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使用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11—2020的年度财务数据，将金融资产划分为短期金融资产和长期金融资产，分别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总体上会显著抑制公司绩效的提升，分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来看，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会起到提升公司绩效的作用，而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则会抑制公司绩效的提升。分企业产权性质、行业和融资约束程度来看，获取信贷困难的非国有企业、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制造业企业和寻求高成长性的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公司绩效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敏感。文章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和政府部门加强金融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企业金融化；长期金融资产；短期金融资产；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2-0074-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2008年以来，随着内外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当前，实体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企业利润率下降等不利因素而处于劣势发展地位。在外部盈利压力的重压和股东价值观念转变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选择持有周期短且收益高的金融资产，更多倾向于依赖金融渠道获利。实体企业这一跨行业的逐利行为，导致企业不断偏离其主营业务范围，由此带来的财务风险和经营不确定性使公司绩效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危及实体经济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担忧。随着宏观经济增长趋缓和实业投资率的下降，我国实体企业表现出严重的“脱实向虚”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成为客观事实。
对于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存在差异。概括而言，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化对企业创新、股价崩盘风险、盈余管理以及对实体企业主业发展等的影响，但学者们关于企业金融化对于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从实践层面分析，中央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决防范和化解好金融风险。这就要求必须立足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加速推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发展，充分利用有效运行的金融市场给实体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因此，深刻洞悉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事关实体企业长远发展和实体经济“基本盘”。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在流动性、风险和收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利用金融资产的高收益率进行市场套利；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性储蓄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和短期金融资产可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细分为长期金融资产和短期金融资产两种类型，分别检验长期金融化和短期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本文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异质性作了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了结论，并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相较于已有研究中基于宏观框架的分析，本文以微观企业的金融化现象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指向性和应用价值。第二，本文划分了金融资产类型，通过细分长期金融资产与短期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企业配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两者关系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研究，而且在实践上为实体企业合理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系统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针对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主要有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企业资金充裕时把闲置资金合理投资金融资产领域，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在公司面临财务危机时出售金融资产，可以缓解企业的财务困境，平滑投资波动，即存在 “蓄水池效应”。另有学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金融资产会对实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在资本逐利和短视效应的作用下，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会由预防性储备转变为单独的套利，企业将原本应该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金转向金融领域，使得生产性投资比例下降，还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
仅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例如，通过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的实证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不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显著提升下一期的经营绩效。由于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较实体企业更高，上市公司将资金用来配置金融资产，短期内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与此相应，更多学者认为金融资产在满足实体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非金融企业脱离主营业务，不断涉足高风险的金融投资活动，会对公司经营绩效造成严重冲击。例如，企业可能利用金融资产的高收益来粉饰财务报表、隐藏主营业务负面信息的行为，不易于被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识别。长远来看，这不仅会加大经营风险，还会抑制企业未来的主营业务业绩增长，不利于公司绩效提升。而且，货币政策环境越宽松，金融化对公司主业经营业绩的挤出效应越显著。还有学者从区分产权性质角度提出，金融资产的高投资回报吸引生产率高但融资约束强的非国有企业放弃自身擅长的主营业务，转而投资金融领域，会抑制公司绩效的提升。
不难发现，上述文献成果仅是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正效应或负效应，鲜有文献区分长期金融资产和短期金融资产用来刻画长期金融化和短期金融化，分别考量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不仅探究了该影响是正是负，而且剖析了造成该影响的原因。
三、研究假设
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具有“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双重效应。在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中，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主要表现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短期金融资产，这类金融资产由于其自身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货币资金，因此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高昂成本，从而达到企业预防性储备的目的。企业在资金富裕时增加短期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在企业缺乏资金时出售，投资于金融资产领域的资金最终会回流到主营业务投资领域，这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主营业务投资率，还可以起到调节企业的资金流转的作用。此外，由于实体企业经营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当宏观经济不景气、实体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业绩下滑时，金融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能缓冲企业业绩下滑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在金融渠道的获利会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公司资产负债表得以改善，会吸引投资者注入更多资金，助力企业经营业绩上升。因此，企业合理配置短期金融资产，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提高资金的利润率，可能对公司绩效的提升起到正向促进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假设H1：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蓄水池效应”，对公司绩效会产生正向影响
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房地产等长期金融资产上，这类金融资产通常难以变现，投资周期长。企业将资金用于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以牺牲实体经济的投资为代价的。王红建等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套利行为，金融化会挤出企业创新，阻碍实体企业主营业务增长，进而降低公司绩效。同时，长期金融资产投资具有不确定性高和波动大的特点，一旦其发生大幅减值，可能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提升。金融资产的高投资收益率会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企业一旦从金融投资领域尝到甜头，往往会形成一种金融化的惯性，会致使企业投资实物资本的意愿大大降低，经营性业务受到挤压，最终会削弱公司可持续竞争力和生产经营绩效提升。因此，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会使企业经营重心发生转移，挤占实物资本投资，可能会对公司绩效的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
假设H2：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对公司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
事实上，由于资源总量保持不变，金融投资和实体投资是一种投资替代关系，如果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金融资产投资，那么必然会挤占实体投资的资金，表现为“挤出效应”大于“蓄水池效应”。企业一味依赖金融渠道获利会抑制技术创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过度的金融化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化将实体企业的注意力转向金融投资，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战略时稳健保守，管理层短视行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实体企业的资本积累率下降，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不到提升但金融化的现象愈发明显。不仅如此，非金融企业脱离主营业务，不断涉足高风险的金融投资活动，会滋生股票市场的泡沫，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进而对公司经营绩效造成严重冲击。换言之，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超过一定限度后，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
假设H3：总体上，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样本企业的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并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本文旨在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金融企业本就以合理配置金融资产为主营业务，因此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2）被ST、*ST及PT“特殊处理”的企业面临高退市风险，其公司绩效可能会受此异常影响，因此剔除样本期间被ST、*ST及PT的样本；（3）剔除未披露关键指标信息和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13344个有效样本。为了消除极端值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样本企业除虚拟变量以外的其他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所有数据处理过程均由stata14完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i代表公司个体，t代表会计年度，ROA代表公司绩效，Fin代表企业金融化，Control代表系列控制变量，Industry代表行业效应，Year代表时间效应。
1.被解释变量
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司绩效实证研究基本都采用单一评价指标，如总资产收益率ROA、经济增加值EVA、tobinQ等。由于资产收益率衡量的是企业全部资产产生利润的能力，可以体现出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和全面经营效率，本文参考徐珊的研究成果，采用ROA衡量被解释变量公司绩效。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金融化，用符号表示为Fin。首先，为减小关键指标的度量误差，本文参考现有实证研究中的多数做法，选定本文所述的金融资产的范围，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等6个类别。其次，本文首先关注企业持有金融资产与否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借鉴王红建等的做法，设置了Enter这一虚拟变量以表示企业是否持有金融资产，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时取1，否则为0。考虑到持有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不同，本文将金融资产分为长期金融资产和短期金融资产，其中长期金融资产包括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资产，并分别构建了Finlong和Finshort两个变量分别代表长期金融化和短期金融化。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公司经营和公司治理结构两个层面的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说，公司经营层面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企业性质（Nature）和公司年龄（Age）;公司治理结构层面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H3）和两职合一（Dual）。同时引入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具体定义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ROA最小值为-148.7，最大值为1062，由此可见，各企业的盈利能力强弱的差异明显。样本中有83.1%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上市公司长期金融资产平均占总资产的4.33%， 而短期金融资产仅占1.3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上市公司更偏好于持有长期金融资产。样本中有23.4%的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34.4%的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上市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5.254%。本文采用Hadlock和Pierce的研究成果，利用公司规模Size和公司年龄Age两个变量构建表示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SA指数，该值越大，表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强。在样本中SA最小值为0.173，最大值为13.12，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由中位数4.101可以看出，有超过一半的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系列控制变量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表3为基准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上看出，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长期金融化（Finlong）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短期金融化（Finshort）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金融化（Enter）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一旦在资产结构中加入金融资产，就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表3 企业金融化与公司绩效
造成这种情形的可能原因是：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和目的不同，短期金融资产由于其自身的强变现能力和高周转速度，可以作为企业短暂存储资金的工具，在企业未来出现经营困难或资金链断裂等危机时快速变现，以满足企业的流动性需求，当企业处于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时，有利于企业盘活资金，缓解企业财务困境，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企业参与金融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回报率，但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更倾向于套利投机，一味追求高利润而将过多的资金投资长期金融资产时，就会造成企业过度金融化。在过度金融化背景下，管理者有强烈动机利用金融资产的高额回报粉饰公司基于主营业务产生的真实经营业绩，长此以往，势必会挤出企业生产性资本和研发投入，影响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进而动摇主业发展这一实体根基，引致财务风险和公司业绩波动，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负向影响。假设2、假设3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企业金融化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效应，其中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又有差别，长期金融资产会损害企业绩效，而短期金融资产会在短期内提升公司业绩。考虑到不同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特征有所不同，本文分别基于企业的产权性质、所处行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分组回归。
1.产权性质对企业金融化与公司绩效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发展态势，国有企业因其预算软约束和获取融资优势，能轻松从外部市场取得融资，充裕的资金流能够满足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因此国有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意愿低下。国有企业外部监管严格，且大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若国有企业忽视主业转而投资金融领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因此挤占实体投资的效应比非国有企业明显，即使国有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也会对公司绩效造成负向影响。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较少，获取信贷困难，而且政府对其管理力度相对松懈，导致其较为轻易地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投资者的关注，因而非国有企业一般倾向于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持有成本低但具有一定收益能力的短期金融资产，以满足流动性需求，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境。
表4为不同企业性质下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3）列是对国有企业的分析，第（4）—（6）列是对非国有企业的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长期金融化（Finlong）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效用。非国有企业短期金融化（Finshort）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国有企业的短期金融化（Finshort）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前文全样本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Enter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非国有样本组中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总的来说，金融化可以为实体企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促进公司业绩短暂增长，但同时也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一旦金融化超过合理的阈值，就会损害公司固定资产收益率，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负向作用。本文进行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短期金融化（Finshort）的回归系数的p值仅为0.001，组间差异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企业短期金融化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4 基于产权性质分组回归
2.不同行业对企业金融化与公司绩效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企业将经济中心从实体投资转向金融领域。制造业企业以实体经济为主营业务，当其过多地将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时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生产规模效应减弱，导致主营业务利润的下降。二是从利润积累角度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为企业利润总额中来源于非主业的金融投资收益逐渐增多，生产经营利润占比下降。制造业企业的核心在于技术，金融资产的高回报率或股票市场的繁荣使企业仅仅关注短期利益而缺乏提升长期生产经营利润的动力，忽视对技术型人才的激励，公司创新能力的提升缺少资金支持。这种重短期盈利、轻研发创新的行为，使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道路中逐渐丧失核心竞争力，主业发展受到阻碍，抑制公司绩效的提高。另外，无论对于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企业而言，企业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冲击，配置流动性强高保值的短期金融资产，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正向作用。企业过于追逐金融领域的高利润，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向影响，并且相比于交通运输、房地产等非制造类企业，制造业企业有更大的融资需求，因此有更大的金融化动机，金融化带来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
表5 基于不同行业分组回归
表5为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3）列是对制造业企业的分析，第（4）—（6）列是对非制造业企业的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Enter）和长期金融化（Finlong）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短期金融化（Finshort）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非制造业企业样本中，企业金融化（Enter）和长期金融化（Finlong）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短期金融化（Finshort）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则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强。在这里，长期金融化（Finlong）和短期金融化（Finshort）的组间差异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Enetr组间差异检验的p值为0.80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企业金融化的回归系数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但长期金融化与短期金融化的回归系数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强。
3.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与公司绩效的影响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高低会影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受融资约束高的公司资金需求迫切，持有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延续公司资金链，因而会倾向于流动性强、容易变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短期金融资产。这在短期内确实会缓解公司的财务困境，但由于“影子银行”的利率通常都比银行利率高，企业长期借助金融资产融资，会造成“融资难”转变为“融资贵”的问题，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对公司绩效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受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主要是出于获取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的市场套利动机，因而他们更有意愿配置持有至到期投资等长期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不断涌入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资产价格攀升， 导致金融资产和生产性资产的收益率差距进一步扩大，企业依赖于金融资产的高投资收益会加剧公司业绩波动，给市场传递一种企业发展态势恶化的不良信号，引致股价不稳定风险，导致公司绩效不升反降。
表6为面临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3）列是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分析，第（4）—（6）列是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在低融资约束组中，企业金融化（Enter）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在高融资约束组中，企业金融化（Enter）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也就是说，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高或低并不会影响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负向作用，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即表现为“挤占效应”。两个样本组中短期金融化（Finshort）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短期金融资产对提升公司绩效的推动作用并不因融资约束的高低而变化。两个样本组中长期金融化（Finlong）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低融资组长期金融化（Finlong）系数的绝对值明显高于高融资约束组，这说明与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相比，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公司绩效的负效应更大。在这里，短期金融化（Finshort）组间差异检验的p值为0.584，Enter的组件系数检验的p值为0.198，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持有金融资产和短期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但长期金融化（Finlong）组间差异的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长期金融化的回归系数在融资约束高和融资约束低的两组中存在显著差异。
表6 基于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分组回归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不同的指标衡量方式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不同，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本文采用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前文回归结果证明了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会产生影响，但公司绩效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意向，因此本文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彭俞超等的做法，首先，以控制变量、行业及时间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企业金融化（Enter）以及长期金融化（Finlong）和短期金融化(Finshort)分别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logit回归，计算得出倾向得分值。其次，在当年没有配置金融资产的企业中，按照一对一的最近邻匹配方法，为当年投资金融资产的企业人为构造准实验组作为其匹配样本，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Enter）的估计系数约为-1.30，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t=0.55），长期金融化（Finlong）的估计系数约为-1.29，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t=0.54），而短期金融化（Finshort）的估计系数约为0.53，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t=0.24），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关于企业金融化与公司绩效的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金融化是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和价格信号变化所作的主动选择。在因环境变化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的效果呈现非单一性，例如金融化可能导致企业财务风险的增加，这就要求企业在治理水平提升压力下确保金融资产盈利能力的增强。本文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的总体影响。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配置短期金融资产对公司绩效会产生正向影响，该结果说明企业短期金融化主要是出于预防储备动机持有金融资产，表现为“蓄水池效应”。上市公司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公司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该结果说明企业长期金融化更多的是追求金融资产的高投资回报率，是出于市场套利动机持有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总体上，企业投资金融资产大多都是以投资替代为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面临信贷约束较多的非国有企业、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制造业企业和寻求高成长性的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公司绩效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敏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不仅如此，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我国经济运行还面临许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针对企业金融化问题，仍需要理论和实务部门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究竟对企业信息环境及其信息传递有何影响？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背景下网络平台互动会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什么影响？货币政策、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关系？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有无内在关联？从跨周期考虑，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内在动因究竟为何？诸如此类问题均与企业经营绩效紧密相关，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研究为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是“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的争论提供了经验支持。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和建议：（1）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金融化为实体企业获取利润提供了更多可能途径，金融资产的高盈利性吸引了众多寻求高速发展的低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但是，企业应在把握金融市场信息变化的前提下，更多着眼于自身长远发展，科学判断和适时调整对金融项目的投资决策，严格控制非理性的过度金融化投资动机。一方面，以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杠杆作用，配置适当的短期金融资产，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实体企业必须注意防范过度金融化，注重公司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立足自身的功能属性和战略定位，避免企业实业部门过度走向空心化，带来不必要的资产风险和行业泡沫。（2）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存在互动共生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政府应立足金融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改善实体投资环境，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主业投资，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合理趋势。从具体作用途径来讲，可以考虑：其一，提高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注重给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融资渠道，从根源处切断企业依赖于长期金融资产融资和短期冒险投机行为。其二，积极完善实体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司经营绩效不断提升。其三，监管部门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使金融投资收益率和实物资本投资收益率差距维持在合理区间，对以投机为动机跨行业谋求短期收益的企业予以预警提示，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的无序蔓延，为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