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支撑经济持续发展。通过构建两部门生产与家庭跨期消费模型，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关键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与中介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门槛值时，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激励效应，使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社会保障支出跨越门槛值时，通过刺激人力资本积累，使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亦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因此，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关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重点。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4；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3)01-0088-15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现阶段重大社会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关系着社会安定和人民福祉。在财富的增量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良性分配预期结果的形成，成为做大蛋糕的动力。即社会保障应置于经济发展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既促进财富增长又能优化分配格局、既刺激生产又能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环节。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人力资源、技术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的战略支柱。然而，受人口老龄化、资源短缺等问题的制约，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战略难题。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作用日渐示微的趋势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走创新驱动之路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健全完善的新发展阶段，社会保障支出成为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这也是国家日益重视社会保障与民生改善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作为社会“稳定器”“调节器”甚至“促进器”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总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呈不断增长趋势，由2007年的10.94%上升至2020年的13.27%。从学理上而言，具有多种项目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提高社会成员多方面风险管控功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发展。然而在现实中，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老龄化背景下，面对社会保障支出需求的急速增长，不仅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等产生重要影响，也加剧了财政负担，阻碍经济增长。而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社会保障、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之中仍有待检验。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中深入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主义逻辑强调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变迁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服务于经济增长；而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与就业权益保障相关的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背离了纯粹市场定律。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许多国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变得不可持续，经济表现出持续衰退趋势。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效应抑制市场的自由发展。也有研究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适应度可能与社会保障的发展阶段有关，在不同制度发展阶段，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制度建立初期，社会保障支出不利于经济发展。随着制度的不断成熟，许多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通过辐射作用对其他地区产生溢出效应，但在不同地区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也有学者通过对不同社会保障项目进行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并未达到协调发展状态，两者之间可能表现出倒“U”型关系。显然，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
自Lucas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后，学界开始关注社会保障支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往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结论。其一，促进论。从宏观制度出发，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纳入经济增长研究中，发现当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模式作为政府采取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政治手段，可以将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佳水平，同时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微观家庭视角出发，考虑父代的利他主义精神，当家庭的各种社会风险得以保障时，通常选择降低生育率增加已有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子代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利好经济增长。从实证分析出发，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且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将随着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得到进一步增强，利好经济增长。其二，抑制论。Echevarria et al.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研究中，从微观视角发现，在家庭总消费维持不变的情况下，父代为保障自身的养老能力而增加社会保障缴费，将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同样，将父代养老保障和子代人力资本积累联系起来，考虑父代的利己主义动机和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行为，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表现出挤出效应。即使将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割裂开来分析，也发现了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三，不确定论。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可能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在长期对人力资本产生的挤出与挤入效应相抵消使得对其影响亦不显著，诸多因素导致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继而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均尚无定论。且已有文献多聚焦于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单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简单线性关系，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积累在三者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引入家庭跨期消费模型，构建社会保障—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模型，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以及在不同视角下，两者的相互调节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激励效应。
三、理论机制分析与假设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溢出与挤出效应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社会保障社会属性的目标是公平，一般通过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改善福利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经济属性的目标是提高效率，通过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社会保障的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对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其对劳动者产生的替代效应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社会保障缴费比例增加时，替代效应增大而劳动积极性降低，可能会选择更多的闲暇来替代劳动，也可能产生“引致退休”效应激励劳动力提前退休，因而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挤出劳动力；同时，社会保障缴费增加降低了可用于投资的基金，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劳动力与投资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社会保障挤出劳动力供给与投资，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挤出效应。在收入分配方面，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之效，且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资源“群体性错配”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表现出了溢出效应：从社会保障各项目功能看，随着社会保险参保率的不断提升，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健全，其普及率必将进一步提升，这势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1.77%。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逐渐提升，使社会保障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一，社会保障通过分散社会风险并进行风险管控，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居民所面临的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等社会风险不可避免，一旦陷入这些风险会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负作用。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就是为解决居民面临的风险，为居民生活提供经济保障、物质保障，稳定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二，社会保障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平衡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将高收入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缩小贫富差距，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三，社会保障通过逆向干预经济周期，扩大消费市场内需，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反过来，经济稳定增长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充足资源。两者在相互作用中得以发展。总体上，从宏观层面看，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要高于挤出效应。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将表现为溢出效应
（二）社会保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两部门产出模型
假设地区经济仅由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组成。非农部门通过技术、资本和劳动供给进行生产，主要采用技术娴熟的劳动力；而农业部门通过技术、土地和劳动力数量进行生产，且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下。根据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特征，假定非农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农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减。设非农部门工资水平为Wfn，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为Wn，Wfn>Wn。且劳动力娴熟与否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假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将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非熟练工将会转化为技术熟练工，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获得高收入。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两部门产出模型：
非农部门：
其中，Yfn表示非农部门经济产出，K表示资本，A为技术水平，Lfn为非农劳动供给，l为劳动力数量，h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由于劳动供给主要由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构成，故假定有：Lfn=l·h。
农业部门：
其中，Yn表示农业部门经济产出，
为农业部门技术水平，N为土地数量，且假设土地数量保持固定不变，Ln为农业劳动力供给，由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低下，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故假定劳动供给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
2.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根据生命周期跨期消费模型，假定生命周期中仅存在劳动期与退休期两阶段，劳动期工作产生收入，并进行储蓄、消费、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退休期无工作收入，根据劳动期的储蓄、子代养老支持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普及下的家庭社会保障收入等进行消费。构建家庭效用函数：
其中，U为家庭跨期消费总效用，Ct为第t期消费支出，Ct+1为第t+1期消费支出，r为贴现率。根据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父代将会决定是否对子代投资人力资本。设家庭只有父代与子代，且保持不变。
假设父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投资额为e，且与产出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h成正比例关系。子代会进入非农部门获得高工资水平Wfn，可以提供相对较高的养老支持。两期消费转变为：
式（4）与式（5）中，Yt、Yt+1分别为第t期、第t+1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w为父代劳动期收入，St为第t期的储蓄，Pfn表示子代给予的养老支持与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家庭社会保障收入与子代养老支持之间相互替代与补充。两者满足：
其中，G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家庭成员均处于缴费期时，G=0，否则G≠0，且假设工资水平与家庭养老缴费及领取金成正比，ρ为子代养老支持占工资收入的比例。根据式（4）—（6），将式（3）化简为：
假设父代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两期消费为：
其中，
为第t期未投资人力资本时的储蓄，Pn为未投资人力资本时得到的家庭社会保障收入与子代养老支持。由于父代未对子代投资人力资本，子代缺少向非农部门转移的人力资本积累，子代较低工资水平使子代养老支持能力下降，养老支持函数满足：
将式（8）—（10）代入式（3）得：
根据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父代有无对子代投资人力资本取决于U1与U0的差值ΔU，化简得：
当ΔU=0时，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效用相等，不能确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ΔU<0时，投资子代人力资本将导致家庭效用降低，会减少甚至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δu>0时，根据中国式家庭的传统观念，父代倾向于对子代投资人力资本，提升子代人力资本积累。式（13）化为：
式（13）发现，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宏观层面的社会保障支出越高，家庭社会保障收入越高，越容易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
3.社会保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地区经济总产出（Y）等于两部门产出之和，即：
根据式（14）可知，两部门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直接影响地区经济总产出。宏观层面国家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家庭的社会保障福利提高，父代更倾向于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为非农部门提供高质量且充足的劳动供给，非农部门产出增加，规模报酬不变的非农部门边际劳动贡献率高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提高地区经济总产出。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保障支出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有利于经济增长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将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5）中，被解释变量：lnavgdp表示经济增长，选用各省（区、市）人均GDP作为其衡量指标。核心解释变量：psse为社会保障支出，其中，2002—2006年社会保障出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2007年后社会保障支出包括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社会保险支出。并使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人均值作稳健性检验。
此外，选取控制变量：人口老龄化（aging），老龄化加剧增加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使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因而要控制老龄化这一变量来研究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技术革新（tech），使用专利授权数作为技术革新的测度；城市化（urban），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政府干预（gov），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为其代理变量；消费水平（consu），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其测度；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为其测度；投资水平（inve），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体现各地区投资水平的指标测度。遗漏变量：失业率（unemp），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衡量失业率的指标，失业率是反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经济发展越不景气，参与就业人员数越少，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选取失业率作为遗漏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2—2019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技术革新、消费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数值较大，对其取对数处理，不仅可以缩小变量尺度、不改变数据性质与相关关系，也可起到消除异方差作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取对数后经济增长指标最大值为11.77，是最小值的1.65倍，中国经济呈现地区间不平衡的发展趋势。社会保障支出标准差达到1.05，支出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11倍，表现出地区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特征。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五、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
基于200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全样本回归估计（见表2）。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究其原因，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供需两侧。从供给视角，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与质量（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激励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劳动，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同时，也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利好经济增长。从需求视角，社会保障支出主要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与储蓄来影响经济增长。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家庭可用收入，产生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对个人净储蓄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改善家庭的储蓄与消费决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看，社会保障作为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其最主要的社会保险支出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养老保险旨在提高劳动力抵御老年风险能力，作为医疗费用补偿机制的医疗保险能够减轻劳动力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条件；失业保障与就业息息相关，已由仅对被动失业后的补救慢慢转变为积极的就业促进，显著缩短了劳动者失业周期，同时提高整体的就业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救助帮扶贫困人群，降低贫困发生率，改善消费者预算约束和消费决策，其中的教育救助通过对贫困人群投入教育资本，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间接促进经济增长。验证了假设1。
此外，从控制变量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劳动力占比逐渐降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直接抑制经济增长；技术革新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政府干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政策等的干涉抑制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发挥市场自身调节作用，如果政府进行不当的干预则会破坏市场经济，不利于经济发展。消费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系数均为正，将不同程度促进经济增长。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效应可能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地理位置等密切相关，故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第一，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分类依据，将中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将2002—2019年各省（区、市）人均GDP的平均值进行排名，高于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的地区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反之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9—10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每提升一单位将促进经济增长0.160个单位，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每提升1单位导致经济增长0.254个单位。可见，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反映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空间更大。第二，考虑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效应可能与其所处空间地理位置有关，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研究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子样本回归结果发现（见表3中模型11—13）：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中—西区域内，中—西部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与模型9—10的结论近乎一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中—西部快，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空间较少，加之政府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作用，使得在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将更大程度促进经济增长。
表3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所选模型的可靠度，需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内生性检验。由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社会保障支出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以期克服模型的部分内生性问题，使用广义矩估计法，结果见表4中模型14。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系数在1%水平上大于0；同时，考虑将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滞后一阶，消除同期相关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见模型15，社会保障支出仍促进经济增长。模型具有稳健性。第二，构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文章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人均值作为社会保障支出的替代变量，再次作回归分析（模型16），社会保障支出的系数显著大于0，模型仍具有稳健性。第三，由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控制变量的选取不能穷尽而导致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文章选取失业率作为遗漏变量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模型17，社会保障支出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证明本文所选模型的稳健性，假设1进一步被验证。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六、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解析
（一）调节与中介效应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根据两部门生产与家庭跨期消费模型，人力资本在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引入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起的机制作用。模型设定为：
其中，式（16）为调节效应模型，educa表示人力资本积累，采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其测算指标；psse×educa为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乘项。式（17）与式（18）为中介效应模型。
机制分析结果见表5。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见模型18—21）：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交互作用下，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激励效应，使得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增加；同时，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相应增加。究其原因，国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使居民社会保障收入增加，作为一种激励因素，促使、刺激居民自发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劳动力获得更高人力资本积累后，将转向非农部门以获取高工资。一方面提升家庭收入获得能力，另一方面间接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使之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正效应递增，进而促进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
表5 机制分析结果
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22中，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作用显著，即社会保障支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模型23中，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模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计算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约为26.26%，即在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效应中，人力资本积累可以解释其中的26.26%。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人口质量红利的关键。宏观层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相应地，公共教育投资也增加，促进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收益递增、以及经济“溢出”效应等特点；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存在正外部性，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可以促使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形成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局面，使之成为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假设2被验证。
（二）门槛效应分析
进一步，人力资本作为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当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处于不同阶段时，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借此寻找一个优化的阶段对社会保障支出作出相应调整，也有助于实现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引入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φ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值，qit为门槛变量，εit为扰动项且服从独立同分布。鉴于此，将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保障支出分别设置为门槛变量，研究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最优门槛模型见表6。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值为1.876，社会保障支出的门槛值为5.072。
表6 门槛效果及估计值检验
单一门槛模型估计见表7。结果表明：第一，在人力资本积累视角下，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门槛变量，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阶段结果不一致。当人力资本积累对数值在门槛值左侧时，增加1单位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0.249个单位，当人力资本对数值在门槛值右侧时，增加1单位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0.260个单位。两区段均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保障支出起到激励作用，增加社会保障的边际正效应。即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促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增。第二，在社会保障视角下，当社会保障支出对数值在门槛值左侧时，人力资本积累每增加1单位，经济增长0.257个单位，当社会保障对数值跨越门槛值后，人力资本积累每增加1单位，经济增长0.450个单位，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起到激励作用，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正效应。假设2再次被验证。
表7 单一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效应。通过构建跨期消费模型，并基于中国200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且在不同区域存在异质性，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与空间差异，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小。第二，调节效应中，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激励效应，使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增趋势；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产生刺激作用，即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边际正效应亦呈递增趋势。且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在单一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中，当人力资本积累对数值跨越门槛值时，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效应逐渐增大；当社会保障支出跨越门槛值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也增强。
（二）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支出的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促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安全的“稳定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群众生活的“安全网”。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充分利用知识与人才两个重要支撑因素有助于将生产从“模仿型”转向“创新型”，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亦即人力资本积累作为重要动因，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鉴于此，中国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适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1）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健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福利等项目体系，为市场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且福利项目的广覆盖有助于全方面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工作质量。本文研究已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激励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利好经济增长。（2）加速实现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面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状况，应持续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偏向性财政补助，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并鼓励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带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较为落后地区自身的社会保障能力，也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差距。
其二，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升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人口出生意愿与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占比逐年降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中国人口向“质量红利”转变，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成为支撑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1）政府不仅要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支持，更要优化教育结构，鼓励并引导多元主体对教育进行投资；同时，引进高层次、高素质和新兴人才，实现由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转变。（2）从制度上为人力资本提供无差异化的基础教育，实现教育公平。面对不同地区间人力资本差异，首要解决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为低人力资本家庭提供更好教育保障，进而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差距。（3）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与空间差异，本文实证分析已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因而，更要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促进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