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性进村背景下，村庄社会的流动与分化、发展与竞争态势日渐明显，发展能力有限的农民家庭开始通过重组家庭结构来激活家庭功能，“两栖”老人现象由此兴起。调研发现，“两栖”老人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代际支持的一种新方式，包含了家庭功能整合与关系调适双重旨趣。就其主要特征来看，“两栖”老人具有以家庭代际团结为价值导向、以夫妻分居为生活模式、以“一家三制”为家计结构的特征。而家庭目标扩大化下的经营教育（发展逻辑）、家庭生计最大化下的劳力配置（积累逻辑）、家庭政治生活化下的关系调适（情感逻辑），是该现象的生成逻辑。通过“两栖”老人在城乡之间周期往返，家庭由此表现出“撑开”形态，这种撑开使得家庭内部的关系调适策略与社会结构中的城乡关系议题发生了关联，使得县域范围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有了现实可能。对此，既要以县域为实施单元，优化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方向与效率，也要因循城乡关系性质的保护型取向，夯实“半工半耕”对农民家庭生活筹划以及中国渐进城镇化道路的支持功能。
关键词：“两栖”老人；城乡融合；代际团结；生活政治；教育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4-0147-14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全能政治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曾经被锁定在城市内部的自由空间和发展要素再次流动和开放起来，由此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生于斯老于斯”的归乡逻辑，第二代农民工习得并内化的是“道路通向城市”的进城逻辑，实现身份市民化转换并过上相对体面的城市生活是他们作为“奋斗个体”的目标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强调自主自立的个体主义伦理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兜底保障等西式条件，转型中国农二代的“奋斗个体”形象其实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因此，在遭遇重大事件时，他们常常向那些传统形式借力和寻求保护。作为一类本源性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教堂”，家庭便是他们反复援引的传统力量，是其分解城镇化成本的依凭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援引并不是随心所欲和无条件的，而是受到家庭自主性及其经济理性逻辑的内在规定。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也受此规定影响，需要进行自主调适和能动参与，以匹配家庭整体目标和子代需求。从结果来看，正是援引父代提供的代际支持，子代家庭再生产压力才大幅缓解，家庭内生保障功能与发展韧性方能得以提升。
通过爬梳既有文献来看，当前学界主要观察并讨论了农村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两种模式，一种是留守老人提供的农业收入和隔代照料支持，另一种是城市“老漂”提供的家庭抚育与生活照料支持。从前者来看，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原先作为东部发达农村家庭的典型生计模式——“半工半耕”，日益成为广大中西部农村家庭的普遍策略选择，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夫妻分工为特征的在地化发展，而后者则是以代际分工为特征的跨域化发展，具体表达为农村中青年群体通常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中老年父代则在家留守务农并抚育孙辈。这种家庭劳动力配置不仅让流走他乡的子代能够安心在外工作，有助于实现家庭生计资源的累积增长，而且还显著提高子代对在村父代的经济支持水平。
就后者而言，“老漂族”是指一类为了与子女团聚或帮助子女分担家务、照料孙辈，而从农村老家来到子代所在地的横跨省市之界、一年乃至多年才往返农村的老年父母。相较于留守老人的子代，“老漂”群体的子代在城市通常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只是在请保姆成本高且存在安全风险的背景下，父代成了他们分担家务料理和儿童生活事务的心仪对象。在父子一体的家本位伦理延续下，子代的这种“心想”得到了父代成为“老漂”的行动回应。作为一种附带后果，成为“老漂”给农村父代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福利，如实现与儿孙的异地团聚，体会到三代同堂的祖孙亲情和生活体验。概括地说，无论是留守安排还是老漂实践，本质上都是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父代支持子代的重要方式，是建构发展型家庭秩序的策略选择。
当然，上述两种代际支持方式也给农民家庭带来了一些难题，比如留守老人普遍管不了、管不好孙代，以至孙代平时上课掌握的课程知识与学习状态“一到了放假，就回到解放前，全部还给老师了”。而囿于居住空间相对压缩与互动过程过于频繁，两代人之间频发的生活矛盾成了“老漂”群体经常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基本事项。顺着这个方向，不少研究从老年个体视角出发，着重强调留守和迁移对农村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并不自觉地将这两种现象和两类群体问题化和客体化了，而这显然模糊了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路径，以及低估了家庭主体的功能调适。好在，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呼吁从家庭整体视角出发，体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意识，并且强调只有深入代际互动的具体过程，才能把握转型期家庭“名分实合”“形散神聚”的实践特征，才不至于忽视农民家庭在经验层面采取的多元支持形式。
作为对这种呼吁的接续，在最近几年的农村调研中，笔者及所在团队注意到一种新的代际支持方式开始兴起，即老人周一到周五前往子代所在的城中居所、周末回村生活的周期性城乡流动现象。这类老人被我们形象地概括为“两栖”老人。从空间类型来看，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所处的生活空间相对固定，而“两栖”老人塑造出一种周期性往返的流动空间。进一步说，这种在城乡之间的周期性流动，除了保证代际关系整合和家庭功能强化，还为代际关系紧张和家庭政治平息提供了出口，前者是家庭功能的高度整合过程，后者是代际关系的情感释放过程，这种“张弛有度”的代际关系最终促成了家庭生活政治稳定和向上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机统一。不仅如此，嵌入时空经验来看，城乡“两栖”的家庭策略安排正在与宏观结构中的城乡融合议题发生了关联，因为，随着“两栖”老人在城乡间穿梭往返，家庭在村庄与县城的连续空间中不断“撑开”，由此推动县域内城乡关系一体化和融合化进程。而这显然与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折射出来的城乡分割逻辑大为不同，具体比较见表1。
表1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三种形式比较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有所兴起的“两栖”老人现象关注不多和着墨甚少，缺乏对农村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新动态以及县域内城乡关系新走向的洞察，以至于我们只能根据显见的、眼前的社会类型进行窄化思考。为此，本文将以多地农村调研为基础，以“两栖”老人为研究对象，首先勾勒“两栖”老人现象及其主要特征，其次从发展、积累与情感三个维度解析“两栖”老人现象生成的实践逻辑，最后审视“两栖”老人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家庭关系和城乡关系新动态，以此揭示新时代农民家庭转型的复杂面向和新型城镇化的可能路径。
二、“两栖”老人：现象与特征
现代性要素下乡为转型农村输入了一系列发展性目标（如城镇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和压力。为了分担子代发展负担，父代通常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以各种形式提供代际支持。其中，在城乡之间往返穿梭便是他们提供代际支持的新形式。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宏观结构层面的教育变迁以及个体层面的教育觉醒，这类最初常见于发达郊区农村的“两栖”现象，如今也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始兴起。笔者在多地，如江西余江Y村、河南驻马店C村和安徽繁昌Z村调研时都观察到了“两栖”老人的身影。从区域视角来看，这三个村庄属于比较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当地村庄中青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老人和小孩是主要在村主体，大多数家庭“半耕+半工”的总年收入估计在10—12万左右。相对于这种所剩不多的家庭财富积累，近几年来，受到教育和婚姻等因素的外在刺激，进城买房已经成了当地农民家庭的“刚需”，一时间推高了家庭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考虑到经验材料的同一性，本文主要以河南驻马店H镇C村作为表述的经验场域，以下几个案例便是众多“两栖”老人的生活侧写。
案例1：FSH，女，65岁。现有两女一儿，两个女儿一个嫁到了外地，一个嫁到了隔壁村。儿子今年42岁，夫妻俩原本都在武汉打工，女儿留给了爷爷奶奶带，平时只有寒暑假和节日的时候，才回村陪伴几天。等女儿到了小升初的时候，夫妻俩商量着在哪里继续读书，最后决定到县城实验小学读书。在“反正就一个女儿，不对她好对谁好”的话语中，夫妻俩把这些年的打工积蓄，以及FSH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在县城首付了一套商品房。受到还房贷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压力，夫妻就有了分工，男性还到武汉打工，女性就在县城找事做，晚上回家陪伴孩子。FSH就工作日时间到城里去，早上和下午去接孙女放学，白天在家做做家务，有时候还做一些拼装类的计件劳动活。而到了周末，她就单独或者和孙女一起回去，周日下午才回城。而老伴就在家种点地，没事的时候也打点零工。在提到为什么周末回村时，FSH如此说道：家里还有老伴，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吧，再说了，进城生活看起来是轻松，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两代人想的很多不一样，她（媳妇）不好明说，我也不会暗讲，都装在心里了，久了，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那就远一点也好。
案例2：HDP，男，65岁。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平谷区上班，年轻夫妻两人在平谷区买了房，而且两人有正式工作。虽然小两口对教育很重视，但是常常抽不开身，这样就把婆婆一同带到区里居住，刚好帮他们白天代管和照顾一下小孩。大概来看，中老年妇女一周要在城乡之间往返，周一至周五在城市子代家庭生活，周末回村与丈夫团聚，帮助丈夫干农活。留守在村庄的中老年父亲一般都是在村种桃，想做工的话也可以打点散工。在一开始去城市照顾孙辈的一段时间里，HDP还因为做饭水平不行，所以经常就是简单吃些或者老伴每周回来包很多饺子放在冰箱。而且，即便到了冬天农闲时，他也不会去城里生活，觉得城里不习惯，不熟悉，没人说话，而在村里还可以打打牌，到处走。
案例3：MGZ,男，67岁。只有一个儿子，目前在信阳市从事泥瓦工，儿媳原先也在信阳市酒店上班。在2010年和2013年育有一儿一女后，在MGZ“你在市里工作，与家里太远了，儿子大了以后，跟儿子就没有感情了”的一番劝说下，儿媳就回到了县城打工了。并且出于教育方面的考虑，小两口于2018年在县城买房，总共三十万元，全款付清。一部分是个人的积蓄，另外还借了一部分。2019年，考虑到老伴文化水平不高，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不会用煤气灶，MGZ就到县城照顾孙子去了。在城里，MGZ主要是接送小孩、做饭，而老伴则在家种一些田地，同时卖一些农副产品，比如菊花、菜籽等，每年可收入1000多元，两位老人每年养老金有2000元。在每周五下午到周日下午的时间里，儿媳就回家看看小孩，陪伴一下孩子，其他时候两天打个电话，而MGZ把孙子交接好后，就回到村里，周日再骑一辆三轮车回县里。
案例4：CXL，男，62岁。有一儿一女，女儿嫁到了隔壁镇，儿子也40岁了，在武汉从事水电工工作。自从生育以后，媳妇就停止了外出打工，主要是陪伴和照料孩子。2010年孙女开始上学前班了，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媳妇就带着女儿到县城读书了。刚开始在县里是租的房子，一租就是三年。到了2015年，夫妻便商量着在县城买了房，花了40万，这些钱大部分是小两口务工所得，CXL也出了几万块。为了还房贷以及今后上初中的大额支出，媳妇就白天在县城服装厂上班。在接送孙女方面，就让CXL老伴来了，老伴平时照料一下孩子的生活起居，接送上学。而自己就在家里种了几亩田，平时打点零工，一年也能挣个万把块钱。在问到为什么只让老伴照料的问题时，CXL列出了几个原因，一是县城的房子也不大，只有80个平方米，二是照顾孙女，老伴比较方便，更加细心一点。CXL说，就算老伴去照顾，问题也不是太大，因为老伴周末就回来了。他一个人在家平时干活打发时间，周末老伴回来也能聚一下，不觉得孤单，反正主要他们（子代）好就可以了。
基于以上案例，可以发现，“两栖”老人现象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从生活空间来看，“两栖”老人的生活空间处于撑开状态。区别于以往学界关注到的“留守”和“老漂”群体的扎根现象，“两栖”老人通常周期性、灵活性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当前，由于县域内交通基础设施逐渐提档升级，老人到子代所在城里居所的通勤时长相对适中，一般乘车20分钟至40分钟就能到达。正如此，他们会在孙代周末和寒暑假没课时候周期性返回村里，如果家里有急事或者有人情往来时也可以自主灵活回村。等到假期结束或事情忙完后，他们就返回到城里继续“服务”。从适应性来说，定期回村—进城的流动模式不仅使得“两栖”老人的生活状态更加有节奏感和规律性，也大大减少了长期生活在陌生环境中所产生的脱嵌感与漂浮感。
第二，从行动价值来看，“两栖”老人以家庭代际团结为价值导向。在农业税费时期，多数农村老人处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低位，完全被整合进小家庭的发展规划中，以边缘者角色存在。故而，当时代际关系呈现“过度整合”的特点，某些村庄才会形成所谓的“自杀秩序”。而在新时期，“两栖”老人一方面通过进城来为子代提供生活服务和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又通过回村来避免日常生活摩擦扩大化。当然，基于家庭发展需要，子代也相应地调适自身行为惯习。这种相互间的关系调适使得代际整合更具持续性、团结性与亲和性的特点。
第三，从分工模式来看，“两栖”老人形成了以女性进城、男性留村为特点的夫妻分工模式。与城市“老漂”多为女性“单漂”类似，“两栖”老人也主要是中老年女性进城照顾孙代，男性往往不愿意与妻子一道进城，反而更愿意留在村庄。调研发现，这主要是与进城需要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老人各自的经济积累能力有关。具体来说，其一，老人进城主要是照料孙代生活起居（如做饭、做家务）。在传统分工理念延续下，男性老人对这些生活小事比较不情不愿，即便做了，做的也比较粗糙、不熟练。而女性老人的细致、熟练使其更具有生活照料优势。其二，普通子代的生计积累能力通常比较弱，很难单独支撑家庭在城里过上体面生活，因此需要老人提供部分经济支持，而男性老人在打零工和种田上具有体力优势。
第四，从家计模式来看，“两栖”老人参与建构了“一家三制”的生计模式。过去，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塑造出父代留守、子代务工的“一家两制”家庭样态，那时家庭更多强调代际分工、家庭整体生活提升与经济取向的劳力配置。而“两栖”老人参与建构的是“一家三制”的家庭样态，此时家庭主要偏重纵横双向分工（即代际分工与夫妻分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综合取向的劳力配置。从“一家两制”到“一家三制”的家计结构变迁，透视出农民家庭面临不同压力环境时的自主选择性。就二者关系来说，“一家两制”和“一家三制”是依次出现在农民家庭再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并非一种对立性或互斥性关系，相反带有转化性和循环性的特点，即一旦孙代进入高中或者大学后，多数老年女性便会从城市家庭空间和代管孙代责任中抽身出来，常态化地扎根村庄，并与老伴一同生活，只对子代提供些许经济支持，而不再提供面对面的生活类服务。
概而言之，“两栖”老人具有以家庭代际团结为价值导向、以夫妻分居为生活模式、以“一家三制”为家计结构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两栖”老人的空间实践有着不同于留守老人和老漂群体的目标指向。在教育竞争压力加大和个体发展能力有限的张力下，城乡“两栖”恰好满足和适应了当前中西部地区农二代教育觉醒的需求。通过上述经验材料，不难得出的是，第一，农村老年人并非人们刻板印象里的“无用者”和“非生产者”，也没有走向个体化的生活道路，相反他们构成家庭现代化转型的内生保障机制；第二，农村家庭转型并非一个割裂“传统”、趋向“拆分”的过程，反而是在综合和激活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传统资源和本土策略基础上展开的，它反映出家庭与其所处社会系统之间的互构性和适应性。
三、发展、积累与情感：“两栖”老人现象生成的实践逻辑
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工城乡“两栖”现象便进入学界视野。从时间节点来看，一般到了五十多岁，多数农民工群体便因为逐渐丧失城市就业竞争力而只好返乡，不再徘徊于城乡之间。如果“两栖”农民工长期大规模存在被认为是二元户籍制度梗阻的产物，那么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不断推进、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制度约束日趋减少背景下，当前“两栖”老人现象又是如何兴起的？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可以分成互为关联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为何以及谁来进城？另一个是为何要周期性城乡往返？这种看似矛盾的家庭策略安排其实是家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展现，是保证新形势下农民家庭成员都能获益的最优选择。接下来，本文将从发展逻辑、积累逻辑与情感逻辑切入，系统阐释“两栖”老人现象生成的实践逻辑。
（一）发展逻辑：家庭目标扩大化下的经营教育
在流动现代性的作用下，原先相对均质化的乡土社会日益变得分化、异质和流变，即便对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而言，农一代身处的“有经济分化而无社会分层”的村庄景观已经不再。对于正在或已经成为家庭担当者的农二代（主要以80后与90后群体为主）来说，在城市就业市场中的文凭门槛、在社会交往领域的圈层区隔等切身遭遇，使其持续生产出对于农民阶层结构分化和流动空间固化的总体认知和底层焦虑。这种“走出农门”的阶层意识和底层焦虑倒逼着他们重新调整家庭发展目标，即从仅满足于实现“结婚生子”这一基本的家庭继替任务（维持型目标），转为努力实现在城市过上相对体面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阶层跃迁的高阶目标（发展型目标）。为了达成这一发展型目标，实现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先赋性资源不足的农民家庭大多斥诸于“经营教育”这一手段，并且会根据学校环境和子女学习情况动态调整自身的教育参与方式和支持力度。
客观来说，尽管这些年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倾斜和支持力度加大，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和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大幅度改善，但乡村教育的衰败趋势仍在继续，城乡教育质量差异仍在扩大。这种衰败与以学生和老师进城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大有关联。以C村为例，该村的WJ村小学教学点共有学生15人，三个教学班，分为二、四和五年级，教职工有8个。其中二年级有5个学生，四年级有2个学生，五年级有8个学生（其中1个为特殊儿童）。自2020年以来，已经有4个学生转走了。而在C村所在的H乡，20个教学点中，1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就有9所。相比之下，以XD为代表的城区小学规模基本在4000—5000人左右。除了生源流失外，农村师资队伍的稳定状态和教育素质也不容乐观。比如在C村村小校长表示：当了十年校长，特岗教师走了至少十个，平均一年走一个，年轻老师刚教上手就要走，培养一个走一个，乡镇学校成了“教师培训机构”。对于现在留在学校的几位特岗老师，该校长似乎不抱希望地坦言，“（他们）把职称一评不就准备到城里了吗？”。正是生源的大规模流失与师资的频繁性流动，致使“学生成绩下降比较厉害，学校摸底考试不及格率通常达到60%以上”。面对“再怎么学都考不到分”的学习情况，一种难以自我排解的焦虑感和锁定感促使农民家庭踏上通往城市就读之路，这直接造就教育城镇化实践的如火如荼。
为了参与教育竞争，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除了将子女送往教育质量和学习氛围较好的县城或乡镇学校，还为他们选择各类冠以“补短板、强弱项、固基础”之名的补习和培训项目，农二代由此“增负”。以H镇一所普通公立中学来看，一名中学生开支明细包括学费2000元、每个月生活费400元，加上2—3门的兴趣班培训费用，每年的家庭教育开支大概在1.5—2万元。面对如此不菲的教育投资，年轻夫妻需要共同挣钱才能持续跟进，但基于陪伴、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的考虑，年轻女性会选择就地且有双休日的工作，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农村年轻女性多为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继而形成所谓“半工半家”“半工半陪”的就业景观。在工作日期间，就需要祖辈代行孙代的日常生活照顾和学习督查责任。应该讲，正是依托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子代才能在“经营教育”和生计获得上做到有效平衡。
（二）积累逻辑：家庭生计最大化下的劳力配置
前已述及，现代性下乡为农村社会输入了一系列发展性目标，教育城镇化便是其中之一。在当前教育城镇化多受到地方政府及其发展意志主导的背景下，无论前往乡镇中心学校还是县城学校就读，都会增加农民家庭的教育成本和再生产压力。面对外部压力，通过家庭结构重组来激活家庭功能是一种惯用做法。这种做法所以可能，在于我国农村家庭结构并没有朝着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指示的核心化、个体化方向前进，反而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家庭结构形式，其中“新三代家庭”便是最为典型的家庭样态。区别于传统三代直系家庭强调代际交换的互惠性和均衡性，“新三代家庭”则尤为强调家庭资源的“恩往下流”和父代伦理责任的持续延伸，以便依托代际合力来消解家庭扩大化再生产压力。在众多代际整合的项目库中，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来实现家庭生计积累最大化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说法，作为家庭生活的运行规则，家计一般有两层功能：其一是维持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一种建立在互惠和再分配原则基础上的第三种人类经济模式，其二是规范家庭的组织过程。这意味着，不同的生计模式将赋予家庭内部组织过程以不同的规范要求。从农村调研来看，基于整体性的家庭目标，新生代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相对模式化和制度化了的“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区别于主要强调代际分工的“一家两制”，“一家三制”不仅包含纵向的代际分工，还重新定位了横向的夫妻分工。这在具体经验中表现为，迫于教育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年轻男性一般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并从事收入相对较高的职业工种，如锅炉制造工、水电工、油漆工。以我们在H镇的调研为例，当地80后、90后在温州从事锅炉制造工作的月平均工资在8000元左右，搞得好一点的有1万出头，这是实现家庭积累最大化的重要一环。对于年轻女性，她们则是在家庭领域与生产领域保持平衡，一方面会在本地从事工资尚可且有双休的工作，如在服装厂上班等，以便挣得日常生活开销费用，这种经济供养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母职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会在周末回来陪伴子女并辅导督促其学习，尽其所能地参与子女的学习氛围营造、学习动力激发、学习时间规划等教育过程，试图“在‘寒门’中给孩子创造‘温室’，在没条件的情况下也要创造条件”。就这番说辞而言，当前农民家庭教育的经营取向不彰自明。
在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发展导向和整合取向下，新生代农民的“夫妻分居”现象也发生在其父代家庭之中，形成了所谓的“中老年周末夫妻”的生活样态。具体来说，因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以及家庭生计积累最大化的双重逻辑，中老年男性大多留在村里，从事“老人农业”、庭院经济和打点零工散工，并且隔三差五地把农产品输送“进城”，以此降低子代在城里生活的货币化支出；而中老年女性则在周一到周五时段居住“在城”，代管孙代的生活照料与生理抚育等职责。可以说，这种根据不同劳动力的能力、特征与意愿而作出的家庭分工，这种“一家三制”的家庭策略安排和生活选择，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家庭经济利益和生计积累的最大化，打通了从家庭结构重组到家庭功能释放的实践路径，并且强化了家庭目标扩大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与代际团结。
（三）情感逻辑：家庭政治生活化下的关系调适
伴随教育系统的结构转型和“教育改变命运”的文化助力，多数农民家庭在众多发展目标之中确立了教育目标优先的价值排序，这种排序重塑了家庭资源配置方向和主体合作模式。其中，城乡“两栖”便是祖辈参与代际分工的重要合作形式。与“老漂”群体类似，“两栖”老人在进入陌生城市环境后也要面临较长的空间适应和文化熟悉过程。在完成再社会化过程之前，他们更像是城市外部空间中的“闯入者”，因不熟悉而心生受挫感和无力感，其主体性也常常处于被围困状态而不得施展。当然，面对种种不适，多数老人只是偶尔感叹“不自在”“不轻松”，而不会对代际支持和“下位优先”本身产生思想动摇。其实，相比城市外部空间，家庭内部空间才是他们心生委屈甚至不满的多发场域。展开来说，老人长期与子代家庭居住在一起，固然能缩短代际之间的心理边界和接触距离，但情况往往是，日常互动的过于频繁和紧密，使得两代人在“处”的过程中常常围绕“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闹出矛盾和产生摩擦。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家庭关系和睦，还会有损代际整合的强度和可持续性。
诚然，在家庭少子化和生计能力提高的背景下，家庭成员围绕相对稀缺的家庭资源分配进行代际和代内竞争现象逐渐减少，由此滋生出来的家庭冲突或矛盾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就此平和与稳定起来，因为过去那种公开化和剧烈化的家庭政治只是为更加隐匿化和细碎化的日常生活摩擦所取代了。对此，李永萍将这种家庭矛盾形态变迁过程概括为“家庭政治的日常生活转向”，并提出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关系的“生活政治”概念。在调研现场，我们也发现，由于“文化堕距”现象的客观存在，“两栖”老人与其子代在育儿观念、消费样态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乃至不可调和的）差异，“（儿子）喜欢吃肉，对蔬菜就挑挑拣拣，我让（婆婆）经常多做一点蔬菜，搭配一下，但她只顾着孙子喜不喜欢，尽是搞荤的，现在（儿子）肚子挺得快跟他老子一个样了”。诸如此类的生活方式差异及其反映出来的认知冲突看似琐碎平常，但极有可能造成代际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心理压力。如若代际之间存在的紧张感和压力感得不到及时释放，就会慢慢沉淀为影响整个家庭关系的“郁结之气”，最终影响到发展型家庭秩序的能动建构。考虑到生活政治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选择的政治，所强调的是个体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和认同，本身并不存在对错之分，因此，发生于家庭生活政治层面的代际情感张力很难得到全部弥合。于是，“制造距离”成了当前家庭政治生活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关系的主要调适策略。
有研究指出，祖辈通常为了维系特定的代际亲密关系和良好互动，而首先采取包容性的“让步”和“放权”，其次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开始奉行“少接触”和“不干预”两种原则。所谓“少接触”是从物理空间上谈及的，具体做法是老人到了周末就会从城里返回农村，既是为了缩短与媳妇的互动过程和相处时间，在彼此之间制造一定的空间距离，避免高频互动让既有的认知冲突和关系摩擦扩大化和升级化，此即“眼不见心不烦”；也是让自己有机会在表达—倾听的双向互动中，将与子代相处过程中的生活遭遇吐露出来，以便排解负面情绪和获得精神动力支持。所谓“不干预”是从关系边界上谈及的，具体经验为老人以“把媳妇当作亲戚”的角色定位来与其相处，在日常生活规划中只是“提点看法”，主动把“决策权”下放。相比过去“把媳妇当作外人”造成的关系过疏化以及“把媳妇当作女儿”带来的关系过密化，“把媳妇当作亲戚”形塑出“亲密有间（intimate but distance）”的交往态度和关系模式，即祖辈一方面以提供生活照料和家务劳动等形式来表明对子代的情感关怀和压力分担，另一方面放弃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转而尊重后者的生活选择和私人空间，此即“可以多操劳，不能太多心”“多动手、少动口”。综而言之，无论是物理距离的主动拉大还是关系边界的自觉维系，本质上都是为了协调家庭内部的“情感”与“权力”，为家庭政治生活化转向下的家庭关系调适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
四、“两栖”空间实践中的代际团结与城乡融合
现代进村背景下，传统家庭系统内部要素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除了“变”的部分外，还有一些影响农民行为逻辑和价值选择的体现为“恒常”的内容保留了下来。在费孝通看来，这些“恒常”内容的核心指向“建立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是养育出色的孩子。”它既是中国社会生长的精神动力，也构成家庭活力和韧性的观念基础。正因于此，当农民家庭面临以教育城镇化为表征的发展性目标时，祖辈便在亲子一体的责任伦理规定下自觉参与进来，提供各种形式的代际支持。进言之，“两栖”老人是农民家庭自主形成的一种新型代际支持模式和家庭策略。只不过，在农民理性扩张和个体意识觉醒的当下农村，家庭内部的功能整合与代际之间的密集互动，也容易导致双方尤其是祖辈产生负面情绪和消极体验。因此，作为一种调适策略，父代选择周期性返回乡村，与老伴一同生活。这样，家庭得以在城乡之间“撑开”，客观上缝合了处于分割状态的城乡关系，并由此塑造了县域范围内一体化的城乡关系结构。
（一）代际关系转型与“两栖”老人的空间实践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一种重要关系类型，因此它的状态与性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家庭关系的演变方向和互动模式。在乡土中国时代，凭借在历史中形成的道德和权威，父代往往占据家庭政治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主导位置，掌握着具有动员和规训功能的“当家权”。但这种“当家权”是以权责统一为伦理合法性基础的，属于责任型权力或义务型权力，故而此时的代际关系具有互惠性和均衡性特征。这种相对均衡的农民家庭关系维系了相当长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裹挟着发展话语和个体意识的现代性下乡，才促动了年轻子代私人生活的变革和经济理性的扩展，致使传统代际关系的伦理基础不断遭致解构，最终拉开了家庭代际关系从均衡到失衡的变迁序幕。这种失衡甚至已经有了“代际剥削”的意味，以至于21世纪初不少农村老人通过“自杀”来表达对子代的不满和道德谴责。
近几年的农村调研发现，老人“自杀”事件已经不再多见，这除了与国家养老金提高和女儿养老模式兴起等因素有关（即经济支持），还受到父代主动运用情感策略来理顺代际关系的影响。这种情感策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通过代际支持来传递关怀情感，二是通过制造边界建立情感缓冲区域。就前者来说，当父代帮助子代完成简单再生产任务后，并没有堕入私人生活的行动逻辑中去，而是继续着眼于家庭整体利益来延伸自身的责任边界。因此，当教育城镇化等发展性目标出现以后，父代会本着“送上马，再送一程”的伦理原则，选择进城来为孙代提供生活照料与学习督促等服务。这种为子代不辞辛苦的生活筹划和劳动付出，能够唤起子代的知恩、感激与孝心，强化彼此对亲密共同体的心理关联和情感认同，从而促动家庭代际关系亲密化和互动过程民主化。就后者来说，由于文化堕距和认知鸿沟等现象的客观存在，两代人之间的密集互动容易滋生种种生活摩擦，而这些现实性的生活摩擦在相对封闭的城市家庭空间中，往往越积越多，并升华为具有强大破坏性和消极性的“气”，最终有碍家庭整体利益的达成和代际关系的和解。为避免“气”的溢出、沉淀和扩散，父代会自觉选择周期性返回村庄，减少与子代的持续接触，并完成心理疏导过程，从而实现家庭代际关系的包容性建构。
就其实质来说，无论“进城”还是“回村”，均是父代立足新时期家庭代际关系转型现实，重新建立更为平和的家庭政治秩序的重要情感策略。作为衍生结果，这种从乡到城、再回乡的周期穿梭往返，形构出不同于留守老人和“老漂”群体的“两栖”老人，生产出具有“拓扑”性质的流动空间。倘若空间的生产确如列斐伏尔所言“揭示并生产空间背后的具象关系”，那么，这种新型流动空间势必对县域内既有城乡关系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家在两栖空间中撑开：城乡关系的融合取向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背景下，“距离的摩擦力”越发不再构成农民自由流动的约束条件。相反，农民可以相当便捷地、周期性地往返村庄与县城，其日常可支配的最大时空量获得了大幅扩容，家庭因此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撑开”的实践形态。依凭这种撑开过程，原本出于代际关系调适的“两栖”空间实践与宏观视域下的城乡关系议题发生了关联，由此蕴含着县域范围内城乡融合的现实可能。
在过去较长时间内，由于历史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我国城乡关系实然性地处于二元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状态致使城乡空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和非正义，城乡关系也因此具有鲜明的“剥削”色彩。对农民来说，他们能进的了城打工，却享受不到其中的公共服务，真可谓“进城容易落户（融入）难”。当然，自“人的城镇化”理念提出以后，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大部分地区的进城定居、安家落户条件趋向无门槛或低门槛，同时国家资源下乡和服务下乡等活动逐渐增多，城乡之间的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日益拉平，这就使得过去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贺雪峰从农村作为农民进城失败后的“退路”角度切入，认为新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具有“保护性”的内涵和功能。相对于留守老人和“老漂”群体，“两栖”老人因为在城乡之间周期往返，更能感受到这种城乡关系的融合态势。更为实质的是，正是依托并得益于保护性、包容性的城乡互动，农民家庭才能获得父代提供的多元支持形式，而变得具有弹性和韧性，才能灵活应对以教育城镇化为主要表征的发展目标。
从形式来看，“两栖”老人属于城乡两栖的一种实践类型，但它导向的是空间整合秩序，代表着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路径。倘若城乡融合强调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互补互惠，是发挥各自主体的资源优势，而不是消灭城乡间的差别，那么“两栖”老人的空间实践便在以下两个方面展现了这种城乡融合图景：其一，“两栖”老人经常性地从城返乡，继续保持与既有村庄关系网络与人情圈子互动，使得村庄并没有因为“人进城”而遭致“村落的终结”之命运，反而实现了从局限于村庄内部到村庄—县城这一连续性空间的扩展。其二，“两栖”老人一方面可以在城中低成本地获得便利生活服务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如看病等，实现县域空间对农民家庭生活的支持、赋能与提质，另一方面通过经营“老人农业”和庭院经济，可以将农产品直接输入给居住在城的子代家庭，以减轻他们生活消费中的货币化支出；或者将农产品拿到城里销售，并将挣来的钱用来赞助孙代教育。这种在经济获得、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的城乡互动，蕴藏着县域内城乡融合的社会基础。一言蔽之，在“两栖”老人的空间实践下，家庭能动地“撑开”在城乡之间，而这种撑开状态不仅有助于理解新时期代际关系转型的实践逻辑，更能在既有研究之外重新审视县域内城乡关系形态及其融合发展的可能路径。
五、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性要素的狂飙突进下，乡村社会正处在流动与分化并存、发展与竞争同在的深度转型阶段，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和发展目标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转型，即从过去的“过日子（生活导向）”到如今的“过好日子（发展导向）”。所谓“好日子”，在农民眼中主要是指在城市定居并过上相对稳定体面的生活。而在阶层跃迁通道收缩的时代背景下，“经营教育”似乎成了农民家庭实现“翻身”“走出农门”的最后指望。就当前而言，“经营教育”已经不单纯是投入教育资源那么简单，它还涉及对就学儿童的参与陪伴和生活照料等问题，因此往往需要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层面保持密切合作。“两栖”老人现象便是中老年夫妻提供代际支持的一种新模式，是农民家庭应对以教育城镇化为主要发展目标的策略安排。
追溯来看，既有研究经常不自觉地将中国父母尤其农村老人冠以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形象，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反思性和自主性，被动承受了家庭关系转变和家庭发展压力的后果。然而，这种不加区别、不分阶段的角色定位，容易忽视中老年群体的多样性形态及其观念更新，遮蔽他们在个体化时代重新嵌入（reintegration）的积极努力。具体到城乡“两栖”老人，他们一方面从家庭整体性视角出发，主动扩容自身的伦理责任和支持方式，通过进城来担当生活照料和抚育孙代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又以周期性回村的方式展现出追求生活自由、“少干涉多尊重”的一面，前者满足的是家庭功能最大化的整合需要，后者顺应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化转向，二者共同奠定农民家庭的弹性、韧性和活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栖”老人没有沿着那种要么“为子代而活”、要么“为自己而活”的两难老路前行，而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让他们在履行伦理责任的同时，也享有“自己的活法”。
以小见大地看，“两栖”老人不仅代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第三种形式，而且蕴含着“缝合”县域内城乡关系的某种力量。农村老人在城乡之间的周期往返，造就了一种流动的空间实践形态。这种流动形态在持有地域主义观念的学者那里，被当成一种分化、分割乃至破坏性力量，被认为增加了城乡融合和一体化的难度。可是，一旦考虑到我国基层交通基础设施基本铺就和升级的国情现实，“距离变得不再重要”，老年人进城返乡活动比以前更为频繁和密集了。这样看来，家庭是以“撑开”状态存于城乡之间，扮演着城乡要素相互传递的实践载体。甚至可以认为，在代际间的双向互动和合力作用下，原本分割的城乡关系形态渐渐趋于融合化和一体化，形成了整体关联和互通有无的城乡共同体。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从时空尺度与资源结构来看，村庄—县城无疑是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撑开”的距离限度，是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县域”应该构成国家公共政策的基本实施单元。
从基层看去，儿童教育已经成为农民家庭资源配置和劳力分工的主导力量。在城乡义务教育渐趋失衡，以至无法满足家庭教育需求、升学预期和阶层流动的当下，农二代便倾向于送子女进城上学，甚至为此不惜借贷买房。面对不断叠加的家庭发展成本，“老人农业”的剩余积累和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分担作用。针对此种局势，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单元，以城镇化为背景探寻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优化公共资源在县乡村三级之间的配置方向和效率，比如国家就不能为了过度追求形式公平而不遗余力地维持小规模乡村学校，相反应该在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和城镇化需求基础上，加强乡镇中心学校和县城中心学校建设，优化镇中与县中的教学质量和师生结构，以便让不同农民家庭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城镇化空间梯度，最终降低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和发展压力。另外，县级政府要统筹教育资源、限制掐尖招生、补贴县乡教师待遇，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让教育回归基本公共服务本色。另一方面，基层政权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城乡二元关系已经从剥削型转为保护型，已经成了农民可以借力的“机会结构”，以此判断为基础，就需要对发展主义话语和工商企业资本下乡保持必要警惕，对农地私有化和财产化论调保持自觉否弃，以便夯实“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对农民家庭生活筹划，以及中国渐进城镇化道路的支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