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文献辨伪学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层累说”，完全可以追溯到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与王柏《续国语序》中的相关论述。之后，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古史辨”学人又在继承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等宋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书与诸子进行了考辨，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经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最后，运动回归古史考辨，顾颉刚对“三皇”问题的系统考察，则导源于刘恕、魏了翁的古史怀疑。当然，宋儒的古史怀疑与经书考辨，基本上是出于“崇圣”或“卫道”的心理，关于诸子的考辨则并不彻底。而“古史辨”学人不仅摒弃了“崇圣”与“尊经”的传统，还以科学的方法对古史、经书以及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经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宋代文献辨伪学；古史辨运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12-0005-13
自北宋庆历之后，文献辨伪逐渐成为一股学术思潮。①这股思潮以“疑经”为主，兼及古史与诸子。②其中著名者，如欧阳修疑《易·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所作，并疑《史记》黄帝以来世次之谬，苏轼讥《书·康王之诰》为失礼，郑樵认《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朱熹说《诗·邶》《庸》《卫》《郑》《陈》各风多“淫泱之辞”，苏辙指《周礼》是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作，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李觏、司马光批评《孟子》不明“君臣之义”等。要而言之，正是这些宋儒的共同努力，才将文献辨伪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宋代之后，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不仅积极地继承了宋代辨伪学的怀疑精神，还有选择性地接受了这些宋代辨伪学的研究成果，从而打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不过，过往学界基本上只根据顾颉刚、杨宽等历史当事人的说法，注意到了顾颉刚的“层累说”与《诗经》研究分别受到了欧阳修、郑樵的学术启发与影响，而未能对宋代文献辨伪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术关联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考察。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一次系统的探讨。
一、宋儒的古史怀疑与“层累说”之证成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1923年绝对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年份。这一年5月，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并在该文的“按语”部分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这一学说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探讨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正文部分则主要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此文一出，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整个人文学界“不禁哗然起来”，从而在近代中国学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
关于“层累说”的来源，一般认为直接来源于崔述的《考信录》，但实则完全可以追溯到宋代学者欧阳修对古史的怀疑。欧阳修是宋代疑古辨伪思潮的引领者。其在《帝王世次图序》中指出，孔子之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于是，“孔子乃修正《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故“略远而详其近，于《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于“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殁，异端之说复兴，先王之道中绝，奇书异说充斥盛行，其言又往往托之于孔子，“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司马迁《史记》最为典型。“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多也。”对比之下，顾颉刚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与欧阳修的上述观点基本一致。
早在1938年，杨宽在对“层累说”进行批评时即已指出了这一点。后之学者也有所认识。但是，这些学者均未提供充分的外证。这里可以补充的是，自1921年4月，顾颉刚即表示将《欧阳修集》列为《辨伪丛刊》之一。而《帝王世次图序》即收录在《欧阳修集》中。至1922年2月，顾颉刚则强调欧阳修“真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并表示“将来必为作传”。由此可见，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构“层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欧阳修上述观点的启发。
其实，除了欧阳修之外，顾颉刚还受到了宋代学者王柏的启发。王柏在《续国语序》中说：“大抵翻空者易奇，核实者难工”。“太史公之为书”在唐、虞之上，增加黄帝、颛顼、帝喾，“论其世次，纪其风绩，惊骇学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但“学至于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书，太史公何从而知之”。实则“缺其所不知，不害其为学夫子”。至苏辙始曰“太史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称此言最中其病”。但问题是，及苏辙撰《古史》，“又上及于‘三皇’，以伏羲、神农、黄帝充之，若与《大传》同；以少昊、颛顼、帝喾、唐、虞谓之‘五帝’，终与大传异。”对比之下，顾颉刚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之说与王柏的上述观察几乎一致。而且，顾颉刚曾于1921年专门将王柏的上述观点摘抄到《读书笔记》之中，并指出“此见解与崔述同”。由此而言，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构出“层累说”，还受到了王柏上述观点的直接影响。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顾颉刚与欧阳修、王柏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巨大的差异。欧阳修对古史的怀疑，尚是出于“崇圣”的心理，并未摆脱“考信于六艺”的观念；而王柏同样不是“因为疑伪史而疑伪史”，而是“因信孔子而辨伪史”。而顾颉刚则一方面继承了二人的“疑古”论，另一方面又摒弃了这种“信孔子”的心理，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遂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古史辨运动”。
二、宋儒的《周易》怀疑与“古史辨运动”中的《周易》考辨
在某种程度上，上古史问题导源于经学。因此，《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古史辨运动”逐渐由古史考辨转向经学研究。《古史辨》第三册的出版，即是这一转向的集中体现。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就坦率地说：“这一册里，十分之九都是讨论《易》和《诗》的本身问题的，关于古史的极少。”要而言之，自从《古史辨》第三册出版之后，“古史辨运动”便开始进入一个经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古史辨”学人的《周易》考辨即导源于宋儒的怀疑。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古史辨》第三册“卷首语”。这个“卷首语”即是从《朱子语录》《通志》中摘录出来的朱熹和郑樵关于《周易》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得更加明白了：上编旨在“于《易》则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进而言之，“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更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又说：“此等见解都是发端于宋代的，在朱熹的文集和语录里常有这类的话。”准此而言，“古史辨”派的“周易辨”正是承袭宋儒的《周易》考辨而来。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易传》的“破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作》。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共计提出了“《十翼》非孔子作”的十个证据。第一，汲冢丛书有《易经》两篇，与现在的《周易》上下经同，但是没有《十翼》。第二，《左传》鲁襄公九年鲁穆姜论元亨利贞四德与今《文言》篇首略同，以文势论，是《周易》钞《左传》。第三，《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周易·艮卦·象传》也有此语。如果孔子作《十翼》，记《论语》的人不应误作“曾子曰”，第四，《系辞传》中屡称“子曰”，明非孔子手笔。第五，《史记自序》引《系辞》称《易大传》，并不称经，并不以为孔子语。第六，今《系辞》中详述伏羲神农制作，《史记》托始黄帝，更不叙及伏羲、神农，可证在史公时尚不以《系辞》为孔子作品。第七，《论语》无孔子学易事，只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条。但据《鲁论》，“易”字当作“亦”。第八，《孟子》书内常称述《诗书》而不及《易》。今《系辞》里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话，《孟子》论性善也并不引及。《荀子》也不讲《易》。第九，秦人烧书，不烧《易经》，以《易》为卜筮书，不和《诗》《书》同样看待。若是孔子作《十翼》，《易》为儒家经典，岂有不烧之理。第十，《论语》和《易》思想不同。
这十个证据并非都是钱穆的发现。钱穆交待说，这十个证据中的前六证“前人多说过”，后四项为其“进一层说”。根据调查取证，所谓“前人”中的第一位即是欧阳修。在宋代，“真正由研究文本而在辨伪学上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当是欧阳修对《易传》的考辨。欧阳修曾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第一，《易传》中有“繁衍丛脞”之言和“自相乖戾”之说。第二，《文言》《系辞》之中多处标明“子曰”，“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应自称‘子曰’”。第三，传世《系辞》是“讲师之传”，应称《易大传》。第四，《文言》之“四德”，“此鲁穆襄之所道也”，“在襄公之九年”，“后有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故“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因此，“《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比对之下，钱穆所举的第二、三、五项证据均有本于欧阳修对《易传》的怀疑。而且，钱穆在撰写此文之前，已知晓欧阳修的上述观点。因此，钱穆之所以敢于指出“《十翼》非孔子作”，首先是受到了欧阳修的启发。
除钱穆之外，受欧阳修直接影响的还有顾颉刚、李镜池等人。1930年10月，顾颉刚在《燕大月刊》发表《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指出“《易传》不出于孔子，也不是一人的手笔，欧阳修的《易童子问》里说得很透彻”。之后，便大段地转引了欧阳氏的说法。同年11月，李镜池在《史学年报》发表《〈易传〉探源》，指出早在宋初，欧阳修就怀疑“《易》传之非孔子作”。然后，便大段转引了欧阳氏的《易童子问》，并表示其“怀疑《系辞》而下非孔子作，理由却很充足”。由此来看，欧阳修对《周易》的怀疑可谓是“古史辨”考辨《易传》的起点。
其二，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工作是由钱玄同首倡的。1923年6月10日，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指出，《易经》的作用是“卜筮”。此后，其在《重论今古文学问题》中则强调说：“《易经》明明是一部卜筮之书”。
溯本追源，“《易》是一部卜筮之书”这一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书》，但钱玄同的观点则直接导源于朱熹。朱熹曾一再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比如，其在《答张敬夫》中说：“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诫。”而钱玄同在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之前即研读过《朱子语类》。此后，钱玄同在《重论今古文学问题》中则直接引用了朱熹《答张敬夫》中的说法，认为此为“极精”之语。
如上所述，无论是对《易传》的破坏，还是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古史辨”学人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袭了欧阳修、朱熹等宋儒的《周易》考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二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比如，欧阳修“仍然是今文家底见解，所以他仍相信河图、洛书的神话，孔子作《易》的故事，而且未敢怀疑《彖传》《象传》”；而朱熹则坚信“《易》为圣人所作”。进而言之，宋儒怀疑《周易》，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尊崇《周易》，以致在《周易》的考辨上并不彻底。“古史辨”学人则完全摒弃了这一“尊经”的观念，然后在“孔子与《易》无关”的前提下主张《易经》是卜筮之书，进而对《易传》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并进一步恢复了《周易》的本来面目。
三、宋儒的《诗经》怀疑与“古史辨运动”中的《诗经》考辨
除《周易》研究外，导源于宋儒的还有“古史辨”学人的《诗经》研究。最为显著的例证是，《古史辨》第三册“卷首语”即是从《朱子语录》《通志》中摘录出来的朱熹和郑樵关于《诗经》的看法。这一学术举动极具象征意义，无疑在向学术界声明，他们的《诗经》考辨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导源于朱熹、郑樵的“废《序》说《诗》”。
历史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则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学术判断。1931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这一册的根本意义，是打破汉人的经说。”其中，“于《诗》则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又说：“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当然，“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此等意见都是发端于宋代的，在朱熹的文集和语录里常有这类的话。我们用了现代的智识引而伸之，就觉得新意义是很多了。”由此来看，“古史辨”学人的《诗经》考辨正是承继了宋儒对《诗经》的怀疑。归纳起来，这一学术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孔子未删《诗经》。要想打破《诗经》的神圣性，最先的工作莫过于切断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最自觉担负起这一工作职责的是张寿林。张寿林在《〈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一文中综集了过往学人的“疑点”，进而指出孔子删《诗》之说不能成立。这些疑点共计六种。其中，第二种是“如果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仅存三百篇，十分删去九分，所删太多，恐不合理。”而“持怀疑史迁之说的”，即有郑樵。郑樵在《六经奥论》中首先转引了孔颖达的观点：“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然后指出孔子删《诗》之说，皆汉儒倡之。第五种是“《论语》《荀子》《庄子》《墨子》诸书都曾几次称‘诗三百’，未尝提及三千，是迁言不可信”。而“倡导这种说法的，有叶适。”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指出：“《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定者言之”。因此，孔子未曾删《诗》。由此可见，张氏之所以认为孔子并未删《诗》，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接受了郑樵、叶适等宋儒的怀疑成果。
继张寿林之后，致力于切断孔子与《诗经》关系的还有张西堂。20世纪30年代，张西堂在《采诗删诗辨》中指出，自孔颖达以来，古人即开始怀疑孔子删《诗》之说，宋代则有朱熹、叶适，此后则有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对于朱熹与叶适的观点，张西堂认为“还不能深破《史记》孔子删《诗》之说”，于是其又提出了五个理由。由此来看，张西堂之所以主张孔子未尝删《诗》，完全可以追溯到宋儒的怀疑。
其二，《诗序》非子夏所作。要想将《诗经》从圣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接下来的工作无疑是要切断《诗序》与《诗经》的关系。而最先的工作当是否定《诗序》非子夏所作，从而切断《诗序》与孔门的关系。其中，率先公开专门开展这一工作的当属郑振铎。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指出：“《诗序》作者之为何人，自汉迄宋，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看，比较有根据的，共计三说，一说是子夏作，二说是卫宏作，三说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但是，第一说为“无据之谈”，“第三说只是《隋志》折中众说而来的，本不大可靠”，“最可靠者还是第二说”。退一步讲，“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第一，《诗序》绝非出于秦之前。郑樵说：“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第二，《诗序》绝非出于毛公作《故训传》之前。因为，“《诗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则毛公之传不应不释序。尤可怪的，是序与传往往有绝不相合之处。”因此，“《诗序》绝是出于毛公之后”。第三，《诗序》之出是在《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之后。比如，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所说，故二风无指”。“如《诗序》出在诸书以前，则不应诸书所言者，《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序即缺之”。第四，《诗序》出于刘歆之后。比如，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文王受命作周之说，不见他说。作《诗序》者如不生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第五，还有一层可证《诗序》后出。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工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行”。总之，《诗序》是“非古的”，而是“后汉的产物”。由此来看，郑振铎之所以认定《诗序》并未由来已久，主要导源于宋儒郑樵、叶梦得的说法。
除郑振铎之外，对《诗序》作者进行考察的还有张西堂。张西堂在《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中指出，综合前人的论述，《毛诗序》的作者大约有十六种说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其中一种说法是郑樵主张的“村野妄人所作”。张西堂认为，此说“好像太过”，但实则在有些地方“并非谩骂”，并举出了十个证据，证明了《毛序》的“谬妄”。由此可见，张西堂在这一问题较为倾向于郑樵的观点。
其三，《诗序》的解释不合理。若想进一步降低《诗序》本身的权威性，除了判定其与孔门无关之外，还要进而指出《诗序》内容的不合理甚至存在的矛盾。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仍然是郑振铎。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指出，《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在于“附会时意”“穿凿不通”。郑樵力诋《诗序》，认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受其影响，朱熹也认为《诗序》“实不足信”。比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当是“饮酒会宾”之意，但《诗序》“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又如，“酌以大斗，以祈黄耇”同样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但《诗序》遂以为“养老乞言”。郑振铎表示，二人说的“真痛快”，然后对这些“互相矛盾”的“附会”进行了“扫除”。要而言之，郑振铎之所以认为《诗序》存在诸多“附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郑樵、朱熹等宋儒的影响。
继郑振铎之后，张西堂对《诗序》的不合理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张西堂在《〈诗辨妄〉序》中指出，郑樵的“《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之说并非“太过”，然后其杂用“他家之说”对此进行了证明。要而言之，《诗序》存在十点“谬妄”，分别是“杂取传记”“传会书史”“不合情理”“妄生美刺”“强立分别”“自相矛盾”“曲解诗意”“误用传说”“望文生义”“叠见重复”。而郑樵已看出五点。此外，张西堂又在《毛诗序的一些问题》中强调了类似的观点。此外，其还大段转引了章如愚的观点。而根据这一文本，除了“强立分别”一点之外，其在《〈诗辨妄〉序》中指出的其他九点“谬妄”均可以在欧阳修、郑樵、叶梦得、洪迈、朱熹、洪迈等宋儒的论述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
其四，恢复《诗经》乐歌的地位。在宋代以前，“《诗经》所录是否全为乐歌”，“是不成问题的”。《墨子》《史记》等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自宋以来，始有人怀疑内有一部分诗是徒歌。”但在顾颉刚看来，“《诗经》中一大部分是为奏乐而创作的乐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变成乐歌。”总之，“这三百多篇诗的《诗经》，就是入乐的诗的一部总集。”这一看法集中地反映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中。顾颉刚在此文中指出，无论是从春秋时的徒歌和《诗经》本身，还是汉代以来的乐府和古代流传下来的无名氏诗篇来看，《诗经》所录都是乐歌。
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明确提出上述看法，无疑可以追溯到郑樵的观点。郑樵《通志总序》中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这些观点与顾颉刚的观点基本一致。而众所周知，顾颉刚治《诗经》即受郑樵的影响，其不仅从周孚的《非诗辨妄》辑出了《诗辨妄》的若干条，还从《通志》中辑录了“论诗之语”。要而言之，顾颉刚正是在郑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诗经》的性质进行了探索。
此外，对《诗经》性质进行探索的还有张西堂。1934年，张西堂在《诗三百篇之诗的意义及其与乐之关系》中指出，研究《诗三百篇》的第一要义是当知道该书“本来全是乐歌”。《孔子世家》即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郑樵在《通志·乐略》中则强调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仲尼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非用以说义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则系于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之后，张西堂依次简要地列举了历代学者对于《诗三百篇》性质的看法，然后从《诗三百篇》的搜集、体制、诗与歌舞以及诗与乐经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认定该书为当全为乐歌。由此可见，张西堂之所以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郑樵的观点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
如上所述，无论是从“破坏”的角度，还是从“建设”的角度来讲，“古史辨”学人对《诗经》的考辨，都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以郑樵、叶梦得、朱熹、叶适等宋儒的怀疑成果。
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古史辨”学人并没有囿于宋儒对《诗经》的怀疑，而是取得了“质”的突破。比如，前已指出，郑樵曾在《六经奥论》中主张孔子删诗，但其在之后作的《通志·乐略》中又主张“孔子编诗”，大概其结果还是为汉儒之说所骗。又如，朱熹虽然“揭破了淫诗的真相”，但“并没有推倒孔子删诗之说”，于是《诗经》内部的矛盾又成了问题。而且，朱熹虽然认同郑樵的“《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但“除了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与“认《郑风》是淫诗”之外，“其余的许多间接仍然都是被《诗序》所范围”。要而言之，因“伦理观念”上的束缚，宋儒对《诗经》的怀疑而并不彻底。而“古史辨”学人则分开了“历史观念和伦理的观念”，从而不仅切断了孔子与《诗经》的关系、《诗经》与《诗序》的关系，还进一步恢复了《诗经》全部是乐歌的本来面目。
四、宋儒的诸子考辨与“古史辨运动”中的“诸子丛考”
在一定意义上，若想解决经学问题，“不得不从诸子入手”。因此，继经学研究之后，“诸子丛考”便被“古史辨运动”推上了“学术前台”。
按之《古史辨》第四、六两册，最能体现“诸子丛考”精神的，莫过于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众所周知，这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是由梁启超引发的。1922年3月，梁启超在一次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老子孔子讲起”确实“有截断众流的手段”，但“应否从老子起”还是个问题，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或是在战国之末。之后，梁氏便详细地开列了六项证据。此说提出之后，由于“梁先生的名望既高，所举的证据又确凿，所批评的又是胡先生名著”，学术界遂大为震动。
其实，早在宋代，宋儒即对老子其人其书提出了质疑。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指出，“言老子所自出，莫著于《孔子家语》《世家》《曾子问》《老子列传》。”其中，二戴记所载为“礼家儒者所传”，《史记》所载为“非礼家儒者所传”，而以庄周言考之，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这两种记载“皆涂引巷授，非有明据”。因此，“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当然，叶适的看法尚存在“调合”之嫌，但该说无疑引发了后之学者对《老子》著作年代的质疑。而梁启超早年就仔细研读过收录叶适上述质疑的《水心学案》。因此，梁启超之所以对老子表示怀疑，或可在叶适的观点中找到一些思想资源。
梁启超之后，对老子其人其书年代进行考证的不乏其人。《古史辨》第四、六册的编著者、梁启超的弟子罗根泽无疑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罗根泽进一步阐明了这场老子其人其书年代讨论的宋学渊源。这一阐明主要分为如下两个部分。
其一，将宋儒陈师道对老子的质疑列为《古史辨》第六册“卷首语”。陈师道在《理究》中指出：“世谓孔、老同时，非也。孟子辟杨、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杨，庄子先六经，而墨、 宋、慎次之，关、老又次之，惠、庄终焉。其关、杨之后，墨、荀之间乎？”罗根泽认为，陈师道不仅是宋代最早对老子进行考辨的学者，而且其据各书的称引，将老子的年代定在“关、杨之后，墨、荀之间”，“最有见地”。而其将这段话列为该书“卷首语”，其中的学术“潜台词”无疑是在表明，“古史辨”学人的老子考辨导源于宋儒的老子的考辨，进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其二，在《古史辨》第六册《自序》中重点对宋儒的老子考辨进行了评述。承前所述，梁启超的观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张荫麟、张寿林、唐兰、高亨、钱穆、胡适、冯友兰、罗根泽、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纷纷撰文，参与了这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年代的讨论。因此，罗根泽将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为重点议题收录了《古史辨》第四册之中。而这册书出版之后，又反过来推动了论争的进程。于是，罗根泽又编著了《古史辨》第六册，用下编的整个篇幅收录了与之相关的论文。与此同时，为了使“读者得到一个大体的轮廓”进而“据作他方面的研究”，罗根泽还专门在该书《自序》中对“历代学者考订老子年代总成绩”进行了“提要钩玄”，认为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初年便有了，但直到宋代，才有人真正对此进行研究考辨，其中包括陈师道、叶适、黄震、李靓、王十朋、朱熹等。当然，陈师道的论证极简，叶适等将老子分为两位老子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同情，至于李靓、王十朋、朱熹则没有“明文论次”。因此，这一问题又“矛盾共存的维持了八百年”。此后，清代学者与近代学者则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进行了探讨，并自认为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要而言之，宋儒对老子其人其书年代的质疑，无疑为“古史辨”的“老子辨”导开了先路。
其实，除了“老子辨”之外，“古史辨”学人的其他“诸子辨”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宋儒的诸子考辨。其中，最显著的例证是罗根泽的诸子考辨。1930年4月，罗根泽发表《孔丛子探源》，首先指出《孔丛子》并非孔子八世孙孔鲋所作，而是“原出依伪”。第一，《汉书·艺文志》不载，汉代从没有一人征引、论述过。第二，记孔氏行实，存在“错误”。第三，《独志篇》所载不像“自述的语气”。第四，根据《答问篇》，孔鲋在“易簀危急之际，还能操觚著书”。之后，罗氏则进一步提出该书的作伪时代是曹魏，与王肃有关系，并提出了四个理由，而其中第一个理由则转引了朱熹之说——《孔丛子》文气软弱，多类东汉人，不似西汉文字。1931年4月，罗根泽出版《管子探源》，其在该书《叙目》中坦言，前人早已指出，“《管子》非管仲书”。所谓“前人”，首先是魏晋时期的傅玄，此后有苏辙、叶梦得、叶适、朱熹、黄震等宋儒，此后还有明清时期的宋濂、姚际恒等。不过，过往未能对各篇进行具体的“究论”。因此，其撰写了《管子探源》。与此同时，罗根泽发表《邓析子探源》，开篇即表示：“《邓析子》伪书，而前人无疑者。”惟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并云：“其间钞同他书，颇驳杂不伦”，或当“后人附益”。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四库全书提要》。然后，罗根泽提出：“今本二篇出于晋人之手，半由捃拾群书，半由伪造附会”，然后列举了八个证据，以证其说。1935年1月，罗根泽发表《商君书探源》，首先指出已有学者认为该书为非商鞅所作，而是“后世依托”。黄震即认为，该书“繁乱”；周氏《涉笔》则指出该书“多附会后事”。对此，罗根泽表示，黄氏之言“纯为主观之印象”，周氏之言则确为“铁证”，但未能详举“后事”为何，故为“空谈”。于是，罗根泽进行了详细考证，进而又举出若干证据，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末年，“必作于秦人或客卿为秦谋者之手”。1936年7月，罗根泽发表《尹文子探源》，认为《尹文子》非尹文旧作，证据有三，分别是今本“与古本不同”“误解尹文学说”以及“论及尹文以后学说”，而晁公武、高似孙、洪迈等宋儒已指出今本“淆杂”。至于其作伪年代当在魏晋时期。要而言之，早在宋代，宋儒就对若干诸子进行了怀疑，而罗根泽则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诸子的真伪及其年代进行了考辨，从而进一步还原了诸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宋儒的诸子怀疑还存在较大的问题。简而言之，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年代的怀疑，无疑是出于“卫道”的心理，而关于其他诸子的怀疑，证据又并不充分。而“古史辨”学人则摒弃了这一心理的束缚，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从而将“诸子辨”推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高度。五、
五、宋儒的“疑古”论与“古史辨运动”的“三皇考”
“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后，虽然一度由古史考辨转向经学研究，继而又由经学研究转向诸子丛考，但古史考辨始终是这场学术运动的重心。1935年，顾颉刚编著出版《古史辨》第五册，此后童书业、吕思勉又共同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向古史考辨的回归与发展。而宋儒的“疑古”论依旧为这一古史再考辨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资源。
众所周知，顾颉刚、杨向奎合撰的《三皇考》是《古史辨》第七册下编的核心文章之一。文章认为：“三皇是战国末的时势造成功的，至秦而见于政府的文告，至汉而成为国家的宗教。他们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人物，自初有此说时直至纬书，此义未尝改变。自从王莽们厕三皇于经（《周礼》）和传（《左传》中所说的《三坟》），他们的名称始确立了。”此文发表之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此文“体大思精”“考证精密”，虽略有疏略，但基本解决了“三皇”问题，对“中国古史确有澄本清源之功”。
溯本追源，“宋代以来，儒者们理智进步，对于‘三皇’一名，便有持极端怀疑态度的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刘恕。刘恕在《通鉴外纪》第一卷《包牺以来纪》的文末指出，在六经之中，孔子所作之《春秋》与《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杂卦，以及孔子刊定之《诗》《书》“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而“《周礼》经周末秦汉增损，伪妄尤多”。此外，在存于今之先秦子书中，《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僚子》也“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而“《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谷梁传》《荀卿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惟《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但是，“《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今《鹖冠子》“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左传》中的“三坟五典”语“无所稽据，穿凿妄说”。要而言之，“秦以前诸儒或言五帝，犹不及三皇”。而早在1921年，走上“疑古”之后的顾颉刚即再次想到了《通鉴外纪》。当然，顾颉刚在此文中并没有明引刘恕的观点，但其无疑是在刘恕“秦以前诸儒不及三皇”之说的基础上对“三皇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三皇是战国末的时势造成功的”。
其实，顾颉刚的“三皇考”还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魏了翁。魏了翁在《古今考》卷一《高帝纪》条中说：“人主自号皇帝，自秦政始，而汉因之；谥曰高皇帝，则亦因始皇帝之陋也。三皇五帝称号，圣人未尝言；虽三王五伯，亦未尝言。仅见于孟氏书，戴氏礼。……俗师强为差等，矜抗皇号过于高，而妄意帝称，羞于王伍。盖春秋时，吴、楚、越皆称王矣；至于战国，则齐、魏、韩、赵诸君亦称王。王号既卑，则强者不得不帝。于是秦昭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寻惧而皆去之，复称王。至秦政二十六年，遂兼皇帝之号。……汉初，大抵袭秦以从民望，而于典章法度猥袭秦余，如‘皇帝’之称最为固陋，亦因仍不改。”对于魏了翁的上述观点，顾颉刚表示“完全与我们的意见相同”，并专门摘录到了《读书笔记》之中。至《三皇考》付印之后，顾颉刚翻检《读书笔记》，又将上述材料与“按语”作为“补遗”一则，附在了文末。二者的学术渊源由此可见。
但，顾颉刚与魏了翁、刘恕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着本质区别。具体而言，刘恕、魏了翁虽然都勇于“疑古”，但前者的观点折中于“仲尼之言”，魏了翁的观点也据以“圣人未尝言”，未能摆脱传统的束缚。而顾颉刚则抛弃了这种“崇圣”的观点，然后在二人的基础上，以“历史演进的方法”对“三皇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清理。
综上所述，“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宋代文献辨伪之学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层累说”，完全可以追溯到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与王柏《续国语序》中的相关论述。之后，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古史辨”学人又在继承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等宋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书与诸子进行了考辨，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经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最后，运动回归古史考辨，顾颉刚对“三皇”问题的系统考察，则导源于刘恕、魏了翁的古史怀疑。因此，宋代文献辨伪学可以说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此外，这里还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宋儒的文献辨伪学只是传统的文献辨伪学。其中的古史怀疑与经书考辨，基本上是出于“崇圣”或“卫道”的心理，并未摆脱“考信于六艺”的观念。进而言之，“疑古”“惑经”只是手段，“崇圣”“尊经”才是目的。此外，其关于诸子的考辨则基本不彻底，缺乏详细的考证。而“古史辨”学人则不仅摒弃了“崇圣”“尊经”的传统，还以科学的方法对古史、经书以及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经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