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梁易代文书对萧衍进行“西伯”、刘秀、“桓文”“昆彭”、周武王等多重形象的塑造，促进了萧梁由“汤武革命”向“自国刑家”的孝治转型。萧梁儒佛并弘，在魏晋“二圣”书写传统下构建以萧顺之、萧衍为核心的帝系框架，并衍生出“储副”（萧统、萧纲）、“帝子”（萧绎）、藩王（高祖五王）、皇宗戚属等相关的皇权叙事类型。《丹阳上庸路碑》即是塑造萧纲“储副”形象的产物。太清之乱致使萧梁家国一体的皇权叙事模式发生异变，降北梁士涉及荆楚风物的书写则开启了北朝文化版图南扩的先声。
关键词：萧梁；孝治；皇权叙事；萧衍；“二圣”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7-0005-17
秦汉以来“家天下”成为了解皇帝制度的“根本关键”，家国思想则是构建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儒学论述背后往往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体现了各个王朝特定的文化策略和王道理想。梁朝与萧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密切联结，更是塑造出南朝最具君主个人色彩的皇权文化。萧衍汲取儒、释、道共通的伦理政治思想，推广皇室孝德文仪，从而建立起“自家刑国，自国刑家”的家国同治模式。他还以礼乐、文教等手段进行政治化统合，注重以章表、诏奏、诗赋、碑铭等文学形式宣扬、巩固统合的成果。故而作为伴生产物的萧梁皇权文学，又带有鲜明的“诚为国政，实亦家风”的“家国”特征。此外，萧梁皇室成员及裴子野、徐陵、张缵、沈炯等文界中坚在“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的叙事方向下，又拓展了针对储君、帝子的叙事类型。随着梁末皇权体系崩解，北周、北齐深度介入后梁时代的再造过程，梁朝五十年不可避免地成为北朝吞并南朝大势的转捩期。加之长江中上游地区为北周所占据，降北梁士涉及荆楚人事的书写则开启了北朝文化版图南扩的先声，并从精神层面加速了“北方的中国统一运动”。因此，梳理萧梁家国一体政治范式的肇生、更化过程，当有助于揭示中古皇权叙事文学的复杂化和丰富性特征。
一、萧衍开国文书中的形象塑造及其定型
一般认为，汉魏、晋宋、宋齐易代之君为寻求政统合法性，多将“汤武革命”与“尧舜禅让”杂糅为一。概观萧梁建立的过程，萧衍因局势变化而反复取舍“西伯”、刘秀、“桓文”“昆彭”、周武王等角色定位，并持续操弄上述模式所对应的政治话语，直至最终将开国建朝定性为“高、光征伐”与“汤武革命”的糅合样态。这种多面形象的塑造既是萧梁国运开启的逻辑始点，也是萧衍建梁后推行孝治、重塑“斯文”的政治根基。其大致经历了三阶段的转换：
其一，永泰元年（498）七月出任雍州刺史，至永元二年（500）十一月起兵，由“西伯”、刘秀变为周武王。永明八年（490）萧顺之被杀是萧衍与萧齐内阋的始因，此后萧鸾、萧宝卷大肆屠戮王室、勋旧，萧衍当受鲁肃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启发，确立了以郢州、雍州士马“虎视其间，以观天下”的战略。在这一阶段，萧衍着力经营雍州，据周文王初封雍州伯而有“西伯”之名而断定自身在雍州“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不仅如此，萧衍与张弘策对谈时还据《后汉书·邓晨传》自比刘秀，运用“纬象”放言“梁、楚、汉当有英雄兴”。这种比附与其刻意将胞兄萧懿比作刘縯有关。刘縯为刘秀之兄，好侠养士，终为更始帝刘玄所害。萧懿平叛裴叔业、崔慧景后被赐死，正与刘縯结局相近。萧懿之死为萧衍起兵提供了绝佳借口，任昉《百辟劝进今上笺》就突出萧衍得到死讯后“据鞍辍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的情节，而这正是刘秀因刘縯被杀而“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处”的再现。其实，早在永明八年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就依据相关典实来表现萧鸾因萧缅去世而“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的情形。这说明刘縯之于刘秀的政治关联已是南朝的史、汉常识。是以萧衍注重借萧懿之于刘縯的相似性唤取广泛的舆论同情，并增强自身比拟刘秀吊民伐罪的说服力。萧衍文僚撰制檄文时亦利用萧懿事件的震动效应，以起到丑化萧宝卷而归化异己势力的作用。如永元三年（501）二月萧衍《移京邑檄》大加宣扬萧懿遭冤杀的不公，控诉“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檄文还采择《尚书·泰誓》所载周武王孟津誓师的章句结构与伐纣措辞，极力贬斥萧宝卷为“扰乱天常，毁弃君德，奸回淫纵”的“独夫”。这已然将萧懿之死嵌入了“汤武革命”的叙事框架，也是“高、光征伐”向“汤武革命”转化的话语基础。正因萧懿对萧梁建国的特殊价值，萧衍于即位当日就对其褒崇追赠。此后萧绎亦延续上述话术，其《答群下劝进令》“甫闻伯升（按，刘縯字）之祸”句，即将萧纲比作刘縯而自比刘秀。
其二，永元二年十一月至中兴元年（501）十二月攻陷建康，由周武王变为“桓文”“昆彭”。萧衍起兵后“武王伐纣”说不利于笼络其他地方势力，迫于形势只得借鉴宋齐立少主而行禅代的做法，与萧颖胄共推萧宝融为帝，其政治目标则降格为“废昏立明”而成“桓、文之业”。以“桓、文”喻匡乱之臣本是魏晋常用手法，刘宋易代文书又发展出以“桓、文”与“昆、彭”共指中兴之臣的固有称谓。如傅亮为刘裕作《九锡文》所言“夏、殷资昆、彭之伯，有周倚齐、晋之辅……翼治扶危，靡不由此”，即为其例。“昆、彭”为夏朝昆吾、殷商大彭的简称，《史记·殷本纪》《楚世家》《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等所载昆吾、彭祖均为夏、商末期“斩刈黎民如草芥”的奸雄，《白虎通义·五霸》则将其连同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归入“五霸”，并塑造为“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的形象。韦孟作为豕韦氏后人，曾以《谏诗》“肃肃我祖，国自豕韦。……迭彼大彭，勋绩惟光”颂美豕韦氏、大彭的盛绩。此后，边让《章华赋》称鬻熊“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曹植《武帝诔序》称曹操“德美旦奭，功越彭韦”，均是“昆吾”“大彭”的历史性塑造渐趋正面化之证。另据《史记·五帝本纪》《楚世家》，昆吾为彭祖长子，历经夏、殷封於大彭，亦即彭城。刘裕起家、定霸均在彭城，傅亮比之为“昆、彭”正在情理之中。萧衍攻入建康后以大司马、中书监承制，就是依照晋元兴三年（404）武陵王司马遵承制而刘裕以大司马、中书监总揽朝政之例。因此，任昉也借鉴傅亮禅代文书，将萧衍比为“昆、彭”。如中兴二年（501）正月，《策梁公九锡文》称萧衍“韦、彭、齐、晋，靖衰乱于殷、周”；三月，《梁王令》自称“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等等。事实上，萧衍并无在彭城的仕历，上述大致是从文书层面照搬刘宋禅代流程的体现。
其三，中兴元年十二月至二年四月，由“桓文”“昆彭”转为“武王—刘秀”的叠合身份。为了尽快“膺天改命，光宅区宇”，萧衍搬用汉晋、宋齐多以皇太后临朝称制而行禅代的惯技，于中兴二年正月主动将承制权让渡给宣德太后，并以后者名义循序进位相国、梁公、梁王。与此同时，效仿宋齐诸帝登基前制造符瑞的做法，由延陵、兖州等地集中上报瑞应，直至四月接受萧宝融“禅让”而建立梁朝。可以说，短短四个月正是萧衍及其文僚塑造“汤武革命”绾合“高光征伐”开国模式的关键期。如任昉《策梁公九锡文》悉数萧衍十四项中兴之功，并特意指出“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民命，还之斗极”的勋劳。所谓“司隶旧章”，指刘秀于王莽末兼代司隶校尉时老吏泣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这就赋予萧衍新政以光武中兴的气象。沈约则参照《后汉书·光武帝纪》耿纯劝进刘秀之词，以“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公自至京邑，已移气序，比于周武，迟速不同”，进一步在“高光征伐”与“汤武革命”的双重结构下，建议萧衍重塑皇权、稳定军心。另外，任昉《百辟劝进今上笺》强化“大宝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当仁谁让？”的皇权“公器”意识，似乎潜在运用了《六韬·发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的论调。“分肉”论与“逐鹿”论成为刘邦、刘秀夺取政权的理论根基，也变为萧衍在“公器”开放性争夺中“当仁谁让”的口实。《宣德皇后玺书》又结合汉魏、晋宋皇权转移的史证，以“公天下”理论赋予萧衍禅位开国的正当性。同时，还依据《周易·鼎卦》《革卦》卦辞与五德终始之义，宣扬“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征必显”的必然性。由上可知，萧梁建国正是以“高光征伐”促成“汤武革命”的过程。
尽管萧梁建立后不断强化“革命”建国的意识，萧衍却不否认自身“武王—刘秀”的双重比附特征。其《敬业赋序》就坦承：“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所谓“君臣义已绝”，正是指萧懿被杀之事。结合前述萧懿与刘縯的相似性，足以说明刘秀开国才是萧衍参照的直接模板。不过，魏晋以来君主为构建本朝帝系，多在即位诏中将先皇与自身类比为“二圣”（周文王、武王）或“三圣”（周文王、武王、成王）。既然“汤武革命”论为萧衍自比周武王提供了依据，为了效法魏晋“二圣”或“三圣”帝系传统，将萧顺之追认为“西伯”或“文皇帝”就成了务实的选择。如萧纲即位诏“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启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智周万物”，即为显例。大宝二年（551）十月萧纲、萧大器相继被杀，沈炯代王僧辩等人劝进萧绎称：“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奄龛天下。……丽正居贞，大横固祉。四叶相系，三圣同基。”这里则首次提出萧顺之、萧衍、萧纲的“三圣”模式。萧绎即位改元诏沿袭了这一模式，又特别指出萧纲“地侔启、诵，方符文、景”。汉文帝刘恒初封代王而后称帝，至六朝，“代王”或“代邸”“朱邸”已变为藩王即帝位的政治隐喻。萧绎将萧纲与刘恒对举，也是为自身称帝寻求理据。不过，为了以“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的说辞承续帝统，萧绎大肆诛戮萧纲、萧统遗嗣，可谓“近舍周典，上循商制”。由此，萧梁依仿西周所构建的“三圣”帝系传统也宣告瓦解。
二、萧衍皇族孝治路径与“斯文”重塑
西汉以降，开国叙事一般绕不开“顺天易姓”与“改制以明天命”两大主题。萧梁概莫能外。建梁之初，萧衍就借鉴“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的皇族治理困境，反思“我自应天从人”与“天下士大夫”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在稳定皇族内部权力秩序的前提下，寻求绾合“皇权—门阀”政治的逆取顺守之道。不仅如此，“应天从人”的符命造作只是王朝草创期的舆论手段，只有借助更为系统的礼法文教建制才能使之落实为自觉的士民观念。是以萧衍颁定《梁律》以严明威权与法责，又拓宽选官渠道，劝教兴化。其中修纂《五礼仪注》是“经国家，利后嗣……为国修身，于斯为急”的首务，而撰定宫庙舞乐、兴造殿阙寺观等礼制建筑也不失为“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的文治象征。如前所述，萧梁大致遵循魏晋“二圣”或“三圣”的王朝叙事策略，加之“三圣”家天下的政权模式已在西晋、北魏派生出以“家国”孝治为核心的礼教体系，这在客观上又为萧梁由“汤武革命”向“自国刑家”的孝治转型预设了发展方向。
萧衍“自家刑国，自国刑家”的人伦治理体系以孝义为核心，既有三教共通的理论基础，也是贯穿皇族、世族、黎庶各阶层的政治伦理通则。为了实现“汤武革命”向本朝文治的改制，萧衍效法司马炎、萧道成，也突出自身“本自诸生，取乐名教”的身份，以便为引领梁朝制礼作乐、崇文弘化奠定舆论基础。永嘉南渡以来，东晋南朝就难以摆脱“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的地方政权属性。为了化解“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的压力，萧衍在南北郊、明堂、雩坛、五郊坛、宗庙、社稷、籍田等诸多礼制事项中自我作古，并不断完善礼乐文教系统，修缮国学礼馆、宫城殿阙等礼制建筑，以实现本朝“圣图重造，旧章毕新”。由于释奠礼制与孔庙祭祀关乎儒家道统、国家治统的确立，萧衍于天监四年六月立孔子庙，并创办五馆学，分遣博士、祭酒至州郡设学；天监七年（508）下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思欲式敦齿让，自家刑国”，这就表明了以国子学引导士民教化的意图。天监九年（510）三月国子学建成后，萧衍下诏规定皇太子及王侯子弟“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据考，经由国子生策试入仕的皇族成员包括萧大临、萧大连、萧孝俨、萧映、萧恺、萧乾，外戚则有张缵、张缅、张绾、王质、王佥、王劢、王通、王锡等。萧绎则深得贺革、阮孝绪指授，早年撰《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等，其《上〈忠臣传〉表》即坦承“理合君亲，孝忠一体”的观念源于“早蒙丹扆之训”。萧绎《郢州都督萧子昭碑铭》还进一步论证了“自家刑国”与“保家经国”的关联。其围绕萧衍从父弟萧昺的一生勋绩，称扬后者足为“保家经国，总括二韦。……知人善使，自家形（刑）国”的藩王典范。当然，萧梁其他皇族成员也不乏家国忠孝之士。这些都说明萧衍以家国一体论引领王朝文教的显著成效。
另外，萧衍舍道入佛，奉行儒佛并崇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礼乐完备、文学弘化的文治局面。萧衍尤为注重运用文学手段将国家盛典转化为文林盛事，以起到扩大舆论传播的功效。兹以寺庙建造及其文事宣传为例。萧衍舍建康三桥旧宅而建成光宅寺及宝塔，堪称梁初以家舍国、以佛弘孝的标志性事件。寺以“光宅”为名，可近溯自天监元年郊天祭文“钦若天应，以命于（萧）衍。……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宇”。沈约《光宅寺剎下铭序》沿用开国文书中“周武—刘秀”叠合叙事模式，将光宅寺比作周武王、刘秀故居；又因光宅寺“上帝之故居”的属性，将其比作佛教释帝天所居的须弥山。萧绎《光宅寺大僧正法师碑》进一步申述“革命”开国的历程，并将萧衍塑造成征服四方的“轮转王”说：“皇帝革命受图，补天纫地。转金轮于忍土，策绀马于阎浮。”据《佛说长阿含经》，大善见王七宝之首为“金轮”，第三宝为“绀马”，二者均是“转轮圣王”的典型瑞象。“转轮王”观念作为佛教主要的王权观，在隋唐时期已经频繁用于论证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在萧绎这里，则初步缀联“革命”论与“转轮王”观，以实现萧衍由“周武王”向战无不胜的“转轮王”转换。至于萧衍晚年以“皇帝菩萨”自居，则似乎是其自比“转轮王”意识的深化发展。此外，扩大光宅寺的政治影响，萧衍为开国勋臣沈约、范云、周兴嗣以下数十人铸像，并移置于光宅寺供奉；为抬升光宅寺的宗教地位，又以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差不多与建光宅寺同时，萧衍还进行了宫城刻漏、魏阙、日晷的建造。周兴嗣、陆倕等人奉敕撰制光宅寺碑与《铜表铭》《新刻漏铭》《石阙铭》，无不体现出“‘与天作始’、创造历史的政治目的”。
总体来看，制礼作乐是萧衍重塑本朝“斯文”的核心所在，家国孝治则是皇权形塑的关键内容。两者集经史思想、典章制度、器物建筑、文事宣传于一身，是多重运作的“混合”式产物。王朗曾回顾曹丕禅位典礼上“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的盛大场景，感念禅代文书复活了“‘受终于文祖’之言于《尚书》”与“‘历数在躬，允执其中’之文于《论语》”的经典记述。梁齐易代文书同样也营造了萧梁建国与西周“二圣”对接的想象、再塑空间，并生发出唐、虞复现的政权认同感。进入守成期后，萧衍奖擢勋旧，意在“建国开宇，藩屏王室”；册封藩王，则彰显“国礼家情，瞻济隆重”。萧衍还规范藩王世子令、教、表疏等格式与称谓，使“诚为国政，实亦家风”的礼法秩序贯穿于皇族成员的行政日常之中。正因如此，“自国刑家”观念对士格塑造产生深远影响。如王僧辩径称：“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国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夺！”此外，《五礼仪注》的颁行使“孝治天下，九亲雍睦”的国策深具操作性，也提升了举国“穆穆恂恂，家知礼节”的礼制水平。诸如谢览、王暕等高门子弟，往往因兼具“名家”与“国华”的双重属性而成为“自家刑国”的典范。这正与皇族“自国刑家”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萧梁孝治的礼法生态体系。至于刘孝绰及其规模可观的文学化家族，曾被萧绎誉为“孝乎惟孝，其德有邻。曰风曰雅，文章动神”，刘孝绰则鼓吹“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显仁立孝，行于四海”。这种皇族与地方名族文学层面的默契互动，也促进了萧梁孝治文学在家国一体框架下的良性发展。
三、《丹阳上庸路碑》与萧纲“储副”、萧绎“帝子”塑造
如何委派、控御皇室宗亲势力，是汉魏以来的施政难题。为避免重蹈曹魏覆辙，晋武帝将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的皇权政治模式。一定程度上，萧梁沿袭并强化了这种模式。在萧衍长期执政下，萧梁孕育出专对于太子、藩王的政治语言和文化。像舜、姬诵、刘庄、司马绍等史上知名的孝子、太子，或者刘苍、刘德等好文藩王，均已被萧梁文、政两界改造成太子或藩王专属的政治表述。如萧统履行“隆家干国，主祭安民”的太子政务之余，又引领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坛走向，以至被过誉为具有“克念无怠，烝烝以孝”的“大舜之德”。然而，“埋蜡鹅”“采莲荡舟”事件致使萧统早故，萧衍汲取永明末萧子良、萧昭业叔侄宫斗的教训，终以萧纲为太子。萧纲为了消弭“废嫡立庶，海内噂誻”的消极影响，立储后仍积极延续萧统的文业与政治塑造。其不仅编纂《昭明太子传》五卷、《昭明太子集》二十卷，作《昭明太子集序》《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还套用《梁公九锡文》十四种颂功模式，在《〈昭明太子集〉序》中颂美萧统的十四种德行。该序盛赞萧统“恩均西伯，仁同姬祖”，又将其纳入周汉以来名太子序列，使之与刘盈、曹丕并称。当然，萧梁易储后“储副”塑造的重心已向萧纲转移，原本比拟萧统的“夏启、周诵，汉储、魏两”等太子话语随之成为萧纲的专属称谓。从思想文化层面，萧纲也不断强化自身影响，如《玉台新咏》的编纂就不乏宫教之用，更有“为新变诗风拿出示范的实例，和《诗苑英华》《文选》相对抗”的深层动机。对萧衍来说，其向来注重大兴国家工程以显示本朝“自国刑家”的皇权特质。如天监九年翻修栅塘作缘淮塘，敕命周兴嗣作《栅塘碣》；十二年（513）扩建太极殿，由王筠撰《上太极殿表》。两次土木兴造与文事宣传，均不离“四海为家，义存威重。万国来朝，事惟壮观”的意图。正因如此，兴修土木也成为萧衍强化太子形象的手段之一。徐陵《丹阳上庸路碑》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徐陵《丹阳上庸路碑》题中“上庸”词义不明，导致历来对该篇颂扬的碑主存有歧疑。“庸”与“容”在中古音中同属鍾韵、平声、余封切，是为同音字，故“上庸”即为“上容”。徐陵《丹阳上庸路碑》之“上庸”，实指萧衍以萧纲名义所修上容渎。据《景定建康志·疆域志二》，赤乌八年(245)孙权始凿破冈渎，迄至萧纲立太子后，萧衍为避萧纲讳而改破冈渎为破墩渎；又因该渎窄浅淤塞难以行舟，而于句容县东南五里另开上容渎。值得一提的是，孙吴开凿破冈渎之前，三吴地区至建康的漕运一般先沿长江行八十多公里抵京口而后转至建康。京口作为长江入海口，相关江域备受到海水倒灌的侵扰，本来的顺下却如同逆行，加之风高浪急，故而导致《丹阳上庸路碑》所说“涛如白马，既碍广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险梅湖之路”的航运风险。破冈渎、上容渎开通后，太湖流域经破冈渎至秦淮、建康的路程缩短为六十公里，且不必再经受京口江域海潮的考验，航运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大为提升。作为沟通三吴与建康漕运的新航道，上容渎对萧梁中后期建康都市圈的持续性发展贡献不小。因此，《景定建康志》说：“梁朝四时遣公行陵，乘舴艋自方山至云阳。……徐陵《上容路碑》有云：‘涛如白马，既碍广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险梅湖之路。莫不欣兹利渉，玩此修渠。’”由上引“徐陵《上容路碑》”及碑文来看，至迟南宋时此碑题名尚未讹作“上庸路碑”。至于“上容路”，则是沿上容渎两岸所筑的堤路，目的在于方便上容渎沿岸的水陆运输。丹徒是齐梁皇陵的所在地，破冈渎或上容渎则是齐梁皇室自建康至丹徒四时行陵的便捷通道。徐陵碑文“专州典郡，青凫赤马之船。皇子天孙，鸣凤飞龙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拥节而长歌，乃摐金而鸣籁”等句，实为上容渎及堤路修竣后萧梁皇王、公卿顺渠前往丹徒行陵的场景。由于三十卷六朝古本《徐陵诗文集》及宋人编本《徐陵诗集》均散佚不传，现存《徐陵集》实为明人重编本。明人辑录《徐陵集》时，偶有不熟悉梁陈时代的汉语复音词及相关地名，却喜欢逞臆剜改，就造成了今传《徐陵集》中诸多中古新词的异化现象。“上容”讹为同一反切的“上庸”，大致也是如此。鉴于上容渎与萧纲密切相关，徐陵以东宫学士身份撰制《丹阳上庸路碑》实属分内之职。由碑文前半部分“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劳己济民，有道称皇，无为曰帝”与铭文末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观乎禹迹，见我尧心”来看，全篇充满了对于萧衍天命帝德、振儒兴佛、弘文劝化的颂美，其主旨当与周兴嗣《栅塘碣》、陆倕《石阙铭》、王筠《上太极殿表》相近。不过，上容渎毕竟为萧纲而兴造，故萧纲实为《丹阳上庸路碑》“碑主”萧衍之外的第二主角。碑文“震维举德，非曰尚年。若发居酆，犹庄在汉”句，即颂赞萧纲以姬发、刘庄为成长样板，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萧统时代的“储副”话语已正式被萧纲所承继。
有意思的是，萧绎《金楼子·戒子篇》亦提及“上容”。其云：“东方生戒其子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仕以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萧绎所引出自《汉书·东方朔传赞》“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颜师古注：“容身避害也。”《太平御览·人事部》“鉴戒下”载《东方朔集》亦说：“（东方）朔将仙，戒其子曰：‘明者处世，莫尚于中庸。……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所谓“莫尚於中庸”即“尚庸”，亦即《汉书·东方朔传赞》之“上容”。萧衍是否借上容渎之名告诫萧纲做一名“尚庸”（或“上容”）太子，实难仅凭字面遽下按断。不过，萧纲《答徐摛书》自称：“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已见其东宫事权捉襟见肘。加之萧衍儒、玄、释并宗，萧伟、萧绎、萧伯游等宗室成员多究玄义，萧纲则最称典型。其于大同末至太清年间频繁在玄圃自讲《老》《庄》，或听朱异讲《周易义》，以致何敬容讽刺：“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因此，萧纲梁末崇玄的思想变化，或恐与上容渎之“尚庸”的双关意涵有关。
萧绎不仅与萧纲文事交流密切，还曾因私通宫人李桃儿被后者包庇，故政治上颇为依附丁贵嫔与萧纲。萧衍曾以“吾家之东阿”称许萧纲，意在萧纲能从文事层面辅翊萧统。萧纲如法炮制，又以“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来抬举萧绎，萧绎自然成为萧纲“储副”话语建构的主力。如其《〈法宝联璧〉序》说：“周颂幼冲，用资端士；汉盈末学，取凭通议。……我副君业迈宣尼，道高启筮之作。声超姬发，宁假卞兰之颂。……汉用戊申，晋维庚午。增晖前曜，独擅元贞。”“周颂”“孟侯”均指周成王姬诵，“汉盈”则指汉惠帝刘盈；“汉用戊申”，指建武十九年（43）六月戊申日刘秀册封刘庄为太子，事详《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晋维庚午”，则为太兴元年（318）三月庚午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事见《晋书·元帝纪》。上述两次立储均为汉晋史上的著名事件，这与徐陵《丹阳上庸路碑》将萧纲比作姬发、刘庄并无二致。至于徐陵《与王僧辩书》称颂萧衍“受命中兴，光宅天下。泰宁（按，司马绍）琐琐，安敢执鞭？建武（按，司马睿）栖栖，何其扶毂？”则是萧衍帝王话语模式凌驾于萧纲太子话语模式的体现。
不过，《金楼子·戒子篇》引述东方朔“上容”说后还置案语说：“详其为谈，异乎今之世也。方今尧舜在上，千载一朝，人思自勉，吾不欲使汝曹为之也。”可见，萧绎以萧衍治下臻于尧舜盛世而排斥“上容”哲学。萧绎志不在小，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知己”则充当了塑造其“帝子”话语的角色。如裴子野《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说：“猗欤帝子，日就月将。疏爵分品，奄有潇湘。……行成师范，文为丽则。……我王显允，洵美且丽。……光赞大朝，庇民济世。”裴子野化用谢朓《新亭渚别范云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句，将萧绎出镇荆州视为继承萧衍龙飞之地“潇湘”的勋业，还有效化解《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语境下“目眇眇”所含萧绎“眇一目”的暗示，客观上生成了萧绎效仿萧衍立足荆楚、问鼎皇权的特定指向。正因如此，萧绎忌惮属僚轻率使用“帝子”一词。史载，萧绎“尝游江滨，叹秋望之美。（刘）谅对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王有目疾，以为刺己。应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从此嫌之。”尽管刘孝绰“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其子刘谅却对谢朓诗“讽味”不足，更未意识到裴子野重置“帝子”“潇湘”的毗连意象后对萧绎产生的政治意义。另外，侯景乱后萧绎因王伟檄文“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之句，下令“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更见其忌讳之深。
萧绎为萧衍第七子，在王室兄弟中被称“七官”，侄辈则称之为“七父”。自中大通三年（531）至大宝二年（551），萧统、萧综、萧绩、萧续、萧纶、萧纲先后去世，萧绎在“高祖五王”中“代实居长”。按照“以德以长”的“先王之通训”，萧绎自然可以“比以周旦，则文王之子；方之放勋，则帝挚之季”。建康陷落之初，萧绎静待时局恶化，拒绝以太尉身份承制勤王：“吾于天下不贱，宁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无独有偶，《金楼子序》亦述及“余于天下为不贱焉”。其出自周公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足见萧绎太清之初以“周公”置换其“帝子”的意图。此后，萧绎又自塑“出《震》等于勋、华，明让同于旦、奭”的地位。如其讨伐侯景、萧栋檄文说：“侯景，项籍也；萧栋，殷辛也。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正是据《史记·项羽本纪》《殷本纪》自比刘邦、姬发，而实现由“帝子”至“旦、奭”乃至武王的话语转换。
四、梁末皇权叙事变异与北方文化疆域南扩
侯景之乱不仅是南北政局丕变的分水岭，也是南方正统论由盛而衰的拐点。颜之推《观我生赋》哀叹“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即为其证。另外，梁末国玺经辛术之手送至邺城，萧詧《愍时赋》“悲晋玺之迁赵”句亦是以“白版天子”自嘲。因此，陈庆之所谓“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已不攻自破。萧衍皇权叙事的诸多定式也在这一阶段发生异化。
其一，抑建康而崇江陵，消解建康礼制建筑的王权象征属性，使“自国刑家”的治国框架沦为地方本位的“有家无国”。萧绎为保障荆楚地缘利益而属意定都江陵，徐陵附和说：“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以山为“天阙”似可溯源至秦始皇“表南山之颠以为阙”。此后，东晋以宫城正午方位的牛头山双峰为建康天阙，宋齐则选择梁山、博望山为之，且均不建象阙。不过，天阙只是京都的地理标志，不具备周礼体系下宫城象阙的政务、礼制功能。是以天监七年（508）萧衍实施何胤“树双阙”以明皇权威仪的建议，在宫城端门、大司马门外作神龙阙、仁虎阙。两阙与太极殿构成了宫城的朝政中枢空间，阙门既是帝宫居处与外界区分的标志，又是官民上章、辟召隐逸、外事观礼等活动实施的重要场所。陆倕奉敕撰《石阙铭》，更是凸显了“梁朝建立之合法性与正义性”。只是《石阙铭》认为晋宋“假天阙于牛头，托远图於博望，有欺耳目，无补宪章”，到徐陵这里却成了论证江陵无“天阙”亦可建都的依据。大宝二年十月萧纲被弑后，萧绎仿效刘义隆宣扬“有紫云如车盖，临江陵城”。王僧辩随之进言：“陛下继明阐祚，即宫旧楚。……惟王可以在镐，何必勤勤建业也哉！”不过，周弘正、王褒等人仅赞同江陵的陪都地位，且警告“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的舆情导向。这说明江陵与建康的帝都之争亦是帝系王统之争。庾信《哀江南赋》悼惜“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即是其精要概括。
其二，“桓文”叙事的扭曲。梁末诸藩内轧不断，“桓、文”作为中兴之臣的政治寓意屡被消解，甚至还转指宇文泰、宇文邕。如萧绎请求西魏诛讨萧纪说：“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其径引《左传·庄公九年》鲍叔牙给鲁庄公书信之辞，虽以齐桓公自比，却立足齐国宫廷内斗的史实，全无“继踪曲阜，拟迹桓、文”的“五霸”属性。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即位，“上疏则称臣，奉朝廷正朔”，故作《愍时赋》感叹说：“忽值魏师入讨，于彼南荆。既车徒之赩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许，等小白之全邢。”据《左传·隐公十一年》，郑庄公灭许国后，以郑大夫公孙获领兵居许国西偏，命许庄公居东偏，从而将许国变为郑国的托管政权；又《韩非子·说林上》载，晋国伐邢国之际鲍叔建议齐桓公坐观成败，“晚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由上可知，萧詧自比许庄公、邢君，而将宇文泰喻作郑庄公、齐桓公。不宁唯是，天保十年（571）华皎至襄阳向卫公宇文直陈请：“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岂使齐桓、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望借数州，以裨梁国。”可见，华皎在萧詧“齐桓救卫”的基础上，并联《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杀夏征舒而以陈国为县之典，同样将齐桓、楚庄比拟宇文邕。
其三，操弄忠孝之名，导致家国一体的政治道德体系崩坏。萧绎在侯景乱前一直强调皇室家教与萧梁开国守成的关系，其《上〈忠臣传〉表》就将“求忠出孝”溯源至“羲轩改物，殷周受命”，从而把萧梁教化与黄帝、周武王的圣王传统连结，客观上促动了萧梁建国后的文教转型。因此，王筠《答湘东王示〈忠臣传〉笺》加以鼓吹说：“孝实天经，忠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东平获誉为片言，临淄见称文辞小道，孰若理冠君亲，义兼臣子？”此后，萧恪、萧大款、萧大成、萧圆正、张绾等人又援引《上〈忠臣传〉表》的忠孝观，将萧绎塑造为“忠为令德，孝实天经。地切应、韩，寄深旦、奭”的典型。徐陵则称萧绎“忠诚冠于日月，孝义感于冰霜”，并将其平叛侯景赋予“家冤将报”与“国害宜诛”的双重意涵。然而，萧绎表面标举“吾于天下不贱”的口号，实则借萧衍之名以控御诸藩、统制州镇。故而，梁末文士忠孝立场日益模糊，如赵伯超、周石珍、严亶、伏知命、王克、元罗、殷不害、周弘正等人均曾为侯景僭伪政权所用。对此，颜之推不由感叹：“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至于萧詧，亦因称藩异国而难脱“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雠也，谁与为国”的骂名，遑论逆转萧梁“溥天之下，斯文尽丧”的败局。
自承圣元年（552）至祯明三年（589），南方荆楚、三吴区块之争已演变为北周、北齐介入后的南北之争。当时南兖州、秦郡、阳平、历阳等州郡尽归北齐所有，益州、巴州等巴峡以东地区及荆州、襄阳则并入北周版图，梁末王朝叙事的地域、政统、文化空间被大大压缩，以江南地理为依托的“国”的概念也日渐淡化。尤其南人入北后，北地作为永嘉南渡前的“父母之邦国”，往往使亲族观念替代国家意识，并促生南北间序族认亲、连缀宗脉的活动。诸如沈炯《归魂赋》、庾信《哀江南赋》、颜之推《观我生赋》、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均历述族系，其用意大致如此。与此同时，巴蜀、荆楚易主也带来长江中上游地理文学沦为异邦文化资产的风险。如萧詧《愍时赋》就痛陈：“彼云梦之旧都，乃标奇于昔者。验往记而瞻今，何名高而实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揄扬于宋玉，空称嗟于司马。南方卑而叹屈，长沙湿而悲贾。余家国之一匡，庶兴周而祀夏。忽萦忧而北屈，岂年华之天假！”至于萧绎在征讨侯景檄中，也如实地描述了“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的江南乱象。萧贲大概受“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的风习影响，径直批评说：“圣制此句，非为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所谓“体目”，即构造字谜隐语之法。萧贲意在劝诫萧绎不应将朝廷覆灭写的如同哑谜，而应彰显檄文“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的特征。然而，萧绎误认为萧贲暗讽其“何补金陵之覆没”的过错，故将其下狱饿死、戮尸，甚至还作《怀旧传》加以诬毁。这种敏感态度抑制了江南地区的政治批判，反而在庾信（《哀江南赋》）、颜之推（《观我生赋》）、萧圆肃（《淮海乱离志》）、萧大圜（《梁旧事》）等入北梁士的推动下，使北地大兴梁亡反思的风潮。
另外，北周占据蜀岷、荆楚地域，获得了与西南诸夷展开朝贡贸易的渠道，也掌握了南下岭南、东指建康的战略主动权。随着北周官员在上述地域任职，相关的官方文书、文人诗笔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北周的文化版图得以南扩，而庾信、王褒、沈炯等降北南士则充当了南扩的桥梁。由徐陵《折杨柳》“江陵有旧曲，洛下作新声”来看，“江陵旧曲”转换为“洛下新声”的过程中必然灌注北朝政权的正统立场。因此，降北南士笔下的荆楚风物看似促进了三峡、白帝城、江陵、襄阳等山川、城邑意象的北传，事实上却是北朝皇权意识对南土逆向伸张的载体。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杂取荆楚地记、乐府、碑颂以塑造纥干弘平定南土的勋绩，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其云：“公受命中军，迅流下濑，遂得朝发白帝，暮宿江陵，猿啸不惊，鸡鸣即定。”上述源自盛弘之《荆州记》：“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二千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又“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小尾郊一认为，《荆州记》是李白《早发白帝城》“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最早出典。然而，“朝发白帝，暮至江陵”与“高猿长啸，属引凄异”分别出现在《荆州记》的不同段落，庾信当是将“白帝”“江陵”“猿啸（或“啼”）”三者整合书写的先驱。鉴于李白深受庾信诗赋影响，恐怕庾信此碑才是李诗的直接来源。只是李诗后来居上，“白帝”“江陵”已由庾碑中的军事重镇转变为李白笔下的自然名胜而已。不止如此，庾碑也可能效法了梁鼓吹曲辞《巫山高》。《巫山高》本为汉鼓吹十六曲之一，萧衍为颂扬建梁阐运的历程，将十六曲改制为十二曲，并更换新题。其中《巫山高》改为《鹤楼峻》，“言平郢城，兵威无敌”。检看萧绎、范云、费昶、王泰所作《巫山高》，均以表现荆门、巫峡的奇绝景致为主，当跳出了《鹤楼峻》作为开国史诗的政治窠臼。费昶还因“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被萧衍誉为“才意新拔，有足嘉异”。这说明《巫山高》的自然化描写得到当朝的认可。另外，萧绎《巫山高》《青溪山馆碑》均涉及巫峡急湍猿鸣的情节，体现了诗、碑笔法互通的特点。这也正是庾碑受《巫山高》影响的可能性所在。应该说，“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的自然风致经由庾信融汇荆楚地记、诗、碑后的书写，不仅成为纥干弘立功南土的陪衬，也美化了北周趁萧梁内乱而侵夺岷蜀、荆楚的军事活动。自梁至唐，江陵、白帝、襄阳等城市先后经历了由军事重镇、割据都城到经济中心、文化名城的转化，其山川形胜、名物景观、风土乡情、居处饮食等元素也纷纷进入唐代主流文化视野。追本溯源，庾信碑文客观上扩大了荆楚地理文学的影响，北周文化版图的南扩更预先开启了隋唐一统南北的精神窗口。
总之，萧衍“自家刑国，自国刑家”的治国方略，源自开国文书“高光征伐”“汤武革命”与“二圣”叙事所确立的政治框架，也是受命改制的必然选择。家国一体论作为萧梁皇权叙事的核心要义，不仅框定了皇朝文学的书写方向，也左右了文坛迭代的进程。除了“四萧”的引领外，参与禅代文书或皇家碑铭的撰制者，往往也是萧梁文坛不同阶段的执牛耳者。当家国观念融入萧梁宗教政治与权力运作的综合体系后，经由文学的折射，萧梁开国诏册、太子与帝子的斯文塑造以及梁末乱世文书都呈现出兼具史学与文学经典的双重特征。虽然梁末家国孝治体系崩解导致皇权叙事异变，纵观萧纲、萧詧、萧绎、庾信、沈炯、颜之推等以“忠孝节义”为主旨的撰述，其中自不乏“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以抒愤写怀。……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的特质，一定程度上也将六朝皇权叙事文学推向鼎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朝因“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难以有效贯彻家国一体的孝治路径。迄至隋朝，杨坚反而积极吸纳许善心、柳彧等萧梁遗少推扬的家国忠孝观念，要求公卿大族应以雅乐为“正声”，摒弃西凉、龟兹等“新变”之乐，以身作则，以利于“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这种雅乐改革主张其实始于颜之推开皇二年上书：“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另外，柳彧力谏杨坚“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也是萧梁家国一体政治遗产持续传播的显证。此后，李世民出于为玄武门之变辩护的目的，一改魏晋忠孝对立的观念而强调忠君先于孝亲。考察其“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的说辞，其中亦多少受到萧梁家国一体论的启发。杰·怀特曾指出，传统社会中的合法性叙事“告诉人们相信什么、如何行动、在一生中可以希望什么。通过叙事传播的规范和规则，为那些相信叙事的人确立了社会联系以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实践”。这大致符合萧梁皇权叙事的特质，而萧梁又是南朝乃至隋唐皇权叙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