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始终将组织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抗战时期，针对党内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围绕自身所处的和面临的历史环境、具体任务、党内状况，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管理、党的纪律要求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落地施行，从而保障党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作风工作等得以全面贯彻执行，实现了党对一切工作的坚强领导，为党发展成为民族团结的中心并赢得抗战最终胜利以及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新时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7-0021-11
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以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升党的组织建设质量和成效。事实上，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始终将组织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早在抗战时期，为了在抗战中能够独立自主开展运动以起到中流砥柱的抗战作用，并积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种种“绞杀”。尤其是针对党内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围绕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党内状况，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管理、党的纪律要求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落地施行，从而保障党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作风工作等得以全面贯彻执行，实现了党对一切工作的坚强领导，为党发展成为民族团结的中心并赢得抗战最终胜利以及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一、抗战时期党加强组织建设的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共中央撤出中央苏区，在历经艰险战略大转移中，红军队伍大量减员，整个白区的党组织也遭到国民党方面较为彻底的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基层组织活动面临瘫痪。更为重要的是，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党内“产生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些党员干部“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个人的英雄主义、拼命主义、失败主义、逃跑主义等不良风气一时间在党内弥漫，甚至党内有些同志早先还被认作革命者，此时却因“某些斗争的结果而兴高采烈，而悲观失望”，“看不到斗争的各个方面，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党内“‘左’的空谈论者，不去积极地发动并组织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以配合红军的作战，而只是口头上、纸面上高唱红军必然胜利”的声音不时浮现。更重要的是，党的组织发展跟不上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指导机关不健全、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缺少集体领导和巡视工作”“不注意干部提拔”“介绍新党员方式错误”“支部工作不健全，不注意群众工作的领导”，等等。虽然中共中央也意识到了此时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新赤化的和不巩固的老区域（组织）工作进步仍很迟缓”。在日益开展着的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前面，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不仅如此，在红军内部亦存在着党的组织工作不够充分细致、管理过于粗犷等问题，将原本党在红军中应当起着的领导作用异化成了党在红军中包办一切大小事务，忽视了党在红军中的本身工作。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红军系统中党的组织过于松散、党的生活不太健全，党员的领导作用异常薄弱，党的发展较为迟缓，“这种严重情形已成为红军中普遍现象”。反“围剿”的失败亟须在党内进行一场深刻、有效的组织建设，对此中共中央特别指出，“必须领会这一深刻的教训，巩固我们的组织，特别是巩固我们党的首脑机关，加强我们的组织力量”。
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大片国土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日军为了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在中共建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施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给八路军的生存空间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由片面抗战逐渐转变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其所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更是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计划设立以蒋介石为首的“防共委员会”，以便进一步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方面。在面临最艰难、最残酷的外部斗争环境之际，中共党内亦出现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在党内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区还曾一度发生“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现象。党的组织力量一度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甚至出现“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党内过去存在的“党的组织原则错误”“个别（党员）问题处理不适当”等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彻底地纠正，新加入的党员干部也存在组织观念纪律性和坚定性不足等问题。作为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党内纪律要求的不严明无疑会影响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虽然中共自成立之日起，便十分注重党内纪律要求的制定和落实，制定了党章和党规，但由于种种原因，抗战时期某些阶段党内依然存在着有规不依、监督不严、惩戒过重等现象。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复杂、不利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配合党的政治建设克服党内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而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并为最后的胜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抗战时期党加强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针对党内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围绕自身所处的和面临的历史环境、具体任务、党内状况，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管理、党的纪律要求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落地施行，从而保障党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作风工作等得以全面贯彻执行。
一是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确立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实现了党对一切工作、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坚强领导。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基本原则，它的优越性和适用性在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中已有很好的诠释。毛泽东指出，民主和集中看似冲突，实则互补，“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具体到党内，就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中共中央要求省委及红军政治部应执行上级决议情形，对下级党组织进行指导和督促，同时不断建立或加强各省委的领导与中心城市的组织，巩固或改造各个苏区党的委员会，建立中央局及各分局，建立红军各种群众组织及其党团工作，帮助青年团独立组织的恢复，建立巡视制度和代表制度等。各级地方党部及红军政治部应严重注意努力在政治上来巩固党的组织，必须采取各种必要的方法使每个党员对于党和党的基本主张，有初步的认识。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凡已被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之党员的党籍，或正在要求恢复党籍者，均须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和决定，从制度的层面保障了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抗战期间，中共中央陆续颁发《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党规党法的报告》《中共共产党党章》《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中，从中皆能看出党中央对组织工作的重视。
中共早在建党初期，便已意识到党的组织建设在率领全党进行革命、建设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党的二大章程明确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做出的决议，“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促成了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统一。遵义会议作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恰恰反映出毛泽东作为领袖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党服从中央”的新命题，明确要求维护党中央和领袖权威，为党内组织领导体系建设注入新的理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学习毛泽东》讲稿、《解放》周刊、《解放日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讲话、报道中先后使用了“领袖”“英明领袖”“公认领袖”等词语，邓小平指出全党同志更要“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文中，就党内存在的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而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等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要求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做了回顾、分析，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对领导路线问题做了科学总结。《决议》强调党中央拥有一位卓越的领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内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确立的过程正是毛泽东作为党内领袖教育引导全党上下牢固政治信仰、夯实思想根基的最终成果，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内领袖的权威已经为全党认同与接受的事实。党的七大还对民主集中制做了历史的回溯和科学的总结，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保障制度，是党领导政权的根本制度，造成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是纠正了原先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了党员干部的来源及成分，党的组织力量得到明显增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日趋恶劣和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尚未成熟，党内组织工作一度出现了较为极端的做法。一方面，党在发展党员时一味强调人员的阶级出身、阶级立场，喊出“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的口号，无异于把党的大门完全关闭起来；另一方面，党在巩固自身队伍环节缺乏谋划和统筹，往往单一地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排除异己分子的同时极易造成组织内部的焦虑和不安。进入抗战时期，党内这一错误倾向继续保留了下来，如拒绝非工农群体以外的人员加入党组织；指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在工农群体内部再次细分入党标准，中农与贫农区分对待；只因出身来自富农家庭而撤销积极主动为党的路线而奋进的党员干部的工作甚至党籍，等等。鉴于如此局面不利于党的领导革命，故党中央决定在吸收工人农民中具有革命精神的优秀分子的基础上，对早前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予以纠正。“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这一不合时宜的错误口号需立即停止使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的来源和成分，吸收包括知识分子、中农在内的进步人士加入中共。此后，根据革命形式的发展，党中央又进一步放宽了入党的限制，纠正过去只有23岁以上才能入党的规定，大批发展新党员，以增强党的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同时也得益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威信的日益扩大与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党重新制定了党员的入党标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二、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三、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地迅速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四、为适合于大量发展党员的需要，新党员候补期重新规定：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可以伸缩。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以建立精干的秘密党组织为准则。“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当然，中共中央依据时局的新变化、新要求、新局面决议大量发展党员，并不是意味着党对党员的发展听之任之、放任不管，缺失入党的基本尺度和原则。对此，中共中央特别指出，大量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解释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同时要“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对于新入党的党员，中共常常施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此外，如遇国民党内部某些进步分子的入党请求，在其声明退出国民党、经过详细考察后，可以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并与一般共产党员享受同等的权利义务。在整个抗战时期，党对组织的发展和质量的把控具有一定的弹性，与时俱进地更新着党员的入党标准，顺应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求。
三是坚持提拔、训练干部与审查、教育干部并重，确保党的“关键少数”政治过硬、能打胜仗、与时俱进。“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党的政策方针需要通过党的干部执行并实现。抗战爆发后，党内曾一度出现了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的缺乏，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指出，要“严重注意保存干部，不适于坏环境的送到上级党部训练和派到八路军游击队中去工作。无法立足的党员，可动员到军队游击队，或在安全地方开办普通训练班，收容和教育他们。”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在初提不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中共自身的发展不断壮大，党内有经验的干部不足的新问题又逐渐凸显出来，发现、吸纳、教育、提拔、培养干部随即成为党内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党员干部短期的数量膨胀，又容易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干部的实际工作是否恰当，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关键性意义。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不断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设法打入中共内部，因而统一而有计划地审查、考察与教育、提拔党的干部，显得尤其必要。对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8月发出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决定在华北华中各区党委、陕甘宁边区党委、各地委和县委组织部及军队各级政治部组织部之下，设立健全而有工作能力的干部科，从“对党是否忠诚”“政治觉悟如何”“家庭背景和个人品行情况”“工作有无能力”“长处和弱点分别怎样”等几个方面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在此过程中发现的奸细、叛徒、危险分子、堕落蜕化者、无法胜任工作者一律予以淘汰，对于政治上进步、工作上积极、具有实践能力的干部则“及时和大胆的提拔起来，担负党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数年后，中共中央再次对党员干部进行彻底审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干部人选的培养，确保党的干部忠实可靠。
四是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完善党的支部工作以强固党的根基。同时，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共历来重视党支部的建设，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举措。进入抗战阶段，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压迫和日军的凶猛扫荡，党在国统区及敌后的支部建设一度陷入困境，进展相较于苏区明显缓慢。因而，建立强固的各级委员会，从省委直到支部，一度成为了抗战初期党的组织任务中最中心任务之一。中共中央针对地指出，要最高限度提高这些党部委员会的积极性和实际工作的效能，各级党委员会必须有经常科学地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党中央制定、部署的工作在允许的前提下，尽量推动支部去进行、完成，特别是区委要以权力去帮助支部的经常工作，建立起中心和模范支部，务使支部成为工厂作坊乡村街道群众中和其周围一切群众政权武装组织中强有力的领导者。支部工作必须彻底转变，负担起群众组织如工会、雇工会、贫农会、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的领导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必须经常向群众解释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纲及当前任务与策略，使工农群众对党有正确的认识，自动要求入党。同时，为了提升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性，中共中央提出要消灭过去一人包办一切的手工业家长式的工作方式，并取消秘书长制度，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引向纵深。
严明党的组织纪律，是保障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下级党部与党员对于上级党的决议，应负绝对执行的责任，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因为没有“铁似的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作为拥有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不断加强党内的组织监督和检查，中共二大党章中专列“纪律”一章。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颁发《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党规党法的报告》《中共共产党党章》《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中，从中皆能看出党对组织纪律的重视。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并称“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中共七大将“四个服从”进一步阐述后写进了党章，“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对于党内部的违纪行为，中央一律严肃处理。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谈及黄克功一事，特别指出他“不同于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借以彰显党的纪律威严和政治权威。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保障，党在抗战时期的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规范、监督、审查组织、干部、个人的行为等措施，对保证党的革命性和纯洁性、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树立党的良好形象，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
三、抗战时期党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从抗战初期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总体不高、根据地规模有限、军事力量不足、与中间党派合作松散，发展到抗战结束后党内高度团结、根据地面积大增、军队数量与武器装备明显提升、一系列主张和政策深得民心、党派间合作日趋稳定，党的组织建设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的组织建设在如何提高党的组织理论水平，武装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号召力，保证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和纯洁性，维护党内的团结稳定，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问题上，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判形势、顺势而为、精准发力，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扎实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首先，不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始终以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以保证全体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定政治信仰是党的各项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鲜明的本质特征。进入新时代，需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前进的精神旗帜，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保持和发展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进一步发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这一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优势的重要作用。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章职责栏目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加强思想建设，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要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正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共同理想信念的旗帜下，党的组织才能愈发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执行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伟大传统和优良传统才能得以保留和传承。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因而，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此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其次，要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组织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总体框架下，党中央自身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下手，严于律己、奉公守法、接收监督，由上至下牢牢抓住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从而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发挥了表率。地方党委处于党中央和基层党组织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而，将其塑造成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意义重大。基层党组织作为排头兵、冲锋者，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布局中扮演着“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因而，针对当下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补齐各种短板、树立大局意识、激发工作活力、培养先锋模范，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从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方面入手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级部门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了领袖人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基本论点。从党的自身情况发展来看，遵义会议之所以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究其原因，正是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树立党内坚强的核心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中共领导核心与新中国建设之间关联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就政党本身为何需要领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对于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500余万名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领导核心坚强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命运。党的百年历程同样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内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新形势、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全党同志应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从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形成从政治上、大局上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以便更好地将自身的实际工作、具体任务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当中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为当下党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特别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和正确前进方向，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再次，抓好党的干部人才建设，着力打造出一只德才兼备、忠诚廉洁、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于干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既需要重视备选对象的道德和人品，针对这方面有缺陷的人采取一票否决制的同时，亦要全面考察干部的工作才干，能否胜任组织安排的具体事项，坚决杜绝任人唯亲的现象发生。为了更好地保障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还需要从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仔细谋划、下狠功夫、做出成绩。首先，通过教育培训使得广大的干部政治素养够硬、理论水平够深、专业能力够强、实践本领够用，能够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步伐、妥善解决当下的热点问题。其次，通过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以从严治党的决心和理念，从思想上、作风上、纪律上完善从严管理机制，推动并形成能力出众者晋升、表现突出者奖励、平平庸庸者降级、渎职顽劣者淘汰的风气和导向。再次，通过优化人才发展体制，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最后，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在建设、打造一支卓越的党的干部队伍时，各级党组织应当主动挑大梁、树新风、把好关、服好务，发挥积极作用、承担相应义务，冲锋在“战斗”的第一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廉洁关，严把素质能力关，及时把那些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
最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形象由广大党员共同塑造、共同维护，党员身份肩负着职责和使命，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往往体现着党的风貌，影响着党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树立和巩固，决定着党在人民群众心里的地位和分量。因而，进入新时代后，如何在吸纳党员为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时，确保他们的质量过关、过硬成为当下党的组织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以遵守党章、提高党性、树立理想为出发点、支撑点，以植根人民、崇尚实干、守纪律己、坚持学习为着眼点、落脚点，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党员管理制度为重要保障，依托党内外的广泛监督，将发展、培养、提高党员的质量贯彻在从严治党的各个环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500余万名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员的形象和素养、党员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而且影响着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整体走向。因而，只有在当下中共中央加强党的自身各项建设的大背景下，不断加大对广大党员质量提升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发挥党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将打造新时期需要的共产党员队伍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结合，为党建设成一只始终引领时代潮流、获得人民拥护爱戴、敢于进行自我革新、经受得住实践检验的强而有力的牢固组织提供雄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