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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与意涵
2022-12-20   来源:薛小平   

  摘要:政党是现代化本身的历史性产物,而政党又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组织动员、发展稳定、利益协调、价值导引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崩解逻辑是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关键,而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屡遭失败就在于缺乏坚强韧性的组织力量,这就呼唤着在中国场域中的先进政党出现。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地担负起探索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持续不断地寻找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主体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领导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9-0014-13

  任何现代化,组织跟进势在必行。现代化是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和资源要素不断积聚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内含着矛盾即“它既趋向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层次上集中政权,同时又趋向于在更大的结构中整合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就需要一种组织化机制来化解支撑,政党便是其中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政党本身随外部复杂环境变化而发展,它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扮演的角色千差万别,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性质和使命。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一度失败的历史经验也说明需要政党这一组织力量的主导与支撑,且只有先进性政党方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担负艰巨的历史使命,这便是中国共产党。

  一、政党与现代化的交互逻辑

  总的来说,在人类史特别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可以找寻到政党与现代化的交互逻辑。政党是现代化本身的历史性产物,而政党又需要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具体而言,这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来看,政党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它与现代化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现代化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一)政党是现代化的历史性产物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S.N.)的说法,“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现代化就是一个诸多方面的新事物逐渐取代原有旧事物的历史过程,其中,“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重要成果就是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生成,这既是现代政治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政党是现代化历史演进的重要产物,这一新事物相应地催生出政党政治,后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新形态并成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政党是人类社会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过程中生成的,政党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尤其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形成史考察的角度来看,政党是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构成开启现代政治的关键性要件。政党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新型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与扩展、民主政治思想的出现与传播为政党的形成提供了经济、社会、思想和政治等各种必备条件。政党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领域有着紧密关联,政党的出现是划分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水岭标识,而自政党诞生以降,人类社会逐步生成了以政党和政党制度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构成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新形态。

  政党政治的生成和兴起不仅仅需要政党,还需要现代社会的经济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现代的政治制度基础等一系列条件,政党政治的形成更进一步表征着现代化历史进程演进取得阶段性成果。第一,政党政治兴起的社会之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政党政治时代的形成,首要必备条件就是政党的存在,而构成政党的核心要素就是成员的聚合与组织,这就需要突破孤立的封闭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成功彻底打破原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其根本动力就在于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实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相互自由竞争、相互自由流动,新的社会阶层也就实现了历史性新分化,新的社会结构也就实现了历史性新重组,这就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组织条件。新的社会阶层生成的突出代表便是资产阶级,他们率先成立政党,利用这一重要载体和工具展开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以获求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政治地位。随着这一政治地位的成功获取,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又受到了代表更为先进生产力要求的无产阶级的挑战,后者也逐渐意识到成立政党来捍卫自身利益的必要。第二,政党政治兴起的思想之基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确立。政党政治的形成不仅需要政党及其组织活动的运作,还需要对这一组织及活动的理论解释与理论说明。比如,政党的确立标识是自己的纲领,集中反映了自己的主张要求和政策方针,而这种反映必须要哲学观点、政治理论和经济学说为支撑及指导,以此才能说明自身存在及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出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意旨在于提出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等要求及说明。诸如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思想皆是资产阶级斗争封建贵族有效的理论利器,使得人们逐步相信了组织政党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这些思想的最终实践成果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们最为基本的人权保障,并为自由组织政党、宣传政党主张、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政党政治兴起的制度之基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力图作别传统社会和终结封建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完全由资产阶级这一角色独立完成的,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弱小时期,更需要各个社会团体、政治派别集合起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而这些社会团体及派别在革命胜利以后逐渐形成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及利益的政党组织,显示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旧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重要标志,这也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在一制度架构下各个政党及体系的形成,使得政党发展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运行轨道,并为发展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尽管这一功能发挥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矛盾制约而必然表现为有限度。

  总言之,政党与政党政治是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诸多领域互融一体作用而形成的,是人类政治社会和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构成,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需求和前进方向。只不过在各有差异的时空场域,政党与政党政治的生成方式与形态会因不同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而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产生之后都必然对本场域的现代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涉及到政党如何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了。

  (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党与现代化的交互逻辑表征为一种政党建设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现代化提供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平台,而现代化的推进发展,离不开政党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越高,对政党的要求也就自然提高,政党必须要通过自身各方面的建设来提升政党的能力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反过来,政党本身能够自觉地加强自身的建设并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越能够指引和导向现代化朝着高效良性的目标及趋势发展下去。自现代化催生出政党以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尽管在阶级基础、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与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千差万别,但都在不断发展并相互作用,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扮演,优化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共同成为推动人类现代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问题在于,政党是如何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的?这集中体现在组织动员、发展稳定、利益协调、价值导引等四个方面。

  第一,政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起着组织动员作用。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需要人的有序参与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需要有效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政党本身就是组织化的产物即一种具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的政治组织,这是区别一般社会团队的重要标志。政党也是现代化本身的产物,自产生以来就有承担推动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但政党必须要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力量,其重要职能——“动员”和“组织”则是“增强政党力量之路”,前者强调和解决的是如何提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基本能力和水平问题,后者强调和解决的是社会动员如何有序地参与政治化及其制度保障建设问题,只有这两者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才能彰显出政党的强大组织力量,为推动和实现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政党就应该具备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整个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服务的政治职能,这不单单需要对本阶级力量的组织动员和调配,更需要通过组织本阶级的力量来带动整个社会力量的动员与集合。可以这样说,政党能不能有效地“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不仅关系到政党自身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夯实稳固,也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完成进度和实现程度。具体而言,政党要在现代化中最大限度和有效发挥“动员”和“组织”主要体现为:对组织动员的主体来说,自身的政党纲领、路线方针要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性,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的思想理论,始终保持自身组织的先进性;对组织动员的对象而言,既要有效动员本阶级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去,也要积极动员其他阶级的群众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中去;对组织动员的方式手段来说,政党要依据自身的执政条件把自身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执行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将自身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图及安排转变为全体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第二,政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起着发展稳定作用。现代化的必备要素就是发展和稳定,二者缺一不可。所谓发展,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生活品质不断提升、政治生活不断改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等;所谓稳定,就是现代社会要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稳定的问题更为明显,有论者通过考察分析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得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种说法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在成果日积月累的现代化进程中,确实会滋生和积累出或多或少甚至难以确定的不稳定因素,现代化的成就取得与保持长久的稳定是伴随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如何破解这样的悖论是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政党则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载体。政党在推动现代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既要坚持以发展为导向和目标,又要坚持以稳定为保障和底线。对于发展和稳定,政党既需要积极动员和有序引导不同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中来,让人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得人们参与政治有制度保障和秩序供给,也需要强有力的决策执行能力和高精准的预测展望能力。这体现在中国最为明显,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之所以屡屡受挫、一蹶不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缺乏一个完整独立的统一政权和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深受外来侵略势力的打压和欺辱,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成效也就微乎其微,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能够发展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发生根本改变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其实就是政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发展稳定作用的一种典范。

  第三,政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起着利益协调作用。“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码前提和基本动力,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正是在利益需要和利益交集的驱动下,人们从事方方面面的生产,促使社会进步发展。政党是阶级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其产生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调整与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生产和创造社会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带来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利益来源和差异化的利益形态,由此产生特定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党的出场进行协调。在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将方向不同、利益不同的社会力量引领至政党设定的推进现代化的行进轨道中来,是体现政党整合社会力量和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现代化的有序推进,也关乎政党自身的前途命运。政党既要协调本阶级利益与其他阶级利益、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也要把握准这不同方面利益关系之间的张力,致力于完善和巩固一个稳定有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的协调与整合需要注重方式方法,比如,对于政党内部,可以通过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或举行党员代表大会来实现党内成员的利益表达诉求,进而整理利益;对于政党外部,可以通过包括举行恳谈会、听证会或新闻发布会等在内社会协商的方式进行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这样执政党的决策才能体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科学性。

  第四,政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起着价值导引作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在于发展场域、发展进程的时空序列不同,更在于各自的价值导引存在着差异,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党对于现代化有显著的价值建构与导向作用。一方面,政党对现代化的价值建构不仅要根据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倡导某种主流价值取向,也要反对某些与社会主流价值不相匹配的价值取向,以促使人们对主流价值的认同。而完成这一重任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体现一个政党理论素养的高低就在于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样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政党对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作用体现在政党究竟是代表谁、为了谁的现代化问题上,以西方政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问题有着根本的不同。萨托利曾言,“政党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并试图服务于整体的目的”〗,西方政党始终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推翻封建阶级和实现现代化方面起到过一定的社会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并不是为了让现代化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而是代表各个垄断集团的利益,试图永久性地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服务于整体”而是服务于部分或少数。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罢,其本质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则不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的“先锋队”并始终服务于整体的目的,这一先锋队的根基在于人民,其血脉与人民相通,对现代化的探索和追求不仅仅是创造必要的统一政权和政治前提,也是始终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为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不断推进现代化向前发展。由此,维系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试图让现代化永恒定格于资本主义,而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前行,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政党的鲜明对照。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先进政党出场

  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追求现代化不是没有付出辛劳和牺牲,然总是屡屡受挫、事与愿违、难出困境。找出和解析其中内在的根源不能仅仅局限于近代中国某一段历史时段,还要以大历史观的视角观察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演进逻辑,即是说近代中国要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或组织,由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演进至中国近代社会这一过程存在着怎样的逻辑线索。

  (一)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崩解逻辑是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关键

  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语境还不能单单聚焦于“近代”这一点之上,还要透析“近代”的历史源起即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只有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运作机理和崩解逻辑才能更清晰地抓住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找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答案。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可谓是根深、叶茂、蒂固,所以其持续的历史时间长度之久远,其积累的历史内容厚度之深沉,非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社会体制所能比拟。何以如此?关键的秘钥在于探寻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运作机理,一句话概言之为,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是集价值理念、组织结构和基本制度三位一体具有高度秩序化的社会系统,所谓高度秩序化,就是从个人、家庭的安顿再到社会、国家的摆位既各有运作逻辑又能实现有机联系整合为一个系统,使传统社会能够长久性持续性地运转下去。

  具体来看,一是价值主导的稳定性。任何社会的运作皆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为指导,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主导,这得益于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得儒家思想在政治权力的刚性作用下全面提升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儒家思想不断发挥柔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促进政治权力的巩固,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得传统社会的皇权统治只是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持续下去,即历代王朝只是更替了不同姓氏的皇族却并未完全改变儒家思想的价值理念。再者,儒家思想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价值理念,充分彰显出把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层层环扣并有机融为一体的理论旨趣和精神追求。可见,在以这样的价值理念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之中,任何个体都能够在家庭、国家和社会的演进中有着强烈的人生意义。二是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层面作为有效的价值主导,促成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比如,“大一统”理念突出强调国家层面法统和政统的根本,实现的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特别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其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和监督,使得政治上具有高效度的统一与稳定。尽管传统社会王权所达到和渗透地方是有限度的,正所谓王权不下乡,但在士、农、工、商中,士却为四民之首,这就说明“乡村社会主要由当地士绅、文人贤士予以治理和维持”,故传统社会组织从中央机构到地方基层都是严密衔接的。三是制度安排的有机性。无论是价值理念的主导,还是组织机构的设定,都离不开制度安排以实现可靠的秩序供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落地得益于传统社会中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个人的人生规划有着充足实践空间的制度保障,这也反促了儒家思想进一步强化价值主导。当然,传统社会制度安排是多方面的,如对内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郡县制度的紧密协作;对外有朝贡制度为传统社会的华夷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极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性与社会的稳定性。总言之,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组织结构和基本制度三层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制度为组织和文化提供保障,文化通过组织和制度存续,组织有文化和制度支撑,进而发挥着集成性功能,长久性地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体制。

  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是必然的。进一步说,世界上各区域迈向现代社会的方式各有千秋、差异分明。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基于内生动力促使古代国家较为稳定的转型,中国迈向现代却呈现出与欧洲国家完全迥异的历史语境与实践逻辑,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全面崩解是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前提,来自于外力的刚性冲击,以商品资本、军事暴力为代表的刚性外力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上演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对撞的历史之剧,产生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产生裂口而全面崩解,中国社会组织机构逐渐被解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逐渐被怀疑、社会基本制度的功能绩效逐渐丧失,迫切需要完成一场旧去新来的社会转型,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原来传统社会体系在外力作用下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转换,原因就在于在长时间范围内缺乏一个可靠的支撑力量来担负迈向现代的历史重任,思想家钱穆深刻地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当时中国社会中各个阶层或阶级自身无法凝聚起能够有效支撑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这就产生了能够凝聚阶级力量进而将整个社会其他阶级阶层力量整合起来的需要,这是作为一种特定组织力量的政党生成逻辑指向所在。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党的生成,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是凝聚和整合社会力量、创制和建设新型国家的内在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近代中国探索和追求现代化同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另一不同逻辑。

  (二)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屡遭失败就在于缺乏坚强韧性的组织力量

  以暴力式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外来冲击让中国面临着传统帝国体系如何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问题,同时也让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由古代史转向近代史,基于此,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和不懈追求的试图实现国强民富的重要目标。一批又一批国人为此开展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有人臆想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富强,有人主张改良政治体制来尝试与西方国家接轨,有人打着“现代化”旗号来维护清王朝统治,等等,不一而足,然内外交困、救亡图存的现实环境始终无法让前述想法主张变为现实,反而促使近代中国陷入愈加深重的危机之中。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抑或是其他运动,主导运动的政治力量囿于阶级局限,因而也就无法完成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但历史需要坚强的政治力量出现就必然要将其生成出来,一个先进的阶级必然要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担负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这一先进阶级也相应地要诞生出先进的政党。

  其实,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这一外力作用下逐渐促使前者传统社会体制的崩解,传统社会解构的逻辑方向必然朝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轨道行进,但首要前提则是恢复国家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的自身独立,摆脱帝国列强的侵略,实现政权的全国统一,消除军阀割据。这就需要革命,特别是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暴力革命,而开展革命需要有目标方向导引、有路线方针设计、有合理方法运用的组织运动,而不是无目标无预见无路线盲目式的集体行动。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孙中山都是把创建政党与完成革命紧密联结为一体的第一人。孙中山是在革命屡屡受挫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引入政党这一组织力量,他还自觉地将政党与建构现代国家有机接合起来。一方面,他认为政党是现代国家建构和诞生的必备要素。没有政党,建构现代国家无从谈起。“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现代国家构造的重要力量,这是“党建国家”的逻辑。自1894年建立兴中会革命团体起,孙中山就将建国作为这一组织的目标,明确宣告“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后来成立中国同盟会这一资产阶级新型革命政党之时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政党的目标宗旨为“建立民国”,但建立国家并非易事,辛亥革命创立的临时共和国并不持久,孙中山意识到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党,也需要进行武装斗争的军队。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党也是现代国家成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实践过程进一步认识到建设和发展国家的难度并不亚于建立国家,他从各种失败教训中感悟出来了政党建设国家的一些真理,他为此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的政治路线图,这是“党治国家”的逻辑。但后来政党性质的蜕变使得国民党长期停留于训政阶段,以发展民主之名行新的专制统治之实,带来的是问题丛生、混乱不堪直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成,这一过程始终没能组织和建立一个先进的政党,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也就更加迫切地呼唤着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真正主体。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政党的引领与组织。近代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并没有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呼唤着中国场域中先进政党出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和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展示了强大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它一经成立就自觉地担负起探索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持续不断地寻找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主体性,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无产阶级政党。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为摆脱民族被欺辱的命运和改变国家长期落后的面貌,不少有志之士向西方先进国家寻找真理,引介了不少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各种思想学说,但始终未能彻底改变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命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最好的真理”指导与先进政党领导的有机结合也开启了开天辟地式的新历史时刻,科学认知和合理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终于不仅具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也具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一切现实问题的真正主体即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又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乃至全人类史上皆有惊天动地的巨大影响,其成立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极具有影响广度和深度的历史事件,中国是一个极具特殊历史语境意义的东方古老国度,“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党’来领导。”自然,自主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符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融入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潮流,也就更需要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特殊的政党”,中国革命实现了旧面换新貌,“新”就在于有了新的领导力量推动着解决中国问题合理解决并不断向前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掌握真理性武器,然而寻找解决问题的真理性答案何其艰难,原因很简单,“不付出相当的独立的劳动,无论在哪个重大的问题上都是找不到真理的;谁怕付出劳动,谁就没有可能找到真理。”对于中国来说,找到关于自身出路的真理性认识及其应用实践道路,所付出的独立性劳动又是何等的宏伟,直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掌握并运用这个强大武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程中为深化真理的认识境界和实践场域又是付出何等雄壮的劳动,进而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的当时格局和未来趋势。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使得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探索现代化是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危机中启动的,要从根本上走出社会危机重重的困局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推动革命,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前赴后继式的失败,说明没有先进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国家民族独立这一现代化必备要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及现代化事业不仅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科学思想作为理论指导,“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创造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体力量,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以往国人志士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成效微乎其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既不是为了群众,又忽视和远离了群众,不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历史主体作用,不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内在的历史创造精神。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根基和源泉就是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深深地镌刻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所付诸的实践就是将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组织和集中凝聚起来,“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力量在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担负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政党与现代化的交互逻辑映射于中国这一特定场域之下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力量与最大的发动因素。”但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为什么能够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原因不仅仅在于以往各个阶级、社会团体及政治组织既无力又无法找到中国的现代化真正出路和成功之道,也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有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重任的能力。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格在于其初心使命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农民阶级、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不能真正改变和扭转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和根本命运,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最先进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指导,也因他们没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进行正确领导,没有且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动员最广大劳动群众力量进行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因而他们不能担负解决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出路问题和改变近代中国命运前途的历史重任。

  从一般普遍意义的视域来看,任何政党的产生都是历史性地附带有一定任务和目的的,换言之,政党出现于历史舞台并历史性地完成相应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功能,比如,在现代政治中的效用发挥、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在现代文化中的功能施用,等等,这些都集约性地指向于政党的使命。所谓政党的使命,就是政党所奉之命或承担的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人为主观加于政党之上,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所表征的基本内容,使得政党的使命具有历史合理性,更使得政党的使命具有特定意义,正如论者提出的“使命型政党”之“使命”是“特指在某种系统而完备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指导下,被共同体成员认为具有某种神圣意味,认为应该为之奋斗、奉献乃至牺牲的那种高远甚至具有很大超越性的价值使命。”而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规定了自身的初心使命,一大通过的实质起着党章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要素构成,而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则明文指出了党在当下处境中的中心任务。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是一个以消灭社会阶级区分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其初心规定就是勇担责任之心、坚定信仰之心、殷切为民之心,其使命担当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与无产阶级政党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具有理论原点层面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从一般类型划分上成为证实中国共产党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标志,也从特定时空上成为根本区别于其他近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及政党组织不能担负历史重任的资格象征。自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以来,就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的明显特征,现代化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格在于其先进理论的旗帜

  作为科学揭示包括现代化发展规律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是科学的,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在结构上是完整的,不仅彰显出强大的真理性力量,也显现出磅礴的道义性力量,因而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类别政党的显著标志,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从这一科学思想和先进理论中获得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无限的理论力量,确立合理可行的现代化战略及方针,进而开展符合实际的现代化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15条,其内容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拟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探索找到如何革命、怎么开展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进而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教条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失时机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地局限于某几国度或某一区域,也不是短期地局限于某一时间阶段,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断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能够集中体现不同时代特征、历史潮流和创新品质,从横向角度来看,不同区域和国度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问题导向不一致,现代化的生成和建设的具体形态也就并非一致,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本区域或本国度的本土化、民族化、具体化;从纵向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历史主题、历史潮流也各有千秋各有差异,拓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空间,关键就在于要不断回应和解答时代问题,融入和顺势历史潮流,创新和丰富社会实践,纵横交错地结合实现这一基本原理的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还重视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通过党内教育的方式武装全党,团结和激励全体党员干部朝着共同目标前进。总言之,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就能够确立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用科学理论来分析和认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规律,找到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答案,进而不断开辟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新境界。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格在于其组织体系的优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多和规模超大的后发国家,迫切需要一个组织体系严谨、纪律执行严明的政党来整合社会各个阶级的力量为实现现代化给力助劲,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和生产积极性,推动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是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建立起来的,不仅能够在党内形成覆盖全国各层级各领域的组织能力,还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党外的其他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投身于现代化实践之中。

  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还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组织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起步较晚、资源相对匮乏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难题,而以政党为主的组织资源则能够很好地回应和解决这一难题,由此开启了政党的“组织化驱动模式”。组织化驱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必然的国家建设上,更在于在近代中国其他社会资源不完备不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发挥和扩散政党的组织化力量来促使现代化的顺利展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备高度组织化和大规模组织动员的能力,是与党的自身严密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纪律分不开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依托于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将全党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能够最广泛最有效地激发党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纪律来确保组织执行力和组织效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党的组织纪律,针对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明确提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其实就是以铁的纪律来维护党的纲领路线,能够确保全党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和奋斗步伐的统一性,彰显出组织制度优势的行为规范和引导功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也就才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格在于其自我革命的特质

  政党能够引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不等于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过程始终是一路平坦的,关键在于这一政党是否能够在复杂的局势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定力和韧性。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开展的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常会遇到难以预料和错综复杂的难题,尤其是所面临的局势复杂多变和自身的问题可能造成一定的失误,这时候就需要无产阶级“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勇于发现承认并及时纠正错误,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纠错、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创始起就具备自我革命的内在特质,在实践中表征为一种自我纠错、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不断推进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自我审视以更好地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不仅仅体现为对自我的辩证否定,更在于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超越,其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自我扬弃,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旧事物与新事物的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无不彰显。因此这也要中国共产党要具备自我革命的能力才能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清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障碍,使得符合事物发展方向的新事物不断壮大,同时通过现代化进程中新事物的成长壮大来进一步反推党的自我革命以增强其主动性自觉性,进而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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