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文明开化的实施，新文明推进了国民“公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日本近代自明治时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公德”水平的不断提升，近代新的文明随之发展。日本近代的文明与“公德”相互促进、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其一，日本近代“公德”论热潮及实践中“公德”推进基于西洋文明的刺激；其二，日本近代国民“公德”提升促进了新“文明”发展；其三，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关键词：日本近代；公德；文明
中图分类号：B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8-0039-08
“公德”有众多定义，日本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第一次界定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之后日本近代诸多学者也对“公德”概念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一般认为：“公德”即对“公”之德、相善其群之德，对社会之德。而关于“文明”的内涵，学界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诸多界定，并且 “‘文明’一词自出现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明”的内涵及其外延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演变的、动态的，并且“文明”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精确的边界，也没有确切的起点以及终点。对“文明”涵义之阐释，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明”涵义：“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广义的“文明”涵义：“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砺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对“文明”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文明”是“安乐”和“精神”的进步。关于“文明”之词汇的产生，也众说纷纭，美国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文明’概念起源于城市，尤其是希腊的城市，城市中的人自视比城墙之外的野蛮人优越、开化，这样‘文明’作为与‘野蛮’相对的观念产生了。……名词‘文明‘是启蒙时代的新词。”马兹利什还指出：“文明的具体化是相对晚近才发展起来的，是从18世纪米拉波开始的。自那以来，这一新词传播开来，并且得到进一步阐释。”日本明治时代的三並良认为：“‘文明’之词近代才产生，然而文明的问题绝不是新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文明开化的实施，新文明推进了国民“公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日本近代自明治时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公德”水平的不断提升，近代新的文明随之发展。即日本近代的文明与公德相互促进、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关于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公德”论热潮及实践中“公德”推进基于西洋文明的刺激
明治时代初期的近代文明的进步，促进了日本近代“公德”水平的提高。而明治时代初期的近代文明进步，基于西洋文明的刺激。明治政府实施了文明开化政策，一度热衷于西洋文明。其实，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不同，并且各国有不同特色的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各有特色。”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加强了与欧美国家的联系，与欧美各国人员的往来增多，来日本的欧美各方人士，大都对日本当时的“公德”状况进行讽刺、侮辱、嘲笑。由此明治初期，日本受到了西方思想文明的冲击和刺激，学界开始反思东方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异，倡导发展日本近代新文明。在日本近代，福泽谕吉首先倡导开拓“新文明”建设，正如明治时代高桥淡水认为：“新文明的首倡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曾经赴美留洋，亲身感受了欧美文明，立志开拓日本近代的新文明。福泽谕吉出版了诸多著作，传播自己的思想，由此被誉为日本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正像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指出：“新文明的开拓者是福泽谕吉。明治初年，日本接触了欧美诸国的文明，感知了日本与欧美诸国在物质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日本从欧美输入了经济、政治以及自然科学的思想，与此同时，其功利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主义也引入日本被倡导。……这个时代，福泽谕吉（1834—1907年）发行出版了各种著作。……福泽谕吉为了破坏旧文明，开拓新文明，尽了很大的努力。”福泽谕吉的著作之一《文明论概略》在明治八年出版，其中论述了“文明”的含义、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以西洋文明为目标，阐释了智德的区别，首次阐释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德”“私德”概念。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相对的，指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福泽谕吉认为明治初期的世界欧洲诸国以及美国是最文明的，日本应该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洋文明融入日本而发展本国的文明。针对当时欧美国家“智德”发达的状况，福泽谕吉进行了反思，并且认为对“文明”的诠释不能仅仅注重物质性的东西，而且要注重精神性的东西，并且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离不开“智德”的发达。福泽谕吉进一步分析：人类物质方面的“安乐”与人类精神的“高尚境界”的进步，都离不开 “砺智修德”， 他直接把“智德”与社会的“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进一步阐释：“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考察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从国民整体的角度进行考察，从支配该国的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一个国家的国民“智德”状况反映该国的风气， “这个风气，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举国上下的风气。”由此，这种“智德”的社会风气表征该国文明的程度。福泽谕吉所论述“智德”中的“智”就是“智慧”，“德”就是“道德”。他又进一步把“道德”分为“公德”“私德”，指出：“道德和智慧还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至此，福泽谕吉分析了“文明”-“智德”-“智慧”“道德”-“智慧”“公德”“私德”-“文明”，我们也由此看出了“文明”与“公德”的关系。自从福泽谕吉提出了“公德”“私德”概念并对其界定之后，引发了日本学界纷纷对“公德”的探讨，学界也大都在研究西洋文明的基础上，阐发近代的“公德”理论，并且在日本与欧美国家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反思明治时代日本的文明状况，明治初期一些有欧美经历的学者，纷纷发表论文，对当时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社会“公德”状况进行比较。明治三十四年、明治三十五年，学者们连续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关于“公德”以及欧美国家风气、风尚的文章，由此日本学界掀起了公德论的热潮。
日本近代对“公德”的讨论，是基于欧美国家的“文明”的刺激，以西洋文明为参照、为研究的基点对“公德”进行推进，正如福泽谕吉指出：“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结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并且福泽谕吉认为当时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的文明，但是文明是发展的，日本可以汲取别国之长处，采取相应的措施，主张“应该输入西洋文明”而发展日本文明，从而促进国民“公德”素质的提高。明治时代大隈伯主张“东西文明调和”，把西洋文明融入东洋文明，即日本文明借鉴欧美国家的文明，使其文明融入日本从而推进文明发展，随之提升国民“公德”水平。由此，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后，在西洋文明的刺激下，极力开拓近代新文明，因为“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因此必须随着它的进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由此，日本近代学界的诸多学者，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下，受到西洋文明的冲击，反思日本的缺陷，汲取西方国家的“公德”意识，以弥补日本人当时“公德心”之缺乏，认为：“日本人远远不如欧美人重视‘公德’……而我国近时人心颓废、道德混乱。”明治政府鼓励学界利用报纸、杂志大胆地揭露社会的缺点，不能护疾忌医，尤其把国民“公德”方面的顽疾、陋习都列举出来，加以反思，痛下决心，推动改进违背“公德”的陋习，提升国民的“公德”之心，从而快速提升全社会的“公德”水平。正是由于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受西洋文明的刺激，致使日本自上而下开拓新文明，直到明治时代后期开始，日本“公德”得到了极大改善，国民的“公德”水平快速提高。
二、日本近代国民“公德”提升促进了新“文明”发展
日本近代，自明治后期国民的“公德”水平大幅度提升，大大促进了近代新文明的发展。“道德不仅是人类的天职，而且具有促进文明的巨大功能。”国民的“公德”越提升，社会“文明”越进步。正如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不发达未开化的社会环境下，世界各国都是用“私德”去教化国民，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生产的社会性增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复杂，即“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必然复杂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只用“私德”支配世界了，即“处理社会问题，不能单靠私德。”由此，福泽谕吉主张在重视“私德”的同时，强调了“公德”的重要性，并且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是该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德教”就像“寒暑”，而“文明”就像“寒暑表”，“德教”的变化会引起“文明”的变化，即：“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一个国家“道德”的发展，即伴随“私德”的“公德”发展，必将促进该国“文明”的进步。日本明治时代后期开始国民的“公德”水平迅速提高、社会风尚焕然一新，表现为：其一，国民改变了卫生习惯。改变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清晨拉着运送屎尿的马车臭气熏天地去农田施肥等等被欧美人曾经耻笑、讽刺的缺乏“公德”的陋习；展现出讲究个人卫生、维护公共卫生，对垃圾分类、对厕所进行改造，修筑地下水通道，国民展现出了文明的新风气。其二，国民在公共场所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全国上下呈现出文明礼貌的新风尚。在影院、地铁、公交车上，甚至在大街上，人们呈现出处处顾及他人感受，不再大声喧哗；在乘降公共交通工具时不再挤上挤下。其三，从事企业、商业的有关人员为他人着想，在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方面极大改观，制造业以及商业等行业展现出了诚信的新时代、新风尚。明治初期道德学家西村茂树为民众列举应该摒弃的十八条“消极公德”行为表现，从明治后期开始基本上得到了改善，举国上下的国民基本上摒弃了“不公德”、缺乏“公德”的行为；西村茂树为民众列举应该践行的十八条“积极公德”，从明治后期开始在现实中，国民基本上做到了十八条“积极公德”的规定。由此，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社会风貌焕然一新，逐渐形成了社会文明的新风尚，国民的“公德”素质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与羡慕，由此，社会文明随之得到了快速发展。“道德”引领“文明”，“公德”属于“道德”，也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而存在于国民内心的“公德”之心即“公德心”。日本近代国民的“公德心”“公德意识”不断加强，于是国民把“公德心”“公德意识”纳入自己的准则，从而形成遵循“公德”规则、规范的习惯。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富有“公德心”“公德意识”，其行为体现出遵循“公德”的素质，其国家的国民形成遵守“公德”的风气，那么该国就能呈现“文明”之景象。国民这种对“公”、对“群”、对“公共”的善心，支配其行动，显现出具有“公德”素质的风貌，由此促进了其精神文明的发展，增强了国民的幸福感。“财富给人带来各种享受……真正的喜悦还是从内心发出。”日本近代，自明治时代后期开始的 “公德”水平的提高、社会新风尚的树立，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促进了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
三、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日本近代“公德”的提升与“文明”的进步，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发达的“文明”，离不开国民高水平的“公德”；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公德”，那么这个国家也称不上是文明发达的国家。在日本近代，一方面，国民“公德”的提升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文明进步也必然伴随着国民“公德”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和“公德”之间相互依赖，不可分割。日本近代的“物质文明”发展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中，既包括文化、教育、科学因素，也包括思想、道德等要素，而“道德”因素中既包括“私德”，也包括“公德”，可见国民的“公德”素质提升是“精神文明”中的重要因素。“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不二”，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日本近代思想家佐野袈裟美认为：“文明以精神文明为先，但是如果没有物质文明的话，也绝不会维持社会的生存发展，所以必须为之奋斗，才能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人们精神以及道德的发达提供了机会。……无论如何人类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有很深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精神文明显示人类本质发达的程度。”自福泽谕吉深入阐释“公德”以来，日本诸多学者大都认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离不开国民“公德”素质的提高。福泽谕吉主张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与该国“智德”状况紧密相关，如果国民“智德”不足，必定导致国家的文明落后。而“智德”中的“公德”，与国家的“文明”密不可分，国民的“公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国民的“公德”水平越高，该国的文明越发达；国民的“公德”水平越低或缺乏“公德”越严重，那么该国的文明就越不发达。正如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也就是说，“文明”不仅仅表现在人类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表现在人类智慧与道德水平的提升；人类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的“私德“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国民的“公德”方面。其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还是人们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福泽谕吉都强调了“智”的作用。国民的“私德”也通过“智”扩展为“公德”， “智”也使“文明”更加发达，即物质文明离不开“智”，精神文明也离不开“智”。“智”也把“文明”和“公德”贯穿在了一起。“公德”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公德”与“文明”两者相互交织是密不可分，“文明中包含着文化，文化中包含着教养。”“教养”凸显着“公德”，而“公德”也是社会文明的最为重要的标志，日本近代佐藤正指出：“因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紧密的因果关系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发展，虽然对其价值判断非常困难，但是要勉强加以说明的话，物质文明的时代大都接触的是各个肉体性发展的时代，精神性文明的时代是知识发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时代是道德发达的时代。……然而，这三种文明在现实中无法截然分开，其结果常常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交涉关联在一起的。”其实，在实践中，日本的近代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交织发展的时代，并且国民“公德”的发展也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一个国家国民的道德及思想，直接显示了其国民的实际生活。”一个国家国民的道德水平，直接显示了该国的社会文明状态。日本近代，极力推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建设，基于此，“公德”提升与“文明”发展具有一致性。“公德”是为了营造社会的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文明”的发展也是呈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序，“文明是一种独特的秩序和情怀，它从文化的——社会的秩序和情怀延伸而来。它也是一种行动，一种运动，一种进程。”国民的“公德”素质，及其举国的“公德”水平，与国家的“文明”程度直接相通、相关。“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来的。”“文明”在历史上与“野蛮”相对、相离，“公德”也是与“野蛮”剥离，摒弃自私自利、相善于“群”，节制自己的行为，“控制欲望以及要求欢乐应适量和合时的限度之内”，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维护公共利益、爱护公共物品，在公共场所顾及他人感受。“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是指社会道德、人类智慧进步的状态，社会成员的道德风貌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表征，“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行为。”高尚的情操、美好的道德发自人的“心灵”，“灵魂可以参与感官的活动，它的目标是内在的理性而非外部的感觉；因为智力的本质是固定不动，等到结合灵魂就会加以控制，开始围绕着它保持不变的圆周运动，运用非常紧密的方式接触真实的存在。”国民的“公德”“私德”以内在的自律、自控为基点，发自“内”，行于“外”。假如一个人具有“公德意识”、富有“公德心”，无论何时都能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乘坐交通工具礼貌礼让等，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守“公德”之人，也是一个文明的人；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都能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乘坐交通工具礼貌礼让等，即这个国家的国民大都具有遵守“公德”的风气，那么这个国家也是文明发达之国。当然，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要从多个方面去判断，但也不能否认一个国家的国民“公德”水平是判定该国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总之可以认为：一个人如果是富有“公德”“私德”之人，那么这人就是“文明”之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富有“公德”“私德”之国民，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文明”发达之国。当然，富有“公德”“私德”的国民离不开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此，一个国家的国民拥有发达的“公德”“私德”， 一般情况下，也是物质富裕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此国家国民的“公德”是相互促进且紧密联系的。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公德”的提升，其目的都是为了社会更和谐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有序，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和谐有序。即“公德”“文明”都与社会的有序直接相关。日本近代“文明”进步与“公德”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密切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日本近代的文明发展，推动了社会公德的发展，即日本近代“文明”的推进与“公德”的推进是不可分割的。日本近代文明开化，促进了法治的建设，法治的健全促进了国民“公德”水平的提高。孟德斯鸠曾经指出：“在日本国，它主要的宗教差不多不存在任何教义，它们既不提天堂，也不说地狱。因此，就制定了苛刻残酷的法律来弥补宗教的不足。……伊斯兰教的定命论产生的基础是精神上的懒惰，反过来，这种定命论又强化了精神上的懒惰。他们说，我们应该休息休息，这是上帝的旨意。在这种状态下，那些在宗教的怀抱里沉沉入睡的人们，是需要制定法律去将其唤醒的。”其实，日本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是从近代的明治时代开始的。明治初期实行了文明开化策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明治政府期望在旧文明的基础上，建设新文明，开创社会的新风尚、新道德。“法律是一种能将其本身与包括礼仪和道德规范在内的其他各式规范或规则相区别的某种恰当谱系的社会规范或规则系统。”法律是使社会秩序化的强制性手段，为了推进国民“公德”素质的快速性，于是明治政府把“公德”教育与“法治”结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德”的条例，又进一步促进了 “公德”的发展。例如明治时代制定了《违式诖违条例》，通过《违式诖违条例》的严格实施，扭转了日本国民长期以来“不公德”“缺公德”的陋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虽然重视“公德”相关的法治建设，但是也并没有放弃“公德”的教育，是“公德”教育和相关法治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了国民“公德”素质迅速提高。正像日本近代中柴恵洲指出：“近代日本是法治国家……然而法律的背后根本的原动力是道德……其实法律是道德一部分的成文化，并且强制万众实行。其目的，在社会生活方面为个人或团体制定规范，以维持社会安宁的秩序，增进民众幸福。”“公德”的主体是人，由此“公德”是建立在人自由存在者的观念之上，而人又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存在物，人可以通过自己固有的理性使自己受法则、规则、规范制约。任何人是自由的人，其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不能任意妄为，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自制，“基于一个人的自制和克己”，努力自律、节制，相善与他人，“其实节制所属范畴是理性在那里引导和操控激情的因素，就像驯化的动物服从缰绳的约束，可以抑制欲望以及愿意接受谦慕和礼仪。一个自律的人出于理性所主宰的力量能够直接管控他的欲望。”然而，现实生活中，个别人无法自制克己，就需要相关的法治协力强制其自制，以达到社会的有序。日本近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是伴随着法治的健全与全体国民道德水平提高同步进行的。“文明既是社会纽带的最高形式，也是最广泛的形式。……文明是最崇高的纽带，人类在文明旗帜的聚集下聚集在一起，虽然这种聚集是精神的而非领土的。文明代表了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由此，一方面，明治初期一些文明开化政策，促进了近代新文明的发展，而近代新文明的进步，又推动了国民“公德”的提高；另一方面，国民“公德”素质的快速提高，又推动了新文明的发展。可见，日本近代“公德”与“文明”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