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达到语言结构与语义规定的统一，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这一历程呈现原著翻译、应用实践、学术研究的实践路径和语词、语义、语用的逻辑理路，经历了术语定型、概念生成和范畴建构的概念史变迁。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达到汉译词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初步定型；1928—1938年，厘定术语内涵和外延，生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1939—1949年，在全面的语用实践中廓清了概念的义位和义项，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范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术语；范畴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11-0022-1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程中，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概念和范畴。本文立体考察三十年间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学术研究和经验总结，探析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向中国概念的衍化发展。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初步定型（1919—1927）
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进入中国，首先形成指称它的语言符号，即术语。从五四运动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汉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基本思想材料，中国人利用汉字拼义供给原著概念译词，创设能够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汉语能指；同时，经典著作汉译过程中语境变换，汉译词兼容原著语境所指和中国语境所指，词语所指扩展，逐步实现与能指的统一，定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
（一）创设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汉语能指
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汉译已经完全淘汰了音译方式，通过日语借词、古语配词、汉字构词等方式遣词造句，汉字特有的拼义功能在意译中充分发挥出来，赋予汉译词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能指性。日本是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中继站，首先是从日本社会主义用语借词。仅1918年8月到1922年6月，经日文汉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诠释本23种，占这四年马克思主义著作汉译本的半数以上。留日旅日中国人直接从和制汉字词借入大量新词语，尤其是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原著，借入了劳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有机体、辩证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用语，以及干部、支部、共产党、殖民地、过渡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用语。这些用语逐步在马克思主义汉译文本中固定下来，成为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汉语能指。
从古典汉语中配词，即通过丰义、转义和引申义，赋予汉语固有词新的意蕴，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用汉语古典词实践、劳动、生产、物质、意识、矛盾、人民等，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著概念；用汉语古典词资本、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翻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原著概念；在翻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原著时，用农民、工人、地主、买办、阶级、民主、专政、共和、民族、封建、革命、解放、先锋队等社会政治词汇，对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概念。这些古典词汇进入马克思主义汉译文本，迅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可使用，成为容受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汉语能指。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出现了既有古典词和日语借词无法全面精确地容受原著概念的情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深度开发汉字的拼义功能，用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新词，与原著概念对译，所有制、合作社、共同体等新术语，还有后来扬弃、人的本质等新术语的创制是其中的典型。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首次使用“土地所有制”术语，1921年中国进步分子摘译列宁《论粮食税》时，译出了“农民所有制”，使组合词“所有制”在原有的所有物、所有权基础上增加了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义位，进入马克思主义汉译文本。1922年，张希曼翻译《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时，将“合作”与表示“组织、团体”的“社”字组词为“合作社”，表示一种与私人企业相对的经济组织。1924年出版的《列宁经济学》摘译了《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列宁著作，译出“农民共同体”“土地共同体”术语。这些组合词进入马克思主义汉译文本，迅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可使用。
（二）扩展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汉译词所指
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汉译词一方面指向欧洲语境，同时又通过汉字本身固有的历史文化信息指向中国语境，中西融通的结果超越具体所指加和，达到了词义的普通化和普遍化，出现了视阈融合的跨语言效果，汉译词具有了全息的指称作用，通过借词、配词、组词形成的汉译词汇，具备了陈述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民族殖民地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建学说的表达能力。
物质、自然、意识、矛盾、实践、生产、劳动、人民等古典词融通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思考和唯物史观，衍生出新的词语所指。“物质”“意识”本来是形体和见识之义，进入辩证唯物主义，生成“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和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的义项，相比朴素的“五行说”“形神论”，所指极大地扩展了。古典词“矛盾”从言语行为自相抵触之义，扩展为指称物质永恒运动和发展的内部动力，并将这种世界观延伸至历史观。“实践”术语由中国古代笼统的“践”“行”，西方古典哲学具体的“道德、精神、日常生活活动”，扩展为社会历史中最根本的物质性活动。“生产”一词原指生殖、出产，扩展为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变换生活资料的劳动，指向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生产方式的历史地平线上，从日语借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对偶词，所指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运动，而古典词“人民”“群众”转化为指称历史主体的现代用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就凝结在中国人民生活和书写使用的汉语言文字中。“阶级”在古典语境中指等级、阶层，在欧洲、俄国语境中指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劳资对垒，中—俄—欧视阈融合后，该词就指向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的处于优势地位的和处于弱势地位的集团对立。在阶级词语所指范围内，辟土殖谷的“地主”“农民”，作巧成器的“工人”和通财鬻货的“买办”，在词语上具有了普遍性的表达功能，成为社会阶级阵容中的一极。在传统语境中指改朝换代的“革命”一词，融合了欧洲语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俄国语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所指，具有更一般的指向性，指社会形态演进中新兴阶级推翻统治阶级，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态。
在自然经济语境下，“价值”一词所指偏重使用价值，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偏重从交换价值上理解，获得劳动价值论的能指后，“价值”术语的意义普遍化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剩余价值”被拼义出来，“利润”“利息”“地租”指向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在小商品经济语境中指生财的本钱，在《资本论》的语境中指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所指融合后就拓展为能够自我增殖的价值。“剥削”词语融汇封建地租和高利贷，以及雇佣劳动剥削方式，扩展为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新术语“所有制”融合了中—欧—俄语境下的地主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村社所有制，所指拓展为占有和支配物质资料的根本经济制度，“合作社”“共同体”两个新术语所指为劳动者联合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可以通过这些术语表达出来。“帝国主义”在经典作家语境中所指是英法德等西欧工业国，在汉语现实语境中则囊括近代以来所有侵略过中国的列强，该语词的所指拓展为通过对外扩张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相对的“殖民地”一词，虽然在原著语境和中国语境所指范围基本一致，但在帝国主义时代与民族解放问题联系起来，所指延伸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让“殖民地”一词的所指突破了国家主权完全被宗主国控制的范围，普遍化为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政权被控制的程度是经济分割和垄断的手段和结果。“封建”一词融合欧洲中世纪的所指对象和中国宗法制社会的指向，拓展为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原著语境中“民族”一词所指都是单一民族，融合中国传统语境中从血族到国族的所指，包容性更强，指向以共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具有语言、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同一性的人类共同体。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反帝和反封建，统一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些术语基本表达了列宁主义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深刻剖析。
“共产党”一词承袭了《共产党宣言》中做的本质规定，又指称列宁主义所规定的新型政党，还指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共产党，它贯通中、俄、西语境，成为标记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名称词。“先锋队”由传统的军事用语转变为政治用语，标记共产党在劳动者阶级阵容中的自觉性先进性，从日语借入的“干部”“支部”，原指军官、管理人员和党派团体的基层组织，在用于共产党组织时，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理念，所指为党的组织骨干和组织基础。舶来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标记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思想体系和奋斗目标，当它用汉字表述时，就融汇了“平”“群”“公”“共”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所指全面拓展。在中国语境中，无产阶级的“专政”一词指向“劳农专政”“工农民主专政”等，扩大了专政的主体范围，“专政”所指延伸为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统治形式。“民主”一词的所指从传统的“民之主”，扩展为劳动者阶级为主体的“民做主”，“共和”一词超越古典语境下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协作的指向，汇入社会共和的普遍性指向，原本词语相悖的专政、民主、共和在马克思主义汉译过程中达到了同向所指，这些汉译词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术语能指和所指相统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翻译，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的汉译词通过汉字拼义，实现所指和能指相一致；少部分被能指更高、所指更准的新译词替代；还有汉译词所指能指更加精确，与近义词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汉译词基本确定下来，并贯通中—德—英—俄诸语文本，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使用，定译词以汉语能指与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所指一一对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国的普遍化、普通化和普及化。早期汉译词沿用下来的包括物质、矛盾、意识、阶级、革命、人民、社会、资本、生产、农民、工人、地主、买办、民主、共和、代表、支部、干部、民族、封建、解放等二字词；生产力、共产党、先锋队、殖民地、过渡期、有机体等三字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四字词。被新词替代的包括：互辩法/辩证法，上层构造/上层建筑，地代/地租，协作社/合作社，独占/垄断，榨取/剥削，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最为典型的是“专政”一词在语用实践中逐步取代“独裁”“专制”“专断”等译词。逐步区分开来的汉译术语包括：实践/实行，“实践”指称马克思主义原著概念Praxis/practice的哲学义项，“实行”指称Praxis/practice的“推行”“履行”义项；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分别作为原著概念Ideologie/ideology和Idee/idea的定译词；价值/价格，分别作为Wert /value和Preis/price的定译词，前者用以标记商品凝结的抽象劳动，后者用以标记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利润/利息，分别定译Profit/profit和Zinsen/interest，廓清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式；所有制/所有权/所有物，所有制是指称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所有物/所有权是指称所有制实现方式的法律术语。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基本生成（1928—1938）
1928年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翻译家汇聚上海，发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一原则逐渐从文学界渗透到社会科学界，中国知识界以更高的学术水准和科学精神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此后十年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期间新译了一批经典著作，至1938年8月出版《资本论》全译本，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汉译本。这一时期翻译与吸收并重，重视汉译术语的编译，将马克思主义术语编进专业辞书，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纳入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国民党先从报纸开始查禁马克思主义著作，到1934年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此时十余部经典著作已经出版，1936年郭沫若新译《神圣家族》，就采用伪装书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作者隐去“马克思”，只保留了“卡尔”字样，躲过了审查。而这时，新编辞书已将马克思主义术语内涵融入词条，国民党审查机构只能要求删改直白的马列著作题名人名，如高尔松、高尔柏兄弟编纂《社会科学大词典》，审查要求“关于江亢虎李大钊等五人之传略及社会科学名著介绍第三七页关于共产党之宣言等节，仍请删除”。再后来延安替代上海、北平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传播的重心，“红色的三十年代”间马克思主义术语内涵基本廓清了，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外延层次逐步界定了，生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
（一）从内涵上规定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
首先是规定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的内涵。“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改造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政治生活以及创造精神财富的科学、艺术活动等。世界统一于“物质”，即统一于“离开我们感觉独立存在”，并能“为感觉所摄取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性。其中，“自然”包括先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自在自然”和“围绕人类的物质条件与现象的总和”的“人化自然”。人有自然属性，但人与人结成的“社会的关系之总和”，是人展现本质力量的关键，规定着“人的本质”。社会各“部分之间是统一存在的”，“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是必然的，即离了全体不能成为部分，没有部分全体便没有”，是“社会有机体”术语的双重规定。“意识”是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包含反映事物外部的“感觉、表象”，人们对事物的“感情、意志”，以及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概念、判断、推理”等不同层次。“始终不变而构成为事物本身所不可缺特有质素”，即事物的“本质”，矛盾是“事物或事物内部分子的互相反对冲突与转变”，即对立统一，扬弃是“由两种对立物之抗争转为更高的阶段”，舍弃消极的部分、升扬积极的部分、生成新的统一体是术语基本规定。其次是唯物史观术语的内涵。“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人和人并人和物生产而结合的方式”，其中“社会财富的生产所用的诸力，即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及劳动力，叫作生产力”；“在一定的社会里生产上之人与人的关系”，叫作“生产关系”，内涵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关系三个基本方面。一个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所有建筑在‘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和——上一切”就是“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法识的政治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 “某一个人、团体或阶级底思想，情感和志向底总和”，是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系统化以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意识形式”。再次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封建”“帝国主义”等标志社会形态的术语，有“无阶级无国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二者共同规定性，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封建”是“建筑在土地关系之上”，小生产、地主所有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其规定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独占资本主义”，金融寡头、资本输出、控制国家政权推行扩张政策、追求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
随着《资本论》的全译和研究，术语反映的经济关系揭示出来。“劳动”是“人类之意识的肉体活动”，“媒介，整理，统制他自身与自然间之一切物质代谢的关系”，基本规定包括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有意识有目的的主体能动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创造使用价值等。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价值”质的规定性在于“抽象的平均人类劳动”，量的规定性体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货币表现就是“价格”。雇佣工人创造的被雇主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是“剩余价值”，“在经济学上资本是用来做余富的工具”，“资本”以货币和生产资料等形式存在，实质“只在于它含着一种社会关系一层上面”，即雇佣剥削关系。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之物质的表现”，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者为恢复他所消耗的劳动力所取得的生活资料的分量”，“利润”“利息”“地租”都是“剩余价值底现象形态”，是生产资本、借贷资本和土地资本所有者分得的剩余价值。“合作社”是劳动者“基于共同的生产、消费及分配原则上的集合经营”，劳动者之间自主联合、集合参与经营管理，以及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互助，是其基本内涵。
随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党学说和民族殖民地学说的汉译，政治术语的内涵规定下来。一是引入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阶级分析，“若论到真正阶级的区别，就只有财产及所有大小的概念，而无营业及职业种类的概念了。”阶级作为社会大的集团，内涵规定包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获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因为由此决定了一个阶级能够占有另外阶级的劳动。“地主”和“农民”是基于封建土地占有关系而对立的阶级，“社会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及工银劳动的雇用者”集团，就是“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而须靠出卖劳动力以谋生活”的对立集团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统治权的非常变动，实质是“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调” 。二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国体”是“表示国家主权（统治权）所在的国家形态”，表明国家的根本性质,“政体”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形式”，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某个阶级获得国家统治权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宰制政务即是“专政”术语的含义。国家统治权属于多人的国体称为“共和”，属于人民的称为“民主”，当“人民”的范围扩大至以劳动者阶级占主体的大多数人口时，民主才是真实的人民政权。三是界定“民族”和“殖民地”术语的内涵，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中，包括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五个方面的共同体规定进入汉语语境，“殖民地”被界定为“失去了独立的主权之产业落后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原料供应和投资场所。四是建党方面的术语内涵确定下来，名称术语“共产党”涵盖了列宁主义的规定，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先锋队性质、民主集中制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等。对译列宁原著概念партийность的“党性”术语，含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关联起来，成为其最高表现，“先锋队”术语在内涵上成为阶级的先进部队，政治先进性与组织严密性、纪律严明性是基本规定，“支部”“干部”两个术语表达党的组织和骨干，前者的内涵规定是建立在生产生活战斗的基础单位之上、“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党的基本组织”，后者的内涵规定为受党委派的行动组织者或重要活动分子。
（二）从外延上划分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
在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框架下，一些日常用语提升为科学术语，一些术语的语用场境发生转变，一些西学术语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术语，还有一些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创设的新术语，也随之内涵的科学规定，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明晰了外延层次，论说了辩证宇宙观、能动反映论、社会经济结构论、土地革命思想、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理论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汉语马克思主义术语经由内涵规定和外延界定，提升为揭示指称对象本质规定性的中国概念。
一些日常生活用语进入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提升为科学术语。汉语口头语“劳力”进入马克思主义语用环境，衍生出两个相互区分开来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劳动和劳动力，另一个口头语“生产”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术语，延展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等政治经济学概念。“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百姓日用而不自觉的常用语，在《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汉译本中成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封建”“地主”“农民”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是对传统社会的阶级分析工具。“买办”本来是大管家或外商经纪人的民间称谓，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突出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成为阶级同盟的上层资本家，外延上等同于“大资产阶级”。在日常语言环境中，“矛盾”这一术语用来讽喻言行不一，被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成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还有一些术语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语用领域发生变化，生物学术语“有机体”的使用领域拓展为整个自然和社会，地理意义上的“殖民地”术语转变为表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在人口和族群意义上使用的术语“人民”变成表达社会历史主体的政治概念，原是军事术语的“先锋队”语用关系延伸到社会领域，表示起先驱作用的社会力量，再经过列宁《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建党名篇汉译，“先锋队”术语进一步用到政治领域，专指阶级的有组织的先进部分，“支部”“干部”术语的使用领域也完成了同样的变化。
经世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自由派、民主派在近百年间引进了大量西学术语，许多进化为马克思主义术语。其中，西方哲学术语“物质”“意识”“辩证法”“形而上学”进入马克思主义汉译文献，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日常生活术语“矛盾”成为唯物辩证法核心概念之前，先作为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用语，术语“扬弃”则在从西学术语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后，才根据“积极的否定”用汉字拼义而确定词形，西方哲学意味浓厚的术语“本质”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矛盾的特殊性”向度，并由此将“人的本质”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人相比动物的特殊性不在于自然存在物方面，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来改变自然环境。在近代西学话语中，“阶级”和“帝国主义”本来是社会政治术语，进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话语系统变成经济概念，成为社会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资本”“价值”等最初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引入的术语，进入《资本论》《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等汉译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伏尔泰、帕格森、霍布斯、康德、卢梭、洛克、杜威、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中，从罗伯斯庇尔、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华盛顿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史绩中学到的“民主”“民族”“革命”“共和”“国体”“政体”等政治术语，进入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国家与革命》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等著作中，成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
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过程中专门创设的汉语术语，外延划分日益清晰。为译介科学实践观启用的术语“实践”，译介列宁主义国家观启用的术语“专政”，成为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政治概念。通过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生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术语，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社会历史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的主要概念工具。基于苏俄建政经验，而用“所有制”术语翻译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是社会阶级分析的首要概念工具。组合而成的汉译术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含思想、运动和制度目标，前者成为后者的下位概念，后者在一定层面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复合术语，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下位概念。在译介俄国合作社运动中，特别是为翻译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著述专门组合的术语“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概念。“共产党”成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通用名称术语，“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概念最初被列宁用于哲学立场，后来与新术语“党纪”一样，成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领域的核心概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建构（1939—1949）
概念一经形成就具有解释、批判、规范、引导现实的语用功能。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命题，到党的七大召开前，在延安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达192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参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工具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汉译概念在中国全面展开语用实践。据初步统计，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所有毛泽东相关著作高达2305种次，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体系的主体部分。列宁指出：“范畴即纯粹普遍的概念”，“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通过对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提炼，通过创造和交流’）为人们服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厘定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义位、义项，提炼出若干概念的总范畴，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范畴。
（一）建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范畴表述党的属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局部执政，而且实际领导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党自身发挥先锋队作用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党长期处在农村地区，面对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突破了经典作家关于领导现代工人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革命环境对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王稼祥也在《共产党人》发刊号撰文，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之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其使命就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与此同时，陈云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发文指出：“共产党不是‘工党’”，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环境中，分清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工党”的本质区别，从名称术语上建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概念。至1945年5月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明在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采取了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已经建成“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概念在党内确立起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推进，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概念内涵进一步丰实。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 共产党员与人民血肉相联，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之后，刘少奇在党的七大进一步阐述：“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确立起党作为全体人民先锋队的历史地位。而全民族抗战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所以“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就同时确立了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定位，就突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历史使命和组织功能的中国格局，全面建构起“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范畴。此范畴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等四个主要概念，置于列宁主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义位之中，取“近现代中国”“现代产业劳动者”“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决定的大社会集团”“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诸义项进行组合，通过社会历史活动的立足点、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先进部队等义素，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此范畴中除了四个主要概念，还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党性”“组织”“干部”“支部”“纪律”等术语，成为该范畴的次生概念，而“思想建党”“领导权”“生命线”“讲习所”“党风”“党内政治生活”“思想路线”“群众路线”“阶级意识”等等，是围绕该范畴的衍生概念。
（二）建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畴表述根本国情
1926年蔡和森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到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系统化，在毛泽东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姊妹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术语被置于社会经济形态的义位之中，从认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度，阐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还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说：“中国的社会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动，由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得到深刻阐释。在这些论述中，“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术语在语用顺序上开始还没有前后固定，比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使用同时使用 “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任弼时在一份报告大纲中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等。1943年底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后，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使全党对半殖民地屈辱的感受更加强烈，一方面对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系统思考理清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内在关联，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制定的七大工作方针把根本国情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七大前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范畴表述基本定型。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1948年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范畴内核得到科学解析：“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转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范畴及其权威解析进入全党全军的通行话语，1949年华东军政大学主办的《军大导报》第130期刊出解释名词：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畴的语言物质载体更加巩固了。其中，“殖民地”“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是构成范畴的主要概念，在社会经济形态的义位中，“依靠军事、政治等超经济手段剥削落后民族”“地主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社会性质”等义项组合起来，陈述由于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超经济盘剥，妨碍了中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演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形态，虽然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经济命脉被外资操纵，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所以是半殖民地社会；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发生和存在，完全的封建经济变成了半封建经济。主要概念而外，“帝国主义”“民族” “买办”“地主”“地租”等属于次生概念，还有“租界”“宗法”“富农”“军阀”“列强” “势力范围”“资本输出”“不平等条约”等衍生概念。
（三）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表述总路线
党成立之初，蔡和森就认识到革命任务“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这种新的民主革命，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用概念化的语言表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回首中国民主革命一百年，毛泽东指出：“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 。十月革命开启了“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已经成形。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为了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党内也有人将“新民主主义”称为“新资本主义”，包括毛泽东。1942年美国《幸福》杂志将翻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政策，打包称“新资本主义”，在国统区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施复亮就认为中国必经一个“要扩大剥削关系”的“新资本主义”的阶段，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必然要撇清和超越所谓“新资本主义”的模糊概念。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刻认清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特别是官僚资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据此一方面将其纳入革命对象，一方面将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的充分物质条件。到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没收官僚资本的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指明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围绕社会主义因素将民主革命之“新”立体构建起来，革命的基点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经济起决定作用的人民共和国，革命的前途是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成熟和定型。其中，“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四个主要概念，被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义位，取“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和制度”“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思想和行动旨向”“阶级斗争的暴烈形式”诸义项组合，陈述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进程中，革命的对象、领导者、依靠力量和主要阶段。“阶级”“群众”“总路线”“革命纲领”“过渡时期”等属于次生概念，而“领导权”“根据地”“民族资本”“统一战线”“工农联盟”“人民战争”“武装割据”“游击战术”等属于衍生概念。
（四）建构“人民民主专政”范畴表述新国体
在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中能够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那些阶级，“马克思说的是‘人民’。”“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根据革命导师“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首次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概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实践上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随着民族矛盾上升和阶级关系变化，瓦窑堡会议将“工农共和国”改称“人民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明：“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将人民概念界定为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之后，毛泽东驳斥了重新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批评了寻求英美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深入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建国目标。1948年6月，中宣部发布《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首次提出“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 。一年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全面阐发人民的概念、民主的概念和阶级专政的概念，“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成熟的思想范畴。此范畴有“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四个主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国家学说的义位中，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联合”“人民的统治”“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等义项组合起来，陈述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的根本性质。“上层建筑”“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共和”属于“人民民主专政”范畴的次生概念，还有“统治阶级”“反动阶级”“工农联盟”“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等衍生概念。
（五）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范畴表述新政体
列宁反复提出，工人和农民摆脱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苏维埃替代农民协会成为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进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体。延安时期，边区政权突破工农兵的阵容成为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政权，政权组织形式不再仅仅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同时，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群众认同，也亟须消弭音译词的理解距离，苏维埃一词开始在语用实践中祛魅，以意译词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体提供概念工具。毛泽东主张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系统，“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针对普通群众对音译词“苏先生”的茫然，毛泽东解释说：“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范畴包括“人民”“代表”“全体会议”“制度”四个主要概念，在此处，“人民”的义项与在“人民民主专政”范畴中的义项一致，与“受人民委托行驶权利”“全体成员出席的会议”“国家制度”等义项组合而成，在马克思主义议行合一政权组织原则的义位下，陈述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的新中国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