则。回顾历史，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到平台资本主义，资本借以获得增殖的方式表现出从暴力剥夺到科技驯化、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但是资本寻求价值增殖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以“抽象统治人”理解资本社会关系本质，解密“资本成为普照光”的现代性现实。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构成我们今天理解平台资本主义的重要学理资源。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性不是物的现代性，而是人的现代性。《资本论》资本理论具体观点有：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资本的本性是价值增殖。资本把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一切人和物都卷入到价值增殖的无休止运动中。资本兼具效率属性和增殖属性。资本普照光下的自由是契约自由，平等是交换平等，所有权是私有权，它们只具有交换领域的形式内涵。资本主体取代理性主体成为现代社会的大主体。资本权力“大他者”现代性表明启蒙现代性远未完成。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形态没有改变“资本普照光”权力宰制。马克思揭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关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以及经济危机根源等有助于回应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第一，平台资本主义带来新圈地运动与新流浪者，会进一步激化现代性危机。《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追溯资本原始积累，谈到英国圈地运动使土地生产资料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劳动者一无所有只能去出卖劳动力获取生存。马克思指出，这部历史是一个世界史。其中经历了对流浪者的鞭打、囚禁、烙印、酷刑等暴力规训。让我们把视线转到当代，平台资本主义在竞争与融合中开展了新圈地运动。在平台资本世界，数据捕捉和信息控制大化流行，主体成为新流浪者。它圈禁的不再只是土地和劳动身体，而是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扩展到人的肉体、精神、欲望、社会交往、政治选举等。当人的理性、欲望、意志、情感、劳动、交往都被数据捕捉以至于数据化时，人变成被信息网络和平台资本控制的赤裸甚至透明生命。“随着消费者物联网的发展，我们的日常行为开始被记录下来：我们如何开车，我们走了多少步，我们有多活跃，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去了哪里，等等。这只是平台内部固有趋势的一种表现。”平台驱动的数据记录延伸到日常生活。平台资本主义不仅抑制隐私，而且通过网络效应的大数据可以实现个体轮廓的数字刻画和数字管控。平台资本主义把盈利和日常生活监控同向化，监控资本主义的触角细密伸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向来我属的质性主体理想在实践中日渐被平台资本主义突破。平台资本主义通过样本即全体的大数据搜集和分析，使主体数据化为可量化的主体。现代性梦想出现自相背反。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裹挟数字技术来实现资本对财富的收割、资本对价值的颠覆、资本对现实的人的盘剥利用。如果人们忽视了危机自省这一根本维度，而仍然沾沾自喜于平台、数据、信息带来的生活便利，那么资本对人的统治会以越发抽象的形式控制人。防范数字平台成为“矩阵帝国”，自觉数据资本对人的控制，这是破除平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而如何打破平台资本主义和主体之间的相互询唤，如何在平台资本意识形态中寻求人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以数据信息为形式的平台资本主义，力图为资本增殖寻找新的出口，但这个出口加深了现实的人和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数字监控和资本权力联姻下，现代性危机伺机更猛烈爆发。第二，平台资本主义无力改变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紧张的态势。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深层原因的分析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生命力。平台所有者瓜分社会财富制造繁荣假象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普遍转向紧缩的趋势正在继续抑制全球的总需求，而全球生产力趋势正在下降。1999 年至2006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6%，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趋势已降至2.0%。在过去的几年中，总要素生产率甚至更低，大约为零——几乎每个主要经济体都有这样的趋势。”制造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和过剩的矛盾，最终催化的只能是周期性到来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只是以强力破坏方式来解决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增殖的私有化和社会化矛盾，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如何冲破这个死循环，显然平台资本主义作为现实出口不是最优解。它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深化，而不是破解，更谈不上复兴。

最后，《资本论》关于总体危机和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理论提供了回答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提出时间危机、劳动危机、劳动者危机和价值危机等资本现代性总体危机理论。其一，时间被资本吸纳成为量化时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命的质的时间抹平为抽象劳动的量的时间。时间在资本逻辑促逼下加速流动，带来生命的总体异化。其二，劳动以雇佣劳动形式被资本吸纳成为资本运动的环节。劳动丧失了自由自主性，劳动方式被资本裹挟技术获得增殖的方式所操纵。其三，劳动者被资本吸纳，成为平均化和齐一化的资本雇佣者。尽管资本通过交换和市场挺立了人的独立性，但人又被物的体系网罗成为角色存在。个性和差异的独立个人消失于资本机器的疯狂运转中。其四，社会价值遭到资本力量的侵蚀和破坏。资本增殖取代形上价值，功利主义泛滥导致价值平庸化。上述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导致人的物化，以及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趋势，昭示资本逻辑必然崩溃。吸收资本现代性的生产力积极成果，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超越资本现代性和实现人的现代性的根本途径。

平台资本主义没有走出资本逻辑的控制，反而以数字技术助推资本逻辑的深度空间跃迁从而激化资本主义危机。第一，时间成为加速的时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齐美尔指出社会变迁速度是现代性核心特质；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变迁加速带来价值失序；葛莱克《再快一点》指出“加速牵涉所有事”；孔拉德指出“现代性牵涉的是时间加速”；艾利克森直接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罗萨明确提出加速理论和新异化理论，并分析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平台企业竞争鲜明表现出时间加速和高度内卷特征。时间加速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加速，但加速是量的加速，它与生命的质无关。“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传统社会慢时间成为现代人的心灵向往。第二，数字技术和平台模式规训了人的劳动。数字时代的劳动不仅仅是指数字劳动，而且还包括零工平台的“零工劳动”、网络平台的“灵活劳动”、算法监控和规训的传统劳动等类型。人的劳动方式在数字时代发生巨大变革但无法逃逸平台监控和资本统治。“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它首先生产资本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生产主体性以及意识形态环境。后工业社会建构主动的消费者或传播者。”《规训与惩罚》“全景敞式监狱”权力规训是可见、无法确知和被动的现代统治术。数字时代，监督的技术条件进步了，全民都被标上数字，数据库叙事成为“超级全景监狱”。“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然而，技术变化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波斯特把数据库话语界定为“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算法加持的数据库规训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是确知的操控和主动的参与。第三，个人信息被平台资本操控，隐私泄露成为问题。平台资本主义通过信息、数据的提取、分析和控制，全面加强了数据资本对现实个人的宰制。而正如马克思《机器》篇中指出工厂立法是“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一样，法律和道德规制是避免平台无序扩张的可行手段。第四，开放网络与信息孤岛并存，激化价值情感主义危机。一方面是数字技术带来信息瞬间即达和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平台收集、分析用户偏好信息。算法驱动的数据世界通过信息技术构筑个人偏好的信息茧房。数据搜集、分析和信息推送实现个人偏好正反馈回路。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知道的越少。失去对世界广泛好奇和了解的人，被圈禁在个人表达和意见传播的信息茧房里。思想外域开掘内部缝隙的力量没有了。放逐在偏好信息孤岛上的“鲁滨逊”，丧失世界的丰富体验和意义关联，出现个人意见情绪表达的泛滥和“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情感主义任意。资本借助平台吸纳公共性，不仅在于本是公共的数据资源被平台资本私有化，而且还在于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共同价值的崩塌风险。

平台资本主义打开科技监控和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现实，这是启蒙现代性的异形。平台资本主义用数字技术和平台垄断来收割承包商、灵活职业者的劳动价值，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当代呈现。世界历史角度看，平台资本主义并不提升生产率或开辟新市场，而是资本借助数字技术来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全球范围瓜分利润。平台盈利更多源于成本降低和工资降低，不带来经济或就业的实质发展。平台资本主义表象上具有公共参与、灵活透明、任务协同、按需服务的特征因而有“共享经济”外观，但实质上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高度竞争和平台垄断、全盘监视和不稳定就业等因素融汇的长期趋势是激化资本主义矛盾。这表明《资本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框架和马克思自由、平等、正义的规范政治哲学没有过时。当然，平台资本主义包含19世纪的马克思不能看到的新现象和新情况，即资本普照光获得了数字技术鼎力援助，意识形态控制得到了技术神话的加持，“资本拜物教”和“数字拜物教”联姻。

纵览历史，科技改变生活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平台趋势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于是，以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切入点来推动《资本论》当代空间的开拓，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资本论》现代性精神，又要与时俱进推进《资本论》当代建构。《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科学规律，批判物的现代性，弘扬人的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辩证理论是我们回应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平台趋势，防范平台野蛮无序扩张，加强平台治理和发展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提供了理论遵循。社会主义平台经济建设，既要在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现象结合点上增进平台经济理解，又要坚守马克思“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内在统一思想，以利用平台经济的高效精益优长和克服资本逻辑的权力操控来推动科学技术成为积极促进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