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3-05-06   来源：姜春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的人口迁移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的总量在2020年达到约2.86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渐成趋势，这一趋势的影响效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议题涉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险参与、消费行为、社会融入和主观感受等方面，但现有的研究就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影响关注不够。然而，对于总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健康是其主要倚重的个体禀赋之一，是其在城市工作和获取报酬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进而更会影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稳步推进。因此，在家庭化迁移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目前有关“迁移与劳动力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移民健康悖论”的讨论，这一悖论指的是移民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但其健康状况却优于迁入地本地居民的现象，对该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种解释路径，即“健康移民假说”和“三文鱼偏误假说”。前者认为只有健康水平相对更高的个体才会作出迁移决策，后者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健康状况恶化的移民由于生活成本高和社会保障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选择回流。传统迁移理论认为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是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过程，这种经济理性思维会使其减少“携家带口”而倾向于个体迁移，但现实情况却与传统迁移理论相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愈发明显。但在这样的前提下，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健康关系的讨论却极为匮乏，与此相关的深入讨论更是阙如。

在目前仅有的少量涉及家庭化迁移与移民健康关系的文献中，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国际迁移中的非家庭化迁移对家庭成员健康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从反面说明情感性支持的作用。部分研究表明，相比于非迁移家庭而言，家庭中存在成员迁移现象对留守家庭中的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一项关于难民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难民在流入国的家庭网络规模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但是这种积极效应仅在核心家庭成员中成立，在包含兄弟姐妹等在内的“大家庭”中则并不存在。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更多关注城乡迁移中的家庭化迁移对家庭成员健康的积极影响，即从正面直接证明情感性支持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与亲人或恋人同住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相较于同其他人居住更高，随迁家庭人口数量越多，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越高。然而，尚越和石智雷的研究则表明配偶随迁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对农民工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结果表明，有关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健康关系讨论所涉及的主要解释机制是情感性支持的作用，但是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因而，本文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拟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程度和机制，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其一，基于家庭压力理论聚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其二，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化迁移模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健康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一）家庭压力视角下的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健康效应

家庭压力理论是由黑尔（Hill）借鉴一些早期关于家庭压力和危机理论的论述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并将家庭压力定义为“家庭面临危机时由于资源匮乏所产生的压力”，这些家庭压力由于在家庭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阻碍和干扰，打破了家庭原有的平衡状态，从而给家庭成员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家庭成员的压力既可能来自家庭的解体，也可能来自慢性生活压力。基于这一观点，家庭化迁移意味着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使得农民工从扮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角色转变为需要综合考虑全家生计的角色，因而需要承担各类慢性生活压力。尽管相关研究表明，配偶等家庭成员能够提供情感性支持，有助于缓解迁移压力进而减轻其对精神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增加其幸福感。但是，在养育、医疗和教育等各类成本不断攀升的当下，流动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各类生活成本会在不同家庭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可能会抵消家庭成员随迁带来的情感性支持的健康提升效应，进而对社会经济状态原本不佳的农民工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部分研究也证明了家庭负担越重，对农民工的自评健康水平的消极影响越大。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家庭压力理论逻辑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即家庭不平衡因素，其会形成影响个体生活的各类压力源。对于农民工而言，这些家庭不平衡因素会导致其承受一定强度的家庭压力，进而限制其自身的健康水平。研究表明，家庭化迁移可能带来诸如生活开支、婴幼儿照料、老年人照料或健康、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上述问题均可以被视为影响流动家庭不平衡的因素，相关研究也表明婴幼儿照料和老年人照料活动对照料者的健康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在流动家庭中农民工因为缺乏来自家庭内外的照料支持，其健康水平亦会受到显著的消极影响。此外，农民工的收入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比例较低，并且随迁子女由于户籍分割导致入学也存在诸多障碍。综合来看，各类家庭不平衡因素均会使得农民工面临不同的家庭压力，并且往往是复合型的家庭压力，进而会对其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家庭不平衡因素在家庭化迁移和农民工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压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要素是面对压力的应对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个人和家庭的努力来直接或间接应对压力源，缓解家庭压力对家庭成员的影响，而个体和家庭对于压力的应对效果往往取决于其资源的充足性。按照这一逻辑，农民工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够体现其应对由于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家庭压力的资源状况。有关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其自身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并且家庭经济状况亦能够体现农民工的家庭发展能力，能够保证其具有更强的家庭消费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流动家庭中成员的健康。因此，个体和家庭资源相对丰富的农民工在面临流动家庭中成员的增加，在家庭功能实现过程中承担各类压力时的能动性相对更大，其健康状况所受到的影响会相对更小，即家庭压力的应对效果更好。反之，家庭压力的应对效果相对较差，使得个体和家庭资源相对较差的农民工会因为家庭化迁移所带来的家庭压力而呈现较差的健康状况。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因其个体和家庭资源而呈现异质性

（二）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健康效应的差异性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生轨迹是由一系列角色和生命事件组成，不同事件对个体命运造成的影响是具有持续性的。该理论核心原则之一的“生活时间性”所强调了年龄的社会意义，并以社会时间来阐释这一社会意义，其认为社会对不同年龄的个体具有不同社会期待。基于这一观点，家庭化迁移究竟是促进还是减弱农民工的健康与农民工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中所承担的家庭压力密切相关。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流动家庭成员的数量和身份存在差异，其导致各种形式的流动家庭出现，使得诸如生产、消费、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以及满足家庭成员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功能在不同形式的流动家庭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家庭功能可以被视为社会对农民工的一种角色期待，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的流动家庭中所承担的家庭功能不同，意味着其承担的家庭压力不同，进而使得自身健康水平受到的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不同类型的家庭化迁移模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健康产生不同影响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CMDS2017）。该调查基于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调查涵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数据，样本总量为169，889个。该数据为全国性调查数据，数据范围覆盖广，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选取18—59周岁、处于工作状态、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对各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样本中包含的观测值为57，351个。所得样本的基本特征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4.6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07年，平均职业地位得分为39.24分，平均流动时长为5.50年。其中，男性农民工占比为57.2%、已婚农民工占比为77.2%、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为53.0%、经济因素驱动的农民工占比为93.6%。

（二）变量设置

因变量是农民工健康状况。由于自评健康是个体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是衡量个体健康状况的强有力指标。故而本文基于CMDS2017数据，使用“自评健康”测量农民工个体的健康状况。CMDS2017数据中，受访者健康状况分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4类。其中，“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民工比例很低，两类合计仅约占农民工总体的1.25%。因此，本文将选择“基本健康”的农民工视为存在不健康隐患或亚健康状态，并与选择“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合并为“不健康状态”，赋值为0，将选择“健康”定义为“健康状态”，赋值为1。

自变量为家庭化迁移。相关研究关于家庭化迁移的界定和操作化存在差异，既包括以流动人口家庭规模2人或3人为界的二元划分法，也包括从不同流动家庭结构或模式角度进行多类型衡量法。本文参考前者，将同住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为2人及以上的界定为家庭化迁移，记为1，否则为非家庭化迁移，即单人流动家庭，记为0。

中介变量为家庭不平衡因素。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存在会对家庭成员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结合已有的研究，生活开支、子女照料和教育、老年人赡养和健康等问题都属于家庭不平衡因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依据CMDS2017问卷中“目前在本地，您家有哪些困难？”一题中的3个题项衡量家庭不平衡因素。其中，“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太低”所反映出的就业不稳定和工作收入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家庭的生活开支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所反映出的子女上学难亦是子女照料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选择这3个变量具备较强的合理性。

此外，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等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职业地位和医保参保情况；流动特征包括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流动原因。此外，本文通过纳入省份这一固定效应来控制公共卫生的整体环境的影响。详细的指标含义及赋值，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

总体来看，与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农民工相比，健康的农民工具有年龄更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结婚比例相对较低、家庭经济状况更好、职业地位更高、流动时长更短的特点。随着人口迁移的常态化，家庭化迁移的比例已经达到较高水平，CMDS2017数据显示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比例达到66.3%，流动家庭规模达到2.278人/户（见表1）。同时，流动家庭结构也呈现多样化。其中，39.6%的流动家庭中配偶随迁，5.5%的流动家庭中子女随迁，51.2％核心家庭迁移以及7.9%的直系家庭迁移。从表2的描述统计结果来看，处于健康状态的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比例达到64.7%，比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比例低11个百分点。并且，处于健康状态的农民工的各类家庭结构比例也相对较低。进一步描述分析表明，不同流动家庭模式与农民工健康状态的关系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CMDS2017数据计算所绘制。

具体来看：首先，配偶随迁家庭与单人流动家庭中的农民工，其健康水平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整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两者差距从18—24岁的0.38个百分点波动扩大至50岁及以上的6.09个百分点。其次，子女随迁家庭和单人流动家庭中的农民工，其健康水平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波动状态，两者差距基本稳定在约3.8个百分点以上。再次，随迁核心家庭和单人流动家庭中的农民工，其健康水平的差距在35—39岁之前呈现先扩大后逐渐缩小的特征，35—39岁之后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最后，随迁直系家庭和单人流动家庭中的农民工，其健康水平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减小后急剧扩大，两者差距从18—35岁的4.78个百分点缩小到40—44岁的1.9个百分点后，迅猛扩大至50岁及以上的29个百分点。

表2  处于不健康和健康状态的农民工样本特征比较

（一）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估计

由于农民工健康状况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来进行估计，表3是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家庭化迁移将使得农民工健康概率显著降低3.5个百分点。同时，出于结果稳健性的考虑，文章又进一步用家庭迁移规模和家庭迁移模式来替代模型1中家庭化迁移变量。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流动家庭成员每增加1名，农民工的健康概率下降1.3个百分点。此外，与单人流动家庭相比，配偶随迁家庭、子女随迁家庭、核心家庭以及直系家庭的家庭迁移模式会使得农民工健康概率分别下降3.3个百分点、 4.4个百分点、4.3个百分点以及6.2个百分点。上述结果与梁宏和俞林伟、朱宇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其使用的是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当时的城市生活压力相比于2017年相对较小，导致家庭成员随迁所带来的家庭压力也相对较小，进而使得情感性支持功能尚可促进农民工的健康改善。这更加从侧面证实了使用家庭压力理论的合理性，在各类生活成本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家庭成员随迁所带来的情感性支持的促进效应被减弱甚至抵消，从而不利于农民工的健康改善。故而，基于家庭压力理论提出的假设1得到验证。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可能会影响其家庭化迁移决策。因此，本文使用 “首次流动前父母外出务工经商经历”作为家庭化迁移的工具变量，构建工具变量法(2SLS)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文章选用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基于如下考虑：父母外出务工经商经历能够增加流动家庭的家庭禀赋，如增加经济收益，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等，这些为农民工做出家庭化迁移决策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支持，有助于促进家庭化迁移行为的实施。然而，农民工当下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到其首次流动前父母的外出务工经商这一前置事件。故而，该工具变量在理论上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基本要求。2SLS模型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首次流动前父母外出务工经商经历显著影响家庭化迁移概率(0.036, p<0.01)。同时，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86.592，远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控制内生性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4）显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能使得农民工健康概率下降46.2个百分点，再次佐证了假设1成立。

表3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回归估计

（二）家庭不平衡因素的中介作用估计

为了检验家庭不平衡因素是否在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采用KHB检验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反映家庭不平衡因素的3个变量均在家庭化迁移和农民工健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看，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总体影响有10%是由于其就业不稳定性概率的提升所导致的；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总体影响有20.51%是由于其子女上学难概率的提升所导致的；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总体影响有5%是由于其就业收入低概率的提升所导致的。上述结果表明，家庭不平衡因素的确是家庭化迁移影响农民工健康的因素之一，假设2得到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子女上学难的中介比例最高，从中透视出的是农民工家庭中子女上学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之一，由此也能推断农民工家庭中以子女为主轴的相关问题，诸如子女的生育、养育和教育问题，均可能会给农民工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个体和家庭资源的“缓解”作用估计

本文还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而呈现异质性，即检验个体和家庭资源能否缓解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家庭压力的负向效应。本文主要以人力资本状况、职业地位状况和家庭经济地位状况来衡量农民工的个体和家庭资源。其中，人力资本状况依靠是否具有高等教育经历来划分；职业地位依靠农民工职业地位得分的中位数(36分)来划分；家庭经济状况依靠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5700元）来划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反映，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在不同人力资本、职业地位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家庭化迁移对个体和家庭资源较好的农民工健康的影响较小，如使得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下降1.1个百分点（P＞0.1），使得职业地位较高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分别下降1.2和1.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家庭化迁移对个体和家庭资源较差的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使得人力资本较低、职业地位较低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分别下降3.2、3.5和4.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成立，即个体和家庭经济资源能够使农民工较好地应对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各种压力对其自身健康的不利影响。

表5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四）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健康效应的差异性估计

本文还纳入家庭化迁移模式和年龄分组的交互项，以检验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影响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是否存在差异（见表6）。结果显示，除了子女随迁家庭与年龄的交互项不显著外，其余3种家庭迁移模式与年龄的交互项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表明不同的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假设4得到验证。

首先，在配偶随迁家庭中，配偶随迁对农民工健康的消极影响在4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一阶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于18—24岁且仅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45—49岁和50岁及以上、仅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分别降低了4.3和5.7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4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的配偶年龄通常也处于这一阶段。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会出现先改善后变差的趋势，且转折点在30岁左右，这就意味着处于4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中可能存在两名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成员，并且还需承担工作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故导致仅有配偶随迁、4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相对更差。

表6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调节效应分析

其次，在随迁核心家庭中，完整核心家庭成员随迁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在36—50岁这一阶段显著为正。相比于18—24岁且有完整核心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25—29岁和30—34岁、且有完整核心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均下降3.8个百分点。从样本数据来看，25—34岁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多属于学龄前阶段。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阶段核心家庭以子女照料为主轴，面临自身就业与学龄前儿童照料的双重压力，进而对农民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相比于18—24岁且有完整核心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有完整核心家庭成员随迁的40—44岁、45—49岁和5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分别下降5.4、6.1和5.0个百分点。从样本数据来看，4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平均年龄约为15—18岁，整体上处于高中教育以及步入婚配年龄，对子女教育时间和经济投资，以及结婚经济准备等均会给农民工带来较大的压力，会对农民工的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在随迁直系家庭中，直系家庭成员随迁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在4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个阶段显著为负。相比于18—24岁且有直系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45—49岁和50岁及以上、且有直系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分别下降12.1和24.7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直系家庭中的老年人从照料者角色转变为被照料者角色。在农民工45岁以前，直系家庭中的祖辈能够分担家庭的照料压力或者家务压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25—29岁、30—34岁、35—39岁和40—44岁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但是，随着农民工年龄越大，即在45岁以后，流动家庭中的老年人可能更加需要养老照料和支持，家庭老年照料会带来各种显性花费、占用工作或闲暇时间以及从事照料活动造成紧张和压力，进而使得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一结果与一项关于与老人同住对女性就业的积极影响在其45岁以后发生逆转，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本文基于家庭压力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论证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并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控制其他影响农民工健康变量的情况下，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无论是以家庭迁移规模和家庭迁移模式为自变量，还是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这一负向影响都显著存在。第二，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抑制作用的发生机制在于家庭不平衡因素，即家庭化迁移会导致各类家庭不平衡因素（如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的出现，进而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个体和家庭经济资源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对个体和家庭经济资源较差的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更大。第四，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在其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存在差异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配偶随迁家庭中的双主体健康劣势、随迁核心家庭中不同阶段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功能实现以及随迁直系家庭中老年人从照料主体转变为被照料主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社会现实角度来看，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恰好证实了近年来城市生活压力所造成的家庭压力与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工的健康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结合我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战略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政策背景，本文研究发现能够从现实角度带来一些政策启示，可以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政府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增强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其应对各类家庭不平衡因素的能力。在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下，在无法令农民工逆势而动的情况下，增加其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参与水平以及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等，能缓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各种家庭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促进和保障政策，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面临不同家庭迁移模式所带来的家庭压力，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健康问题。比如为核心家庭成员随迁的青年农民工家庭和直系家庭成员随迁的中年农民工家庭分别提供具有可及性的婴幼儿或学龄前儿童以及老年人照料支持。

基于农民工流动方式从个体化迁移向家庭化迁移转变的客观现实，文章尝试以家庭压力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为切入点，讨论家庭化迁移在农民工健康方面可能存在的负向后果，从整体赋能和重点提升两方面提出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转向“家庭化”的政策建议。当然，囿于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本文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所建构的家庭不平衡因素是家庭化迁移影响农民工健康的重要中介机制，但是受限于数据信息，部分重要维度并未纳入，比如关于老年人照料负担等相关信息，有待后续获得信息更加丰富的数据进行深入讨论，以使得研究更加系统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