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耦合”指“生态系统”中“种群”之间的互动及关联。基于生态学视角，整合健康与养老资源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即是一类整体性、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之多样性“生物种群”彼此互动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多元主体占据不同“生态位”，呈现“一主多元”生态结构，形成“竞争”“协作”“共生”三类“种群关系”。“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着持续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推动系统与环境的演进变迁。“生态位”与“种群关系”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静态耦合，“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动态耦合，由此构成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生态耦合”机制。
关键词：社区康养结合；生态耦合；生态位；种群关系；老年服务；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3)01-0117-11
一、引言
在高龄化、失能化、慢性病化等人口发展趋势下，健康养老需求日益突显。2015年，九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结合指导意见》，对“医养结合”进行了战略部署，以克服现行体制下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分散供给弊端。2021年，“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2022年4月，国家卫健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升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由此，基于社区的康养结合服务供给是“医养相结合”的老年服务体系之重要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即“社区为本”的健康服务与养老服务相链接的城市老年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康养结合”是服务的具体内容。相较于官方与学者惯常使用的“医养结合”概念，“康养结合”指向“健康服务”，其外延更为宽泛，突破了“疾病诊治”等传统“医疗服务”范畴，涵盖预防保健、护理康复、心理咨询、慢病管理等多重健康服务内容，更适用于“正常化”诉求的城市社区服务场域。另一方面，“社区为本”是服务的本质特征。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强调依托社区环境，整合社区资源，协同社区机构，满足城市社区老年人“原地安老”诉求。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是超越郊区化、贵族化、封闭性的机构式医养结合模式，契合老年群体就地化、平价化、常态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生态学视域下，生物与环境在一定自然空间内相互影响与彼此制约，构成了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即“生态系统”（Ecosystem）。生态学作为沟通“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其概念要素与理论观点被“新创企业成长”“产业发展”“城市化”等社会研究领域借用，衍生出组织生态学、生态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范畴。“社会生态系统”等概念被提出，用于指称在现代社会空间中，“社会居民以自然环境系统和人工建造的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体”。基于生态学视角，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亦构成了整合统一、关联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涉及政府、机构、服务对象等多重主体，各主体要素实质上扮演着“种群”角色，在城市社区生态环境场域中联系互动与动态链接，逐步构成老年服务功能耦合型生态系统。生态学中的“物种类型”“生态位”“生态环境”“种群关系”“生态平衡与演进”等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也适用于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本研究借用生态学理论，分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这一特定功能型“生态系统”，解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成、递送与演进的“生态耦合”机制。
二、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之运行架构
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是依托于宏观社会环境与中观社区环境，以社区为平台，链接社区健康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主要面向社区老年群体的服务供给体系。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关联多元利益相关种群，并与中观社区环境与宏观社会环境进行资源能量交换，从而构成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图1）。
图1 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
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中所关联的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可视之为“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的生物“种群”。作为行政性主体的政府部门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的首要责任主体，扮演着服务购买者、资源供给者与引导规制者等角色。作为公益性主体的老年服务机构与作为市场性主体的老年服务企业，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专业化生产者与递送者，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作为自治性主体的社区组织（居委会等）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资源整合载体，协助社区老年服务机构或者企业的服务开展。作为志愿性主体的志愿服务者/团队，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重要人力资本来源，是服务生产与递送的资源辅助。作为需求性主体的社区老年人及其家庭，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递送的终端，是康养结合服务供给的基本出发点以及服务价值兑现的根本依据。不同性质的“种群主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角色相异，相辅相成，分工合作，形成了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基本结构。
“社区为本”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本质特征，由此，社区是康养结合服务生根发展的土壤，是各类社区康养服务组织顺畅运营的中观生态环境。与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密切相关的社区环境包括社区人口环境、社区经济环境、社区资源环境与社区文化环境。社区人口环境是指社区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社区人口环境的老龄化程度，是以老年人为目标对象的康养服务的需求拉动因素，是服务实践的前提。社区经济环境是指社区发达程度、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态度等。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社区居民消费能力，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目标定位、战略抉择与价值兑现的基础。社区资源环境是指社区所固有的支持康养结合服务实践的资源禀赋，包括场地设施基础、社区养老与社区医疗服务的实践基础、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基础等。社区的各类软硬件资源环境，是康养结合服务的实践保障。社区文化环境是指社区的归属凝聚程度，社区的尊老助老氛围，社区居民对于慈善公益与志愿活动的认同等。社区文化心理环境是影响康养结合服务中的居民认同与参与的重要变量。
作为一项兼具福利性与市场性的实践，社会政策环境与产业投资环境，是影响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主要外部宏观环境要素。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作为一独立的“生态系统”置身于宏观社会环境中，与由政策、产业等构成的宏观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与能量交换。一方面，“康养结合”“老年服务”“社区养老”等均是政策驱动的产物。人口深度老龄化推动着老年服务政策的制定施行，营建出促进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发展的浓厚的支持性政策环境。系列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在医养/康养结合服务供给中的核心责任主体角色，明确了康养服务的公益性、普惠性导向。另一方面，老年康养结合服务，亦可作为一类朝阳产业，基于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利益机制等市场逻辑，供给特色化个性化中高端的康养服务。宏观社会层面的产业规划布局、市场主体的投资战略、政府与市场的营商关系特质等，均是直接间接影响市场化性质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宏观社会环境要素。
综上，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运行实质上形成了一类“生态耦合”机制。“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事物经由相互作用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关系。“生态耦合”即“生态系统”中多个主体种群的互动影响及关联。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是由多重利益相关主体彼此依存、共生与竞争而构成的功能型“生态系统”。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均是“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的“种群”。各“种群”的互动关联与功能发挥，一方面受人口、经济、资源、文化等的中观社区生态环境制约，另一方面受政策、产业等宏观社会环境影响。各“种群”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与互动关系，形塑了其各自的“生态位”与“种群关系”，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作的静态耦合机制。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与中观宏观生态环境的互动，促进服务功能进化与变迁，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作的动态耦合机制。
三、生态位与种群关系：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静态耦合机制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西方学者将“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或是“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在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中，“生态位”指各类利益相关主体作为“种群”，在特定条件下对资源的利用与环境的适应状况，并在与其他“种群”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位置与功能。“生态位宽度”是指一个特定种群发展所需的资源集合幅度，生态位宽度与种群资源的多样性程度呈正比，与种群的专门化程度呈反比。不同种群占据相异的生态位，生态位重叠程度与种群之间竞争程度呈正比。在相应的生态位与重叠度分布下，不同种群之间呈现竞争、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寄生、捕食等多样化的种群关系样态。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生态系统中，亦呈现出各类介入主体的生态位及彼此间的种群关系，从而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的静态耦合机制。
（一）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政府、老年服务机构、为老企业、社区居委会、社区志愿者、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主体扮演着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的“种群”角色。各“种群”占据着不同“生态位”，发挥相应功能，从而构成“行政主体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主多元”生态结构。
行政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主导位”。基于职能转换与效率提升的诉求，行政主体将部分服务生产与输送功能让渡于社会化主体。然而，政府始终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首要责任主体，扮演“元治理者”角色。民政、卫健、人社、医保、财政等上级主管部门以部门规章、指导意见等形式规划、引导、规范医养/康养结合服务的供给实践；经由“购买服务”“资金补贴”机制，政府承担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中的财务支持责任；政府以公正有力的评估与监管手段规范社区康养结合项目的市场准入与质量监控。街道、乡镇等基层行政主体以服务规划、主体培育、场地供给、人员协助等形式直接支持社区康养服务项目在当地的运作。由此，社区康养结合等老年服务本质上是由政府推进的公共福利，行政性主体占据了主导型生态位。“政府主导”始终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的宏观生态环境。
公益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实践位”。“老有所养”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目标。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更多定位于保基本、普惠性目标，以契合多数老年群体需求。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更多由非营利性质的社区老年服务机构生产与递送。民政注册的“社区老年驿站”“社区托老中心”等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下，以“公建民营”或“民办公助”形式，链接养老、医疗、健康等服务资源，在康复师、社会工作者、医生、护士、护理员等专业人力资源保障下，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元康养服务。鉴于组织的非营利性质与服务的福利性目标，社区老年康养服务机构通常基于政府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或低偿服务。由此，非营利性质的社区老年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康养机构等公益性主体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的最主要的服务实施者，占据着实践型生态位。
市场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补充位”。区别于非营利性质的社区老年服务机构，工商注册的涉老企业常以差异化的路径，介入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在老年产业政策导向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在市场需求分析基础上，企业或作为信息链接者，以“智慧养老企业”等载体形式，研发运行社区智慧老年服务信息平台，整合资源，共享资讯，对接供需，提升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企业或作为生产服务主体，以“社区中医馆”“老年旅行社”“社区老年会所”等载体，研发销售老年智能穿戴、老年保健品、老年康复器材等康养产品，策划实施社区照护、社区医疗、社区文娱、社区康复等多元化老年服务，致力于老年群体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市场主体常定位于中高端或特色化的社区老年服务项目，占据着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协作补充型生态位。
自治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支撑位”。居委会等传统社区自治组织是居民参与、活动开展、需求反馈的基层渠道，亦是社区老年康养服务资源下沉并聚集的基层“复合化功能平台”，从而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实践的重要支撑。公益主体、市场主体与志愿主体等的服务实践需落地于社区，得到社区居委会组织的配合，构筑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中的“多社联动”合力。居委会等自治组织在老年康养服务中发挥着对象甄别、资源链接、场地供给、宣传推介、活动协作等平台性中介性支撑性功能。公益主体与市场主体需与基层社区自治组织搭建良好的沟通协作关系，以打造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实践场域支撑。社区居委会等传统自治性主体是老年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的基本平台，占据着生态系统中的支撑型生态位。
志愿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辅助位”。发端于社会互助与仁德慈善理念，党员、学生、低龄老人等社区热心人士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与志愿性社区老年服务。由尊老敬老、亲睦和谐、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等公益理念所驱动的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弘扬，是至仁至善的人性彰显。在“微缩型的熟人社会”场域下，社区志愿者或志愿服务团队基于自身志趣与专长，开展诸如出行协助、家务助理、精神慰藉、文化活动、陪同就医等针对社区老年群体的多方位辅助，为社区老年康养服务提供智力支持或劳力支撑。志愿主体通常缺乏独立开展老年服务的资源，其常依托于非营利性质的老年服务机构或社区居委会，作为民间非正式性质的人力资源，在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互助性润滑性辅助性作用，占据着生态系统中的辅助型生态位。
需求主体占据生态系统的“终端位”。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历经“责任方（政府）—生产方（服务机构、涉老企业等）—需求方（社区老年人）”的流转过程，老年人及其家庭是服务的目标对象，是服务资源递送的终端。社区老年服务对象，无论是否直接自行付费，均是康养结合服务的使用者与消费者。老年人的需求满足程度，老年人及其家属的满意程度，是需求主体的消费“投票”依据。高质量的康养结合服务供给满足社区老年人多元化健康养老需求，提升老年群体安全感与幸福感，实现“老有善养”，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作的目标归宿。精准满足服务对象需求，是康养结合服务优化供给的基本诉求。需求为本，以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契合终端“生态位”的“种群”之个性需求，是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有序运转的根本保障。
（二）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关系”
在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一主多元”生态结构下，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种群”彼此互动，逐渐分化为“竞争”“协作”“共生”为主的“种群关系”类型。“种群关系”在实践中逐步定型，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静态耦合机制。
其一，竞争关系。不同组织之间对资源获取与目标对象存在交叉时，就产生了“生态位重叠”，从而引发组织之间的竞争。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作为服务生产与递送者的各类老年服务社会化主体之间，即存在一定程度上“生态位”重叠，从而引发竞争关系。竞争关系包括“种内竞争”与“种间竞争”两种类型。种内竞争是指同一种群内部的资源争夺，在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中表现为作为公益性主体的老年服务机构之间对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竞争性投标，作为市场主体的涉老企业之间对于老年消费市场的赢取等。种间竞争是指不同种群对于资源的抢占，在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中表现为公益性主体与市场性主体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差异化运营路径，服务内容与目标市场雷同，致使“生态位”重叠，形成了非对等不平衡的竞争关系。种内竞争与种间竞争，一方面敦促各类服务组织以高质量服务供给赢得政府项目与市场青睐，有助于提升康养结合服务机构与企业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低水平重复发展、恶意低价竞争、劣币驱逐良币等抑制性后果。
其二，协作关系。两个“种群”共同生存发展，对彼此有利，但是这类合作不是生存所必需的，即构成为“协作”或“原始协作”关系。原始协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类松散的种间合作关系。在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作中，除了部分服务机构与市场组织间的种内竞争与种间竞争关系以外，“协作”是供给主体关系的主流。从种间关系来看，行政主体与公益主体而形成一类“准伙伴”关系，经由“政府服务购买”，老年服务的直接生产递送功能被让渡于社会组织，以促进服务的效率性与专业化。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形成一类“支持—自主”关系，市场主体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资金扶持下自主投资老年康养项目。自治主体与服务主体（包括公益与市场）形成“协助—替代”的关系，自治组织(居委会)对服务组织予以场地、人力等资源协助，各类服务组织替代并拓展了自治组织的服务职能。志愿主体与服务主体（包括公益与市场）形成“协助—依托”关系，服务主体常需以志愿主体作为人力资源补充与辅助，志愿主体亦以社区机构等服务主体作为其实践的载体依托。此外，从种内关系来看，协作关系还可以表现为行政主体内部的府际合作，公益主体内部的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等等。此外，各公益主体之间、各市场主体之间亦存在协作的可能性。
其三，共生关系。不同“种群”之间共同生存发展，并且这类相互依存是种群生存所必需的，即构成了“共生”或“互利共生”关系。在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中，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与服务需求主体之间即构成“共生”关系。公益主体与市场主体均可作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直接生产与递送者，社区老年人及家庭即为服务需求者。社区康养机构或企业所生产的服务必须“适销对路”，渠道畅通，契合老年服务对象需求，或激活老年人潜在需求，才能吸引老年人或其家庭成员使用或消费，以体现康养结合服务供给的价值。老年人及其家庭作为需求主体，亦是康养结合服务的消费者与受益方。就地化正常化高品质的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供给，是提升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增进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减轻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压力，解放家庭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由此，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中，公益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基于供求机制，呈现出“共生”型的种群关系。
四、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动态耦合机制
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时刻在进行着能量、资源与信息的流动与交换。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作为一独立的生态系统，亦与外部宏观社会环境展开频繁的互动与能量交换，一方面，外部环境的能量输入影响并推动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演变进化；另一方面，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亦输出能量，反作用于外部环境，产生社会影响。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相互交织与彼此作用，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动态耦合机制。
（一）能量输入：政策利好与产业驱动
宏观政策环境层面，21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发生重大转型，强化了民生保障领域的政府责任。自2015年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结合指导意见》颁布以来，“老年服务”“医养结合”等领域的政策密集出台。十九大申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将“老有所养”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2019年《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指出“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同时指明了“社区依托”与“医养结合”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导向。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国家层面的民生福利政策导向以及具体政策颁行，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明确了方向，指明了思路，提供了依据，确立了政策支持重点。多重政策利好，可视为外部社会环境对于社区康养服务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与资源导入，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宏观产业环境层面，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利好下，在 “银发红利”驱动下，养老服务产业已成为新型朝阳产业，吸引多重市场主体涉足。我国的养老产业领域细分目前已涉及机构运营、养老地产、智能设备、信息平台、老年旅游、医疗科技、直接服务等多重范畴，初步形成“生产—营销—服务”全流程产业链。养老产业创设出多元市场投资空间，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态势，既包括保险公司、地产企业等大型企业，又涵盖大量小微型创业型市场主体。由此，我国养老产业目前已初步进入全面开放蓬勃兴盛时期，呈现出多主体、全方位、高科技、数智化的发展趋势。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产业环境，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注入了充沛的资金、前沿的技术、现代的管理、专业的人员等多重能量与资源，有助于服务的特色化、个性化、高质量供给。
（二）演变进化：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提档升级趋向
外部环境的能量输入，催化了社区康养结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与演变进化。在政策利好与产业驱动下，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呈现出逐步提档升级的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服务业态由“社区养老点”向“康养综合体”升级。社区养老服务早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逐渐成长出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托老所、虚拟养老院等依托于社区的基础型老年服务业态。国家层面“医养结合”政策与养老产业投资风口，分别给传统社区“居家养老点”注入了转型升级的压力与动力。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业态从传统零散化的“社区养老点”，逐渐向社区“康养综合体”升级，并在部分地区试点实践。“康养综合体”突破“老年助餐点”“老年棋牌室”“老年护理院”“血压测量点”等零散单一形态，拓展多元化与专业化服务，融入生活照料、心理服务、文化休闲、继续教育、健康照护等；同时引入实质性的医疗保健服务，配备常驻医生、护士、康复师等专业医护人员，嵌入中医馆，并取得了医疗保险定点机构资质，初步实现了社区“一站式”老年服务供给。
二是服务对象由“单一型”向“整合型”升级。“民生福祉”与“全面小康”的政策导向，强化了政府对全体公民尤其是老幼弱残等特定群体的公共服务责任。在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基层化背景下，社区是各类人群服务的重心。由此，社区康养服务逐渐突破人群分界，传统单一“为老服务型”的定位逐渐向“整合服务型”转型升级。老年人与残疾人有共同的生活供养、生理照护、辅具配给、无障碍化和心理辅导等康养需求。部分地区实践“老残整合”型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与社区老年服务相链接，整合场地、人员等资源，同时面向老年人与残疾人开展照料、护理、康复、文化等服务。比如江苏省的“残疾人之家”常与社区居家老年服务点共用场地协同服务；北京市推行“助残养老驿站”，均是此类“老残整合型”服务的具体实践。
三是服务载体由“小散乱”向“连锁化”升级。在“医养结合”与“养老产业”的投资风口下，依托于社区的老年康养产业，由于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是诸多创业主体投资介入领域。但是市场的盲目性致使大量中小型主体在利润驱使下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供给社区老年康养服务，服务载体“小、散、乱”倾向突出，服务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甚而存在违规套利等风险。政策与产业的持续利好、支持与规制举措的逐步出台，社区康养给合服务载体逐渐由“小散乱”向“规范化”“连锁化”转型升级。场地设施的适老化、目标对象的细分化、服务内容的综合性、服务团队的专业化、服务方式的标准化、资金渠道的多元化、服务理念的现代化是“连锁化”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载体的重要特征。
（三）能量输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社会投资价值
一方面，外部环境的能量输入促进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升级进化，另一方面，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亦对外部社会环境持续能量输出，呈现多重“社会投资”价值。
其一，提升生活质量，增进发展能力。针对老年人个体，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是老年人高品质生活的保障。健康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在社区平台上的整合凝聚，保障老年人在熟悉环境中便利化地享受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医疗护理、精神文化等全方位服务，提升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挖掘与激活老年人的人力资源。针对老年人家庭，在地化的康养结合服务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从劳力、经济、心理等多层面减轻了家庭照护压力。“照顾一个人，解放一家人”，综合性专业性高品质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家庭照顾功能。借此，老年人家庭照顾者得以喘息休整，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以释放，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增进，家庭成员悲观消极态度得以扭转，以重塑家庭的积极价值取向，在家庭功能与家庭信念层面提升家庭抗逆力与发展能力。由此，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转首先实现了对老年人个体及其家庭的投资。
其二，助力就业创业，兑现银发红利。“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老年人口不应被视为社会的包袱，“老年群体的技能、经验和资源是成熟、充分融合及富有人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资产”。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有序推进，为社会化服务力量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催生出康养服务领域的就业创业机会与创新实践。机构管理者、康复师、社会工作师、营养师、医生、护士、护理员等均是康养服务的必备岗位。社区康养结合是“银发红利”的重要兑现路径，可激活经济增长点，创造全新产业链，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作，链接了老年用品、保健品、智能设备、高端医疗、居家适老化改造、家政服务、助餐助浴、康复器材、信息平台、养老地产等全要素养老产业链，同时带动了前端与后端的相关产业发展。由此，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转初步兑现了老年人口“红利”，创设出可观的投资契机与经济效益。
其三，践行孝亲敬老，推动文明实践。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良性运行，除了强力政策支持与充沛物质资源导入外，亦是国家的道义彰显、机构的公益实践、企业的责任践履、社区的守望相助、家庭的孝亲伦理共同作用之结果，本质上是各方力量践行“尊老、助老、敬老、孝老”美德风尚的具体表现。社区康养结合服务成为社会文明的示范窗口，充分体现出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友善、敬重与关爱，撬动、活化与重塑传统文化， 营建和谐社会氛围。同时，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中的多主体参与机制，是倡导公益理念，宣扬慈善精神，参与志愿行动的重要渠道，是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途径。由此，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转，不仅在物质层面增进老年个体与家庭发展能力，创设就业与投资渠道，更从精神层面，延续与弘扬优良传统，践行新时代“孝亲敬老”，在社会文化价值方面具备显著“投资”效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生态学视角审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之多样性“生物种群”彼此互动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一主多元”的“生态系统”结构。不同主体“种群”的资源获取与功能定位不一，从而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并形成了“竞争”“协作”“共生”的“种群关系”样态。作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着动态的能量交换，利好的政策与产业环境促进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的演进变迁，同时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系统的良性运行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对宏观的社会环境具备多重社会投资效能。“生态位”与“种群关系”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静态耦合机制，“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构成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动态耦合机制，由此生成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生态耦合”机制。
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应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着力点在于两方面：一是进一步优化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关系”。“竞争”关系中，如何避免低水平恶性竞争，形成差异化竞争、整合型竞争等良性竞争类型。“协作”关系中，如何提升非营利性质老年服务机构等协作主体的资源禀赋，将“原始协作”关系转化为“互利共生”关系。“共生”关系中，如何进一步激活有效需求，增进供给的精准性，提升“共生”的紧密度与协同度。二是进一步营建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从顶层设计与实施落地层面，进一步理顺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的基本导向与实践思路，协同纵向横向府际关系，完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配套，等等。这些亦是本研究领域所需要进一步拓展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