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高质量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而实现美好生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的美好生活是一种世界大同的生活。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下，这种生活理想正在遭遇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必须倡导共同价值、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之下妥善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生活；全球治理；霸权主义；世界大同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5-0005-09
在人类社会进入百年变局时期，各种全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的一面旗帜。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大家庭”的比喻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面向美好生活的伦理实体。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的美好生活则是一种世界大同的生活。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下，这种生活理想正在遭遇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妥善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的美好生活：世界大同的生活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寓意着世界各国在发展上相互依存，在生活上休戚与共。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而互利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
（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2018年4月8日，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世界谋大同”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赓续。大同理想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大同社会的美好景象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理想不仅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为世界谋大同”就是要将大同理想从民族国家推广到整个世界，实现世界大同。“为世界谋大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胸怀和崇高使命。
坚持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是“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基础。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总是在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眼光中谋求自身发展。人类情怀是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处世智慧，也是人类情怀的精神要义——一种立己达人的仁爱精神。“坚持胸怀天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人类情怀的中国化表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宏大实践。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从思想渊源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理论旨趣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全球治理的独特创见，是后霸权时代世界秩序的重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实现世界大同的共同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人类绘制了世界大同的蓝图：“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大同的世界，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世界大同的生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美好生活实现建构了互利共享的利益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既有相对独立的核心利益，也有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如果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严重的对抗或冲突，人类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因此，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而且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利益关系的基本主张。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正确的义利观不仅坚持义利兼顾，而且坚持义重于利，体现了人类共同利益与各国自身利益的有机统一。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创造了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良好的国际秩序是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在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势力量使国际关系呈现为一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和掠夺。坚持主权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国际正义的基本主张。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的具体规则和程序，使得人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相互交往。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滋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美好生活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多样性。在各国人民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和平共处？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如何对待多元文明的基本主张。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而且是凝聚思想共识的纽带。各国人民都可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为实现美好生活汲取精神力量。
（三）互利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乃至整个人类的共生关系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互利共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互利共生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这种互利共生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互利共生在政治上体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充分竞争与合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具有历史暂时性。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不会在短时间内很快消亡。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长期共存将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事实。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现实的阶段性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
互利共生在经济上体现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共赢的经济共同体。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水乳交融，整个世界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主张各国无论贫富强弱共享人类进步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为了实现世界各国，特别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合作共赢，“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新时代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经济平台。
互利共生在文化上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创新发展。亨廷顿提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不同形态的文明相互遭遇可能会产生冲突，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国际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百花齐放、融合创新的文化共同体。在日益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一方面是不同文明形态的竞相绽放，另一方面是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因此，“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二、当前全球治理中霸权主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严重威胁
旧的国际秩序严重阻碍了当今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在这种旧秩序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政治理念。霸权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严重的威胁。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只顾追求本国国家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由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些利益冲突严重阻碍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消长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霸权主义主要指大国、强国凭借其实力，欺侮和压迫小国、弱国，妄图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政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霸权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政策手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之时代特征的重要论断。回顾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一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主导者。二战后，美苏两极争霸而实施冷战。冷战后苏联解体，美国终于实现“一超”独霸世界。21世纪以来，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国际权力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当前，国际格局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人类正在经历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有学者指出，“国际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日益朝着相对均衡化和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冲击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传统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预示着全球发展的版图将更加全面、均衡，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
霸权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强者通吃的国际秩序。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根据资本逻辑塑造国际秩序，并由此形成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在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竞争中，尽管各主权国家在形式上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地位，但霸权国家却在实际上操纵着全球利益的分配。这种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霸权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摒弃。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替代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资本逻辑，为建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方案。
（二）当前霸权主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主要危害
强行干涉别国内政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霸凌霸道。一些霸权国家凭借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无视联合国法律框架，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严重破坏国际民主。2010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社会动荡一度席卷阿拉伯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趁机介入，致使局势更加复杂。至今，“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面对霸权主义行径，习近平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每个国家都平等享有处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不仅违背国际平等，而且导致世界动荡，严重破坏了人类美好生活赖以实现的社会秩序。
操纵全球利益分配是霸权主义在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运动，目前西方各国政府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降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通过贸易制裁和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即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资本的全球扩展掩盖了霸权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霸权主宰全球利益分配不仅违背国际正义，而且导致全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损害了人类美好生活赖以实现的经济基础。
强势文化霸权是霸权主义在文化上的侵略渗透。强势文化霸权包括美国例外论、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等论调。美国例外论者认为，美国人民是上帝拣选的“救世民族”，只有美国人民才能解放世界。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文明优越论，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文化基因。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将不是主要源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而是主要源于不同文明的歧义。文明冲突论不仅在文明冲突的掩盖下制造分裂，而且为某些国家推行全球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撑。普世价值论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强行推广。强势文化霸权不仅违背国际自由，而且导致思想混乱，严重破坏了人类美好生活赖以实现的思想基础。
（三）民族利己主义：全球治理中霸权主义的价值根源
霸权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是霸权国家历史传统、文化基因、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综合国力的强大是霸权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谋求领导地位、称霸世界只是霸权主义的表层政治意图，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才是霸权主义背后的思想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霸权主义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为了本国利益而无视甚至蓄意损害他国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
民族主义是伴随现代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含义是十分复杂的。文森特指出，“民族主义是许多意识形态杂交的产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甚至是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人类反对蒙昧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民族主义曾经发挥了动员民族力量、反抗外族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具有难以克服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民族国家在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同时，民族主义有可能朝着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对内发展为民族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对外发展为泛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形式。总体而言，民族主义主张本民族利益的优先性和文化的优越性，特别强调促进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可以说，利己性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内在动因。
在当今全球治理中，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既可能是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世界稳定的严重威胁。有学者指出，“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组织者，自民族国家与他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对自我生活的关注如果失去节制，将有可能走向民族利己主义。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利己主义对他国国家利益的忽视或践踏不可避免地要激化国际矛盾，影响人类的和平共处。民族利己主义立足于特殊主义，对国家利益无休止的追逐是民族利己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每个民族国家都只考虑维护本国利益，无视他国利益和人类利益，全球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和风险的共同性要求人们“必须逐步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与凝聚力，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以超越国界的全球视角和全球合作去应付这一严重挑战”。然而，霸权主义以牺牲他国乃至人类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要化解新世界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张力，世界各国必须立足人类视野，凝聚价值共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商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一）倡导共同价值，凝聚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实体，而是寓意人类休戚与共的价值共同体。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蕴含着众多治理主体的不同价值诉求，共同价值则是这些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普惠价值。因此，“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识，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
倡导共同价值是实现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当前，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成为霸权主义称霸世界的话语工具。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反倒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全球化进程所需要的公共价值不断萎缩，全球治理面临深刻危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此指出，“任何层次上的管理，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都要依靠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共同的特性。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处于全球公民文化之中，能把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念寥寥无几。”尽管全球化形成了利益交融的地球村，但是，维系这个村落的共同价值观念尚未形成。没有共同价值的支撑，全球治理无法有效实施，人类美好生活也难以实现。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共在”。共同价值的生成离不开对“共在”的价值反思。“共在”是人类生活的实然，而更好的“共在”或美好生活才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无论是“共在”还是更好的“共在”都离不开多元价值前提下价值共识的支撑。共同价值既是对人类“共在”的看护，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观照。与此同时，共同价值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实践建构的产物。“共在”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论前提。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树立人类优先的理念，夯实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利益基础
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提出了“人类优先”的理念：“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这里所说的“人类利益”是指人类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人类优先”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当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把人类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将个别或部分国家的利益放在人类利益之上。“人类优先”的理念是一种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人类优先”并不是放弃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
“人类优先”的理念是当今世界对人类发展目标的深刻体认，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价值引领。美国思想家德尼·古莱曾指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人类优先”的理念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利益基础。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是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强大经济支撑，发展不平衡则是人类美好生活实现的隐患。对此，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
要贯彻“人类优先”的理念，必须运用“类思维”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坚持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看，人是“类存在物”。以类的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方式即“类思维”。“类思维”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其致思目标是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有运用“类思维”才能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冲突，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立足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避免因一时短视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商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2000年10月，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世界发展的主体是各国人民，世界的管理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商解决国际问题，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随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等多个场合提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冷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新主张，其基本含义是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在动力。由于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各种主要国际力量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试图垄断国际事务、支配其他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队伍的发展壮大，他们越来越要求平等协商解决国际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客观需要。全球化进程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在推力。全球化既推动了全球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治理难题。解决全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协调行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公平合作的政治基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国际交往的诸多方面。习近平从全球治理的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主张，“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四个共同”是当前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途径，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精神实质，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就美好生活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共建共商共享的生活共同体。“四个共同”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商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具体路径。
四、结语
自建党以来，我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在人类社会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在未来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共生关系，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在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逐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