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以及实现社会流动成为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如何应对家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压力已成为当前多数农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代际支持模式，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普遍存在的“两栖”老人现象是家庭为应对发展压力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其以家庭目标转型为前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通过城乡流动缓解家庭内在压力。城乡融合是隐含于“两栖”老人中的新型城乡关系，其以“城乡两栖”作为表现形式，构筑起促进农民家庭发展的城乡保护体系，城乡融合已成为理解新时期农民家庭发展实践不容忽视的总体性背景。在此前提下，国家应当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充分释放城镇与农村在农民家庭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保障性功能。
关键词：家庭发展；代际支持；城乡两栖；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4-0135-12
一、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89%，相比2010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并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实现社会流动成为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然而，在实现城镇化的同时，家庭的发展成本与发展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因此如何应对家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压力，已成为大多数农民家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常，在城镇化实践中，农民家庭往往会进行自主调适，根据家庭理性自主实现城镇化目标，而老人常常是家庭城镇化过程中的一股重要参与力量。一般而言，在子代实现家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老人参与往往以两种形态表现出来：一是“留守老人”，即子女长期进城务工而自身在农村务农或抚育孙辈的老人；二是城市“老漂”群体，主要是指那些为了帮助子女料理生活以及抚育孙辈，离开原户籍地并进入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多数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老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受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限制，这些进城农民通常难以实现举家进城，进而导致家庭的离散化、亲属关系的碎片化以及拆分式再生产。留守老人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对于留守老人现象，学界通常持两种态度：其一，认为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有利于子代创造更多家庭财富，进而为老人养老提供更大的经济支持；其二，则认为子女外出不仅会降低老人的生活质量，还会引发老人地位下降、传统伦理规范弱化、留守儿童出现等诸多问题。城市“老漂”群体同样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对于城市“老漂”群体，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老漂”在城市中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基于空间的迁移，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老年人需要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互动关系以及文化价值观念，这极易导致老人的社会区隔与精神危机。
从关于“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群体的既有研究来看，一方面，其多数是对群体本身进行分析，且大多将两种现象问题化，着重于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群体中的潜在问题，而忽视了从家庭整体视角来理解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群体对家庭发展的意义。因此，有学者从家庭功能的角度切入，将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群体视为代际支持的两种模式。就留守老人而言，留守农村的大多数人是父代为了应对子代家庭发展需要而主动作出的选择，其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为子代家庭积累更多的发展资源。而“老漂”则意味着父代以提供家务劳动的方式帮助子代分担生活压力，从而使子代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更好地积累家庭资源。两种代际支持模式所反映的其实是农民家庭如何通过代际合力来整合家庭内部资源、激活家庭功能，进而回应家庭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共同实现整体性的家庭发展目标，其背后承载的是一个以功能为导向的三代直系家庭。可以说，代际支持是农民家庭城镇化成本的基本分担机制。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大启发。不过，近两年在中西部农村调研时，笔者发现当前老人还以一种新的方式参与到子代家庭发展过程中，即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流动的“两栖”老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是一种区别于“留守老人”和城市“老漂”的新形式。沿袭家庭功能视角，本文将“两栖”老人界定为一种新的代际支持模式，即老人通过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往返来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其特征、具体形成机制与行为逻辑都有别于“留守老人”和“老漂”群体。
另一方面，当前不论是有关“留守老人”还是城市“老漂”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隐含着城乡分割的前提预设，即认为城镇与乡村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而忽视了在当前阶段，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升以及国家在相关政策领域的调整与改革，城乡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程度日益提高，这在“两栖”老人现象中表现明显，而城乡关系转型也会进一步影响农民家庭的发展实践。因此，本文将结合城乡关系转型，阐释“两栖”老人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家庭发展的意义所在，以此呈现城镇与农村的具体互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城乡融合如何影响农民家庭发展的实践过程，以及在新的城乡关系类型下，国家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有益的政策调整以协助农民家庭顺利地实现家庭发展目标。
本文主要以笔者2019年12月在河南信阳市C镇C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为经验基础，同时结合在江西赣州市S乡S村、河南驻马店市S镇C村以及甘肃省庆阳市H镇D村调研时积累的经验材料展开论述。四个村庄均属于典型的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人财物外流明显，妇女、老人和小孩为主要留守群体。半工半耕为当地主要的家庭生计模式，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省城或者东部沿海地区工作，进入工厂打工或拥有正式工作，老年人则在村照顾孙辈，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种植3-4亩口粮田。村庄经济分化程度较低，近70%的家庭其年收入为7-8万，10%左右其年收入为10-20万，其余家庭年收入则少于5万元，总体上家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近年来，在教育和婚姻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农民进城购房，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村庄过疏化也日益凸显。
二、“两栖”老人的表现及其主要特征
所谓“两栖”老人，是指在农民家庭中，尚有劳动能力的父代（其中的一方或双方）定期或不定期地往返于城镇和乡村，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这些老人一般周一至周五在乡镇或县城照顾孙辈的饮食起居，周末则返回农村生活，周日下午重新回到乡镇或县城，顺便从农村带些蔬菜、粮食等农副产品，平常若有空也会回村。下面是“两栖”老人的一些具体案例。
案例1：CXC，男，67岁，家住信阳市C乡C村。CXC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已经出嫁，分别嫁到湖北和广东。儿子2005年结婚，现在深圳当厨师，儿媳妇在东莞一家鞋厂打工，CXC和老伴在家照顾孙子孙女，大孙子11岁，小孙女9岁，都在乡镇上小学。2017年，CXC的儿子在乡镇专门租了一间房让CXC和老伴照顾小孩。房子在学校附近，距离小学和中学都很近。孙子孙女中午在学校吃饭，下午放学后才回家。CXC和老伴主要负责小孩的生活起居，老伴负责洗衣、买菜、做饭，CXC有一定文化水平，可以辅导小孩做作业。2017年，CXC专门买了一辆三轮车，平常虽住在乡镇，但只要有时间，CXC就会骑三轮车回村，老家有田、有地、有菜园、有鸡，白天回去照看一下，打理花生地和菜地，喂喂鸡，晚上再回乡镇住，有时会捡一些树枝作为柴火带去乡镇用。
可见，“两栖”老人不同于常见的农村留守老人与城市“老漂”群体，相比之下，其在城乡结构中的嵌入程度更深。具体而言，“两栖”老人主要有以下三重特征。
第一，流动性强。主要是指老人在城镇与农村之间流动频繁。不同于生活在大城市的“老漂”群体，“两栖”老人的流入地以乡镇或县城为主，其通常居住在子代租赁的房屋或购置的商品房里，这也有别于一直生活在村庄的留守老人。基于近距离优势，老人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灵活地往返。一般在周末或者其他节假日期间，老人会带着孙辈乘车或骑车回到村里，假期结束后再返回乡镇或县城，其他时间段老人也会不定期回村。回村后，老人通常会打理家中的菜园地和田地，饲养家禽，或者与亲朋邻里相互走动，返回城镇时则会带一些自家种的粮食、蔬菜，或者食用油和鸡蛋，供家庭自我消费。可见，相比于脱离原生环境的城市“老漂”，“两栖”老人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案例2：LSH，女，55岁，家住甘肃省庆阳市H镇D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大儿媳在兰州打工，二儿子则在上海工作。2015年，LSH的大儿子在县城购房，LSH开始去县城照顾上幼儿园的孙子，老伴则在村庄附近的砖厂做小工，另外家里种了三亩口粮田和一些蔬菜。周五放学后，LSH带孙子回村，周一早上再坐车去县城。周末在村时，LSH会去地里干农活，打理菜地，周一回县城时带一些蔬菜去城里。
第二，分工明确，包括代际分工与夫妻分工。在家庭内部，父代与年轻子代之间通常会形成明确的分工。受限于本地城市的经济结构以及收入水平，年轻子代一般会去大中城市打工，通常年轻夫妻共同外出，基本上只在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才返回家乡。老人则进城照顾孙辈的饮食起居，接送小孩上学，有时也会负责监督孙辈学习，有一定教育能力的老人也会进行课业辅导。与此同时，老年夫妻之间通常也存在分工。一般情况下，女性老人主要在县乡照顾小孩，周末返回农村，男性老人则在村里种地、种菜或者饲养家禽，如果有一定劳动能力也会在周边地区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此外，也存在两位老人都住在县城或乡镇的情况，此时男性老人会不定期地回村打理田地，假期时全家都回村。
案例3：CLY，女，63岁，家住信阳市C乡C村。有一儿一女，儿子目前在武汉打工，儿媳妇则在厦门。CLY和老伴在家照顾两个孙子，大孙子9岁，在乡镇上三年级，小孙子8岁，上二年级。2019年，考虑到县城的教学质量更好，CLY的儿子把两个小孩转到县城读书，CLY去县城照顾孙子。老伴则在家种了2亩油菜、2亩花生和2亩水稻，另外养了十几只鸡，平常也会打点小工，每年的总收入有一万元左右，都用来补贴家用。到周末时，CLY和两个孙子回到村里，帮老伴做些农活，周日下午再去县城。
第三，有一定的自主调适空间。一方面，由于老人与子代在居住空间上相互分离，日常互动不多，家庭内部的生活摩擦较少，家庭关系的紧张程度也较弱。另一方面，因居住的城镇距离农村较近，当老人不适应城镇生活时，可以随时回到农村，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与乡里乡亲聊天串门，进行自我调适。相比于与熟悉的生活环境相脱离的城市“老漂”，在城镇生活的“两栖”老人并未与村庄产生实质性断裂，事实上，他们的生活与价值依旧紧密地嵌入在乡村社会，而且可以灵活自由地创造自我调适的空间。与此同时，老人也能享受到城镇所提供的便利服务。
案例4：LDL，女，70多岁，家住赣州S乡M村。有一儿一女，儿子40多岁，夫妻俩在福建打工，LDL和老伴一起照顾一个孙女，两个孙子。2010年，孙女到S乡中心小学读四年级，LDL也开始来乡镇陪读，之后两个孙子也陆续转到乡镇学校读书。现在大孙子在读初中，小孙子读幼儿园，LDL每天都要接送小孙子上下学。目前LDL和两个孙子住在乡镇的出租房里，老伴则在家种地，一到周末，LDL和孙子们一起回村里，周日下午再返回乡镇。由于租住的地方大多也是在乡镇带小孩上学的老人或年轻女性，LDL有时会和邻居聊聊天，但多数时间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屋里或者大门口闲坐。LDL说，老家还有老屋，以后肯定是要回去的，现在每周回村子里，干干活，和其他人聊聊天，比在镇里的生活自在多了。
三、家庭发展策略：“两栖”老人的形成机制
从“两栖”老人的主要特征来看，“两栖”老人实际上是一种以三代直系家庭为依托的代际支持模式。那么，这种代际支持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为什么要进城？二是为什么是老人进城而非年轻子代？三是为什么老人要在城镇与农村之间流动？总体而言，“两栖”老人是家庭发展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家庭策略强调家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即在应对复杂多元的转型社会时，家庭通常会主动调适，作出合理安排，积极地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可以认为，“两栖”老人是农民家庭为应对家庭发展压力而主动作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为了实现特定的家庭目标，家庭内部通过特定的家庭关联模式来实现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在这种家庭发展策略下，农民家庭在教育系统、经济系统以及生活系统上获得城镇与乡村提供的多重支持。
（一）家庭目标转型下的教育城镇化
在现代性力量的影响下，当前农民家庭的家庭目标正在发生转变，即由维持型目标转变为发展型目标。所谓维持型目标，是指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实现基本的家庭继替，即完成结婚和传宗接代的任务。而发展型目标则是指家庭要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主要表现为家庭城镇化，即能够在城市安居立业，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并且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尚未固化，尽管优势阶层凭借其资源优势能够维持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但对于处在社会结构底层的农民家庭而言，教育依旧是其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
当前，教育进城已经成为由农村青年群体主导的农村教育新模式。一方面，教育城镇化的产生与家长教育期待提高有关。80后与90后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一般都有初高中学历，相比于老一辈，年轻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更高。与此同时，青年群体普遍有在城市打工的经历，打工生活的艰辛、城乡之间的阶层差异、文凭与职业之间的强关联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都让他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希望他们像我们现在一样这么累”“学历高他们以后就能从事轻松的职业，坐在办公室里”，这是调研时一些父母的说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在小学阶段就把小孩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乡镇或县城学校读书，增加家庭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乡村教育衰落也加快了教育城镇化的进程。学生数量较少、教师资源外流以及教学质量下降是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信阳市C乡C村，2000年C村小学有200多个学生，2008年锐减到100多人，2019年C村的教学点只剩下4个学生。驻马店市S镇C村小学的学生人数从2017年起大幅下降，目前不足100人，每个班平均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流向了乡镇或县城学校。为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近些年国家不断增加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条件已逐步改善。但即便如此，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仍然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教师资源方面。尤其在农村小学，年轻教师和优秀教师往往倾向于往乡镇中心小学或更高的平台流动，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不足。教师的频繁流动不仅导致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短缺，也致使学生学习成绩下降，教学质量因此受到影响，这使得越来越多学生流向城镇，尤其是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城乡教育质量的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大。
可见，基于家庭目标的转变，农民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当前乡村教育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的发展需要，这促使越来越多年轻父母把小孩送到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上有明显优势的乡镇或县城就读，由此推动了教育城镇化的出现。然而，在一些家庭中，由于年轻夫妻都外出务工，进城读书的小孩无人照顾，此时尚有劳动能力的祖父母则承担起抚育孙辈的责任，去乡镇或县城照料孙辈的饮食起居，保证其生活质量。此外老人也负责督促孙辈学习，有一定教育能力的祖父母还会辅导孙辈写作业。在老人的责任分担下，年轻夫妻可以全身心地在城市务工，其子女则可以获得比农村学校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实现家庭积累最大化
在发展主义面向日益凸显的前提下，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尤其是教育投入增加。事实上，基于对教育成本的考虑，家长在择校时一般会优先选择成本相对较低、教学质量有所保障的乡镇中心学校，有条件的家庭则去县城学校就读。但总体来看，在教育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下，相比于在乡村学校就读，农民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还是大大增加：一是学校教育、课外辅导和日常生活的支出增加；二是家庭需要专门安排劳动力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在一些中西部地区，县城学校现在也实行学区划片制度，按学区分配生源，以致一些想让小孩在县城读书的农村家庭不得不在县城买房，教育成本进一步提高。教育开支成为家庭开支中的主要部分。因此，为了确保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实现家庭的发展型目标，如何对家庭资源进行配置以实现资源积累最大化成为关键，这涉及到家庭生计模式的安排。
家庭生计模式本质上是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模式，如何对家庭劳动力进行配置将直接影响到家庭经济资源体量的大小，进而影响家庭发展能力。家庭生计模式通常由家庭目标、家庭结构和市场要素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在家庭发展面向凸显、家庭再生产成本提高的前提下，新三代家庭正成为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家庭类型。区别于传统三代直系家庭，在新三代家庭中，已成婚的子代与父代在经济上相互独立，构成两个独立的会计单位，只是父子在形式上未分家，依然保有紧密的制度性关联，由此也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基于这种家庭结构形态，家庭内部形成了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即父子两代通过分工合作来共同经营家庭，实现整体性的家庭发展目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是代际合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实际上是一种家庭生计模式，即在一个三代家庭中，年轻力壮的子代进城务工，年老的父代则在村务农，同时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若父代尚具备劳动能力，男性老人还会在本地经济空间寻找零工机会获取补充性收入，此时父代内部也形成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可见，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中，根据不同劳动力的性质与特征，家庭劳动力能够得到合理安排，进而实现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两栖”老人同样是在三代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上所述，为了实现发展型目标，农民家庭一方面要特地配置劳动力照料在乡镇或县城上学的小孩，另一方面也要积累足够的家庭发展资源以支持教育城镇化，二者实际上存在一定张力，而要弥合这种张力，则需要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相比于年老的父代，年轻子代拥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以及劳动变现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捕获到更多的经济机会，汲取更加充裕的经济资源。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县域经济体量有限，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地方性市场中的经济机会与收入水平与大中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中青年人一般会选择外出务工，创造家庭财富。此时，劳动能力有限的父代则在乡镇或县城照顾孙辈，完成一些辅助性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距离农村不远，老人也会在村里种几亩地，饲养一些家禽，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减少家庭生活开支。若老人身体健朗，老年夫妻之间也会分工合作，通常男性老人进入本地非正规务工市场就业，比如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以此补充一些家庭收入，女性老人则专门负责孙辈的生活照料。依托这种“子代为主、父代为辅”的代际分工方式，家庭优质劳动力得到充分释放，剩余劳动力也被充分调动起来，总体上家庭劳动力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家庭资源积累最大化也因此得以可能。“两栖”老人即是农民家庭经过此种理性考量之后的产物。
（三）通过城乡流动缓解家庭内在压力
如前所述，在家庭目标转型的推动下，教育城镇化愈加普遍。教育进城一方面让农民家庭有机会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提高，尤其是进入城镇的老人要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且封闭的新环境中，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不适感很容易引发精神危机，城市“老漂”群体即是如此。“两栖”老人平常在乡镇或县城照顾孙辈，由于居住地距离村庄较近，可以随时乘车或骑车回村，在城镇和乡村之间自由往返，这是其与城市“老漂”的主要区别所在，而城乡流动也使得家庭内部的资源压力以及老人的紧张情绪得到缓解。
为了协助子代家庭实现发展目标，父代进入城镇并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进城生活后的农民家庭不仅可以从城镇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也能享受城镇所提供的便捷的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比如看病、购买生活物资更加方便，老人平常也可以去周边的小广场散步、聊天。但是，进城也意味着生活成本将大大增加，比如日常的水电、煤气费用，蔬菜蛋肉等食品支出都成为新的生活开支。不过由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近，家庭也能够与农村保持紧密联系，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从农村获取一定的物质支持。在闲暇时，老人通常会回村务农，种几亩口粮田，种些蔬菜，再饲养一些家禽，通过农业生产创造部分生活资源，这些生活物资主要用于家庭在城镇的日常消费，少数在市场上售卖以换取补充性收入。尽管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资源支持相对有限，但对于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农民家庭而言，这些非货币化的收益是农民的隐性福利，构成家庭收入结构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有利于减少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同时也保证家庭有稳定收入。正是通过控制消费，家庭资源的积累量增加，进而实现开支最小化，积累最大化。所以，即便老人平常在城镇生活，他们依旧会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通过农村提供的物质支持降低家庭再生产成本，帮助子代减轻压力。
乡村社会不仅仅是生产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熟悉是乡村熟人社会的第一特性。费孝通指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每个人都遵循一套共同的地方性规则，并通过人情往来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相互依赖，彼此信任。对于长期生活在村庄中的老人而言，乡村是承载其情感与价值的空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在此展开社会交往，建构社会关系，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实现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在乡村社会，老人可以自在地生活，自由地与人交往，个人处于一种轻松且舒展的状态，内心也因此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感。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套与乡村迥然不同的生活体系与价值体系。对于进城生活的老人而言，逼仄的生活空间、陌生的生活环境、现代的生活方式都会让其产生不适感、焦虑感和孤独感，“老漂”群体在城市社会中面临的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难题即是如此。对于在城镇照顾孙辈的“两栖”老人来说，这种不适、焦虑和紧张的感觉同样存在，城镇仍然意味着一套相对陌生的生活体系，只是基于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结，他们可以快速地回到熟悉的环境中，缓解内在的紧张与焦虑情绪，重获内心的安定感。由于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距离较近，老人尽管平常在城镇生活，但也有不少机会回村，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城乡之间来回往返，重新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与邻居或朋友相互串门聊天，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乐趣，或者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再生产。此时，乡村于其而言是一股重要的内在支持力量。
四、城乡两栖：城乡融合的一种形式
作为一种新的代际支持模式，“两栖”老人是农民家庭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低成本地实现其发展型目标的一种策略。通过代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家庭功能得到较大限度的激活，家庭发展成本也被分摊至不同家庭成员，进而有效地缓解家庭所面临的整体性压力。这是农民家庭自主调整和理性选择后的产物。进一步而言，“两栖”老人背后所隐含的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即城乡融合。
（一）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
城乡二元结构向来是理解农民城镇化的前置性条件。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般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其中城市社会被视作一元，农村社会则是与其相对的另一元。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经济二元结构，我国的城乡二元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城市和农村不仅是两个相互隔绝的经济系统，也是相互分割、隔绝的两个社会，代表着两套迥异的经济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的城乡关系长期处于割裂与分离的状态。经过一系列的制度设置，一方面，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制度性壁垒，最为突出的即是户籍制度。根据户籍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相应地附着在其上的资源配置、身份待遇、社会福利等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即享受不同待遇。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也逐渐扩大，尤其是在城乡产品交换制度以及财政资源分配制度下，城乡长期处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单向度关系中，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分配不均，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著。基于此，学界通常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视为一种城市剥削农村的“剥削型”结构，其中城市偏向明显，农村的发展空间被强烈挤压，农村也成为处在社会结构末端的“底层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城市对农民而言也是一个拥有更多经济机会、聚集更多物质财富的“机会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由此催生出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农民的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启动。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始终是城市的陌生人，不论是在制度、社会还是文化方面，都面临着城市融入困境，农民家庭也受到负面影响，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成为备受重视的社会问题。
然而，在很大意义上，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与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关系不再呈现出割裂与分离的特征。作为导致城乡分割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逐渐被破除，附着于其上的资源不平等分配格局也逐步被打破。同时，税费改革以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关系格局发生扭转，城市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相反国家将越来越多惠农资源下沉至农村，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制度与政策层面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配置从过去的不均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而在制度环境进一步宽松化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并且其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休闲娱乐、教育观念、婚恋观念、职业偏好等方面逐渐与城市生活群体趋同，这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明显。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割，城乡中国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正在被消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联度与融合度得到提升，城市与农村正在建构互融互通的新型城乡关系。
事实上，当前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固有的分割与失衡状态被打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顺畅，资源配置也更加平等。进一步而言，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更是一种“保护型”结构而非剥削和排斥型结构。在包含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小农村社体制提供的保护下，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仅能从农村获取各方面的支持，一旦进城打拼失败，他们仍然有返乡的权利与可能性，这无疑增强了农民在现代社会中的抗风险能力与抗逆力。而农村作为稳定器也发挥着疏解城市发展矛盾、缓和城市运转压力的功能，保障城乡社会的有序与稳定。
（二）城乡融合的现实表达
在城乡关系转型的前提下，有学者认为农民的城镇化样态也相应地发生改变。王春光曾以“半城市化”来概括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状态。在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尽管进城农民在市场层面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但其只是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文化、制度系统实现有效衔接，不仅在生活、行动等层面未融入城市社会，在心理上也未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半城市化”即是指这种不彻底的城市化状态，它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城乡分割所制造的隔阂与壁垒。然而，随着城镇化政策改革的逐步深化，王春光指出，当前出现了“第三条城镇化路径”，即“城乡两栖”。所谓“城乡两栖”，是指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城市寻找经济机会，同时在乡村又保留着房产与田地，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会返回家乡附近的城镇定居或回到村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不论从经济活动、生活方式还是社会交往、文化观念来看，这些农民兼具城乡要素，同时享受城市和农村提供的福利。此时，城乡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非城即乡或者非乡即城的二元关系，而是趋于混合、交融和超越的关系，即城乡融合，这是新的城乡社会形态。
事实上，“城乡两栖”不仅仅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家庭在实现家庭发展目标，即城镇化目标时呈现出的样态。通常家庭是农民城镇化的基本单元，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民个体的实践，更是农民家庭的整体性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家庭成员往往自主理性地对家庭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以代际支持的方式分担家庭发展成本，这种代际支持通常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基础，此时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则在村务农，抚育孙辈，依靠城市和乡村共同提供的资源支持家庭发展目标的达成。在外务工的年轻子代一般年节时返乡，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而当其随年龄的增长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后，由于农村还保留着田地和房屋，这些迁移出农村的劳动力可以随时回到农村务农，或在本地劳动力市场寻找经济机会，继续支持下一代实现城镇化目标，而年轻的子代也接替着进城就业，为家庭发展积累经济资源。可以说，正是这种基于家庭合作与城乡流动的“接力式”路径，使得农民家庭能够有效地应对家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而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城市与农村共生共荣、工业与农业相互补充的良性互动关系。
“两栖”老人也代表着一种城乡两栖状态，其中城乡流动并非指向进城务工的年轻劳动力，而是着眼于留在乡村社会的老年人，但是区别于“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在城镇与农村之间来回往返，农民家庭也因此受益于城乡互动与融合所构筑起来的保护体系。具体而言，这套保护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城镇为农民家庭提供经济资源和优质服务，并且在城市层级体系下这种支持呈现出梯度差异。首先是中青年人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创造家庭财富，并将这些在大中城市获取的经济资源转移到小城镇和乡村，以满足家庭发展需要。其次是小孩在乡镇或县城接受教育，享受城镇优质的教育资源与便捷的生活服务，以此建立小城镇对农民家庭的支持体系。第二，乡村为家庭提供补充性资源，同时也为进城老人提供缓冲地带与调适空间。由于老年人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并未与乡村社会完全脱节，他们不但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减少家庭在城镇的生活消费，或挣取一些补充性收入，以此扩大家庭经济资源体量，而且能够依靠乡村社会提供的物质支持、社会支持和价值支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一定保障，借此较好地避免城市“老漂”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缓解家庭的内在压力。可以认为，作为城乡两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栖”老人现象中暗含着城乡融合这一新型的城乡关系形态，而这也成为当前阶段理解农民家庭如何应对家庭发展压力、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这一问题时不容忽视的总体性背景。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进城并实现向上流动普遍成为农民家庭的主题，家庭的发展面向日益凸显。家庭目标转型意味着家庭再生产成本将大大提高，家庭所面临的发展压力也将显著增强。在此条件下，如何顺利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保证农民家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稳定的发展秩序，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通常情况下，农民家庭会主动地进行功能调适，通过不同的家庭策略动员与整合家庭资源，以代际支持的方式来分担家庭发展成本，在中西部农村观察到的“两栖”老人现象即是一种代际支持模式，这是农民家庭为应对发展压力而作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作为城乡两栖的一种表现形式，“两栖”老人蕴含着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即城乡融合。区别于固有的非城即乡或非乡即城这种二元分割式的城乡关系，城乡融合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处于共生共荣、分工互补以及良性互动的状态中，在此前提下，农民家庭能够同时获得城市和农村提供的支持与保障，在城乡保护体系下更从容地应对家庭发展所带来的压力。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为了保障农民家庭顺利地实现城镇化，达成家庭发展目标，一方面，国家应当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当前教育是农民进城的主要推动力，并且占据了家庭大部分经济资源。国家可以尝试将农村教育资源集中在中心乡镇，加强中心校建设。公共教育资源集聚不仅能够让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到提升，进而强化农民家庭在乡镇中心校就读的意愿，降低家庭发展成本，也能进一步推动小城镇发展，加快小城镇生活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提档升级，让农民能够就近获取较高质量的、低成本的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在一定意义上，小城镇可以成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另一方面，基于农村对家庭的保护性作用，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同时也应当警惕发展主义对农村可能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在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有限的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需要防止下乡工商资本挤压农民利益空间，稳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充分释放城镇与农村对农民家庭发展的支持功能作为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