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返乡青年成为乡村振兴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返乡青年经历了从脱嵌农村到再嵌城市即进城，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即返乡两个阶段。进城阶段，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家庭关系的个体化演变以及生活方式的个体化选择构成了第一阶段脱嵌农村的现实动力。制度化“再嵌入”困境和“去传统化”的现实隐忧则成为嵌入城市的阻力。返乡阶段，其动力因素来自城市端、农村端、个人端等多重维度，也面临政策执行度、乡村生活再适应等阻力因素。返乡青年“乡—城—乡”的空间流动蕴含着个体主体性的建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个人主体性实现限度，努力为返乡青年增能赋权，依靠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制度的有效保障不断夯实激发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的现实基础，为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提供更多机会，释放更大空间。
关键词：返乡青年；形成机制；个体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8-0125-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到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全面谋划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其中，返乡青年正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智慧和青年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返乡青年主要是指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退役军人等，他们经过多年在城市打拼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理念返回家乡就业创业。返乡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定将大有可为，也定将大有作为。返乡青年之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现实意义。目前已有的文献对此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对返乡青年给予了新希望和新期待。从经济意义看，返乡青年成为新的人口红利与新的人力资源，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力量；从政治意义看，返乡青年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有利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意义看，返乡青年重新回到乡村生产生活，有利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对返乡青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返乡青年的就业创业的研究。相关研究侧重分析返乡青年在返乡就业创业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如何从政策、制度维度为返乡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和积极赋能。如林飞龙等综合运用返乡创业政策支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从个体特征、经营特征、动机特征和创新特征四个维度为返乡青年就业创业构建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体系。二是针对返乡青年的社会融入的研究。返乡青年经历了城乡两种异质性的社会生活空间，重新回归乡村生活后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状况影响着他们能否“返得回”，是否“留得住”。如王成龙等从社会规范融入、生活方式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对返乡青年社会融入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三是探讨返乡青年的形成逻辑的研究。返乡青年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个体心理动因和行为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梁栋等认为，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构成了青年返乡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青年打工所形塑的主体性建构和劳动观念转型则是青年返乡的主体动因。何慧丽等则从主体性的视角考察返乡青年何以返乡背后蕴含的主体观念认知、意义建构和行为选择。综上所言，现有研究对返乡青年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形成逻辑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对返乡青年的形成逻辑的相关探讨，一方面着重分析青年从城市返回农村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缺乏针对性理论视角的有效介入和深入解读。实际上，返乡青年经历了从“农村—城市—农村”的流动实践，进城是返乡青年形成的隐含前提，仅考察从城市返回农村这一阶段的流动机制难以对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有较为完整和系统把握。诚然，返乡青年的出现离不开宏观社会因素的结构性力量与制度性因素，也离不开个人主体性的自觉构建。社会学中“个体化”理论所表达的正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组织制度的方面，还体现在个人的心理、情感、价值观等层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合理的认知范式对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动态演化及主体性建构提供一种探索性的分析与解释。
二、为梦想远行：从脱嵌农村到再嵌城市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性的深度推进，社会个体化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铺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由“总体性社会”到“个体化社会”的发展趋向。返乡青年作为一种新群体、新现象出现，其背后有哪些社会基础？有什么力量的推动和形塑？又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个体化转型有怎样的关联？只有将返乡青年置于社会个体化进程之中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对返乡青年形成的社会基础、内在机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一）脱嵌农村的动力分析首先，返乡青年经历了从农村脱嵌到城市再嵌的流动过程。这个过程是返乡青年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即进城。城市成为他们最初梦想起飞的地方。他们为梦想远行的行动逻辑可以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维度出发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家庭关系的个体化演变以及生活方式的个体化选择。事实上，这也构成了青年脱嵌农村的现实动力。1.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传统的乡村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的共同体之中，表现强封闭性、低流动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推动和市场经济驱动下，我国乡村社会日益走向个体化。首先，乡村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转型。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户籍制度的松动等促进总体性社会逐步走向解体，集体性生活逐步走向衰落，个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性重塑。个体对家庭、集体、组织和单位的依附性减弱，不断从集体化和组织化中剥离出来。个体摆脱了原有共同体的束缚，走向了流动的、液态的个体化社会。农村剩余劳动力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社会流动，开始向城市转移。特别是青壮年外出务工、求学，期望通过农村到城市的横向流动，寻求纵向流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城市也正经历着个体化的转型，但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同城市相比更加主动和积极，脱嵌动力更加强烈。其原因在于，乡村个体从集体化生活中的脱嵌带有较多摆脱原有社会结构的束缚，积极寻找新机遇新可能；城市个体从单位、组织中的脱嵌意味着失去部分原有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其次，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变革。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彼此信任、相互熟悉，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个体化社会结构的转型展现为社会流动空间的拓展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个体突破集体化、组织化的边界，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传统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日渐式微，并逐步让位于流动、开放的“陌生人社会”。2.家庭生活的个体化演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一方面，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影响、渗透和表现在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这表明必须把家庭纳入到分析框架和思考维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与社会变迁紧密联系的有关议题。另一方面，脱嵌的个体积极规划和主动塑造自己的人生，无法绕过家庭这一基本单元。家庭又由此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在社会个体化趋势下，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家庭结构来看，呈现出日趋走向小型化与核心化的特点。从家庭关系来看，呈现出代际关系平等化的特点。父权权威下降，家庭关系重心下移，家庭成员之间平等意识增强，“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家庭中青年一代独立性开始增加，拥有更多主动权和选择权。从家庭功能来看，表现为家庭的共同生产功能弱化。“家庭不再是个体的目的，而成为个体追求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平台”。总之，家庭依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新特征是社会个体化所展现的结果，同时也构成了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动力。3.生活方式的个体化选择 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变革。由于对命运式、标准化生活方式的摆脱和抛弃，个体获得了选择多种生活方式的现实可能。加之，青年群体特质，他们对时代趋势有着更为敏锐的感知。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我的青春我做主”成为青年一代比较普遍的青春宣言和生活逻辑。青年在婚恋、职业、生活等方面的选择更加自主，选择可能与选择空间更加多样。他们围绕自身的能力、兴趣、喜好进行自我价值的深度挖掘，努力寻求个人发展机会，自主地选择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不断构建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奋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阎云翔将这种个体类型称为“奋斗个体”：这是一种自我驱动、深谋远虑、坚定的主体；他们追求自主的人生，伸张自由的权利，想方设法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二）再嵌城市的阻力分析农村青年嵌入城市应当既包含身体的物理嵌入，又包含心灵的精神嵌入；既需要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吸纳，也需要自身主观层面的融入。然而，从农村脱嵌出来的青年积极再嵌城市的过程往往又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会面临或客观或主观的现实困境，使其再嵌城市之路伴随种种阻力与诸多不确定性。具体讲，由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并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作为基础，个体在接纳与排斥、认同与游离、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遭遇“去传统化”的隐忧和“再嵌入”的困境，但又必须独自面对个体化的种种风险与阻力。总的来说，农村青年再嵌城市的阻力来自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和个体的主观性因素。1.制度化的“再嵌入”困境尽管个体化理论包含着个体自主选择的空间和自主决策的范围扩大的指向，或者说个体化强化个体的自由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受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农村青年流动到城市，在公民权利、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同城市居民存在明显差异化，往往遭遇或显性或隐性的制度性排斥和市场化区隔。诸如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来到城市的农村青年由于户籍屏障，难以取得身份归属以及户籍背后的相关福利，难以在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个体确实脱离了传统的纽带和支持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谋生以及其中包含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这些青年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工作往往稳定性差，流动性大，满意度和价值感低。个体的人生选择和生活状况受到社会结构力量形塑，因为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困境的存在，他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城市制度空间的排斥、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共同造成个体难以形成构建稳定生活的能力，产生疏离之感、漂泊之感。诸如一些青年人“逃离北上广”的网络议题反映出城市融入的艰辛与无奈。2.“去传统化”的现实隐忧“去传统化”意味着“在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范方面，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原有价值规范的社会整合力和规制力减弱，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面临着重构。同时，他们缺乏人际之间的深度交往，缺少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身份认同也经历着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认同危机。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偏见，甚至遭受污名化的形象之痛，注定获得社会认同是个艰难的过程。正如鲍曼所言：“对身份的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同时，这些农村青年的个体化是一种有限个体化，蕴含着主体性成长的空间和可能，但并不能完全独自应对“去传统化”带来的现实隐忧。这些农村青年社会融入难，归属感较低，并没有获得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未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三、为现实返乡抑或为梦想再出发：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
返乡青年形成的第二阶段即返乡，经历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的流动过程。农村或成为他们被迫返回的地方，或成为他们梦想再次出发的地方。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受访青年考虑过返乡就业。其中，家乡发展迅速、与城市差距缩小（56.5%）和大城市生活压力大（56.0%）是受访青年返乡就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青年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过程同样包含着复杂的动力与阻力因素。（一）脱嵌城市的动力分析农村青年脱嵌城市的动力主要来自城市端、农村端和个人端三个维度。从城市端来看，农村青年嵌入城市的阻力转化为脱嵌城市的动力。部分青年融入城市受阻的客观事实促使其不得不为现实而返乡。这种情形实质上构成了青年脱嵌城市动力之一即由再嵌城市的阻力转化为脱嵌城市的动力。诸如网络流行的段子“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实则击中了部分社会现实，道出了些许无奈。农村青年再嵌城市遇到的阻力转化为脱嵌城市的动力，体现了这种阻力与动力之间的相对性和复杂性。此外，农村青年脱嵌城市的动力还来自农村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和不断加大的政策力度所产生的吸引力，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家庭与婚姻、孝道与乡愁等因素产生的动力。1.农村端：发展态势、政策力度和人才渴望第一，农村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一以贯之。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累积效应，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持续改善，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些发展成就为吸引人才回流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第二，农村不断加大的政策力度。近些年国家连续下发鼓励和支持返乡创业的政策文件，比如2015年下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2016年下发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支持力度和范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指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着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生产要素向乡村积聚，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空间，释放出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第三，在此过程中乡村社会展现出对人才的迫切渴望和现实需求。返乡青年被国家寄予厚望，对返乡青年助力乡村振兴葆有新期待新愿景。同时，返乡青年清晰地认识到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敏锐地意识到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有积极参与其中的意愿。2.个人端：比较优势、生活逻辑和乡土情感第一，个人的比较优势。与农村的留守者相比，返乡青年经过在外学习、打拼和闯荡，视野较为广阔，见识较为丰富，在思维理念、技术技能、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由此，返乡青年也被称为“返乡宝藏青年”。返乡青年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参与和反哺乡村建设。有学者指出，他们通过文化、技术及智力反哺参与乡村实践。具体讲，青年文化反哺促进乡村振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融合发展，青年技术反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青年智力反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比较优势的存在有助于返乡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合理角色定位和价值定位，促使返乡青年在希望的田野种出新希望。比如返乡青年在电子商务、特色农业、休闲旅游等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第二，个人的生活逻辑。返乡青年基于生命周期演进、生存理性选择和生活价值追求展现出丰富的返乡逻辑。比如，诸多在外打拼的青年正处于适婚期，面临着恋爱、结婚、生育等人生重大事件，迫于现实而无奈选择返乡。恪尽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些青年为了更好照料老人、赡养父母而选择返乡。也有青年为了追求“稳稳的幸福”选择返乡继续追寻生活的理想。第三，个人的乡土情感。情感因素对于青年返乡有着重要的影响。乡村是一个被赋予情感、记忆和想象的场域，而乡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离开农村的青年“并没有被城市社会所代表的现代性完全规训，在他们的身体里还积累着未被充分祛除的乡土性积淀”。乡土文化基因和乡土集体记忆在青年返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构成了青年返乡的情感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青年返乡也是青年精神的返乡与回归。（二）再嵌农村的阻力分析返乡青年在经历了城市生活之后，重新返回到农村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对诸多的阻力因素。具体来看，政策支持的执行度、乡村生活的再适应等构成了青年再嵌农村的阻力。其一，政策支持的执行度。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和执行。支持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是否能精准落地，是否能有效执行是影响青年是否返乡的重要因素。一些青年的顾虑就在于政策能否到位，服务能否到位等现实问题。从现实情况看，尽管在政策、制度和资源的有效供给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和配套方面有很大的力度，但对吸引和服务青年返乡来说还存在一定差距。唯有将顶层设计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务实推进的现实图景，主动对接返乡青年的现实需求，破解返乡青年返乡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提升返乡青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提高青年返乡的强烈意愿。其二，乡村生活的再适应。返乡青年在直接参与和体验城市化进程后再次回到乡村不一定就能立刻实现“乡土回归”。他们可能在心理、生活和社会方面出现“水土不服”，可能面临着乡村生活再适应，需要重新适应曾经熟悉的农村环境。比如，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价值的重建、农村人情、面子等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新激活等。
四、城乡空间流动：返乡青年的主体性建构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主体获得身份认同及本体性安全的场所，不仅表现出地理学空间的特征，更指向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空间是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空间关系；社会空间就其根本而言即是人与人、人与事物（包括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其分析上的结构形态即是一种关系结构，而在行动者的内在性的分析层面上则显示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已有的研究多关注青年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空间流动即进城，重点考察青年群体在市民化进程遭遇的结构性、制度性障碍以及城市融入的适应性问题。于此，形成了聚焦如何破除和改革限制青年群体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努力推进青年群体市民化的实践路向。然而，近些年呈现出了青年群体由城市到农村新的流动方式即返乡。“乡—城—乡”这样的流动与转换自然离不开制度与政策的推动，也离不开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但是，仅仅从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去把握，忽视个体的主体性，会遮蔽和消解城乡流动背后的主体性力量。返乡青年的主体性构成城乡空间流动的重要动力机制。通过聚焦“主体性”层面和日常实践，人们可以借由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行动意义以及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乡—城—乡”的流动实践勾勒出了返乡青年不断寻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路径。他们没有在流动中迷失自我，而是不断通过内生发展动力和外在发展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和获取美好生活的能力。青年返乡绝不是简单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位移，而是包含着个体的生存图景，承载着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空间协同发展的战略。返乡青年将主体性意愿嵌入到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之中，通过空间建构和空间策略，以高度的发展韧性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返乡青年兼具城乡两种生活背景，受到两种场域的复合作用，经历了乡村社会化与城市社会化两种异质性的社会化过程，这是一个充满流动性而又极具复杂性的过程。空间流动的背后是返乡青年基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现实考量。他们在城乡两个异质性社会空间构成的整体性场域中既充满塑造与转换的张力，也蕴含多种可能。其中，既伴随着主体的崛起，也表现出主体的挣扎，他们坚持着、奋斗着、努力着。返乡青年通过自我能力的定位与重估、思维认知的调整与重构、价值观念的转换与重塑，打破空间边界，摆脱空间规训，在城市和农村两种空间形态中进行合理化的空间选择。返乡青年的行动逻辑和生活策略所展现出的主体性在空间互动中得以确证。对于返乡青年而言，“生活中即将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对不同的机遇、不同的成败几率做出的反应。”返乡青年在结构性力量制约下建立起主体性自觉，在其生活轨迹和生命历程中表现出流动的主体性和主体性的流动。个体化社会，个体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日益成为“自己觉得自己命运的个体”。诚如鲍曼所言：“要成为‘事实上的个体’却有着各种可能，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并做出自己真正希望得到的选择。”从现实来看，个体主体性尚未能与社会个体化进程相适应，个体并没有完全形成足以胜任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返乡青年可期可盼可感的美好生活真正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问题。而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应对和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个体化的解决思路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有学者指出：“要让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愿意留在乡村、投身乡村发展和建设，关键是要顺应他们不断成长的主体性自觉及满足由此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返乡青年个人主体性实现的限度，努力为返乡青年增能赋权；必须要依靠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制度的有效保障不断夯实激发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的现实基础，为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提供更多机会，释放更大空间。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着力服务高校学子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激发热情、做好保障，让外出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成为建设美丽宜居家乡的中坚力量。”只有强化政策、制度和服务供给，解决返乡青年的现实困难，满足返乡青年的合理诉求，进一步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感情、扎根乡村的热情、创新创业的激情，才能助力青年坚定投身乡村振兴，不断放大“雁归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青年返乡既关系着个体的成长发展，又承接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宏大的时代议题。返乡青年经历了从脱嵌农村到再嵌城市、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着动力因素、阻力因素以及两种因素之间的转化。与此同时，返乡青年农村与城市的流动实践，也是一个综合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主动与被动等多重维度的主体性实践。我们用下图1来展示本文的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动态演化及主体性建构。
图1 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动态演化及主体性建构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返乡青年可能都有自身独特的返乡故事，返乡动因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差异。其中本文对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和主体性建构作了多维度探讨，但是缺乏个体层面的深入实证。其实，不管是由于在城市找寻美好生活受阻，城市未能托举起青春梦想，不得已向现实困境妥协的被动返乡，还是经过综合经济理性、政策吸引、故土情怀等理性考量和综合权衡后主动返乡，在返乡已经是既定事实的情形下，更需要关注的是青年返乡后，乡村能否承载他们的梦想以及如何助力返乡青年更好地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力量等现实课题。对返乡青年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策略不能单停留在农村，也不能只局限在城市，必须以整体性的视野将其放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行合理化系统化科学化检视。同时，有待进一步探讨返乡青年是否构成了我国“逆城市化”的现实表征，如何通过青年返乡的这一本土实践来深度反思“逆城市化”以及青年返乡是否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等等。有学者指出：“一种新的反向趋势正慢慢呈现：过去10年中，向乡村回流的农村外出者在出现和增多，尤其是年轻的回流者出现并增多。”也有学者指出：“正是农民的双向流动使其可以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自主且稳妥地安排进城节奏，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渐进城镇化”模式。这一模式强调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城镇化过程，农民进可自由进城、退可顺利返乡，形成农业人口转移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格局。”为此，必须从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到，人口城乡间的流动不应是单向度的，通过重塑城乡互动关系、重构城乡互动机制有助于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弹性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