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动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缘于对人民切身利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围绕卫生防疫、反美细菌战和除害灭病等问题，发挥集中领导、统一部署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虽然存在持续性不强、盲目攀比、随意定指标等瑕玷，但经过反思和纠正，并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思想自觉，树立模范典型，灵活施策，综合整治等措施，最终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增进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8-0028-11
社会动员历来是政党与国家组织发动群众，达成特定社会治理目标的活动，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与广泛的参与性。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动员下，以医药卫生技术为指导，将群众路线融入卫生防病工作，实施清洁卫生、防治病害、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创举，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疫病流行，卫生落后，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以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与反细菌战斗争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以社会总动员的治理方式创造了新中国卫生工作奇迹。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改善了人居环境，净化了社会风气，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一、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总体部署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公共卫生落后，各种疫病流行，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指出，“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开展卫生保健工作。”此后，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据此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全国还建立起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加强医学教育，培养医药卫生人员。1951年4月召开的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各种危害最大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及关于防疫工作的规章制度，明确了今后防疫工作的重点，为疫病防治指明了方向。9月，毛泽东对各级党委卫生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至此，党中央将卫生工作提到了政治高度，奠定了新中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基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发起的细菌战，1952年3月党中央发出重要指示，“当前防疫卫生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发动群众灭蝇、灭蚤、灭虱、灭鼠、清除垃圾、保护水源、整理环境卫生、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等等。”同时，政务院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群众性公共卫生活动；各地相继成立地方防疫委员会，因地制宜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年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分别题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团结全国卫生工作者，依靠广大群众，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为保证国防、经济、文化建设而努力”，为之后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卫生事业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大会新增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方针，更加突出群众运动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整合社会的理念与方式。随后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为了保证我国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卫生状况也应继续加速改进。为此，决定一九五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应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部署爱国卫生运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劳力保障。根据指示，全国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其中“中央级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央以下各级冠以各行政区域或单位名称，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此后，爱国卫生运动以日常化、制度化形式被确定下来，并逐渐内化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一部分。
为统筹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根据1955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指示，各地委员会“应配合工业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在农村应与春耕施肥、防止畜病等相结合，以改进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八条中指出，要“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将爱国卫生运动融入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强调要坚持“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必须同城乡生产相结合”“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重要疾病奠定了总体发展基调。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与系统部署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工厂、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及各人民团体和卫生组织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用全民族整体合力筑起一道爱国卫生运动城墙，有力地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规模化、持续性开展。正如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考查中国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后指出，“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二、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举措
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团结民众、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其心存情愫。作为领导该时期卫生领域最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其自身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化思想引领、树立榜样示范、开展综合整治，从观念和实操层面减少爱国卫生运动推行的阻力，使“动员”的行动转化为“自觉”的践行，创造了卫生领域的历史奇迹。
开展思想动员，加强宣传教育。“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宣传教育是社会动员的前提，其实质就是加强受众群体的思想引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突出强调宣传教育、思想引领在服务中心工作中的作用，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疫病流行的严峻形势，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教育，对于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提高卫生清洁意识、打赢保家卫国之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中央卫生部宣传处、中华医学会总会、中央美术学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结合群众日常生活和城乡实际情况，绘制、出版各种通俗易懂、色彩鲜明的卫生知识挂图、招贴画、小册子，将“卫生工作”与“反细菌战斗争”巧妙地融合起来，既宣传了卫生清洁知识，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增强了中国人民坚决粉碎细菌战的信心。为进一步扩大受众面，1952年底中央爱卫会和卫生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第一次公共卫生、捕鼠、灭蝇、防病图片、标本、模型等大型展览会——历时三个月时间，受众人数多达百余万。结束后随即运往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昆明、西安等地巡回展出，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轰动。展览会上，群众既可以通过显微镜和具体实物模型现场观察害虫细菌真相，又可以通过对图片、捕鼠工具的参观，交流捕鼠经验，提高了参观者对虫害细菌的警惕心，加深了对爱国卫生运动的认识。正是在中央相关部门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高潮。平原省“成立五十人的卫生宣传队，各专防疫队附设流动展览馆，针对各季节易于流行的主要传染病，组织中西医教员、接生员、卫生员等广泛向群众展开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以期先在城市、工厂、学校逐渐达到普及卫生教育常识的目的。”福建建宁县，“三个多月内全县召开了广播大会、宣战大会、行动大会、誓师大会十余次，共有五万多人参加大会，各乡、社、队都召开了干部会、党团会、群众会，参加会议的达32万人次。所有宣传工具如黑板报、土广播、大字报、墙报、标语、传单等都在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使98%的成年人受到3至5次的卫生知识教育”，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声势，促进了群众的自觉参与。在四川，成都市文联编写了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内容的《评比检查》《光荣巷》等剧本，上演24场，观众15838人。成都市爱卫会在主要干道、电影院等场所设立广播站，放映《龙须沟》《消灭苍蝇、蚊子》等影片，使爱国卫生运动以人民喜闻乐见形式展现出来，深入人心。此外，为动员社会各阶层投入到宣传教育中，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组织中西医师、教授、专家、工程师、医学校学生和护士等2000多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工作，一个月左右向47万市民作了1760多次讲演，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对爱国卫生工作的认知。正如“集体的感情只能在遵守某种有可能产生协调一致和整体行动的秩序的条件下才能集体地表示出来”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目标一致的教育感化下，群众对于卫生工作的开展表现得异常热心。这种源于宣传动员所带来的集体意识，催生了促使群众行为自觉的全新动能，增强了群众对卫生清洁工作的认知认同，营造了强大的动员声势和浓厚的舆论氛围。
发挥榜样典型，形成示范效应。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重视榜样典型、发挥示范效应，将典型看作最直接的教材，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至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注重依靠榜样的力量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将榜样典型内化为民众的情感表达，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带动效应。如“中央爱卫会于1958年5月24日祝贺襄汾县4个月内实现基本四无、四洁，6月11日祝贺临汾专区实现基本四无，7月5日祝贺五寨县初步消灭了八害九病。”该通报表扬增强了人民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信心，为全国树立了学习典范。在地方，各地在卫生先进单位悬挂“卫生光荣”“卫生合格”牌予以通报，并以召开现场会、发简报等形式进行推广。广东佛山在整顿工厂和饮食卫生时，“先把最差的搞好，然后带动其他工厂、饮食环境改善，同时在服务行业、机关、学校、公共食堂、托儿所、街道设立卫生红旗标兵”，积极培养先进，有效提升榜样引领的效果。湖南湘潭专区通过制定《1952年冬季卫生工作计划》，明确典型示范的评比依据，并在竞赛中遴选出一批模范榜样：株洲市检查评比了2个卫生模范单位，1个卫生模范学校，3个街道联组和3个摊贩小组。哈尔滨市道外区为树立模范典型，通过组织开展“卫生运动会”，制定和下达竞赛计划，实行评比奖励，激发群众搞好卫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比、学、赶、超、帮”氛围，特别是插红旗、夺冠军的典型示范，进一步推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辽宁西丰县依靠“三大核心”明确分工：以共青团为核心建立青年突击队，以妇女为核心建立妇女突击队，以少先队为核心组织少年突击队，用突击队员的典型引导群众积极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去。南京市五老村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卫生与疾病的关系，村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带头示范，带动全村妇女、老人、儿童积极参与，形成了从室外到室内、从公共到个人的卫生清洁局面。在1952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评选中，五老村被评为甲等模范单位；后又因其连续多年杀灭“四害”，被评为全国第一个“四无地区”。同时，在运动中也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如福建平和县老人卢饮，早在1956年2月就凭借积极打捞孑孓的举动被评为全县“除四害模范”，同时他还善于根据老鼠生活和活动规律抓捕老鼠，截止1957年10月底共消灭麻雀213只、老鼠2777只、捞孑孓1138斤，再次荣获县卫生除害一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其模范业绩为全县人民树立了标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动员中，将榜样的形象浸透到社会群体的不同角色中，进而形成“行动自觉”；各地先进榜样的典型推广，也使群众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产生情感共鸣，有效提高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参与度。
坚持灵活施策，开展综合整治。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改造自然、进行生活习惯革命的斗争，既要靠人力、物力，更要讲究效果、注意巧干；既要做好“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又要处理好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基于此，各地通过群众动员，创新方法，灵活施策，综合整治，着力做好消毒杀菌、铲除四害、安排农事等工作，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全方位开展。在消毒杀菌过程中，各地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爱国卫生运动中，依靠技术力量提升运动效率，并形成了常态化的规章制度。如宁波市政府组织卫校和女中学生学习烟熏剂制造技术，并组织医务人员、党员干部进行烟熏灭蚊的指导与检查，用先进的杀菌技术加快病媒虫害的消灭速度，保障全市19万房屋的烟熏质量。在“除四害”运动中，四川地区注重运动开展的协调性，遵循“突击与经常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中西结合、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防治方针，全面布局“除四害”工作，提高了消灭四害的效率。浙江乌镇经过长期摸索，抓住四害弱点，展开全面出击，提出灭蝇“要挖尽蝇蛹，打早、打了、打小，春灭一只蛹，相等夏季数万蛹”的战斗口号；灭蚊“要挖尽全镇阴沟，不留一点污水，不留一点杂草，普遍烟熏，让蚊子无立足之地，叫它断子绝孙”的战斗口号；灭雀采取突击追捕与“轰、打、掏、捕”相结合的策略。上海市普陀区采取边组织边突击、边摸底方法，一面组织力量前往蚊蝇孳生地展开突击；一面派出大批卫生干部对孳生地进行调查。沈阳市皇姑区一煎饼铺在磨上安设了“三防密闭磨罩”，以防止苍蝇、脏物和灰尘沾染食物；第一机器厂工人和北关区毛君屯居民研制出蒸汽灭虱器，一次即可蒸煮百余件衣服，技术的革新大大提高了该地区卫生防疫工作的效率。此外，对于危害群众日常生活最严重的鼠害治理，各地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诸如抬堆捕鼠法、米筛罩鼠法、毒蝇法、毛竹筒捕鼠法、钓鱼式捕鼠器、草鞋水缸法、竹片砖压法等捕鼠方法，有效抑制了鼠害的滋生。在安排农事过程中，各地遵循“卫生工作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指导方针，坚持改善环境卫生与积肥相结合、改良饮水卫生与水利建设相结合、消灭老鼠与防病保粮田间管理相结合、除害灭病与大搞卫生宣传相结合，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黑龙江广大农村地区掀起了兴“五有”（牛马有棚、猪羊有圈、鸡鸭有架、家家有厕所、户户有灰仓）、立“三勤”（勤起、勤垫、勤打扫）的运动高潮，既解决积肥保畜又改善环境卫生，同时因其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效果显著，全省涌现出许多“五有三勤”的典型地区和村屯。从全国来看，各地紧紧围绕运动主题，以生产带动卫生，以卫生促进生产，在生产季节，重点抓好季节传染病防治工作，保护劳动力；在积肥季节，大搞环境卫生，改造厕所、猪圈、鸡窝，进行室内外和街道大扫除，改善家庭卫生和村容村貌，有重点开展农事活动安排，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卫生工作的协同推进。
三、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成效与缺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群众卫生工作基础上，贯彻“预防为主”卫生方针，领导和动员人民除害灭病、提高身体素质、推动生产发展的根本性举措。通过发起全局性、集中式的社会总动员，潜移默化改变民众的卫生观念，实现了运动效能的最大化，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改善了环境，增强了体魄，推动了卫生面貌、社会风气质的转型。
改善了群居生活环境，营造了清洁卫生氛围。爱国卫生运动带来最直接的成效是环境卫生的改变与清洁氛围的形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领导、部署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总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清洁卫生工作中去，促进了“无垃圾”“无污染”“无鼠”“无蝇”“无蚊”局面的基本形成，营造了干净整洁、焕然一新的社会氛围，实现了“清早起来把门开，阵阵香风吹进来，谁说自然不可改，乐园本是人安排”的转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2年反细菌战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大中城市就清除垃圾7千余万担，疏通沟渠28万余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490多万个，北京的‘龙须沟’、上海的‘肇家洪’等有名的臭水沟也被改造成宽敞的马路和美丽的公园。如郑州市1952年一年内全市厕所普遍实行了便后盖土和石灰消毒，打狗3680只、改良水并248口，改良粪场105处，挖渗水坑6402个，传说明朝以来就没有彻底清理过的营门街1号院，经过发动群众共运出垃圾320马车，并用此垃圾填垫了污水沟坑，实现了历史性的改观。此外，平原省还培养出一批模范村，如内黄县东野庄，“进行了五次彻底的大扫除，百分之百的户数都做到六面光，水井厕所全部改造，做了公共水桶，修整了街道，除了个别厨房外，室内、厕所已经看不到苍蝇，群众已成习惯，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在爱国卫生的动员下，重庆市“南岸龙门浩一带过去渣滓满地，杂草丛生，今年都整理得特别干净。沿江许多屠宰场的附近已不再臭气四溢。饮食业和摊贩绝大多数都添置了玻璃柜和纱罩。全市还成立200多个饮水消毒站，对饮用的河水和井水进行消毒工作。”南京市利用春季清扫和六月突击等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太平天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垃圾山清除了；把长达三十里的秦淮河打捞干净、完成换水；疏通沟渠700多里；填平死水坑1200多处；市郊区640个村庄都进行了至少两次以上的大扫除；三区公安医院清扫了一百年来未打扫过的‘明远楼’；过去被称为‘进臭河’的棚户区恢复了原来‘进香河’名称。”河北山海关市民填平了历代封建帝王修筑长城时遗留下来8600多平方公尺的污水沟、污水坑，并拉1600多车和1400多吨黄砂土，铺平全市所有坎坷的街道和广场，拓宽了市民活动空间。在全社会的广泛动员下，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群居卫生环境，营造了整洁干净氛围，解决了许多地区多年未解决的环境卫生问题，创造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历史奇迹。
降低了疾病发病率，提高了群众身体素质。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流行，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人民防范意识较弱，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不仅营造了清洁卫生的社会氛围，减少了病菌滋生的条件，而且人民群众逐渐树立起健康防范意识，减少了疾病发病率。平原省全省传染病的死亡率，“由一九五一年的百分之六点三降低到百分之三点九，其中痢疾一九五一年三四〇一四，死一四八三，一九五二年病四三〇〇三，死六七一，死亡率由百分之四点三降至百分之一点六。”在天津，据市卫生防疫站统计，1958年前八个月，大脑炎患者比去年同期减少24%，疟疾患者减少72%，痢疾患者减少11%；天津墨水厂、南开区明远西里居民区等先进地区和单位未发现一个痢疾患者，其中天津墨水厂遵循“卫生保证生产，生产必须卫生”的发展思路，全厂400多职工未发现一列流行性感冒患者；国棉五厂职工发病率与因病缺勤率均同期下降59%以上，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生活发展。湖南全省1958年18个血吸虫病疫区，已有四个县基本消灭血吸虫，60万血吸虫病人已经治愈40多万人；全省疟疾发病率降到总人口千分之一以下；伤寒的发病率降到38%；共治疗钩虫病人和丝虫病人约12083万人次；传染性麻风病人基本收容到麻风村疗养。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契机，成都市大力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1953年消灭回血热，1955年消灭黑热病，1956年之后未再发生霍乱流行，此后又控制了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发病与流行，提高了群众身体素质。新疆各地区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契机，加强对饮食行业的卫生管理与监督，并对相关从业人员和炊事人员开展卫生常识训练，有效减少肠胃病发生与流行，保障了群众的身心健康。爱国卫生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在消除病媒虫害、控制传染病、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等方面取得了极大成效，不仅降低了疾病发病率，提高了人民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安定了人民的生产情绪，保障了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开展，直接增强了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力量。
提高了卫生清洁意识，改变了社会不良风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其实践性强、参与度高、影响力大等特征，唤起了整个群体的卫生清洁意识，推动了社会的移风易俗。在思想观念上，各地通过开展卫生知识教育，系统介绍传染病的来源、防治方法及如何注意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克服了“吃的邋遢，做的菩萨”“不到腊月不扫房”“老鼠是十二生肖之一，老鼠多了是丰收年”“掸尘只好一年一次，掸多了要破财”等迷信思想，树立了“信人不信神”“以不卫生为耻”的新观念。在山西临汾流行着“赖二妮”思想转变的歌谣，“解放思想大胆干，破除迷信她当先，搬下香炉做花盆，公约贴在神龛内。每天天明就打扫，室内员外都干净，讲卫生，保健康，衷心感谢共产党”，充分说明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能打破旧有思想藩篱，又能重塑全新价值理念，培养科学卫生意识。在行为习惯上，受运动影响，保持清洁卫生已成为群众日常关注的重点。辽东省复县瓦房店镇德和街一位姓谢的妇女说：“每天扫一扫，擦一擦，干净惯了；有一天不做，就像丢了一件东西那样不好受！”因此，有些群众到处讲道，“除害讲卫生，千年疾病断了根，要得不生病，必须讲卫生。”与此同时，爱国卫生运动的大规模开展，还推动了清洁工作的制度化运行，各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卫生公约、街巷分段包干轮流自扫、定期检查、疫情报告等常态化运行机制，进一步巩固爱国卫生运动成果。如在山东省泰安市，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该地区“城镇、农村每10-15户组成一个防疫小组，户户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参加捕灭各种传染媒介无活动”，同时还要求“城镇每5天一次、乡村每10天一次，清扫环境，及时清扫垃圾。”正是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教育践行中，各地群众树立了卫生清洁意识，养成了卫生习惯，促进了“人人讲清洁，家家爱卫生”良好风气的形成。
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增强了群众的政治认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关乎群众生产生活与生命健康，而且直接关系到政权巩固。因此，进一步地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嵌入。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应用于卫生工作，领导群众发起了“清洁卫生、除害灭病、移风易俗”的社会总动员；各地党委、政府秉持高度重视的治理原则，将清洁卫生、除害灭病等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如上海市铁道医学院严格落实“党员干部带头干”的会议要求，“党总支雪天参加积肥，扫除泥土，用手除垃圾。团委书记亲自挂帅为指导员、主任委员经常亲临检查动手替学生打扫卫生。”此外，各地党员干部秉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的执政理念，带动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市民等群体积极参与卫生工作。截止到1952年7月份，仅山东和北京、天津、重庆三市，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的人民群众即达1400余万人。吉林省农村居民有一半以上都能够定期进行环境卫生的大扫除。浙江一省和沈阳、济南、昌潍三个城市即在群众中训练了64万余卫生工作人员。全员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卫生环境和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正是在全民动员中，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运动早期，受爱国主义和卫生知识教育的影响，南京人民的政治觉悟与爱国热情都有了显著提高，普遍提出“打死一个老鼠苍蝇，等于打死一个美国强盗”的反对细菌战的行动口号。拉萨市在中央政府划拨6亿补助款和进藏部队的协助下，积极展开了夏季卫生运动，解决了卫生设备不足、水道长久失修、淤塞不通等问题，市内已焕然一新。几十年来首次看见泥水畅流的市民感激道：“解放军来了，下水道马上就修通了！”在重大疫病防治中，一些诸如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费用由国家和集体承担，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在“除四害”运动中，许多地方还流行“共产党，真英明，事事为了我人民，除掉三害（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除四害，挖掉穷根断病根”的歌谣。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秉持为民负责的理念，将群众路线应用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去，以动员的“组织自觉”带动群众的“参与自觉”，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群众生活方式的内在根植。
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作为全国性、运动式的卫生治理与社会动员，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早期部分地区对中央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部署不够重视、落实不够彻底，工作开展浮于形式，如平原省领导卫生运动的机构，把上级下发的重要指示压下以致遗漏，在后期检查中才追查出来；鞍山市公安局只安排八分之一的力量开展卫生运动；东北和河北等地政府，将卫生运动只推给卫生部门单独去搞，忽视各单位间协作配合；还有些地区动员群众力量不足，不清楚“该工作主要应该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经常活动，而不能完全依靠突击活动和检查评比”，低估群众创造性的发挥，导致爱国卫生运动虽已开展但未达到预期目标。50年代后期，针对出现的松劲懈怠现象，各地虽坚持贯彻中央关于“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的指示，但由于受“大跃进”“浮夸风”影响，出现违背运动规律、随意定指标、强迫下命令等不科学现象。如山西省个别单位忽视本地实际，盲目向群众摊派指标，“制定每人在一天内必须交五十只麻雀、二斤蛹的制度”，则严重影响运动的开展。
四、结语
社会动员是政党权威对民众认同的强势渗透，也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重大介入。广泛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凝聚力量、解决新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之举”。面对疫病流行、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领导与统一部署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实现了从“落实卫生防疫方针”到“反美细菌战”再到“除四害、讲卫生、灭疾病”的三阶次推进。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发挥榜样引领，强化思想自觉、增进情感认同、形成示范效应，填补了群众对卫生工作的认知荒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动员筑牢了思想根基。与此同时，各地灵活施策，综合整治，坚持突击与经常相结合、技术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彻底粉碎了细菌战，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身体素质，推动了社会风气转型，以国家政权嵌入的形式催生了民众的意识自觉，从而增进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由此形成的“国家—民众”协同模式构建了一套全民参与的整体动员机制，并随时势的变迁演绎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集体记忆。但作为史上持续性最长、动员力最强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对群众动员的边界把控中，也存在诸如区域治理不平衡、地方执行不力、工作持续性不强等问题，后期受“大跃进”“浮夸风”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出现盲目攀比、随意定指标、防治不科学等违背规律的现象，这些弊端为后期进行反思并纠正、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