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生命历程中的场域和惯习出发，运用累积效应理论探讨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H省高校大学生调查数据进行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分析发现，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是否独生子女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劳动素养水平；由于累积分化效应，农村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良好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与劳动教育方式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研究还发现，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职业阶层处于上层的家庭，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中小学劳动教育形成了劣势累积，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而高校劳动教育也没有显著提升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差异主要表现为家庭劳动教育产生的差异，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迫切需要加强一体化建设，形成协同育人效应，提高实效性。
关键词：劳动素养；累积；分化；场域；惯习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3-0017-13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为目标。可见，劳动教育就是促进学生劳动素养提升的教育。《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由此，学生劳动素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学生劳动素养状况是衡量学校劳动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生命历程视角为切入点，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分析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累积与分化，以探讨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从而探寻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一、从场域到惯习：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分析的新视角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素养是指个体与劳动相关的品质修养和行为能力，主要包括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劳动认知、劳动惯习和品质等内容。劳动教育就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培养劳动精神和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惯习，提升劳动素养。
关于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研究认为，目前大学生之间劳动素养的差异比较突出，部分大学生存在不想劳动、不爱劳动、好逸恶劳思想，从整体上看，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普遍偏低。学者也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原因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劳动教育地位的缺失，学校劳动教育的形式化、边缘化、功利化，家庭劳动教育的淡化和弱化，以及学生自身劳动意识的淡薄是导致大学生之间劳动素养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大学生劳动素养是人生不同时期的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场域劳动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大学时期劳动教育的结果。已有研究忽视了大学生劳动素养形成过程中，生命历程中不同时空因素产生的场域与惯习对劳动素养差异的重要作用，未能对时空差异产生的场域与惯习加以区分。
布迪厄场域与惯习理论为深入探究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益视角。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但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而惯习联结了社会结构和实践行动，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在布迪厄看来，惯习作为一组后天获得的思想、行为和趣味模式，是身体化的历史产物，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尤其受早期经验影响甚巨，需要在历史中积淀形成。总的来看，大学生的劳动惯习时刻受到劳动教育场域的形塑，因此，大学生劳动素养受到了劳动教育场域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共同形塑着大学生的劳动素养。
家庭场域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基石，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是劳动意识启蒙和劳动习惯养成的起点。不同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教育理念和方式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而在大学生的生命历程中，不同家庭场域中的父母劳动教育方式和理念将影响其劳动行为和劳动观念，从而使其形成不同的劳动惯习，进而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父母积极的劳动教育理念，会使大学生从小形成热爱劳动的惯习，父母正确的劳动教育方式，会使大学生从小养成勤于劳动的惯习。笔者认为，大学生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的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和理念是导致大学生形成不同劳动惯习的重要因素，是不直接受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影响或干扰的因素，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差异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学校场域是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教育教学活动场所，是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主战场，在大学生劳动素养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场域是社会多元主体为大学生提供劳动机会与实践的重要平台，是劳动思想舆论与价值观引导的重要场所，在大学生素养培育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可见，家庭、学校和社会构成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场域共同体，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累积与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分析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差异化机制，必须要了解当代大学生生命历程中的劳动教育情况，呈现他们在不同场域中形成的劳动惯习。从简单的传统二元对立转向劳动教育活动双重属性的整体把握，抛弃过去的实体性思维方式，以关系性思维方式将劳动素养差异的形成原因置于生命历程中的场域和惯习动态交互关系中，并以生命历程视角来解析劳动素养差异的形成机制。
二、累积与分化：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形成机制
生命历程视角是将社会变迁发生的历时性时空与个人生命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分析的，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其出生的时空密切相关，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缩影，也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微观载体。个人面对社会结构变迁时，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选择。可见，生命历程视角关注个体生活、结构和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系列生活事件（life event）对个体以后生活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个人尽管面对社会结构变化，但其长久形成的惯习和态度却有保持不变的趋势。其中，生命历程视角侧重研究个体内部差异或不平等如何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加以至加剧分化。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差异不仅仅是大学劳动教育导致的结果，其根源可能要追溯到他们在大学之前的劳动教育状况和生活处境，即大学生的劳动素养的形成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所提供的限制和机会下个体能动性的结果。这样就把劳动素养差异形成的决定因素从近端转向远端，从短期转向长期。因此，生命历程视角用家庭背景、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交互作用来解释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增加的劳动素养差异，能够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通过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轨迹结合的视角，以生命历程中的场域和惯习，用累积优势或劣势理论为劳动素养的累积与分化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生命历程视角下劳动素养差异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形成要追溯到他们在早年时期的地位区分和生活处境，是生命历程中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累积则是指人生经历的成长性累积动态过程，以及个体生命阶段的积累性后果，反映了劳动教育与个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劳动教育在场域中的变迁而形成的惯习对劳动素养累积与分化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优势累积被认为是生命历程的作用机制，它说明生命历程中一个积极的劳动教育将形成良好的劳动惯习，成为进一步提升劳动素养的资源。劳动教育中优势累积的精髓是早期劳动素养优势随时间推移而累积扩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导致生命历程中的劳动素养的进一步分化。而劣势累积则往往带有路径依赖的含义，它说明生命历程中一个消极的劳动教育将形成不良的劳动惯习，并会形成路径依赖而劣势累积，导致劳动素养随时间的推移不会提升反而有可能下降。
生命历程视角融合累积优劣势理论观点，研究大学生群体的早年劳动素养差异如何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加。生命历程视角认为，大学生早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劳动教育与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早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群体，生活压力也会不同，既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品质与劳动精神，也会影响他们的劳动行为和劳动方式；而大学生早年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地位同样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大学生受早年家庭与学校劳动教育影响而逐步优势累积或劣势累积而形成不同的劳动惯习，为成年之后的劳动素养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年龄的增加，早年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又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从而导致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显著加强。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H1：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生活处境也不同，由于累积效应而形成的劳动惯习也不同，将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显著
H2：大学生早期健康积极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将逐渐累积优势，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可能会形成劣势累积，将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有显著负面影响
生命历程视角认为，大学生的社会生活环境与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差异之间密切相关。生活环境轻松优越的家庭，会更加注重孩子的脑力劳动，是上层或精英阶层劳动惯习的体现，而生活环境艰辛的家庭，父辈望子成龙，但又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让孩子从事较多体力劳动，是下层或工人阶层劳动惯习的体现。一般而言，农村大学生生活环境比城市大学生生活环境更艰苦。孩子长期濡染在不同社会生活环境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劳动态度、劳动行为、劳动价值观等，由于累积效应导致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差异化。然而在现代社会，学校为孩子提供了无差别的劳动惯习形塑场所，学校劳动教育功能逐步加强，学校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惯习，从而缩小了不同社会生活环境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和假设4。
H3：常住农村的大学生与常住城市的大学生相比，常住农村大学生的劳动素养由于优势累积将具有显著优势
H4：不同阶层家庭的生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下层或底层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由于优势累积相比上层或精英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将具有显著优势；但学校劳动教育使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不再显著
生命历程视角认为，大学生的家庭劳动教育环境会对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家庭劳动教育环境。一般而言，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不同，会导致家庭劳动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也会不同，这必将影响着孩子的劳动行为和劳动观念，从而使孩子形成不同的劳动惯习。总的来说，文化资本占优势的家庭，其劳动教育理念会更健康，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等，从而会有效提升孩子的劳动素养水平。由于优势累积，文化资本占优势的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会显著更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和假设6。
H5：文化资本不同的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文化资本处于劣势的家庭，文化资本占优势的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具有显著优势
H6：家庭劳动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不同，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也会显著不同；比较而言，劳动教育理念和方式更健康的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
研究数据来自湖南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落实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20年在H省高校开展的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调查。调查首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H省按985/211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同层次共抽取6个高校，在抽中的每个高校运用多段抽样方法抽取100名学生，共计600名大学生（见表1），总共分发问卷600份，实际回收590份，其中有效问卷582份，有效回收率97%。
表1 H省不同层次高校与学生的抽样数量计划表
（二）变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劳动素养，主要由劳动态度、劳动惯习、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劳动认知和劳动技能等五个维度构成，共设有34个指标，每个指标回答“很不符合”赋1分、“不太符合”赋2分、“一般”赋3分、“比较符合”赋4分、“非常符合”赋5分。可见，因变量劳动素养是取值34—170之间的连续变量，取对数后放入模型。
2.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政治面貌、年级、专业、学习成绩、健康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等。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3.自变量
（1）个体层次变量。个体层次变量包括：家庭经济条件，主要指标为家庭经济收入，取对数放入模型；中小学劳动教育，是由反映中小学劳动教育情况的系列指标构成的连续变量，这个变量值越大则中小学校劳动教育越倾向于正常开展；学校劳动教育，主要由中小学劳动教育和大学劳动教育组成，是由其劳动教育情况的系列指标构成的连续变量，这个变量值越大则学校劳动教育开展越正常；父母职业阶层，参照李春玲职业分层的方法，初步将政府机关领导/干部、事业单位、公司（企业）领导/干部、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等划分为上层；将医生、律师、中小学教师、会计、护士、软件程序员等技术性工作人员、一般职工、办事人员、商业与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等划分为中层；将普通工人、农民、牧民、渔民、初级劳动者以及退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划分为下层；文化资本，主要指标为家庭教育年限和家庭藏书量，其中，家庭教育年限主要指父母教育年限的总和；出生地，主要分为农村和城市；家庭劳动教育理念，根据家庭是否对孩子有劳动要求，分为重视劳动教育和不重视劳动教育两类；家庭劳动教育方式，根据孩子是否参与做家务，分为积极劳动教育和消极劳动教育两类。
（2）学校层次变量——劳动教育地位。学校间劳动教育地位差异主要通过劳动教育地位指数来反映。劳动教育地位指数的构造主要由学校劳动教育设置、劳动教育实效、劳动教育氛围、劳动教育重视程度、劳动实践活动等维度组成，每个维度设置若干个指标，每个指标根据重要程度由高到低，分别赋“5分、4分、3分、2分和1分”，由此加总计算出学校的劳动教育地位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学校劳动教育地位越高。
（三）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大学生的劳动素养”为个体层次的连续变量，且不同学校的劳动教育地位也不同，学生和学校是微观与宏观两个不同的层次。因此，本研究使用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准确估计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因素。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微观个体层次
在公式中，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kij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年级、专业、学习成绩、健康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年限、家庭职业分层、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家庭劳动教育方式、中小学劳动教育、大学劳动教育、常住地、家庭藏书、家庭经济条件等。βki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ij为方程残差。
2.宏观学校层次
在宏观学校层次，主要的变量D1j为学校劳动教育地位指数。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即β0j方程所示，γ01、u0j为截距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二是斜率层次，即β1j方程所示，γ11、u1j为斜率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其分别反映了宏观层次变量学校劳动教育地位对因变量的直接结构效应（宏观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结构效应（由于宏观层次变量的作用，使得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结构性差异）。
四、研究发现
笔者通过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大学生生命历程中劳动教育形成的劳动惯习及其累积效应对劳动素养差异化的影响作用，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家庭职业阶层、家庭文化资本及社会生活环境等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
表3模型1数据显示，女性相比男性大学生、中共党员相比非中共党员大学生、学习成绩好相比学习成绩差的大学生、身体健康相比身体健康差的大学生，前者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后者。高校之间劳动素养水平差异很小（sigma_u的平方为0.0052），大学生个体间劳动素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sigma_e的平方为0.0882）。模型1数据表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没有显著差别，自然科学类相比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也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男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自然科学类大学生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大学生，这种研究结论的差异需要日后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模型1数据还显示，大三学生、大四学生和研究生的劳动素养水平较低，相比较而言，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较高，其中大二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更高，但都不显著，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校劳动教育实效性存在问题。
表3模型2的数据可以发现，家庭经济收入对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呈现出家庭经济条件越优越的大学生，其劳动素养水平越高的趋势，研究假设1并没得到数据的支持。模型3的数据表明，中小学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中小学劳动教育并没有形成优势累积效应，从而对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模型4、模型5、模型6则发现，中小学劳动教育形成了劣势累积效应，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假设2也没有完全得到数据的支持。可能的原因是中小学对劳动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劳动教育形式化，导致中小学劳动教育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正面功效。
表3 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
表3模型5和模型6数据显示，农村大学生与城镇大学生之间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研究假设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的数据表明，相对于职业阶层处于下（底）层的家庭而言，家庭职业阶层处于上层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家庭职业阶层处于中层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呈现更高的趋势，但并不显著。为探寻高校劳动教育对不同家庭职业阶层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的影响，笔者考察了高校劳动教育与家庭职业阶层的交互作用，模型3、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数据发现，高校劳动教育尽管没有完全显著改变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但使家庭职业阶层处于底层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呈现更高的趋势，并显著高于家庭职业阶层处于上层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可见，研究假设4并没有完全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表3模型4和模型5的数据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不同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家庭藏书少的大学生，家庭藏书多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而家庭父母受教育年限越多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低，研究假设5并没有完全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表3模型6的研究数据可以发现，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和劳动教育方式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由于累积与分化效应，家庭对孩子有劳动要求、重视劳动教育，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家庭要求孩子参与做家务，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也显著更高，从而在数据上支持了研究假设6。可见，家庭良好的劳动教育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也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的劳动教育。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了大学生生命历程中不同社会生活场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以及家庭职业阶层地位所形成的劳动惯习由于累积分化效应导致其劳动素养的差异。笔者不仅考虑了大学生个体层次及学校宏观层次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的影响，而且还考虑了大学劳动教育与家庭阶层的交互作用，建立了六个研究假设，分析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小学劳动教育并没有形成优势累积效应，继而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反而形成了劣势累积，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形成了显著负面影响。高校开展的劳动教育也没有显著提升不同阶层家庭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学校应在学生劳动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然而，由于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被边缘化，劳动教育功能弱化，劳动教育形式化，存在“有教育无劳动”“有劳动无教育”现象，劳动教育有意无意被忽视，而且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缺乏有效衔接，连贯性较弱，并没有形成教育合力，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不足。因此，一方面，应加强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促进劳动教育系统化，形成劳动教育合力；另一方面，高校要开设一定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完善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同时，高校还要充分挖掘不同学科中的劳动教育资源，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双创”教育、实习实训、志愿服务、课外实践相结合，形成协同育人效应，提升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研究发现，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劳动素养水平，即经济资本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没有显著影响。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按常理来讲，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理当更高。这种常理与研究结果的反差似乎可以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得到解释。有学者研究发现，部分家长过于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劳动教育常被忽视。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痛定思痛，将自己的生活困境归因于没有好好学习，抱有“唯有分数高”“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觉得孩子只有学习成绩好才能出人头地，不舍得让孩子参与劳动，劳动逐渐被边缘化，“穷养娇子”这样家庭的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其劳动素养水平不可能更高。也有学者认为独生子女普遍被父母溺爱，家庭中劳动教育被软化，从小养尊处优，形成了好逸恶劳的惯习。然而本研究结果却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劳动教育理念与劳动教育方式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是否独生子女都不是影响其劳动素养水平的决定因素，而家庭劳动教育才是影响其劳动素养水平的关键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不同，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藏书量越多的家庭，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越高，即文化资本作为重要的中介传递机制，对不同家庭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有显著影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是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也是最为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最隐秘的阶层再生产工具在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还发现，家庭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越低。这可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脑力劳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综合劳动素养的培育。因此，家庭树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家教和家风，日常生活中多鼓励孩子参与劳动、动手劳动，给孩子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使孩子从小养成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惯习，这种良好的劳动惯习将成为学校劳动教育的基础，在其生命历程中能不断优势累积，从而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可见，劳动素养水平的提升需在家庭中从小培养良好劳动惯习抓起，并将劳动教育贯穿生活的各个方面，贯通大中小学各个学段，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研究发现，上层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而中层与底层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上层职业阶层家庭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素养，中层和底层家庭可能都存在劳动教育被淡化的现象，即中层与底层职业阶层家庭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而高校劳动教育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底层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数据显示，高校劳动教育使底层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上层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并呈现出高于中层职业阶层家庭大学生的趋势，但不显著。这也说明高校劳动教育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主导性作用。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劳动教育纳入生命历程进行考察，既考虑了大学生生命历程不同时段和不同生活学习场域中的劳动教育对其劳动素养差异的累积分化效应，又考虑了宏观因素与个体因素对劳动素养的影响。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调查数据来自地区性样本，所得出的结论难以推论到全国其他高校的大学生，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追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