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叶，当“文明”问题成为人们观察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视角，被纳入世界性的“后现代反思”之时，儒家文明又一次被关注。这次关注不同于“五四”时期，它代表中华民族经济腾飞上升势头的一种文化背景之软实力。21世纪的今天，中西文明和哲学文化的比较正日益成为学术热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和缺失，对他国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和缺失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中西思维模式与人文精神、实践品质各有利弊得失、优长和短缺，需要加强沟通、对话，互学互鉴，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世情、国情和时代精神的不同特点，相互取长补短、融合创新，以达到相互理解、消除隔阂和纷争。认识中西差异是为了了解二者的共同性，辨识共同性是为了搞清差异，二者互相依存，彼此促进，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辩明他者，发展自身，以促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思维模式、人文精神和实践品质的比较有利于彰显中华文明体系的世界影响力。
关键词：中西思维模式与人文精神；实践品质的关联；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4-0005-12
在以往的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世界上各种文明体系尽管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对立，建立更多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是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有时冲突是难免的，冲突常常会促进融合和对话，这一过程有时是残酷的，但各自很有可能在冲突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儒家文明曾因公元1世纪传入的佛教和“五四”以降传入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自身的面貌，变得更加丰富和有包容精神。20世纪末叶，当“文明”问题成为人们观察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视角，被纳入世界性的“后现代反思”之时儒家文明又一次被关注。这次关注不同于“五四”时期，它代表中华民族经济腾飞上升势头的一种文化背景之软实力。21世纪的今天，中西文明和哲学文化的比较正日益成为学术热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和缺失，对他国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和缺失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中西思维模式与人文精神、实践品质各有利弊得失、优长和短缺，需要加强沟通、对话，互学互鉴，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世情、国情和时代精神的不同特点，相互取长补短、融合创新，以达到相互理解、消除隔阂和纷争。认识中西差异是为了了解二者的共同性，辨识共同性是为了搞清差异，二者互相依存，彼此促进，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辩明他者，发展自身，以促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思维模式、人文精神和实践品质的比较有利于彰显中华文明体系的世界影响力。海内外的中国人一天天挺直腰杆，“中国人”逐渐成为增强自信的“文明身份符号”，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强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着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复兴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离开对中国5000年丰厚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弘扬是决然不可能的。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未来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下一步的世界格局将演变成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全球性政治冲突，而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之主导因素将是文化和文明方面的差异。生存于儒家文明体系中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比以往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大的气魄、掌握了更高的对话艺术、以使自己学到更多的未知的东西，倾听到不同的声音，分享到更多的真知灼见，对自己走过来的路会有更加理性的反省，使自己与世界上各种文明体系感受到更多的共同点，使彼此更加心领神会，并为人类繁荣开辟出最佳路径。认识中西差异是为了了解二者的共同性，辨识共同性是为了搞清差异，二者互相依存，彼此促进，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辩明他者，发展自身，以促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西致思方式之异同
中西致思方式与价值观密切相连。眼下中西方仍有很多学者相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所谓普世价值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以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早晚能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价值观，认为这是由历史与现实的走势所决定：始于17—18世纪欧洲所出现的代表理性主义的启蒙，后来在美国发展，在东亚蔓延并得以证实，今天在中国表现出这一趋向，后来则由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称历史的发展将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政体在世界上的普及而告终。后来亨廷顿虽然对“历史终结论”提出质疑，指出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会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但其基本的构想仍然站在以西方为主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之外，并认为将来西方之外一定会趋同于西方，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最后的、最高的模式，足以解决人类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所有问题。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的演化，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并缺乏历史根据。在李约瑟看来，近代科学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但是“对于产生科学革命的科学基础，却是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有所贡献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中国在5世纪至15世纪超过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其古代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这是中外所有有识之士的一个基本共识。支撑中国古代科技遥遥领先世界并为近代科学革命奠定科学基础的中国智慧是什么呢？我认为蕴藏在《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这三个五千言之中。《周易》是儒家经典，《道德经》是道家经典，《孙子兵法》是兵家经典。阐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能仅谈儒家，应将视域扩展到儒释道和诸子百家。三个五千言具有极高的形上之思，只不过它与西方的形上之思不同罢了。有些人狭隘的认为中国哲学只是道德伦理之学，不是一种纯粹概念的知识，中国思维方式不是由概念的逻辑演绎形成的，但这不等于就没有形上思辨的智慧，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遥遥领先世界1000年的原因。《周易》的阴阳协调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经验型智慧，它与整体和谐、直觉顿悟形成天人合一、“一多不分”的整体认知结构体系。它以阴阳对立统一作为认识宇宙万物之间关系的基础。李约瑟认为，阴阳是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关于宇宙间的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并且他以《易经》中的象征性六面卦象为据，指出其思路类似现代科学中的分离原理；认为现代科学所了解的世界结构，其中有某些要素是早在中国人的思辨中就已经预制出图像来了。无论《易经》《道德经》还是《孙子兵法》都是直觉顿悟、“有机论的”的致思方式，而西方的自然观是主客二分、从概念到判断形成庞大的形式逻辑以及自近代以来的实证实验方法、“机械论的”致思方式。中国在近代没能发展出科学技术，除了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复杂的原因之外，还因在中国文化中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形式逻辑体系，二是系统的实验技术与手段。爱因斯坦曾在1953年的一封信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但李约瑟则看到了中西古代自然观的差异：中国是“有机的”，而西方是“机械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必须克服、消解甚至摒弃阴阳失调的笛卡尔—牛顿的机械实在观，应该从中国的“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中汲取营养。毋庸置疑，笛卡尔—牛顿的机械实在观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准、严密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对于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协调，如何在整体和谐中发挥优势却显得无能为力。正如《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的作者之一姜岩所指出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各基本要素彼此孤立的要素，它们不会因环境等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身的性质，通过研究孤立的基本要素即可推知整体的性质。这种思维方式有其盲人摸象、由点及面的局限性，窥一斑未必见全豹。这已被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所证实，它们分别从宇宙观，微观和宏观的维度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也从逻辑层次上宣判了还原论的偏失和谬误。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西方传统自然观和思维模式可以互补，中西方思维模式各有长短，并非西方思维模式绝对优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以上强调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和思维模式可以弥补西方自然观和思维模式之不足，下面再来阐明西方传统哲学最吸引我们的地方，以便相互取长补短，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普遍性的追求，柏拉图的理念论即是一种普遍性的理念。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就是研究最普遍的原理和原因的学问，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就是把追求普遍性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绝对普遍性的理念或概念是超时空的、不是从经验中概括而来，是从纯粹概念的相互关系中获得意义的。在西方人看来，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哲学的使命就是追求最普遍的原理。因此，西方哲学最终采取概念推论的形式是容易理解的。主客二分的二元世界观的根源就是这种绝对普遍的超时空性质的普遍性理念。对普遍性理念的追求全面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它的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导引了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靠先验地推出的普遍性概念或原理，其真实性始终是一个问题，科学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普遍性的哲学高踞于一切科学之上，却进入了只能经营纯粹概念的思辨之中。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困难。好在西方哲学还有一个经验论的传统，产生了实证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总之，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假，从而促进了逻辑和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没有这两样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思辨理性和科学的实证方法。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能全盘照抄，而是要有批判的眼光。传统西方哲学由于对普遍性的刻意追求构造了一个由概念组成的绝对的普遍世界，诚如这一节开头所言，不少西方人包括不少东方人都相信，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主义价值观必然为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所接纳和仿效，然而，这种所谓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会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诠释，因而这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普遍主义而是一种相对的普遍主义。另外，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必须使自己摆脱欲望和情绪，运用逻辑的能力，进入理性状态，极力维护理性主义、为科学辩护。海德格尔注意到了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会戕害人的完整性。理性主义的生存方式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一旦理性主义的态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就把人的其他可能的生存方式扼杀了。西方哲学是知识论，中国哲学是境界说；西方哲学是那种超验的、逻辑规定的、作为普遍知识的形态，中国哲学是“普遍和谐”之观念、“内圣外王”之道、“天人合一”学说；西方哲学是“是论”，中国哲学是“道论”。诚如张世英指出的“西方哲学是以抽象普遍性为最高原则和以寻找普遍规律为最终目的，因而西方哲学形成了超时空、超验的‘本体世界’，而中国哲学中没有这一块领域”。目前，第二次科学革命还在持续中，量子论从雏形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形成可靠的理论支撑……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许多西方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时，把目光投射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这就是阴阳协调、整体和谐，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在动态中权变、演化发展的思想，看似模糊实际似更接近精准的直觉顿悟的思想、系统的有机论的思想、“道者反之动”的相反相成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致思方式是中国式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的科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经典之中。不必讳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性与可计算性、在实验室实验中的可重复性，而西方古代、近代科学思想却忽视事物的整体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以及系统中的平衡与协调。人们只注意到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之长、中国传统哲学和古代科学之短，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和古代科学之长、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之短，更没有看到中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是可以相互弥补短长的。
二、人文精神之差异
人文精神与致思方式有密切地相关性。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文主义早在3000年前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中就有极丰富的资源，特别突出的是建立在忧患意识、道德自觉基础上的早熟的人文主义。如周代的统治者战胜商代，并没有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们认识到国家的兴旺和个人的成败不是取决于天帝的裁决，而是由自身的行为有利于百姓还是不利于百姓所决定。这种早熟的人文主义不仅比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早，甚至比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要早得多。“《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易》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五经”是早熟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共同的经典或出发点，而古希腊人文主义则直指人性的善恶。柏拉图认为，缔造一个好的公民就是缔造一个好的城邦。《荷马史诗》充满悲情主义，反映了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升华。希腊的艺术、神话、宗教促进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形成。人文主义在西方主要缘起于文艺复兴，意蕴是指开化、教育、教化，是对人的再发现，这也正是向希腊、罗马人文精神的一种回归和更高阶次的提升而得名。西方的人文主义与儒家的人文精神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古希腊人内心有两股力量：一是理性，二是激情，用尼采的寓言，前者是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化身，后者为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nus）所代表。理性是认知世界，发明技术，探索宇宙自然奥秘的力量，激情是追求浪漫，寻找快乐，欣赏美感的动力。这两种东西在中世纪受到宗教神权的压抑，文艺复兴把人的自然生理欲求看作人性，重新确认理智与激情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得到肯定和张扬，使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导致思想解放，新思维层出不穷，新工具不断产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伴随宗教的萎缩，人的理性代替上帝，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致使道德衰落，人丧失了超越的理想，使西方社会的科技、宗教与人文三个领域出现失衡状态。人的理智与激情在膨胀中不断向外抗争，即对专制、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予以反抗、攻击，于是启蒙运动兴起。启蒙运动推动西方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争得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各人有各人的决定的社会，也是各人有各人欲望的社会，又是各人有各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于是善恶好坏的客观标准为相对主义所代替，价值观念变为世俗化、个人化、主观随意化和欲望化，沦为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得西方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物质财富的人间奇迹。人们拜倒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数字化、定量化、形式化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脚下，物欲不断膨胀，人性不断下坠。量化的知识、技术和物质成果与不可量化的人的品德、内涵、修养、胸襟、气度、眼光、识见、智慧、慈悲、同情、恻隐之心、仁义与道义之间造成内在的冲突和拮抗，使人变得愚钝和野蛮，使人们对利益的计算日益精明，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则越来越肤浅，几乎忘记了人性的天赋尊严和崇高的位格，没有了义务和责任、没有了人性的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追求。信奉亚当·斯密的商人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其诚信、守时、勤勉等美德也会自然而然提升，更相信这种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可以将这种理念渗透到科研、政治、教育、医疗、娱乐、文艺、体育等所有领域，只要能满足欲望就好，导致生命本身成为攫取金钱的工具，完全丧失了在商业活动中要守法，要有同情心、仁慈心、要有人心和人性，这就是西方启蒙心态下科技理性遮蔽人文理性、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的实质，它已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演化成为奴役人、控制人、使人异化的价值理念和潘多拉的魔盒。按照杜维明的观点：“今天在我们‘文化中国’还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西方‘启蒙心态’下的人文精神，亦即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人文精神，它已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要远远超出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他在《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一文中说：“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欺凌数十年之后，东亚现在至少在表面上露骨地显现出现代西方一些最负面的东西：重商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贪婪、自我主义以及粗野竞争。”这种状况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变得更加严峻。大数据、网络化、金融文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享乐，使人沉湎于感性虚拟世界的消费甚至纵欲，使人性的解放走向反面，从表象来看，人更自由、独立、个性化，其实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和各种异化。现在有许多人不知不觉膜拜唯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享乐至上主义，认为“四书五经”早已过时，没有什么价值。追溯起来这与启蒙心态和欧洲中心主义相关，更与现代性负面效应相关。西方人以了解和掌握西方智慧的源泉而受到尊重和骄傲，中国人则是以轻视甚至于鄙薄自家的智慧资源和了解西方的东西为骄傲。近代以来，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着西方启蒙思想等欧洲中心主义的理念，以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就连中国人的身体也不如人，而对西方的工具理性及其人文精神津津乐道，对自家的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却嗤之以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朦胧意识到伟大抗疫精神的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这里面就包含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人文精神。中西方文明能否在进一步对话中互补短长，中国思想文化能不能综合创新出一种更加符合世界文明进步的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神圣的课题。启蒙从18世纪产生，延续到19世纪，直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它既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又是一种心灵的积习。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突出强调工具理性，这种人文精神的一个突出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又是一种强烈的唯物质主义、唯科技主义，相对轻视精神价值。西方的一些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现象，他们认为，除了发展经济资本之外，还应发展社会资本（即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可靠和诚实，彼此信任对方，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除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能力之外，还应发展文化能力（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称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除了发展智力因素之外，还应该发展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包括世界观、人生理想、信念、心理素养、抗挫折力即意志品质、德性等）；除了发展物质条件之外，还应该发展精神的价值。文化能力和精神价值不能靠知识的膨胀而获得，而是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体验来获得。国内正在展开的“四史教育”的学习讨论，深刻揭示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以史为镜，进一步检视和校准坐标，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并未提升驾驭和控制自身的欲望和邪念的能力。人们需要第三次启蒙：发展速度是否就是一切，生产力标准是否就是一切？科技理性的光芒是否可以照亮一切？提出人类需要第三次启蒙实际上也是对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的一种反思。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即使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快速的GDP增长，高超的科技能力和智商，如果忽视社会资本的积累，文化能力、理想、信念的培养，社会伦理关系的优化，精神价值的开拓，忽视哲学人文、教育环境等指标的价值，就会出现无法关怀人性，无法关照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不能冷静守护追问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除了包括GDP增长、生产和分配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更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关注人与人、社会和自然的联系，人的灵魂的安顿和生活质量、水平的共同提升，还包括新时代人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人文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反思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不应忽视开发以儒家为主的道德理性的人文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们理应继承和弘扬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一方面挖掘丰厚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拓展广阔的文化市场，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同时控制和防御外来不良文化的涌入。我们在为长城、运河、兵马俑、故宫、京剧和昆曲等物态文化骄傲的同时，在开发和利用观念文化方面更应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我们对近100年来现代记忆的健忘，使得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未能很好地积累，“四史教育”的意义也在这里。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两个原则，一为忠道，一为恕道，合起来为“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把人当人看，人是目的，不可以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即不是把人当物看，即使是敌人也要承认他是人类。后者是人之为人的行为底线，国与国交往的行为底线，不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能不能和平共存的消极原则，集中体现为要尊重他人的人格、他国的国格，这是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忠恕之道原则是人道的，以社会伦理及他人的存在、人的尊严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为核心，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为达到自身目的而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我与你或他共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并非我一人是中心，你和他也是中心。这里的人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是与他人共生共长的，一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如此人类群体的生存和需要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将个体人格发展的目标定格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人与社会群体健康互动（通过有差等的爱，从对小家庭负责推及至对陌生人的爱，将具体体现的爱和普世的爱能够协调起来）中。人与自我的身心，个人的灵与肉、个人与自然、与群体都建立在个体心理安顿与内心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且个体潜能得以充分开发，有利于增进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性的人文资源与传统文化中的大乘佛教以及道家的人文资源经现代性的批判和洗礼，正显示出生命活力，是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文主义在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中已具有相当成熟的形态，它使人“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礼运》），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王国，是富有超越性的仁学思想体系，是教人堂堂正正做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与天地并立，谓之天、地、人“三才”，主张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万物并育不相害，“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这种人文精神不仅世代相续，而且具有立体的，通向天地宇宙的功能与性向，由孔孟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创，而后由程朱陆王继承和发扬，“以人文理性为主，使礼文化向着人学的方向发展，在家族伦理的基础上建构起天道性命的哲学大厦，包括以性善说为主的人性论，以忠孝和五伦为内容的道德观，为政以德、礼主刑辅的政治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尊师重道、因材施教的教育观，文以载道、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天人一体、赞助化育的宇宙观。儒学的人文理性给中国文明的发展提示了前进的方向”。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由悟道、证道到践道，使自己的身心合一、从爱人、爱社团、爱民族到爱人类，贯通天地人神；可以通向宇宙、天地、悠远的历史文化；通向超越时空、超越时代的生命实体；它既建立在经验层面又超越经验，由“道”穿越立体的生命与天地精神相融合。它可以弥补现代人遭遇的科技走向极端所引发的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使宗教不致出偏，统合科技、宗教与人文消解冲突，补救、矫正科技在发展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身心造成的破坏，调节宗教由对神的崇拜转而对信仰的追求，与科学的人文精神相融合，又从诸种异化中走出来，使自我理想超越“小我”进入国家、民族、人类的“大我”；具有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的慧眼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能感通无间，对他人、社会、自然、人世作无尽的关怀。故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的人文精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思想资源。
三、实践品质之互补
实践品质与思维模式、人文精神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同，西方人强调主客二分。前面已有论述，由柏拉图最初提出的理念论开始，就认为全部理念是存在于我们可感的世界之外的，西方哲学追求纯粹概念关系形成的理论，就是所谓“是”论（ontology）（旧译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它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原理系统，这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概念、原理的世界，他们把客观世界当作研究的对象，形成了二元论的世界观。希腊精神是一种知性的好奇，对扑朔迷离的宇宙怎么会如此精致纤巧、井然有序产生惊奇之感，由好奇心生起知性的欲望，由此发展起了概念、判断、推理严密的形式逻辑的体系，西方人在探索自然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行动能力，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能动性，为了支配自然、命令自然、征服自然，必须首先追求和认识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许多西方大科学家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在研究发现了很多科学规律之后，进一步探索是谁制定了这些规律，他们认为是上帝。现在有一些美国的科学家仍认为研究科学是为发现这些上帝制定的规律。他们信奉的上帝是创造自然规律的上帝，在这里科学与上帝好像统一起来了。西方哲学家大多认为存在着比自然、人类现象更真实、更高层次的本体，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如笛卡尔把上帝作为第一实体。培根、洛克和休谟试图从经验出发寻找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休谟转而从心理联想来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根据。康德则进行了一次哲学伦理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不仅要为自然立法，还要为自身的行为立法，认为道德知识也和自然知识一样建立在先天判断上，心灵把先天范畴施加给了经验，责任的基础并非来自人性，而是来自先天的理性概念中，亦即从人的“超验存在”中寻求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也就是“超验主体”本身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先验综合知识”。康德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他不仅为知识奠定基础，而且为人类个体的尊严与权利奠定基础，从而为伦理学和法学（政治学）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西方思辨的知性智慧为人类创造了伟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即使在建构伦理学理论时，他们也是用知性的思辨，如康德用“先验综合知识”作为方法与途径。这是值得中国人永远学习和借鉴的智慧特征和精神传统。但是，主客二分的二元世界观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它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甚至身与心的分裂。儒家哲学（道、释两家亦然）不是一种纯粹概念的知识，不是概念的推理和逻辑的演绎形成的，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缜密，却是要求人们身体力行的一种实践的生命智慧。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是”论，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是“道”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是“得道”，它没有追求普遍性的自觉意识，更没有形成绝对普遍的观念和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不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道”并不超越于我们的世界，西方是在追求普遍知识的“本体世界”，致力于把握绝对的无限性，中国哲学则是在人生过程中把握无限，求得人生的自觉，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得道要有知识和学问，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得心应手、进退自如、动静相宜、游刃有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切身体验，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切己功夫，是一种生命智慧和生存之道。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自觉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它是一套教养哲学、人格理论，它的根基是源于生命真实的要求，它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社会，一向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联系起来。它主张人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发掘自己的善端、良知，化解自身内心的私欲、权力欲、贪欲，才能遵循社会的法纪，享受有秩序的幸福人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这是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人们都向往，想成为但又难以成为的理想人格与境界，是代表人心、代表生命的向往，有着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生命存在的追求。儒学的内圣开不出外王，现代新儒家的上下求索也难免落空，儒学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是以人生修养的知识来指导行为，以行为来体悟、怔悟生命。只有通过实践的感受与体会，才能融入生命，最终达到生命与存在的价值合二为一。儒家伦理的“慎独”精神和“为己”精神讲求的是“体会”“体验”和“感受”。儒家治学的目的在于达到至德凝于至道。《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己成物。《大学》的“止、定、静、安、虑、得”六字诀，即“七证”是孔孟心法，是学习心理学，认为学习始于“知止”，可以理解为知道自己的目标，知道怎样抑制自己的动物本能欲望，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才能有定力，坚定志向，由“定、静、安、虑”终于得到良知、智慧，实现了学问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终极关怀的目标。《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学之”的“五字诀”，则是始于学，终于行，知行互动，这是儒家的“道问学”工夫。“西方科学主义只重感官思维，故其科学认知只及于物而不及于心，缺乏非感官的智慧洞察，不能如华厦古圣之‘知本’与‘知之至’，由太极下及万物，上达无极本体。西方逻辑实证治学方法只能‘下学’而不能‘上达’，其蔽在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孔子学易用的是体知方法，“从心所欲不逾矩”用的是行动后的体验所获得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孔子的许多遗训是直觉顿悟，从体会、体验中得来，是非逻辑的，从一时一事，从局部与平面看是不一定合情理，甚至是违背逻辑的，但从长远、整体与立体、全面看，是相辅相成、合适、合理的。两汉经学也有明显的实践特征，因两汉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对现实政治特别关心。魏晋玄学也有明显的实践特征，他们迫于环境对名教的反叛，其实践精神是毫无疑义的。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理学家们虽“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但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对自己道德操守的要求和践履还是表现出一种实践特征。至于明清士人对理学的猛烈批判所表现出来的更是鲜明的实践精神。及至现代新儒家，虽说是要接着宋明理学讲，注重心性方面的开掘，但就他们的治学目的和风格来看，又都继承了儒家的实践品格。诚如牟宗三评价梁漱溟所言：“他独能以生命化了的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能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尽管他的思想理论有严重的局限或缺失，但其为继承和弘扬儒学的真精神而不畏强权，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儒家的信念，始终保持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儒者铮铮有节的君子风格。熊十力的治学目的不是为做学问家，而是把唤醒民众的道德人格意识，从民族精神的提升与健全上拯救民族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理论上建构了体系完备的唯识学，他认为达至理论的途径是“存在的”而不只是理智的，它必须经过自己的生命体验而彻悟民族的伦理文化精神，把握我们民族苦难的生命历程。他主张性智与量智相互依存，使中西融合，认为只有做到尊性智而不遗量智，才能既把握本体世界，又认识物理世界，真正达到体用不二。他强调本心的主宰性、绝对性和生命性，提出了以性智为体，以量智为用的命题，强调要实现人生的目的，就要在生活的实践中解除“染习”的蔽障，将恢复本心的本然状态视作道德修养的关键，并建构起了以证量、保任、推扩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修养方法论系统。冯友兰强调觉解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的四境界说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四境界说的检验标准是通过实践做事，每人做各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唐君毅也是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来体认、体验和体征儒家的实践理性的道德学说。他的治学目的为使中国人能真正成为中国人，配称天下一家之世界中之一分子，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精神上失其所守，道德上听命于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人格，那么它就是一个“奴隶的民族”，一个“没有尊严的民族”。因而“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两足必须同时站立起来，不能跛脚以站立起来”，他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具有一脉相承之统绪，而且具有内在超越、实践理性和天人合德的精神特征。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伟大精神价值之一，实践理性是指儒家伦理不言抽象玄虚的理论而始终肯定现实世界、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依据实践而贯彻理性，由理性而指导实践，他认为“支配世界只表示我们意志力能破除外界之一切阻碍，而支配自己则表示我们能主宰自身以破除外界一切阻碍意志力本身”。道德的真正价值体现在摆脱物欲的束缚和功名权势的牵累，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进而达到理想自我的境界。尽管唐君毅的思想观点有许多偏失与错谬，甚至诸多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但在如何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和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方面是敢于正视儒学的缺失之处，以生命的实践光大儒学的实践理性的生命智慧，诸如儒家太重家庭伦理之弊，他主张尽量扩大和拓展社会伦理的范围，主张将忠君转换成对社团、国家和文化理想的忠诚；针对天人合德所造成缺乏科技理性的缺失，力主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针对“圆而神”的各种弊端，主张吸纳西方“方以智”精神；针对过分偏重人伦日用，缺乏崇高和神圣的超迈意识，主张以开放的心灵接受西方文化，“吸纳神圣的金字塔意识和十字架意识，使每个人之精神……聚于金字塔之顶”。当然，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赞成。综上所述，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思维特征如“和谐辩证法”“内圣外王之道”“境界学说”“伦理本位”等都蕴含着直觉顿悟、实践的生命智慧和品格。儒家缺乏西方的知性的智慧，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不断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知性智慧之不足，全体中国人在近100年来上下求索也是为了弥补知性智慧之不足，其获得的成绩应当说是令人欣喜的。儒家实践的生命智慧可以弥补西方思辨的智慧之不足。莱布尼茨曾作过这样的断言：“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平心而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使然，当下中国人在继承和弘扬儒家的实践的生命智慧方面显得十分薄弱，这正是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之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使得西方价值理性文化和实用感性一股脑儿涌入，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等文章和电视专题片风靡神州大地，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被西方文化殖民，形成新传统出现扭曲的制高点。过去的100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儒家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相对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挖掘和认识显得太少。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才发生质的变化。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任何文明都是在冲突、融合与对话中得以发展的，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可能建立在宰制性、霸权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宗教排他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基础之上。全球化是一个与多样化、多元化同时并进的过程。西方的普遍主义价值如自由理性、法治、权利、个人尊严等，要允许不同民族具有自己个性的应用。同时，普遍主义价值并非西方或某一民族与国家独创，各个民族与国家都可以有所作为。“比如与自由相联系的有公义、正义；与理性相关的有同情或者慈悲；与法治相关的有礼仪；与权利对应的是责任和义务；与个人尊严对应的是人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点，这些方面都可以互相配合。”儒家的恕道、仁道及人文精神中有许多精神可以成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普遍主义价值。可以预言，中华文明的智慧定然会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纳，在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法、伦理智慧必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西智慧必然能在对话、交流、融合中共同为推进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