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扶弟魔”现象是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造成的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家庭层面，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以及道德力量的“规范约束”使女性被迫让步资源，形成了代内剥削。个体层面，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以及双重角色的“以宗补姻”成为强化代内剥削的个体认知机制。这种长期代内剥削实际是代际责任的转移，家庭再生产中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社会需要重视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体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会形成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同时，更需要关注“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父权制仍然存在、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社会性别污名化，正确认识、解决困境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关键词：“扶弟魔”；代内剥削；男孩偏好；角色越位；代际责任转移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22)10-0070-1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扶弟魔”一词在各类网络社区中逐渐流行，豆瓣、知乎、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存在大量以“扶弟魔”为主题的小组、帖子或博文。比如，在微博讨论平台，截至2021年6月28日，话题“妈宝男与扶弟魔哪个更可怕”阅读次数超4.4亿、话题“家人要写我名给弟弟买房”阅读次数超2.2亿、话题“当长辈是扶弟魔有多窒息”阅读次数超1.1亿、话题“爸妈想让我当扶弟魔”阅读次数超1119万、话题“扶弟魔”阅读次数超1020.7万。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讨论，甚至出现了娶妻不娶“扶弟魔”等具有标签和对立性质的口号。由此可见，“扶弟魔”现象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也真实地反映出女性长期处于家庭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与家庭内部兄弟姐妹间正常的互帮互助不同的是，“扶弟魔”是指宁愿挖空自己的小家也要补贴娘家兄弟，照顾兄弟一生吃喝拉撒娶妻生子，甚至兄弟的孩子都全部包办的女性。换言之，对这类女性来说，“扶弟”不仅是亲代的要求，也是她们的自我选择。
在家庭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也出现了阶层分化，特别是在农村家庭，女儿特别是姐姐可能被牺牲以保障家庭中男孩的向上流动。“扶弟魔”一词概述了社会对家庭内部同胞阶层分化现象的认知，主要体现为“两阶段”代内剥削。在抚育阶段，女儿需要为儿子作出“资源让步”；在赡养阶段，女儿需要为儿子提供“资源补充”。也就是说，女儿在成人、步入社会甚至是结婚之后，还在担当抚育弟弟的职责，补充扮演父母的角色，有时甚至需要承担父母的全部职责。学术界从代内剥削的角度进行了与此议题有关联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农村的“高额彩礼”现象。彩礼功能从表达性向工具性的异化，使得高额彩礼在农村造成代内剥削的严重后果，这种剥削表现为父代强迫女儿早婚来获取彩礼，以此为儿子积累更多的婚姻资产。在中国传统“同居共财”的父母、兄弟与姐妹的三角结构中，女儿在结婚这一人生节点成为高额彩礼的受害者。与此不同的是，“扶弟魔”现象所反映的代内剥削更具有持续性与长期性，对女儿的挤压与剥削更为严重，女儿甚至“认可”了这一剥削。这种因家庭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成的长期代内剥削，源于家庭代际关系不平等与同胞关系不平等，不利于女儿的心理健康、挤压了女儿的成长资源、剥削了女儿的工作收入、影响了女儿新家庭的发展建设，更是动摇了社会关系基础——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谐，从现实意义上看有必要重点关注此议题。
尽管已有研究重视且探索了家庭内部的剥削现象，但是研究视角却更多地停留在结婚、彩礼这些重要人生节点上，忽视了贯穿于女儿人生的“长期代内剥削”，学术研究处于空白。同时，从女性主义出发，“扶弟”代表需要被帮扶的“兄弟”和能够帮扶的“姐妹”，部分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超越”兄弟、实现自我价值，在家庭生活空间有了话语权与决策权。但是，“魔”也说明这部分女性无限制地帮扶兄弟，甚至牺牲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利益来为兄弟提供资源，这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断努力奋斗的女性仍旧逃不出原生父权制家庭的画面。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关注并分析，女性在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为什么仍旧无法在家庭生活空间获得平等付出相应的地位。因此，从理论意义上来看，需要关注家庭结构下对女性的“长期代内剥削”，分析现象形成机制以及对个体行为、家庭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深刻展示女性面对的不平等困境。
二、文献综述
（一）资源稀释理论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性别差异
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提升、生育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越来越少的兄弟姐妹，而兄弟姐妹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贝克尔（Becker）首先将经济学领域的“数量—质量权衡”概念引入到家庭领域的讨论，将其发展为“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该理论强调父母需要在抚育孩子时平衡数量与质量，因为基于抚养孩子需要付出的时间与生活成本，以及有限的家庭资源，家庭中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父母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家庭效应最大化，需合理分配家庭资源。此后，布莱克（Blake）提出资源稀释理论，将家庭资源概括为场景资源、机会资源与心理资源，该理论认为每个家庭的内部资源有限，孩子越多，同胞之间对资源的竞争越激烈，每个孩子能享受的平均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他通过研究家庭子女数对孩子受教育程度与攻读大学计划的影响，证实了家庭子女数对个体资源的稀释效应。基于此，唐尼（Downey）提出了家庭资源概念的框架和具体测量指标，将家庭资源分为经济资源与人际资源，发现人际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家庭子女数与教育成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庭子女数的增加会带来个体教育成绩的下降，具体化了资源稀释的过程。
一部分学者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与男孩偏好进一步拓展了资源稀释理论的研究范围，揭示了中国背景下资源稀释的性别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家庭资源约束背景下，父母在不同性别孩子之间的资源支出偏好不同、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不同，资源不仅是亲代与子代的双向代际转移，也形成了兄弟姐妹间不对称的代内转移，即出生序列早的孩子流向出生序列晚的孩子，不是性别偏好的孩子流向性别偏好的孩子，家庭资源分配受子代性别结构的影响。如果说同胞规模效应度量的是家庭间的不平等，那么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则度量的是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家族制度使得父母有责任利用经济资源帮助子女成婚，而缔结婚姻时需要耗费的成本实际是家庭财富的代际转移，换言之，子女构成会影响家庭财产代际转移的资源分配。多子女家庭在决定某个子女的婚事时，需要考虑其他子女的未来资源，甚至某个子女需要为了家庭而牺牲、让步自己的利益。关于亲代对子代婚姻的研究众多，发现在实现子代婚姻时的“高额彩礼”现象中存在家庭剥削、代际剥削以及代内剥削等现象。其中代内剥削是指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资源竞争或者兄弟对姐妹的资源挤压和剥削。除了文化层面父权制对女性的直接性别歧视，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同样也是经济理性的结果。埃劳德·安尼尔格认为父母通过确保子女中至少有一人能顺利升迁，以促进家庭的整体社会升迁。在劳动力市场中，男性的劳动参与时间与劳酬都普遍高于女性，因此男性的家庭经济回报与教育回报感知更高，再加上“男性偏好”的影响，这种资源竞争对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孩不利。因此为了实现某一个子代的人生发展，亲代更可能牺牲年长的孩子、尤其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教育机会，以此来集中家庭资源去支持家中年幼的、尤其是男孩的教育。拥有兄弟对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不利，拥有姐妹则相反，兄弟数量对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大于姐妹数量。而有利的同胞结构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但不利的同胞结构只影响女性。资源稀释理论解释了每个子女所能获得的家庭资源与家庭子女结构有重要关系，且资源分配受父母偏好影响较大。
（二）强化理论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重男轻女
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子女间的亲密交往与情感沟通，直接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水平与社会化程度，以及儿童成长后形成的各层次人际关系。亲代与子代的情感交流，有利于亲代与子代的人格塑造和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更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从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农村家庭的亲子关系模式中，亲子间的亲密度低、亲子依恋不强、亲子交往频率低，在情感投入上，农村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有不平等性，表现为有明显的偏爱现象，更加偏爱男孩和排行靠前的孩子，这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重男轻女从传统形式上来看，包括两个部分，即偏爱儿子与对儿子优待。传统家庭父权制下，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庭财产、祭拜祖先，因此偏爱儿子是在保证财产继承的合法性与祭拜祖先的正当性。相反，女儿不被偏爱是因为女儿没有继承权，需要依附于男性，经济不能独立以至于人格不能独立。而传统的婚姻模式，从夫居婚姻也强调儿子才是永远留在家庭中的成员，女儿会因为婚姻的缔结离开家庭。这也解释了家庭对儿子优待，不愿意给女儿过多财产的现象。总的来说，重男轻女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意识观念，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根植于传统文化与经济理念中。具体而言，重男轻女可以认为是指“家庭中要求必须有一个男性的后代；亦或同时存在男性后代和女性后代偏爱男性后代，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与关爱”。而这种情感偏爱的不平等显著影响不被偏爱的子女的认知行为。
强化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某种外部刺激的产物，“环境—行为”是描述、解释、预测以及控制人行为的框架。强化是指行为发生之后有助于该行为重复发生、概率增加的事件，强化是主要的自变量，行为的变化是强化的作用，对强化的控制就是对行为的控制。实现强化需要强化物，也就是刺激行为反应强度的刺激物。强化物既可以是实体，比如奖金、奖品，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表扬、权力等。依据强化结果，强化可分为正强化与负强化，正强化是指对个体行为的刺激增强了该个体的行为选择。强化理论对解释多子女家庭中情感偏爱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行的视角。不被偏爱的子代与亲代情感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正反馈”心理效应也能作出解释。
（三）家庭转型与女性自我实现
费孝通将中西代际关系性质提炼为“反馈模式”与“接力模式”的“抚育—赡养”模式，父代对子代有抚育责任，子代则必须回报、赡养父母。在“反馈模式”中，家庭养老是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方式，而儿子则是家庭养老的主体责任人。但是社会结构转型也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儿子养老”出现危机，“女儿养老”作为新的养老实践也开始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家庭规模的逐渐小型化以及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都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需要其他养老模式予以补充。同时，横向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了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了家庭关系的主轴，家庭性质的转型与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也进一步削弱了儿子养老的伦理责任与结构责任。不仅如此，打工经济的发展、农村生计模式的转变使得女性能够参与甚至主导家庭事务的发展，提升了女性养老能力与意愿，推动了女儿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人口结构的转变下，家庭伦理压力与村庄社会舆论压力塑造了女儿养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市场化中养老时间与经济成本的增加也给女儿养老带来了结构压力。家庭养老实际上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女性地位的提升是女儿养老得以产生且持续性运转与维系的关键原因，女性作为能动的参与者，推动了女儿养老模式的发展。
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命意义与价值需要依附于男性才能体现，家庭生活几乎是女性生活的全部，离开了男性与家庭生活场域，女性就失去了自我价值的依托。但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平等权利的争取以及思想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径，“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中国女性权利的增加以及女性主义的觉醒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市场准入调节都发挥了作用，为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发展塑造了空间。新中国成立同年便成立了“中国妇联”，翌年推行《新婚姻法》，意图打破旧社会的婚姻陋习，中国共产党在最早期的社会性别政策中都追求男女平等。在集体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妇女宣传工作，从“走出门”“妇女解放”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从制度层面为女性地位提升打下基础。同时，女性也能与男性一同参与集体劳动，“工分制”量化了女性的劳动付出，从经济层面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性别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宣传“男女有别”来追求男女平等，虽然男女有别与贤妻良母等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复兴，但也不能否认，“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在现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被认为是一种性别分工模式，复兴的原因是保护妇女的健康以及支持健康的家庭。但在此阶段，虽然女性地位在向着夫妻平权的地位发展，父权制却仍然是家庭的权威，女性仍需与男性一起参与家庭生产。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打工经济盛行，女性开始有了独立参与经济生产与社会劳动的机会，真正实现了经济独立，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为女性带来了家庭场域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家庭地位显著提升。女性不仅有了婚姻主导权，也有了家庭生活场域的决策权，重构了农村家庭的权力结构，妇女当家已经成为农村家庭中的一种常态。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从教育获得、婚姻彩礼等方面研究了家庭内部在资源层对女性的代内剥削，揭示了农村亲子关系的相处模式以及女儿处于不被偏爱的地位。同时也从女儿养老、家庭权力重构等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这些研究对我们分析了解“扶弟魔”现象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仍有不足。从代内剥削来看，现有研究缺乏对于姐姐、特别是婚后的女性在原生家庭内部所面临的长期挤压与剥削的探讨。实际上关注“扶弟魔”现象中的女性，是对代内剥削研究范畴的拓展。而从家庭结构转型来看，“扶弟魔”现象是女儿养老的新格局，但是这一行为对女性及其核心家庭的发展不利，有必要关注现实后果。同时从女性发展来看，“扶弟”的前提是女性有能力帮扶，女性无界限的“扶弟”一定程度上是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女性拥有了一定的家庭话语权。但女性地位提升后仍然面临着父权制传统的裹挟，不得不屈服于原生家庭，这对女性的身份建构、认知架构以及自我发展有重大影响，女性是否会面临矛盾困境？“扶弟魔”现象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包含了家庭关系、同胞关系、女性权益等重要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关注家庭结构下对女性的“长期代内剥削”，分析现象形成机制以及对个体行为、家庭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深刻剖析“扶弟魔”一词的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含义以及时代色彩。
三、“扶弟魔”现象的形成机制
家庭层面，父母是家庭的权威与资源支配者，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先赋的不平等，表现为家庭资源的分配与情感偏向都由亲代决定，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资源与情感博弈。社会层面，受父权制、男孩偏好、男性教育回报更高等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亲代更可能形成资源上的男孩偏向与情感上的儿子偏好，因此同胞之间后天的不平等形成，同胞之间特别是儿子与女儿之间存在资源与情感博弈。个体层面，传统文化的社会教化强化了女儿的性别不平等认知。因此，在当今社会，女性地位与话语权虽有了显著提升，但部分女性仍然处于家庭弱势地位，她们无界限帮助弟弟的行为选择既是家庭观念的长期教化，也是寻求情感补偿的个体认知选择，更深层次的文化缘由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的剥削。
（一）家庭内部的“被动”资源剥削
1．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宗族、亲缘等传统连接并没有衰落，亲属关系网依旧活跃。家族意识、家庭观念于中国人而言是利益集团，也是精神支柱，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与价值。在家庭主义价值体系中，因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具有一种自然而特殊的亲密关系，彼此承担无条件和无限的相互照顾和扶持责任与义务。强有力的宗族群体与亲属网络使得家庭内部的连接与互帮互助呈现永久性，家庭中兄弟姐妹的互动不可避免且相对普遍，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这本质上是一种“沾光”机制。在多子女家庭中，“长姐如母”的传统伦理角色要求作为长姐的女儿需帮助父母，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她们不仅要在少年时期参与家务劳动，照料弟弟妹妹，在青年时期也要参与农事劳作用以增加家庭财富。这种传统家庭伦理的角色定位，使得女儿作为姐姐无法摆脱协助父母抚育弟弟妹妹的责任，不仅在抚育阶段为了弟弟妹妹的发展主动或被动让步、挤压自己的成长资源，在成年成婚后也要承担起弟弟妹妹人生发展的“无限”责任，以至于女儿作为姐姐在成年后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即时性”剥削，也就是说姐姐的劳动所得会因为需要负担弟弟妹妹的生活而转移出去。事实上，女儿出嫁后，其核心家庭与婆家逐渐成为女儿娘家的新资源。从社会现实来看，这种传统伦理角色在集体经济时期、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发挥了集中资源的作用。但是，即使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现代社会，传统伦理角色强调的“协助责任”并未消失，姐姐客观上被“牺牲”以期完成对弟弟妹妹的资源投入，最终形成兄弟姐妹间的代内剥削。
2．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
在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下，父母认知中形成了强烈的儿子偏好，这种观念也会影响亲代在面对多子女时的家庭资源分配。也就是说，亲代会将更多的家庭资源分配给家中的儿子，使得子代性别的儿子偏好在家庭资源分配时转变为男孩偏向。同时，亲代为了最大可能的考虑男孩的资源需求，甚至还会采用非对称的横向资源转移的方式，将女儿的资源转移给儿子，甚至是牺牲女儿的利益来满足儿子的要求。要么是减少对女儿的教育投资，要么是让姐姐较早投入工作或者成婚来降低女儿对原生家庭的资源依赖，以此保证年幼的弟弟的教育投入。因此，这种资源上的男孩偏向不仅体现在代际转移上，也体现在了代内转移中，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模式可以是概括为“从女儿身上索取的更多，可以给予儿子的就更多，自己将来能收获的也更多”。而这种家庭层面的认知也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认知，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会强化女性自身“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因此女性也会主动地放弃或让步自己的教育机会。
3．道德力量的“规范制约”
道德力量是维系亲代与子代之间代际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对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模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重点在于在亲代与子代之间形成了一种代际区别的普遍规范化氛围，并影响不同代际成员的日常活动。道德力量对子代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促使其形成尊老爱幼、孝顺赡养亲代的观念，通过社会规范影响和引导子代的行为模式、对待亲代的态度等。风俗、惯习是区域内共有的行为准则，对代际间的交往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乡村社会家庭财产由儿子继承，女儿不能插手娘家财产的相关事宜。同时，在乡村社会中，即便女儿已经出嫁，但是亲代保有的权威和情感“胁迫”也影响着女儿亲属关系的建构，即原生家庭中父母对女儿的“权力”并没有因为女儿建立了新家庭而消失。为了能够保证自己老有所养、减轻儿子核心家庭的负担，部分父母不断地通过道德力量影响女儿的认知和行为，致使女儿无法拒绝对原生家庭的反哺与对弟弟的扶助。比如，“做女儿的要哄着点弟弟和弟媳，也好让弟媳对自己的父母好一些”“谁的女儿不怕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儿媳面前受委屈呢？”“你可要帮着你弟啊！否则咱家还不让外人欺负或笑话吗？”“女儿和父母最亲，是父母的贴心小棉祆”等语言从情感与道德层面绑架女儿。父母往往只看到儿子眼下的困难，却对女儿个体生活的艰辛并未感知。传统道德力量对于子代行为的规范与制约，使得女儿内化“百善孝为先”等观念，部分女儿宁愿忍受艰苦，也要挣钱来解决家中的贫困。虽然在资源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在家庭道德力量的规范下，女儿不得不重视对原生家庭的反哺以及对弟弟的帮助，而在成婚后更是注重娘家的发展。
（二）女儿层面的“主动”情感付出
1．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
代际关系中亲代与子代的情感交流，以及亲代对子代的情感关注对子代的影响是重大的，大多数成年人很难摆脱儿童时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心理模式。在多子女的原生家庭中，某个子女如果从出生开始就被忽视、嫌弃或者排挤，得不到亲代的公平关注与关爱，以及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友好相处，那么他在成年后会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女儿特别是姐姐经常在家庭中处于不被偏爱的地位。因此，为了获得家庭情感关注，一方面，女儿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来获得父母的肯定，从而养成了乖巧懂事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成年后如果亲代对其某种行为表示肯定与认可，女儿就倾向于重复该行为来获得关注与归属感，以便能持续获得亲代的表扬以及重获来自原生家庭中的尊严与地位。比如，谭深的研究发现，孝顺的女儿、年幼外出打工的女儿的汇款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是为父母分忧，此行为能给她们带来成就感。因此，当父母对其反哺原生家庭以及帮助弟弟积累生活资源表达肯定与认可，并将其视作孝顺父母的表现时，女儿就会受到鼓舞，期望通过不顾一切的孝顺行为来获得持续性的表扬与肯定。在她们的认知中，“扶弟”是与传统孝道一脉相承的，无止境的“扶弟”行为更是“孝顺就是为父母分忧”“姐姐就应该帮助、照顾弟弟”等观念的生动体现。事实上，这种为了能够获得原生家庭尊重不断反哺的行为，是女儿为了弥补幼年时期就开始缺失的家庭关注而不得不采取的心理补偿行为，她们渴望通过“扶弟”来重获娘家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愚孝心理。
2．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
儿子养老多被认为是基于传统家庭伦理责任以及风俗习惯的普遍化的内在规定，是“刚性”的伦理责任；而女儿养老多是基于对父母的情感基础，是“软性”的良心行为。以此来看，女儿成年后、特别是成婚后对原生家庭的情感、经济支持，接受父母让其负责“补充”弟弟的家庭财富的要求等行为有很大的情感因素。原生家庭的父母则是利用了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情感交流来“绑架”更加关注情感交换的女儿，来帮自己完成为儿子娶妻成婚、构建新家庭的“责任伦理”。从代际关系、同胞关系来看，从幼年时期开始的与父母、弟弟的情感交流，增强了女儿对原生家庭的基于情感的经济资源反哺意愿。但这种反哺意愿也让女儿面临着“沉没成本效应”的陷阱。沉没成本效应是指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因受到沉没成本影响而产生的非理性决策现象，决策者会因顾及沉没成本持续性投入成本或某一行为。沉没成本包括金钱、时间与努力，是指以往投入但与当前决策无关的成本，已有研究证明沉没成本效应也存在于社会人际关系之中。在人际交往中，沉没成本越高，双方因为感情冲突与感情破裂而感受到的挫败感、失落感越强。换言之，社会交往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一方在此过程中持续投入沉没成本，在沉没成本极高时，付出方则很难“停下”持续性付出。这是因为以往的付出已经不断累积，构建了双方的关系结构与模式，一旦付出方停止付出，双方的关系并不会停留在已形成的结构与模式层面，反而会倒退，累积的情感也会慢慢“崩塌”，这意味着之前的付出“白费”。从姐弟关系来看，姐姐与弟弟从幼年时期开始情感沟通与交流，她们大多通过让步自己的资源与利益、照顾抚育弟弟来构建与弟弟的情感关系结构与模式，而其中付出的资源、利益、情感就是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会随着姐姐与弟弟的相处越来越高，一旦姐姐停止类似于以往的付出，那么姐弟的关系模式就会发生改变，存在姐弟关系破裂的风险，甚至会出现弟弟只记得姐姐此次的未付出，而忘记姐姐长期的已付出，这对于重视情感交换的女儿来说具有挑战性。因此，被沉没成本裹挟着的姐姐基于情感因素不得不持续性的反哺原生家庭以及补充弟弟的生活资源，以此保证以往的付出都没白费。
3．双重角色的“以宗哺姻”
在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后，年轻女性从女儿到儿媳的角色转换不是简单的身份变化，而是一个长期的亲属关系构建的实践过程。从社会现实来看，对无止境反哺原生家庭帮助弟弟的部分女性而言，在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后，她们所看重的利益主体仍然是自身原生家庭，因此不惜牺牲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利益，甚至不断“挪用”婆家资源反哺原生家庭。她们之所以在双重身份——女儿与儿媳下仍然“心向娘家”，实际是其身份转换过程中亲属关系构建的结果。一方面她们“想”以娘家为重，另一方面她们也“能”以娘家为重。从女儿到儿媳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情感偏向对其亲属关系的构建影响较大，这使得女儿有明显的偏重娘家、疏离婆家的表现。而“扶弟魔”现象中的女性大多缺乏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也较为谨慎、封闭，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很难在婆家构建起认同感，普遍认为婆家拿她当“外人”，缺乏归属感，因此娘家成为了她们的期望，期望通过为娘家付出为自己留有一条“后路”，这为她们“扶弟”提供了心理基础。
之所以能“扶弟”，特别是利用自己核心家庭与婆家资源来补贴弟弟生活也是她们“权力”构建的结果。男性离婚后“重返光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面临着二次婚姻的经济压力，再婚成本高。因此，高额彩礼、性别失衡、性别挤压等结构性现象也带来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她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更多家庭权力去分配家庭资源。女儿与娘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姻亲关系比宗亲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父母都在被儿媳的原生家庭与儿媳剥削，当然几乎所有女儿也都在被自己的父母与兄弟剥削，这为女儿提供了“扶弟”的物质基础。作为“女儿”，她们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作为“儿媳”，她们又不断在“剥削”自己的核心家庭与婆家。双重身份使得重视生活家庭与亲属网络中情感交流的女儿逐渐形成了“以宗哺姻”的全新权力结构，“扶弟”既是父母的要求，又是女性家庭权力构建的自我选择。
四、代际责任转移与女儿“角色越位”
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使得女儿特别是姐姐在家庭结构中处于明显的弱势与不平等地位，不仅处于家庭代际关系不平等“先赋地位”，更是面临着家庭代际关系不平等的“后天强化地位”，代际关系不平等甚至给她们带来了代内关系或者说同胞关系不平等。在家庭内部，“幼年挤压”与“成年剥削”形成了对女儿特别是姐姐的深层次代内剥削现象，女儿不得不让步幼年资源，甚至在成年、成婚后增补家庭特别是弟弟的家庭财富。同时，情感层面的更少关注与情感绑架使得缺乏安全感的女儿特别是姐姐为了寻求心理补偿帮助原生家庭的认可，主动选择反哺原生家庭帮助弟弟，不惜牺牲自己核心家庭与婆家的利益获得来自原生家庭的尊严与地位，这种情感认知成为了已存在的家庭内部代内剥削的个体强化机制，甚至将第三方（即女儿的核心家庭与婆家）“卷进”了剥削来源中。由此可见，“扶弟魔”现象实际是基于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形成的家庭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同时女儿个体的社会化认知也强化了这一行为选择，在家庭结构、社会文化与个体认知中撕扯、融合，最终形成了角色越位的行为结果。
个体身份界限被模糊，家庭内部对于儿子，特别是弟弟的代际责任由亲代最终转移到了女儿，特别是姐姐的身上，最后形成了具有内强化机制的代内剥削现象，家庭内部代际责任发生部分转移（如图1所示）。这种代际责任的转移，甚至在女儿结婚后，转移到了女儿的核心家庭与婆家身上。总的来说，家庭再生产中的代际责任转移是女儿原生家庭中父母的代际责任，主要是指对儿子的抚育责任与家庭经济压力单向转移到了女儿，甚至是女儿的核心家庭与婆家身上。女性角色越位对女儿本身的影响是持续性的、重大的，但是由于造成角色越位结果的参与方不仅仅是父母、弟弟，还涉及女儿成婚后的核心家庭与婆家，因此女性角色越位影响广泛且深入，出现了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
图1 家庭再生产中的代际责任转移方向图
从女儿核心家庭来看，这类女性将原生家庭放置在优先位置，而自身核心家庭在其后。尽管她们建立了新的家庭、拥有了新的亲情与家人，但仍然存在原生家庭的烙印。为了扶弟，她们有可能不顾及自己丈夫与孩子的感受与利益。如果新家庭的资源丰厚，“扶弟”行为对核心家庭以及婆家的影响可能还算小。但如果新家庭以及婆家的经济资源也十分有限，那么这部分女性无界限地为娘家人付出，甚至是通过对婆家人的挤压与资源“抢夺”或者偷偷“挪用”来实现自己父母的心愿，最终可能形成“掏空”婆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原生家庭对女儿的剥削甚至是横向辐射到了女儿的核心家庭与婆家，不仅是丈夫的父母，更有丈夫的兄弟姐妹。而从长远来看，从小到大被灌输“姐姐就是应该心疼、帮助弟弟”“为父母分忧就是孝顺父母”等理念，她们内化了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家庭结构认知，并将其贯彻在了新家庭的经营中，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这对家庭中新增的下一代女儿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在新建立的核心家庭中，这类女性很有可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去教育自己的女儿，而她们的女儿也将从小面临被剥削的困境。也就是说，这种基于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形成的对女性的长期代内剥削也很有可能传递给这类女性的下一代，形成对女儿的“剥削往下流”的现象。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女儿为原生家庭的回报总是会多于原生家庭给予她的付出，女儿始终处于代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对于原生家庭来说，这类女性给了弟弟极大的经济便利，但同时也是对弟弟自理能力与健康人格培养的慢性他杀。幼年时期由父母与姐姐共同照料弟弟的日常生活不利于其自理能力的培养，而成年后弟弟如果不能正确、积极地与家庭心理断乳以及经济独立，就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人格、价值观、心理成熟度和行为方式。这类女性的持续性付出只会让弟弟习惯性的获得与索取，即使年龄不断增长，也只能扮演巨婴角色，不能独立解决生活问题，更别谈通过自己的努力孝敬父母。对于他们婚后建立的新家庭来说，也不利于家庭的长远发展。一旦姐姐停止付出，就会严重影响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以及与弟弟的代内关系，家庭的“和谐”将被打破。
五、“扶弟魔”一词背后的女性困境
“扶弟魔”现象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为了反哺原生家庭以及帮扶弟弟，不惜牺牲自身甚至核心家庭利益的悲情境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部分女性在突破性别与资源限制、达到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仍然难以摆脱父权制下家庭对女性的代内剥削。女儿的自我主张和自我利益与家庭本位中利他牺牲精神之间充满张力，而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中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显示。这类女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们不仅没有反抗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剥削，甚至将相关特殊观念内化为了自身的行为认知，“扶弟”既是父母的要求，也是她们的选择。但在阐释了她们行为结果的形成机制与多方影响后，更需反思她们的弱势地位，从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系统层面关注她们所处的矛盾困境。因此文本最后想要深入剖析“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的困境、父权制仍然存在的困境、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的困境、社会性别污名化的困境。如何去正确认识困境、解决困境是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物质剥削与情感挤压
对于那些自身生活也并未有显著改善的女性来说，本就不丰富的生活资源交织在“扶弟”与自我生活的选择之中，生活意义与个体价值更加依赖于原生家庭的认可。不仅物质上的剥削会严重影响她们的个体生活，情感上的不平等更会影响她们的心理健康，但持续性的付出无法停止，内心的不安全感也难以消除。为了反哺原生家庭，他们甚至竭尽利用新的核心家庭和婆家的资源，一旦到达这种境地，她们很可能面临新家庭中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家庭破裂的困境，而娘家人却不会因为她们被婆家嫌弃而包容、安慰她们，反而会因为她们不能再继续为娘家付出而嫌弃她们。
这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全面付出，忽视自我的真实感受以及未察觉自己被“剥削”的社会事实，基于对原生家庭的爱与情感始终扮演着“付出者”与“牺牲者”的角色，始终处于资源的输出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身生活“自顾不暇”的姐姐们来说，金钱、物质资源上的相对剥削，会严重影响她们本身的生活质量。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亲属关系的建构中，她们更加强调情感交流，而持续性的付出是为了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认可和关怀，但由于父母的观念与不平等对待，以及部分弟弟的不思进取，她们只有“越付出、越空虚”“越掏空、越贫瘠”。这是因为在付出和牺牲的过程中，她们并未得到对等的爱的反馈，与原生家庭的交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但是，对于她们来说，坚信“扶弟”更多地成为了她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寄托，认为“扶弟”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什么，是自己的正当意愿，而社会对她们的标签判断是片面的。例如腾讯网曾报道，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一直很差，一农村男性在成婚时，其11个姐姐最终凑钱共32万帮助弟弟结婚娶亲。尽管为了弟弟的出生和成长，11个姐姐从小有过许多妥协，但是仍然表示自己并不是“扶弟魔”，自愿为弟弟筹钱，不仅能帮助弟弟娶妻买房，而且自己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女性自我实现与父权制传统
我们应该关注到对于部分女性而言，“扶弟”说明女性变强了，但是在女性能力、地位都提高之后，为什么还要困于父权制去无界限“扶弟”。“扶弟”代表一个需要帮助的“弟弟”和一个能够帮忙的“姐姐”，“扶弟魔”一词为我们刻画了一副“姐强弟弱”的画面。因此，“扶弟魔”的出现也从侧面刻画出部分女性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跨越，同时突破性别、资源与情感三重束缚，以达到超越家庭中的同辈男性的现状与趋势，即女性能够通过自身努力与教育求学在社会中获得劳动空间和发展空间。21世纪的重要文化特征就是女性力量的崛起，即使是在资源不足、父权制传统浓厚的农村地区，女性通过教育考学、创业工作以及结婚成家等自我努力的方式超越家中同辈男性的情况也时常可见，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家庭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部分农村地区，父权制的影响一直存在，且从思想与观念上“牵扯”着女性，女性仍然面临着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一方面，在盛行传宗接代等传统制度与观念下的农村家庭中，女性仍然被认为是家庭中的“外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儿子被认为是父母养老的主体，儿子的“兴衰成败”就是父母的“兴衰成败”，家庭内部形成了一个将女儿排斥在外的经济共同体。“从夫居”的传统制度也使得女儿被当作“商品”一样流通在传统婚恋市场中，因此高额彩礼形成的代内剥削，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女儿本身。另一方面，从女性个体出发，其与父母、弟弟的血缘关联、情感关联也让其难以完全摆脱对原生家庭的帮扶。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等观念也使得境遇较好的女性需要承担帮扶原生家庭的责任，以期实现家庭功能的最大化。因此，对于部分女性来说，尽管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冲破了阶层限制、改善了资源不足、提升了生活质量，但仍然很难完全“逃离”父权制下对女性的代内剥削，资源不平等与情感不平等仍然驱使着她们反哺原生家庭，直至反哺弟弟。
（三）角色越位与女性身份焦虑
传统社会中女性是依附于男性发展的，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压缩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空间，使其处于家庭弱势与被动地位。众多来自农村的女性在城市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她们需要面对的是与原生家庭完全不同的文化逻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传统的“从夫居”婚姻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时代挑战，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空间，形成了“两头走”的婚居模式，男女双方独立出原生家庭，共同建立新的、独立于原生家庭的小家庭，即核心家庭。家庭关系理性化与家庭结构和性质的变迁，使得横向的夫妻关系也逐渐取代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了家庭关系的主轴。因此，在城市生活空间，家族观念逐渐淡化，核心家庭利益大于家族利益，因此女性“角色越位”行为会被社会大众认为模糊、超越了界限。个体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发展也促使女性开始更加注重自身的心理感受与生活质量，但是传统的父权制思想也在影响这些女性的行为。
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压缩型现代化”，这种压缩型发展使得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复杂，社会同时具有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多种特征，也加剧了“扶弟魔”女性面临的文化冲突。旧的文化机制还未退出，新的文化结构欲快速挤入；或者旧的文化机制已然退出，新的文化结构还未建立。个体需要面对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的三重挤压、冲撞与融合。因此，对于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意图逃离父权制原生家庭环境、跻身于城市空间的女性来说，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自我实现与家庭束缚的冲突下，这部分女性也面领着撕扯和矛盾的困境，面临着自我认同的身份焦虑。例如网络案例中，部分网友表示“我爸妈一直要帮扶他，我为了不让我爸妈这么难也只能跟着填补进去，然后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清醒地知道他们有偏心，也清楚地知道他们也很爱我，这可能是我放不下的原因吧。”（网友B 2021年7月2日发布于豆瓣）“请大家把我骂醒吧，或者说说大家的看法，我真的不想变成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的人。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虽然很多次都下定决心不要帮助弟弟后，但是每次看到他让我帮助他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以前对我的好。”（网友C 2021年7月3日发布于豆瓣）
（四）“扶弟魔”的语意污名与阶层排斥
一方面“扶弟魔”一词被男性群体采纳，甚至衍生出“娶妻不娶扶弟魔”等类似具有明显排斥意味的口号，将女性对兄弟的帮助行为与“着魔”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标签化的方式简单概述社会对此类现象的认知以及类别化此类女性，这个词语的广泛使用会加剧婚姻市场中对底层女性的排斥。“扶弟魔”这一污名化的词汇，忽视了背后女性的悲情，忽视了生活水平与质量未明显改善但也竭尽全力帮扶兄弟的这部分女性的生活难题，也忽视了那些来自于农村家庭通过自身努力立足城市社会的女性的奋斗人生。相较于留守农村的兄弟而言，部分女性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面对不断激增的城市生活成本，她们并没有过多的优势，弟弟、原生家庭本该与她们互相扶持，而不是不断索取。她们无法摆脱这种来自原生家庭的关系，社会大众的污名化也使其在婚恋市场中备受歧视。
另一方面，贴标签的做法，直接武断地侧写了这一女性群体没有原则、不值得同情的形象，也是对底层女性的社会排斥，充斥着上层阶级的话语权优越感。这个词语的广泛使用实际上会激化具有不同思想和理解的群体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对抗，不利于社会团结，也冲击了社会交往的理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正视的是，即使“扶弟”成为了这部分女性的自我选择，也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认知观念仍然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文化教化的产物，与她们社会化过程中接触到的性别不平等观念与愚孝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单一地从她们的行为结果来定义她们的身份与行为，更应该关注她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与矛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