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医养结合面临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体系相互割裂、服务链断裂，老年人养老照料和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医养结合有“名”无“实”。基于2018年C市老年人调查的万份数据，以消费水平作为中间变量，探讨“医”（就医关注）与“养”（养老模式偏好）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月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越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且对医疗水平关注度更高。就医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影响养老模式偏好：相对于就医渠道，对医疗费用越关注，老年人越倾向社区居家养老；对医疗水平越关注，老年人越倾向机构养老，且消费水平在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选择上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应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融合—联动式”医养结合差异化供给模式，即对关注医疗费用且偏好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构建“首诊在家庭医生+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模式；对关注医疗水平且偏好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构建“首诊在医养机构+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模式。
关键词：医养结合；就医关注；养老模式偏好；制约因素；融合—联动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6-0128-15
一、问题提出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提出：“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等加强合作。”2015年国务院转发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4号），明确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以上述两个核心政策文件为指导，医养结合这种新型养老模式逐步进入理论界的研究视野。医养结合，即将医疗护理和养老服务有机结合，是实现“有病疗养，无病养老”的养老模式创新，是今后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方向，符合健康养老的基本要义。李长远、张举国以青岛、上海和苏州为代表，将中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推动各方资源结合的青岛模式；二是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融合医疗和养老的上海模式；三是在社区、居家和机构三个模式下提倡医养结合的苏州模式。由于长期护理保险仅在局部地区试点，当代中国究竟适合哪种模式还未有定论。但从各地实践来看，当前中国医养结合面临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体系相互割裂、服务链断裂，老年人养老照料和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医养结合有“名”无“实”。其具体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在养老方面，基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或为老服务设施的卫生医疗资源稀缺，只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休闲文娱等基础服务；部分养老机构限于成本压力无法内设医务室或与周边医院合作，难以满足失能、失智、残障老年人对专业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进一步讲，很多小微机构也在刻意“规避”收容这类有专业医疗护理需求的老年人，导致养老机构出现覆盖人群的结构性缺陷，“以养带医”流于形式。其次在医疗方面，三甲医院忙于治疗疑难杂症，内设养老护理专块动力不足。结束重病救治本应出院的老年人，趋于风险最小化的行为选择，坚持留在医院，导致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押床”现象严重。这样既浪费三甲医院的稀缺医疗资源、滥用医保基金，又造成二级以下的中小型医疗机构资源闲置，床位使用率不足10%，“以医带养”难以实现，更不用说通过医养结合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由于养老服务和医疗护理隶属民政和卫生两个体系，政府多头管理使得政策扶持落实困难，服务体系相互割裂。如何破解当前医养结合面临的制约因素，成为有效疏导老年人医疗护理需求，为其提供精细化健康管理的前提，也是发展我国银色经济，寻找后疫情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扭转“未备先老”局面的突破口。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寻找破解之策。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一）理论视角与本土阐释
已有研究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生命历程理论等视角探讨完善医养结合体系的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然而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以信息经济和健康管理为主流的银色经济时代。以医养结合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服务业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既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又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老年人口红利增长，最终实现拉动经济带动就业、保障代际和谐与福祉改善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福利供给模式（慈善模式、社会工作模式、行政干预模式）不同，社会发展模式以独特的方式融合经济与社会目标，其理论核心是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尤其突出社区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借鉴社会发展理论来引导经验分析。米奇利认为“人与社区有着天然协同工作能力——人们只要能够在其地方社区内一起和谐工作，就能促进社会发展”，即强调社区及社区以外的力量协同发展”。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促进资源均衡配置”的战略目标，正是对米奇利这一观点的高度契合和有效运用。因此，破解“医养结合”制约因素，需要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本土化阐释与理论建构（见图1）。
图1 研究框架
社会发展理论致力于干预政策，专注于提升全体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是最具包容性的促进社会福利的途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需要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全谱系同步提质升级，实现医疗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医养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主导的制度优势，从而多层次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差异化医养需求，提升全体老年人对美好晚年生活的期待与获得感，以人为本发展银色经济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研究思路
本文致力于寻找当前中国医养结合制约因素的破解之策，即如何能让当下医养相互割裂、服务链断裂的局面扭转为“医”与“养”从形式到实质的真正融合。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国发［2021］35号）指出，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为重点，把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也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握老年人关注哪些“医”，偏好哪种“养”，是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的前提和方向。基于此，本研究以老年人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依托2018年C市老年人调查的万份数据，探讨“医”（就医关注）与“养”（养老模式偏好）的关系。在研究中引入消费水平作为中间变量，考查在不同消费水平下，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为构建差异化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提供实证支持。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对就医关注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有文献分别从就医行为、就医资源和就医费用三方面论述老年人选择医疗服务的偏好。就医行为方面，Srivastava根据35个低收入国家研究数据发现，老年人失能状况与是否患有慢性病对就医行为有显著影响。马潇斌等也认为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就医行为，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对医疗行为关注的可能性较小。戴云鹤等分析了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后，社区门诊患者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月总收入、社区卫生服务项目了解程度、社区就医比到医院方便程度是患者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后从区三级医院下沉到社区首诊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杨薛玉等认为，就业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影响就医行为。卢小君等则认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职业）对就医行为的关注可能性更大，分别是雇员的1.494倍和1.302倍。另外教育程度同样影响就医行为，教育程度越高，就医行为偏好越显著的观点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就医资源方面，对流动老年人口来说，就医资源对就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就医资源越丰富，其对就医行为就越关注，就医资源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就医行为的关注程度随之增加0.029个单位。另外非农业户口和高水平医疗保险对流动老年人口的就医行为关注度也有促进作用。医疗费用方面，患者年龄越大，自付医疗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逐渐下降，罹患慢性病、大病的概率显著增加，其对医疗费用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有研究表明，随着学历即受教育水平升高，自付医疗费用的占比降低，反之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其社会地位及经济情况一般也较低，因而疾病医疗负担较重。
（二）对养老模式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考查，除参考其人口学特征影响因素外，近几年主要的研究焦点可以归纳为“收入决定论”和“健康决定论”。首先，学界普遍认为，收入对社会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周学馨等研究发现，收入对机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老年人收入越高，其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越强。相对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体，机构养老意愿最强的是收入在2001—2500元间的所有群体。伍丽群等也认为，老年人月收入越高，对机构养老的需求率越高，说明支付能力是影响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进一步讲，一些学者认为有工作或退休金为老人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这部分群体对社会化养老的认可度更高。因为社会化养老是一种有偿性服务，没有工作的老年人担心不能支付高昂的服务费用。而相对于机构养老模式，部分学者发现收入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呈现“U 型”特征。李长远等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和3001元以上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更大，且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长，选择该模式的概率大大提高。同时，贾亚娟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及子女经济支持都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自主能力越强，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或积蓄养老，而能够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更愿意依靠儿女养老。这意味着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时会兼顾考虑自身及家庭的经济支持状况。
其次，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和生活质量，进一步影响其对养老模式的偏好，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对居家购买服务和机构养老的服务需求更高，更愿意选择社会化养老方式，寻求专业人员照护，减轻子女负担。而没有任何慢性病的老人不倾向选择社会养老，更愿意与儿女同住或自我养老。另外健康状况同样是医养结合供给服务的衡量标准，关系到老年人是否需要接受长期照护。王雯依据北京市的调研情况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恶化、自理能力衰退，对长期照料需求增多，社会化养老服务应优先满足医养结合服务需求。
（三）研究述评及假设提出
总体来看学界对就医关注及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因素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以往对就医关注的实证研究很少把就医关注的多方面，如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医疗水平等同时加以考虑。对养老模式偏好的研究往往单纯将人口学特征、个体资源等方面作为解释变量，没有将医养结合中的“医”元素融入实证调研。将两者综合考虑，对“医”与“养”如何结合进行全面实证阐释的研究更不多见。而弥补上述不足，正是本研究的立意所在。
本研究将就医关注界定为三方面内容：一是就医渠道，象征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即表示老年人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特征，如挂号方式（门诊排队或网络预约）、亲友推荐或人情介绍等；二是医疗费用，象征医疗服务的可支付性，表示老年人看病诊疗需要的所有花费（包括医保报销和自付金额）；三是医疗水平，象征医疗服务的获得感，表示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正向评价。医疗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获得感越强，反之同理。
毫无疑问，收入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和就医偏好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然而“收入决定论”无法客观描述老年人实际的购买力行为。“无论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本性来看，还是从客观经验的具体事实来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的增加那样多”。因此本研究以消费水平代替收入水平，考查其对就医关注的影响。故而提出：
假设1：消费对就医关注有促进作用
假设1a：消费水平提高，就医关注度可能性提升
假设1b：消费水平提高，就医关注偏好可能有异质性差异
除消费水平因素之外，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就医偏好的重要因素。参考已有研究，我们提出第2个假设。
假设2：教育水平高、收入高、医疗支出高等个体差异对就医关注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即随着教育水平、收入和医疗支出的不断提高，就医关注可能有异质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调研结果显示，“养老保障水平”“医保报销水平”是当下老年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就医需求的双重保障机制。因此结合调查问卷内容，本研究将保险偏好作为解释变量，提出第3个假设。
假设3：保险偏好对就医关注具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为综合考察“医”与“养”的结合机制，破解当前“医养结合”的制约因素，结合消费水平的中介作用，分析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提出假设4。
假设4：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有影响
假设4a：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医疗水平均对养老模式偏好有影响
假设4b：不同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偏好有显著影响
假设4c：就医关注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养老模式偏好有促进作用
在研究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因素时，孤独感强烈的老年人，为获得心理上的充实感，更愿意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自理能力、居住意愿满意度等因素也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5个假设。
假设5：自理程度、居住情况及子女数、孤独感对就医关注及养老模式偏好均有影响
假设5a：自理程度高，就医关注度可能性降低
假设5b：自理程度高，偏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可能性提升
假设5c：有子女且与子女同住，就医关注度可能性提升
假设5d：有子女且与子女同住，偏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可能性提升
假设5e：感受孤独的老年人，对养老模式偏好影响不确定
老年人在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时对经济因素较为关注。有研究表明，在选择养老机构时老年人首先关注收费标准、是否纳入医疗保险等经济因素，其次才是养老机构的食住条件、同住老人交际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6。
假设6：社会支持、服务偏好、养老担忧对养老模式偏好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参考以往研究发现性别的影响机制并不明确，有学者认为女性可能更倾向代际关系和谐，不愿给儿女增加负担，偏好机构养老。但也有研究表明男性的养老金整体水平大于女性，对社会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购买力，女性处于购买力不足的弱势地位。因此本研究不考虑性别的影响机制。
四、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6月JL大学与C市老龄委联合开展的“C市老龄人口基本状况信息采集抽样调查”，剔除部分缺失数据，最终确定样本12719个。（见表1）
样本均为C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口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构成看，男性占52.6%，女性占47.4%，男女比例均衡。从居住状况看，独居占20.46%，与配偶居住的占57.27%，与子女同住的占22.27%。从教育程度看，大部分老年人具有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总样本人口的94.18%，大学及以上占6.82%。从有无子女来看，有子女的老年人占98.36%。从生活自理程度来看，完全自理的占67.91%，失能（部分自理及完全失能）占32.09%。
表1 样本人口基本情况（N=12719)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整理所得。
（二）研究方法与实证模型
本研究主要探索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的影响方向以及消费水平在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机制。
首先，验证消费水平对就医关注的影响，将样本数据中就医关注（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医疗水平）作为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将消费水平作为主要变量，其余部分样本特征作为参变量，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
如果被解释变量有（J+1）种选择，则多分类Logistic模型如下：
在（1）中，Xi表示个体i的特征，yi表示被解释变量的J+1个方案。在本研究中指的是老年人在医疗水平、就医渠道、医疗费用三种就医关注的类型。βj表示估计参数，P表示不同选择下发生的概率。
其次，探究就医关注在不同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影响的作用。将养老模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将就医关注和消费水平作为主要变量，其余部分样本特征作为参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在（3）中，P为给定自变量取值情况下，养老模式选择的概率。当P=0时，养老模式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当P=1时，养老模式为机构养老模式。β0表示模型的截距，βi表示回归系数，Xi表示解释变量。
（三）变量取值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就医关注，如前所述分别为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依次取值为1、2、3。解释变量为消费水平、性别、教育程度、有无子女、居住状况、收入水平、自理程度、保险偏好和医疗支出（见表2）。其中，消费水平分别为1000元以下、1000—3000元、3000元以上，依次取值为1、2、3，作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取虚拟变量以便分类观察；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及高中、大学及以上，依次取值为1、2、3；有子女取值为1，作为参照组；自理取值为1，作为参照组；居住状况为独居、与配偶同住、与子女同住，依次取值为1、2、3；保险偏好具体分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商业保险，依次取值为1、2、3。
表2 收入、消费及养老偏好主要变量（N=12719）
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养老模式，分别为机构养老模式和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解释变量为就医关注、性别、居住状况、有无子女、自理程度、社区帮扶、服务偏好、养老担忧及消费水平。其中，社区养老帮扶表示个人希望通过社区帮助购买养老服务的意愿，即愿意、不愿意，依次取值1、2；服务偏好反映个人选择养老服务的倾向性，分为价格、项目、品牌、距离、护理险和医保报销，依次取值为1、2、3、4、5、6；养老担忧分别为养老金、医疗费、无人照料、拖累子女和孤独，依次取值为1、2、3、4、5。同时由表2可知，收入水平的均值为1.64，说明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水平为2000元左右。消费水平的均值为1.32，说明老年人的月平均消费水平为1100元左右。
五、实证结果
（一）消费水平对就医关注的影响
表3是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得出老年人消费水平对就医关注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其对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的关注度，假设1成立。其中，当老年人月消费水平为1000—3000元时，相对于就医渠道，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的概率比月消费水平为1000元及以下时分别提高了62.1%和115.2%；当老年人月消费水平为3000元以上时，相对于就医渠道，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的概率比月消费水平为1000元及以下时分别提高了68.3%和120.4%。随着月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越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且对医疗水平的关注度更高，假设1a、1b同时成立。
表3 消费水平对就医关注影响的三分类Logistic估计
此外，表3也可以看出样本其他特征对就医关注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相对于就医渠道，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关注医疗费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医疗费用关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支出对医疗费用及医疗水平关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相对于就医渠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低、收入越低、医疗自费承载能力越低，越关注医疗费用，假设2成立并确定影响方向；偏好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有更大概率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这说明基本养老保险的“保基本”原则满足了老年人日常的消费购买力，假设3成立并确定影响方向；失能老年人比自理老年人有更大概率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假设5a成立；老年人有子女且与子女同住，其对医疗水平关注的概率大于对医疗费用的关注，假设5c成立。
（二）就医关注在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选择中的作用
从表4回归1结果看出，医疗费用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医疗费用越关注，越倾向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医疗水平越关注，越倾向机构养老，假设4a成立，即就医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
表4 就医关注在不同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影响的Logistic估计
在加入消费水平的变量之后，回归2显示，随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偏好选择概率也不断提高并影响显著，即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假设4b成立。相对于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的系数分别增大，说明消费水平在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中，确实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假设4c成立，因此假设4整体成立。具体来看，老年人对医疗费用关注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是选择社区居家养老的0.857倍，换句话说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下降了14.3%，老年人更偏好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对医疗水平关注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是选择社区居家养老的1.119倍，即提高了11.9%，老年人更偏好机构养老。另外，自理老年人偏好机构养老，假设5b不成立。相对于独居老年人，无论是与配偶同住还是与子女同住，均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结果却不同。前者偏好社区居家养老，而后者偏好机构养老。在有无子女方面，有子女的老年人偏好机构养老，与上文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假设5d不成立。孤独对养老模式偏好影响不显著，假设5e不成立，因此假设5部分成立。在社区帮扶方面，希望通过社区购买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偏好机构养老。在服务偏好方面，关注护工、服务距离及护理险并不显著。而相对于关注费用，服务品牌与是否能用医保报销显著影响模式选择，其中对服务品牌和医保报销的关注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分别增加185.3%和66.3%。在养老担忧方面，相对于担忧养老金，对医疗费用、无人照料、拖累子女担忧的老年人更偏好机构养老，假设6部分成立并确定方向。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随着月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越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且对医疗水平的关注度更高。其次，就医关注侧重点不同会影响养老模式偏好：相对于就医渠道，对医疗费用越关注，越倾向社区居家养老；对医疗水平越关注，越倾向机构养老。最后，消费水平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相对于就医渠道，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增大，说明消费水平在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选择中，确实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对策建议
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融合—联动式”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是破解当前医养结合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家庭医生+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融合是指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平台优势和机构养老的专业护理优势，整合养老服务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打破以往研究的“场所论”或“地点论”，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专业性服务。“家庭医生+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联动指的是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即社区、养老机构与基层诊疗机构建立合作机制，社区、机构与三甲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基层诊疗机构与三甲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具体来说，根据老年人不同养老偏好，可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首先，关注医疗费用的老年人偏好社区居家养老。针对这类老年人，“融合—联动式”的关注点在养老成本及“在地养老”的生活预期。对于能自理的老年人，可通过居家购买服务、社区日间照料、家庭医生问诊、基层诊疗机构就诊等形式满足其日常生活中对基本医疗诊治的需要；对于失能、半失能等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补贴或自我购买等形式向机构购买居家专业护理服务。当老年人突发重症或需要专业疾病诊疗时，可通过绿色通道从基层诊疗机构直达合作三甲医院，最终实现“首诊在家庭医生+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的目标。
其次，关注医疗水平的老年人偏好机构养老。针对这类老年人，“融合—联动式”的关注点在优质服务及专业护理的生活预期。对于能自理的老年人，可依托社区平台，入住其属地范围内有合作的养老机构，满足其日常起居、餐饮、娱乐、健康咨询、基本医疗诊治、慢性病管理的需要；对于失能、半失能等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可直接入住提供护理服务包、慢性病管理服务包、健康管理服务包等基本医疗服务的专业型医养机构。当老年人突发重症或需要专业疾病诊疗时，可通过绿色通道从养老机构直达合作三甲医院，最终实现“首诊在医养机构+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的目标。
两种模式下，老年人在三甲医院接受治疗康复后（或处于脱离病危状态），均可通过联动机制转诊回到基层诊疗机构或医养机构，接受康复期护理或临终关怀，释放三甲医院的紧张医疗资源，降低老年人养老成本。建议将当前闲置的基层诊疗机构改建为专业医养机构或基层老年专科医院，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大病术后康复、转诊病床服务、临终关怀、喘息服务等服务项目。同时，将社区基层卫生机构、养老机构、专业型医养机构都纳入医保定点，明确不同医疗服务项目的内容和收费标准。老年人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可使用医保支付，对于超出医保报销的部分，自费补差，从而重点解决医养服务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将医养结合的差异化模式纳入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以社区为衔接点，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治理能力，整合央地资源，统筹发展医养结合规模经济，健全培育医养服务专业人才体系，以医养服务产业人才优势吸引劳动力就业，带动大健康背景下第三产业转型升级。专业化的人才队伍能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高效性和靶向性，形成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循环驱动力，进一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对多样化医养服务的需求，提高其消费购买力，使潜在需求变成实际消费，推动银色经济发展，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