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性别平等从社会文化层面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7年的数据，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高；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表现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相较于育龄男性更高；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以政策手段推动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加快实现性别革命的阶段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突破目前我国性别观念向现代化转变带来的生育抑制效应与生育率提升预期之间的悖论，进而收获性别观念平等化带来的生育红利。
关键词：性别角色观念；生育意愿；性别差异；社会变迁；生育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5-0092-13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全国第五、六和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18和1.3，均低于更替水平以下，表明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持续存在。近年来学界关于我国低生育现象从经济方面、女性角色和地位方面以及文化和制度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家庭经济压力、住房问题、养育成本等经济方面的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女性家庭地位等女性角色和地位方面的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生育率的提升。有关研究表明，性别平等是理解当代社会低生育率现象的关键维度，这也为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尽管中国在公共领域（就业和教育）的性别平等取得了广泛进步，但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性别角色观念作为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因此，在性别角色观念向现代化过渡和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性别角色观念和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议题。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不明确的关系，研究结论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差异性。一部分研究认为性别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比如，埃及的研究表明更加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的较高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同时，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也从侧面支持了这一结论，其中，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的育龄人群往往拥有更少的理想子女数且实际生育子女更少，日本关于单身青年群体的研究也表明，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比如，芬兰的研究表明育龄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其生育意愿表现出更高的水平，也有研究基于欧洲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宏观层面的性别平等指数来衡量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性，发现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高。此外，个别研究讨论了爱沙尼亚、东德、匈牙利、立陶宛、荷兰和波兰 以及土耳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基于中国情境的少量研究证明，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越高。其中，李潇晓和周东洋基于CGSS2013的数据发现，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城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越高。基于同样的数据，胡荣和林彬彬对于全体女性的研究亦得到相似结果。Li & Jiang基于2015年陕西省的调研数据，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要求的育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其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低。黎藜和李凤萍基于486名育龄女性的网络调查数据发现，对于传统媒体的高关注度会强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较好研究基础，但笔者认为存在尚待厘清和拓展之处：其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可能是不同国家性别革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结果。中国的性别革命发展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导致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需要在厘清中国性别革命所处的阶段后在进行相关研究。其二，现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多关注育龄女性群体，缺乏性别差异的视角。其三，随着社会的变迁，性别角色观念与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值得进一步考虑。基于此，本文将针对上述三点进行理论分析和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假设的验证，最终针对研究结论进行相关的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
性别角色观念是指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以及行为模式等的观念。按照性别革命理论的逻辑，性别平等首先在公共领域发展，表现为就业、教育等方面，然后蔓延到家庭领域，具有渐进的发展特征。根据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劳动参与率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家庭内部的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表明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依旧存在。因此，中国尚未进入性别革命的第三阶段。在当前的阶段中，持有更加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个体往往认为生育孩子是维持家庭和建构性别身份的重要事件，因此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育龄男女会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与此相反，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男性可能会更加支持女性职业发展，而会加大对家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使其感知到的家庭—工作冲突，从而抑制其生育意愿。同样的，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更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同样也使其陷入了工作—家庭冲突，也会增加其生育成本，进而抑制其生育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反之则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
（二）性别差异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角色转换和私人领域的角色转变会表现出非同步性。这项基于日本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应该亦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日本在家庭领域表现出的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即丈夫的育儿和家务活动参与度低，中国的情况亦是如此，丈夫对于儿童的日常陪伴投入比妻子低。具体表现为，性别角色观念更加现代的女性从“家庭场域”进入“工作场域”的可能性更大，在自身经济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前提下，承担着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双重角色，进而承担着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面临的时间成本相对更大，从而使得该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得到明显的抑制。性别角色观念更加现代的男性，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家庭和支持妻子，但是其经济养家者的角色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即意味着男性回归家庭的“步调”稍慢，其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相对较小，付出时间成本也相对更小，从而使得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男性群体生育意愿受到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
（三）社会变迁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比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以及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嬗变等，均会使得个体的生育意愿会出现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以及个体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使得作为社会文化规范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趋向于现代化的特征。与此同时，我国的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变迁亦在发生转变。自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开始，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和2021年“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发展，反映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渐宽松化。在这一政策变迁的背景下，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会更加自主化。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故而，随着生育政策逐渐宽松化，性别角色观念更加传统的育龄人群在生育更加自主化的前提下，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与此相反，性别角色观念不断趋向于现代化，则会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强化其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亦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得到强化，反之负向影响会得到强化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这是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层面的数据。本文选择CGSS数据的原因在于，该数据连续多年均采用相同的题项来测量“性别角色观念”和“生育意愿”，为本文基于社会变迁视角进行分析提供了数据上的可能性。结合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基于2017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根据育龄人群的定义(15—49岁)，并结合CGSS数据的具体信息，选择18—49岁的育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在讨论社会变迁的相关内容时使用2010年和2017年的数据，原因在于2011年我国的生育政策开始出现调整（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选择这两年的数据可以反映出政策调整前后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变化情况。此外，在描述分析时，本文将采用CGSS2010、2012、2013、2015、2017的数据，根据相同的条件筛选样本，最终2010年的样本为6592个、2012年的样本为6238个、2013年的样本为6011个、2015年的样本为5138个和2017年的样本为5457个。
（二）变量设置与基本描述
1.解释变量：性别角色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相关研究主要从性别分工、两性能力、婚姻嫁娶、就业性别歧视等方面来测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指标选择，以2017 年 CGSS 调查问卷中的4 个问题来对性别角色观念进行测量。经检验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06，信度系数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KMO 检验值为0.730以及 Bartlett 球体检验值为 3905.558( P<0.001) ，表明这组题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为了便于描述和解释，根据已有研究的做法，将所得到的因子值转化为1—100的指数，指数分数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趋向于传统；指数分数越低，性别角色观念越趋向于现代。
表1 性别角色观念因子分析结果
图1反映的是2010—2017年育龄人群的性别角色观念平均得分的变化及其性别差异情况。从整体层面来看，育龄人群的性别角色观念平均得分从2010年的46.92分上升到2012年的59.02分，表现出一个短暂的向传统回潮趋势，这可以理解为相关研究所认为的1990—2010年性别分工观念向传统回归趋势的短暂延续。但从2012年后育龄人群的性别角色观念逐渐趋向于现代化，到2017年其性别角色观念平均得分仅为39.91分，这一变化趋势基本符合张文宏等人研究中所反映出的性别角色观念逐渐现代化的结论。同时，这一趋势在不同性别之间亦存在，但是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相较于育龄男性，育龄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在不同的调查年份均表现出更为现代化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平均得分差距从2010年的1.82分增加到2017年的5.92分。
图1 2010—2017年育龄人群性别角色观念平均得分的变化情况（分性别）
资料来源：根据CGSS2010、2012、2013、2015和2017数据计算所绘制。
2.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本文选取理想子女数来测量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依据问卷中关于生育意愿的问题为: “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根据答案，将3个及以上的合并为一类，即理想子女数被操作为四个类别，为0个、1个、2个、3个及以上。图2反映的是2010—2017年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量情况。从各个调查年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来看，年龄差异比较明显，性别差异相对较小。具体来看，18—24岁的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最低，2017年为1.70个，25—34岁的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次之，2017年为1.83个，35—49岁的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最高，2017年为1.90个；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普遍低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波动中逐渐趋近，2017年仅相差0.01。
图2 2010—2017年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CGSS2010、2012、2013、2015和2017数据计算所绘制。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和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控制了先赋型个体变量、后致型个体变量和家庭经济变量。其中，先赋型个体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民族；后致型个体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家庭经济变量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详细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和基本描述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城市户口的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相较于农村户口的育龄人群低30.9%（1-e-0.370≈0.309）。汉族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相较于少数民族育龄人群低27.2%（1-e-0.318≈0.272）。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减少1.7%（1-e-0.017≈0.017）。有配偶的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相较于无配偶的育龄人群高56.0%（e0.445-1≈0.560）。家庭经济状况每提升1个单位，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增加17.7%（e0.163-1≈0.177）。
（三）分析策略
根据因变量性质，本研究主要使用次序逻辑斯蒂回归（Ologit）模型进行分析。首先，使用Ologit模型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采取不同策略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性别角色观念分维度再估计和倾向值匹配法再估计；其次，使用分性别子样本回归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最后，使用2010年和2017年的CGSS数据，讨论社会变迁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变化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汇报的是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仅纳入性别角色观念变量，结果表明其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模型2、3、4逐步纳入先赋性个体变量、后致性个体变量以及家庭经济变量，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性别角色观念依旧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具体表现为，性别角色观念每增加1分，育龄人群生育更多孩子的发生比增加0.7%（e0.007-1≈0.007）。故而，假设1得到验证。性别角色观念更加传统的育龄人群会更加认同“多子多福”“香火延续”之类的传统观念，从而使其表现出较高的生育意愿。相反，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的育龄人群，往往更倾向于个体价值实现或职业发展，这会产生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表3 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二）稳健性检验
针对基准回归的结果，本部分将变换分析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基准回归中的性别角色观念为综合指标，本部分将性别角色观念的四个不同维度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回归，从而考察具体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除了就业性别歧视维度以外，性别分工意识、两性能力认知和婚姻嫁娶意识均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整体上再次得到验证。
表4 稳健性检验1：性别角色观念分指标估计
另一方面，由于育龄人群的性别角色观念现代与传统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由个体和家庭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自选择过程，这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存在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再次检验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借鉴解垩和宋颜群的研究思路，分别以性别角色观念得分的均值（40分）和中位数（38分）为界，划分传统和现代性别角色观念。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各变量在匹配前偏差较大，匹配后的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表5报告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表明，无论以性别角色观念的均值还是中位数为界限划分现代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不同匹配方法下的结果均表现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高的结果，即在纠正自选择偏误后，假设1依旧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2：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再估计
（三）性别差异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为了验证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部分将分别进行男性和女性子样本回归，并进行舍尔组合检验考察分样本回归系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1)和(2)列仅纳入核心自变量，结果表明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均会显著提高，同时
列的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即分样本回归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存在，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对育龄女性的正向影响更大。第(3)和(4)中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男性和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依旧存在，且
列结果仍保持显著性。综合来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大于育龄男性，即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育龄群体中，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育龄男性；反之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的育龄群体中，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育龄男性，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结果验证了Kato所认为的男女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角色转变所呈现的非同步性，也即是说，性别角色观念愈发现代化的育龄女性群体就业的可能性愈高，而性别角色观念愈发现代化的育龄男性回归家庭的“程度”相对较低，这就使育龄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强度高于育龄男性，从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产生了更大的抑制作用。
表6 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
（四）社会变迁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为了检验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将基于2010年与2017年的数据，就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分性别）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再基于费舍尔组合检验来考察分年度子样本回归系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判断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是否在不同时期存在显著差异。表7报告的是社会变迁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包括整体育龄人群、育龄男性和育龄女性三部分结果，其中各自的前两列是2010年和2017年的分年度回归结果，第三列是年度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性别角色观念在2010年和2017年均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影响，即性别角色观念对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在2010年和2017年均是存在的。但是，从第（3）列的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不显著来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紧接着，本部分还讨论了育龄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关系的时期变动情况，发现在育龄男性和女性中第（3）列的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均不显著。综合来看，假设3未得到验证，也即是说在我国生育政策逐渐宽松的背景下，无论基于整体还是不同性别的育龄人群，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均没有发生明显的时期变化。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性别角色观念作为社会文化规范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顽健性和稳定性。
表7 社会变迁视角下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于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同时探索社会变迁背景下性别角色观念影响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显示：（1）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高，反之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越低。（2）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相较于具有同质性别角色观念的育龄男性更高。（3）随着社会的变迁，性别角色观念对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在育龄男性和女性之间均没有显著变化。
基于性别角色的现代化理论，性别角色观念趋向于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总体趋势。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发展趋势会带来性别角色观念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性别角色观念在不同时期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均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抑制影响，这表明随着性别角色观念逐渐朝向现代性转型，其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可能亦将稳定存在，从而持续形塑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生育率的提升。
在性别角色观念逐渐趋向于现代化的时代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基础上，如何提升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促进“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落地，对于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经验表明，实施生育支持政策并不必然使得生育率显著提升，比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均实施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但是其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了性别角色观念作为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力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生育支持的制度设计方面需要凸显性别平等观念，以切实推动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性别革命理论认为在性别革命的第三阶段，男性将在家庭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下两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育意愿的提升。故而，以政策手段推动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有助于加快实现性别革命的阶段性转变，从而发挥性别角色观念现代化对于生育意愿的促进效应。这种价值取向的生育支持政策，有助于突破目前我国性别观念向现代化转变带来的生育抑制效应与生育率提升预期之间的悖论，进而收获性别角色观念现代化带来的生育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