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口述史；学科意义；现实价值；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3-0005-12
口述作为材料搜集之法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即用“采风”获得大量风俗传闻。现代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传入中国。中国口述史研究发轫时即存在发展迟缓、理论欠缺、投入较少等不足，因口述史能为集体记忆建构提供资源，并创新历史书写思维模式，近年跨学科交叉研究渐成潮流，口述史亦越受重视。口述与史学研究相结合“成史”后，为史学带来了颇丰富成果，甚至有井喷之势，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口述史研究较为便利的操作领域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换言之，除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史料，也宜运用口述史料探索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维复杂面相，深化相关研究。古往今来，口述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当“口述成史”后，已产生丰富的口述史实践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思考口述史学科的相关建设。但“口述成史”究竟带给史学哪些变化，学界尚未有相关思考。鉴于此，笔者从史学研究与教学入手，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拟对“口述成史”的价值与意义展开几点思考。
一、研究史料的扩充
史料乃史学研究的基础，无史料者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近现代史相较于史学其他领域，口述方法较易使用，且因学科属性史料相当充盈，就目前而言，已获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该领域积累诸多权威经典著述，随便罗列即有如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夏东元的《洋务运动史》、桑兵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侯宜杰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杨天宏的《政党建制与民初政制走向》、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郭汝瑰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纵览诸多著述的参考文献与资料选择，多为档案文献、时人文集、报刊文章等传统性质的基本史料，因撰述视角特殊与口述可信度存疑，其中尚未见口述史料的大量采用和深度解析。换言之，目前据口述史料尚无经典著述，从该角度而言，口述史料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研究成果略显薄弱。
实际而言，中国近现代重大事件方面的口述实践成果丰富。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搜集整理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中有不少口述史料。山东大学历史系到义和团活动地区做过多次口述调查，获得大量口述史料。其他已发行的重大事件口述资料，有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大回忆录》《五四运动回忆录》《国民革命北伐抗战回忆录》《抗日战争回忆录》《解放战争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重要人物口述资料更是不胜枚举，如《陈诚回忆录》《张治中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梅兰芳回忆录》《蒋梦麟回忆录》《陈布雷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冯玉祥回忆录》《张学良回忆录》。这些材料因诸种原因未受重视，真正大量运用于史学研究者并不多。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应注重多元史料的搜集和使用，口述史料因其特殊性理应被重视。然而，实际操作中难以见到充分运用这些史料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中使用了不少口述材料，并肯定其能弥补义和团团民方面史料的不足，但同时也警惕地指出这些口述史料因口述者年纪、访问记录时面临的政治压力，及最后文字处理和编辑过程等，使这些史料的价值有限。柯文道出口述史料的某些属性问题，在使用中持谨慎态度。另据章开沅先生弟子罗福惠回忆，章先生与林增平先生主编《辛亥革命史》时，囿于学术环境，能使用的资料较少，但也几乎没有使用196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只因口述史料可靠性问题等。据章先生口述，他1964年曾参加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筹委会相关工作，按理应颇重视口述回忆等材料。
口述史料的最大挑战即可信度，因各种因素口述存在“失真”可能。以抗战老兵为例，受年龄普遍偏大、身体状况不佳、时间过去久远等影响，记忆多有模糊处，选择性记忆同时还可能产生记忆移植、错位，如此口述材料的可信度、连贯性难免打折扣。当代中国的口述较特殊，相比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资料更易搜集且可信度更高。如改革开放时期不少亲历者身心状况尚佳，距所经历事件的时间较短，且诸多重要事件正在进行，亲历者们保存的记忆、叙述的事情也较清晰可靠。改革开放口述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应尽量找寻当事人或亲历者，且深度访谈记忆、理解、表达能力较强者。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后需与访谈者商量、确认，并将与主题无关者尽量删去，利用其他文献佐证敲定有待商榷之处，以提升改革开放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叙述的可信度一直困扰着口述采访工作者，成为口述史研究的难题，如何科学对待与处理乃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口述访谈过程中针对相同问题可能出现个人叙述前后不一，或多人叙述有异等情况。傅光明整理的《谁为老舍收尸》系列访谈即典型案例，有三位受访者均声称自己独立打捞起老舍尸体，面对此“罗生门”式叙述，采访者坦言：“以上三位，到底哪一位的口述是真实的，或者都不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目前能够回答的了。”但同时也应承认史料皆存真伪之辨，尽量与已有文献仔细爬梳辨真伪尚为解决之道。口述史料的可信度或低于档案、报刊等，但并非意味口述不能服务于史学研究。口述历史研究中有所谓“谎言也有学术价值”，恰当且正确地处理倍显其重要性。
显然，从宽泛意义而言，一切口述史料均有其价值，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重大政策推行的台前幕后，各方人物的复杂情绪，口述史料能更生动、形象、具体地描述和还原。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史中诸多事件与人物皆可使用口述理论与方法深入细致探究。如五四运动及各地声援与支持、抗战时期各大战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等，均可让亲历者追忆细节，与其他资料相印证，了解相关史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更是口述运用的重要领域，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农村改革的发起、中美建交的具体细节、1980年全国第一届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详细情况、深圳经济特区创建初期的争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过程、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重庆设立直辖市的经过等，均应进行相关口述和访谈，以保存史料丰富历史认识。这些口述史料可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极大地拓展史料来源。
口述史料的搜集过程宜遵循“上下兼顾”原则，既应重视作出巨大贡献的精英人物，也需兼顾默默耕耘的普通民众。当下而言，口述采访应加强贯彻该原则，留下尽可能充盈的口述材料，呈现丰富的历史面相。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了评选出的百名改革先锋，其中既有各界杰出人士，也有基层普通代表，但是出版有个人口述或回忆录者尚为极少数。不少事件或人物的口述皆难免存在该类现象，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情况显得不尽人意。目前而言，绝大多数有过巨大贡献者，及广大普通民众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皆远未达至应有规模，诸多工作尚未开始，未来或许会留下遗憾。于此而言，史学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此不懈努力。
二、研究范式的革新
口述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深刻体现出研究范式的革新意义。诸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著述所用史料多为档案文献、时人文集、报刊文章等基本史料，属“信得过”的资料；当前还出现利用亲历者口述，从新视角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的著述，即“中国近现代口述史”，但被质疑能否称作“信史”。某些中国近现代口述史的编著者均认为并非“修史”，而属利用有限报道为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帮助的边角料，且多数编著者甚或觉得其中有不确定因素乃至“罗生门”现象，只能视为个人情感或情绪表达。当事者尚有如此认识，更不用说旁观者，更觉得口述不真实。书写历史时必须思考史料的可信度，有人指出：“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史学研究者使用口述史料时多持谨慎态度，需采用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沈志华曾就自己的治史经历述及文献与史料取舍，建议“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其“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其实，多数学者对待口述史料的观感与态度均如此，若完全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书写，不仅难以开展深入研究，其所获观点亦备受质疑。
口述运用于史学研究虽有上述缺陷，但并不影响其史学研究范式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此以与口述关系密切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为例，因有别于其他时段的史学研究，而与现实关联至切。优秀而成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著述既要有可读性、理论性，还应有资政性，即必须凸显当代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效，当代中国口述史或能较好实现该功能。因当代中国口述采访对象多选取某些精英人士开展个人回顾和工作总结。当代中国史离今不远，且尚在进行中，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更具资政性，因而鉴往知来的功用明显强于其他时段的史学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包括有各省各地党政领导、企业家的所作所为，也有文化名人的所见所闻，更有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
如今，当代中国口述史编写队伍呈多元趋势，不仅有专门的史学工作者，也有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工作者，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但毋庸置疑，当口述运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后，已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深圳、汕头、珠海、上海、小岗村等一批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城市和乡镇的口述资料成果丰硕。其他诸如新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料也陆续出版。曲青山、高永中主编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十年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始末。201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丛书》，包括《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泥土上的脚印：新中国第二代乡村教师口述史》《大山里的守护与开拓：少数民族乡村教师口述史》《回归与希望：新一代乡村青年教师口述史》《撑起教育的半边天：乡村女教师口述史》。202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册《西藏翻身农奴口述史》。
新中国重要时间点成为口述史料出版的重要年份。如，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不少地方陆续出版了口述史成果，在纪念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该年出版有《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改革开放口述史》《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深圳口述史》《温州改革开放口述录》等。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口述史著述出版成为高潮，有保存历史记忆与面向未来的双重功用。
诸多丰硕成果表明口述对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意义与价值，能够成为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新路径，也理应从该意义上定位“口述成史”，以献力于史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因史学以求真为本，而口述史恰恰无法彻底实现。实话而言，口述若要成史，其发展的最大瓶颈依旧为可信度问题，此亦口述史学难以避免的困境。但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言，史学需要适当想象，才能弥补史料所缺与迷惑之处，若在口述史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执拗于可信度，将无益于口述史的实际运作和现实发展。从目前大量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产出而言，不少口述史操作者显然已放下困惑，多出实际成果抢救口述资源才属“王道”。固执于可信度仅会徒然浪费口述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可供口述的受访者也会越来越少，幡然醒悟之际正是后悔之时。未来的口述史更不必纠结于此，而应继续凸显和强调资政性，通过受访者的追忆，在审视相关口述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丰富相关文献和厘清背景，为深入研究相关历史提供资料。从而才有革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可能，从注重历史真相向强调历史文本产生与诠释的角度转变。
本质上而言，口述史能提供一批有相当价值的史料，亲历者通过讲述所经历事件的深层次背景，能弥补官方材料记载不足，亲历者的叙述也可弘扬史学中的情感因素。口述史是口述采访与史学研究交叉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应与传统史学研究保持各自特色，也应互学互鉴。口述史可以在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基础上依据其他史料润色修改，如唐德刚的诸多政要口述即秉持此法。若原原本本地将录音转换成文字进行简单访谈转录，容易失去其应有意义与价值。传统史学研究若能以时间、事件为线索，在考究求证基础上恰当使用口述材料，必将大有裨益。
“口述成史”后史学研究将有可能从注重历史真相的追寻，向强调“诠释视角”转换。口述虽难免夹杂情感、立场、态度等非稳定因素，使所得口述材料存在失真可能，但若综合全面解析这些材料也将助力史学研究，在研究范式意义上强调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因素，并对之进行相应诠释。显然，“口述成史”具有一定后现代意味。笔者曾言：“诠释本非事物的自我表达，而是由他者出发的观察，才有所谓‘诠释’，具有强烈的建构属性。”口述史的立场正是如此，两种诠释贯穿其中：受访者本身对事物的诠释；研究者对受访者形成材料的诠释。“诠释视角”对史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给史学研究带来诸多发展，力图探索受访者及其历史的诸种可能，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历史“诠释”，而是希望深入解答“诠释”，即“为什么”有如此史学表达。
三、研究对象的拓展
口述史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瞩目的层面，口述史观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相，进而深化相关领域研究。如农民、工人等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与材料要比精英阶层少得多，以往口述史也较少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情感。虽然柯文说口述资料能解决义和团“团民”资料不足的问题，但整体而言，底层民众的口述材料依旧不多，口述史应更多关注这些对象，让农民、工人等社会群体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诉说自身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境遇，为深化史学研究提供相关材料。普通民众口述所形成的材料无疑将有利于了解其心路历程，为社会心理变迁提供诸多观测点，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切入点，诸多问题或有新识，或有新径。口述史应强调社会底层资料的发掘，通过搜集口述史料更深入了解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处境，反思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找寻更适合理解中国国情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涌现出各类新社会群体且数量庞大，成为深入了解和回答诸多历史现象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记录他们的过去，关涉如何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如改革开放以来应时而生的大量农民工，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贡献巨大力量，但该群体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于农民工的口述史著述方面，如吕国光编写的《农民工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贵州电视台《中国农民工》栏目组编写的《中国农民工口述实录》（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潘毅与黎婉薇的《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些著述关注了多数人易忽视漠视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编者对方言和口语稍加润色，大部分文字属他们的陈述。如此，既能保存史料的真实性，留给研究者甄别使用，也尊重农民工群体的本意。编者们往往无心修史，仅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农民工现实生存状况，希望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改善他们的境况，突出口述的现实功用。然“无心插柳柳成荫”，编者为农民工研究保留了一手资料，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口述史料。其实，农民工只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社会群体之一，还有诸如下岗工人等社会底层群体，也值得口述史研究重视。毋庸置疑，目前口述史研究重点依旧在精英人物，未来或可扩大研究对象，占据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才算真正“大众”。普通民众同属历史参与者及亲历者，其观感理应受社会重视和历史尊重。
社会底层群体的口述史为“口述成史”提供了丰富思路，即史学研究在加强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研究的同时，也应关照普通群众及其心态心理变化，发掘社会底层记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政治变革、经济变迁、社会变化，普通民众中也涌现出无数典型，虽然古代历史多属精英人物的历史，但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无数普通人物，他们与精英人物的事迹和心路历程同等重要，应纳入研究范畴并不断深化。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工业、农业抑或服务业的工作人员，从社会群体而言即无论医生、教师、工人、农民，乃至乞丐、失业者等，均有被纳入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必要与可能。以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心偏于政治、经济等，诸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政治转型、经济发展，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某些偏远农村、山区的变化绝不亚于北京、上海，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比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变更隐秘，但也更彻底，若非口述史往往难以进行深入而确切的观察与研究。
显然，口述史能极有效地扩充史学研究对象，正如周晓虹所言，至少在两方面拓展：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作为关注对象，由此使得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个体经验的具体补充；给原先被忽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获得表达自己感受和意见的可能。口述史研究具有强烈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口述被引入史学研究形成口述史后，也将改变传统史学研究中关注小人物和小事件不足的一面。以往学界对于民间、底层历史研究的关注和发掘不够，且较少有强烈社会关怀倾向，口述理论与方法引入后，底层社会历史研究的地位显得愈发重要。
当然，这些多因口述本身属性所决定，口述作为留存、呈现记忆的重要方式，并不局限于口述史学的运用，也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手段。有学者强调，诸多关于记忆的研究，口述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方法和认识论，因其突出“活的历史”和“多元历史”而尤为重要，结合私人历史与公共议题，十分鲜明地展示出米尔斯笔下“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要义”，即将个人困窘置于宏观历史背景和结构，了解困窘产生的原因，可简单理解为个人困扰的社会化。从中可见口述对于历史记忆留存与呈现的重要意义，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环境联结互动，体现出浓烈社会关怀。口述过程中尽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从得到口述资料到资料分析、辨别面临各方干扰，甚或遇到一定程度的歪曲、涂改，但其中肯定伴随真实社会历史的遗存，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相关专家的客观中立原则也在推动史学研究朝正确方向和态势发展。口述史的目的在于保存更丰富多元的历史，体现出持续关注与关怀社会。
口述史若要实现绝佳完美的形态，从理论上必须采访各种人士以建设“全”口述史资料数据库，覆盖至每一个人。于此基础上再将口述资料分门别类，形成各地各行各业的记忆库，如此不仅可以扩大史学研究主题，也能深化研究内容，为扩充史学研究提供丰富材料。未来口述史应发挥优势，借此保存大批史料，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资鉴。
四、史学求真与记忆留存
当今，口述采访渐成为不少学科的热门流行之法，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后，也给史学带来了诸多新变化。口述不仅能补充和丰富史料来源，使其呈现方式朝多元发展，口述史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事实、个人历程、生命状态等，并能更细致地进行观察。与此同时，还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即史学求真与底层关怀。
从已有史学研究而言，大体上注重历史与历史真实，强调历史过程的展现和留存，要求检验历史的真实性，并结合利用多元史料减少相关研究的主观色彩，更好地体现史学求真本质。如此，口述史需要郑重其事地宣告，并非弃史学求真于不顾，当传统史学研究得到口述史助益，拓宽视野，关注点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社会，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时，口述史本质上也应成为探寻历史真实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最终目标和主旨不应有变。正如朱义明所言：“口述史对事的关注，要以历史学的态度与方法，来形成对事的研究路径，实现对所研究历史事实的考证、补充与完善。”史学以求真为皈依，口述史也应如此，无论史学发展至何种程度，史料的重要性皆不言而喻，地位无可取代，也是史学保持学科性质，清晰与其他人文学科界限的标准之一。而史料也关涉史实真相的探寻，彭刚曾指出：“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单纯史料不足以成就历史学，但没有了史料，也就没有了历史学。”该论点正道出史料于史学研究的意义。笔者也反复强调：“历史研究中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一直都非常重要。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因此，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求真目标的追寻与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口述史最先具有的价值即史料获得。
左玉河系统总结口述史展现出的求真本质，将口述史范畴的求真过程分四个维度和步骤，依次为：历史之真与记忆之真，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从心理、生理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叙事的多种因素，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他觉得尽管经过三次筛选探究，客观历史真实与口述文本真实依旧存在一定距离，但研究者无须悲观，仍应紧抱苦苦逼近历史真实的史学精神。毋庸置疑，“口述成史”作为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史学求真特质，换言之，这也是口述能成史的关键所在。概言之，史学研究确实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事实，但能接近历史真相，口述史应始终秉持如此理念，将追寻真相作为信念，不断探寻新境域。
口述史不仅具有史学“求真”的一般属性，也具有独特性，口述采访中受访者的口述本身也属真实，该真实需要其他文字记录和他人口述验证，但并非仅仅为了追寻“史实的真实”，也是为了了解受访者是否在重构史实，进而言，即受访者为何重构史实。但无“真”难以辨“伪”，不验证“史实”真实性便无法观察受访者的建构与诠释。口述史在史学求真层面更进一步，从“是什么”迈向“为什么”，即为什么有如此口头叙述，因是笔者才觉得口述史带来“诠释视角”。于口述史研究而言，客观来自是否尊重受访者口述，即研究者应认可口述这一形式，而非围绕自身研究编造受访者口述记录，如此才有可能深入探寻“为什么”。
口述史既秉持求真，还从最现实意义上保存社会记忆。口述史研究具有强烈底层社会关怀，希望能深刻发掘每一个人存在与生活的价值。口述史本身与记忆密切关联，与回忆直接挂钩，即需要勾起受访者记忆并进行表达。若从记忆形成过程而言，显然存在“忘却”与“记住”两方面。罗新道出人们记忆的本质，一方面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努力忘记一些东西。他之所以强调“遗忘的竞争”，正因值得辨识的是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各自体现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什么样的竞争过程。与此相似，口述属于记忆的表述，正如王汎森所言：“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可以不断添写、修改、擦拭历史记忆，而这些擦拭、修改或许受到自然的限制，或许受到社会政治情境的左右。”回忆并非个人的自发性行为，受社会环境、个人立场、人生经历等准则的影响，从而才有什么被记住、什么被遗忘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记忆中的遗忘涉及多重因素。于此而言，口述虽然涉及记忆遗忘、改写等问题，但所保存的材料能丰富社会记忆，能全景式地观察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态度。
其实，记忆关乎过去与现实，于是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现在来源于过去，记忆是过往经历在人脑中的遗存；过去是由现在所选择和塑造的，记忆为不同环境下对过往的重构。从实际情况而言，记忆确实受过去与当下两方面影响，口述作为记忆的表达也是如此。王明珂提道：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口述正使社会记忆得以留存，在分析口述史料过程中，将重新认识“史实”。并且由此获知的史实，并非仅为口述史料表面所记忆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口述记忆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这些恰恰是口述史在“记忆留存”上价值和意义的体现。
口述作为记忆留存的方式之一，也是部分展现历史真实的途径，正如彭刚所言：“并非全然可靠，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口述的记忆留存有其必要合理的一面，“口述成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功用。
五、人才培养与教学模式
“口述成史”不仅有理论价值，对史学人才培养模式也有创新作用。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发生空前史学危机，罗伯特·凯利和韦斯利·约翰逊为解决该困境，提出“公共史学”概念，培养“为社会培养掌握历史知识、能够为公共事务提供具体和现实帮助的人才。”“公共史学”兴起的表征之一即大量交叉学科的出现，如历史人类学、影视史学，其中包括口述史学。“公共史学”的提出使口述史更繁兴，并作为教学方法进入美国学校历史课堂，打破以往重理论轻实践的研究和教学模式，“公共史学”培养模式下学生不仅要会写论文，也要能走入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学术灵感。“公共史学”提倡理论与实践、知识与社会的互动。
口述史学对美国传统史学范式的突破，无疑可以为当下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借鉴。口述史作为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诞生时即显示出独特功用：它可以继续加深历史学“眼光向下”的趋势，使更多底层民众有发声机会；口述史访谈形成的资料可与其他史料参照，更好地还原某些史实。口述史本身具有跨学科属性，基本特征上已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单一静态”的表征。目前史学人才的培养与教学，确实存在教学内容陈旧、模式单一、缺乏创新等现象。如何运用新兴理论方法打破传统教学“单一静态”的模式，属于未来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细致思考的问题。早在2000年，杨祥银即已注意到美国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较为注重并广泛运用口述史教学。同时，他还提到口述史学之所以备受美国学界青睐，因其“改变了以往的静态历史教学面貌。”概言之，口述史教学有利于打破以往史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单一静态”教学模式，代之以“多样动态”教学模式。
口述史教学能解决教学内容略显陈旧的问题。口述史所授内容多属学生以往未曾有过系统学习的知识，目前全国开设口述史本科课程的高校不多，其中关于口述史的国家一流社会实践本科课程只有笔者主持的《口述史理论与实践》。诸多口述史料为常规史料尤其是传统观点的“一手史料”所无，口述史料蕴含的鲜活情感，也为常规史料无法比拟。如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使人们得以了解张学良亲历的一些重大史事背后的真相，特别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政策的决策内幕。有学者以张学良口述材料为据，判断“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并未下不抵抗命令，不抵抗出自张学良之口。此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过往认知。郭俊胜、胡玉海主编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汇集数十篇关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的论文，涉及口述历史版本、时间、体例、价值等多方面问题。又如，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相当部分系首次披露，为探究老舍死亡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和独特视角。口述史教学过程围绕亲历者遗留的口述史料，辅以口述采访理论与实践教学，定能打破教学过程中反复炒冷饭的局面，改善培养模式，保证学生学习知识的多样化。
口述史教学能解决教学模式略显单一的问题。口述史教学不再是教师向学生单一灌输知识的填鸭式教学，而是师生双向互动，充分发挥课堂中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之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师生之间截然对立的角色定位也被打破。口述访谈是口述史学的核心要素，如何选择受访人、搜集口述史料，并将之整理归类，皆为多数学生不曾接触的问题。这些技术性问题不仅需要课堂理论性的讲解，更需要学生亲身体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解吸收其核心理论与方法。口述史授课过程皆是实践环节占比大于理论，即便口述史理论授课环节，也多以师生平等交流、互相探讨为主，而非传统授课中的单方面灌输。基于口述史学的新颖性、开放性、灵活性，互动过程中学生对口述史学科和教学体系建设有何设想也能当面提出，同时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吸收所授内容。当然，口述史教学理念不应仅成为有别于传统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标志，其他学科的课程也完全可以借鉴或采取该教学模式，改变教学模式单一的现状。
口述史教学在突破传统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也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口述史的核心环节口述访谈而言，只要学生最终能达到搜集口述史料的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采取多样化访谈方式。更为考验学生创新能力的是口述史料整理环节，因口述史料掺杂受访者情感，难以作为可信的一手史料直接运用。换言之，采访而来的史料若保持原貌，往往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需要采访者将之与其他可信史料比对并作注，注意口述史料与其他史料的抵牾之处。李小江即认为口述史料不仅要有脚注，还应有旁注和尾注。口述史料添加注解的过程尤为考验学生史学能力，也将大大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在口述史料整理过程中会对受访人所述内容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无异于间接增加学生阅读面，口述史料叙述的某些问题往往需要学生深入思考并作出判断，该过程能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特别是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
口述史因注重访谈和创新，故较传统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多数高校现有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多因承袭传统理念，难以突出新时代教育的特性。实际上，口述史教学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
首先，口述史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皆建立在受访者访谈上，访谈过程恰能锻炼学生沟通交流能力。传统史学人才的培养不注重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仅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缺乏口述访谈培训课程，使得多数学生在需要采访他人时显得不知所措。实际上，口述访谈与新闻采访区别甚大，并非你问我答的简单形式，而是双向互动模式。该模式极为考验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一方面是如何说服受访者接受采访，使其敞开心扉，另一方面是采访过程中采访人不仅要注意受访人言辞，更应注意神态和举止，受访人表现出来的惊愕、迟疑、犹豫等表情皆能说明其对所述事件的实际心态，举止比言谈更能说明问题。这种观察能力需要专业口述史课程，与不断的口述史访谈实践进行培养和提升。口述史课程尤为注重学生访谈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访谈、教师示范、小组讨论、实地采访等形式综合培养学生在口述采访过程中的交流沟通能力，每次训练后将总结实践经验，纠偏访谈过程中学生存在的问题和惯性思维。反复训练后多数学生均能熟练掌握口述史访谈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技巧。此外，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该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虽设定在口述史访谈的具体场景内，但将之置于整个社会也同样适用，当学生走进和融入社会时，也需要运用到处理人际关系的交流法则。就此而言，口述史大有裨益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其次，口述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多视角历史认知。口述史理论方法在高校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将“有助于研究者从更加独特、丰富和深刻的视角来探明人民大众与宏大历史变革的关系何在”。不敢断定口述史料所述即历史事实，但抛开史料真伪之辩，口述史料确实可以为学生更好地认识历史，探寻历史的多样性提供独特视角。口述史的最大魅力即其不确定性，因受访者个人素质的差异，以及记忆的遗忘性特征，不同的人有可能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说法，但教学过程中首先应强调的并非口述史料的可信度，而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学生知晓史料始终与历史语境紧密相连的道理。口述史料所形成的“罗生门”式叙述貌似远离真相，实则“无限地趋近真实”。口述史课程培养学生“眼光向下”思维，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普通民众历史，与以往学生接受的注重描绘精英历史有别，从该层面而言可丰富学生的历史认知。个人口述必然不能反映事件全貌，但结合多人口述辅以其他文献，未必不是解开历史谜团的有效锁钥，口述史料的价值即在于提供多元史料来源，引导多视角的历史认知，此并非以探寻历史真相为目的，却是考据史实不可或缺的基础。
再次，口述史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相比于传统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口述史的最大特点即强调实践，需要学生将口述史理论付诸实践，该过程中良好的团结协作能力极其重要。一方面，口述采访并非一人能独自完成，往往需要多人小组分工合作，提高工作效率，组长负责统筹分配任务、协调各方，组员负责提问、记录、查阅档案、撰写报告、制作PPT等，小组成员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一方面，因学生首次进行口述采访，势必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甚至产生畏难情绪，需要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协商解决问题，也需要团队成员相互鼓励互帮互助，用团结的力量鼓舞人心、振奋精神，使成员坚持到最后。此外，因小组成员间优缺点不同，为确保口述采访顺利完成，必须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取长补短，相互配合，需要团队协作。该能力不仅为口述实践所需，也为社会所需，掌握该能力将有助于研究生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
最后，口述史教学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应注重所述事件历史意义的分析，该过程实际上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口述史不同于传统史学人才培养模式，不再以灌输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使学生在保持浓厚兴趣的基础上主动理解和吸收知识，并注意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融入口述史教学后的新型培养模式更注重日常化、细节化的研究，力图发掘普通民众的微观生活，即“眼光向下”。这些鲜活的口述史料至少比被反复强调的精英叙事更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于此，有助于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提升思辨能力。整理口述史料后，如何将之运用到具体历史研究中，并形成逻辑清晰、思维缜密和结构完整的学术论文，成为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此也考验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王笛运用沈宝媛的田野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提供了可参考的运用口述资料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当然，应注意逻辑思维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多次口述实践训练来恰当掌握并提升。
“口述成史”后不仅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某些改变，也给史学教学带来诸多变化，口述本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史学融合后，显然也赋予了史学研究与教学诸多新境。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化观之，这些均属“跨学科”理念与思路下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创新进步。“分科治学”属近代以来事物，且已形成体制，但新时代“新文科”倡导并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换言之，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乃至催生出某些新生文科门类，譬如有“交叉学科”这一新学科分类说法。“口述成史”定予史学研究与教学以新鲜之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