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严密的内在逻辑和深远的价值意义。从党的使命宗旨的政治维度、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经济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维度、生态循环的社会维度、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生态维度，共同构建了“五位一体”视域下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科学体系。从“五位一体”的整体视域看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提供了整体性的新视角。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五位一体”；人与自然关系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2)02-0035-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上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思想成果。现阶段，学术界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科学价值等方面。本研究立足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重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整体视角把握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力求以系统性思维总体把握，综合施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奋建美丽中国。
一、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政治维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执政党，始终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为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习近平认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针对治理生态环境中存在的“九龙治水”的旧疾，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通过进一步强化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高环境法制建设水平和推动政府的绿色转型等多种途径，完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并扎实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实践。
第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依靠科学的制度设计系统管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守住包括山、水、林、田、湖等在内的生态系统，严格划定生态功能保障基线，严守环境质量安全底线，严控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一方面，我们要对列入生态红线的项目进行精心研究和论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生态法则的根本遵循，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制定全面的符合科学标准的生态红线项目，辅以精细化分类分级，从整体上来全方位的把握生态系统实时状况；另一方面，要完善保障生态红线的制度，健全生态红线预警机制，加强联防联控处理生态风险的能力，尽可能以严厉的制度措施有效地震慑和惩罚触及生态红线的行为，将良好的生态系统保护起来。
第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发挥政府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切实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全过程，使之成为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经济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打好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基础并非大厦本身，在经济基础牢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养活众多人口之时，我们必须将一味发展经济，并且所有其他事业都为经济增长服务，转变为尽力发展能让人民幸福、生态健康和社会和谐的事业。因此，必须将自然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生态效益等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指标纳入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体系和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第三，以严密的法制切实保障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成果，落实领导干部和企业的生态责任制，严肃追责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陕西延安、浙江杭州、秦岭北麓、新疆卡山、腾格里沙漠等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作出批示，要求全党全国牢牢紧抓生态环境问题。他认为，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对于不负责任和不作为造成生态环境事件的领导干部要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综合组织、经济、监察等部门的合力来落实对于领导干部环保意识不强和履职不到位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的终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尤其是“国有企业要有社会责任，节能减排做得如何就是对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检验”。相较于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受到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缺少有效的机制以实现其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承诺，我国目前能源消耗虽然仍以火电为主，离能源的彻底清洁化相距甚远，但是，我国拥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一旦国家确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志，国有企业将承担起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意志的使命。国家所具有的对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将激励企业发明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等保护环境的技术，严格执行污染权交易制度，从生产源头上服从生态规律，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
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经济维度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关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冲突问题，实际上主要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两山论”等论述集中展现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中的经济维度。
第一，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和实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不是单纯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回归荒野”式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充分肯定人类的活动能够发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作用，并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绿色发展为评判标准。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产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是中国致力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时的选择，雾霾、沙尘暴是我们目前已经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平衡所付出了的看得见的代价。实际上，在温饱问题仍是主要矛盾时，置于优先位置的经济发展也理应是内含环境视角的均衡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目前在我们已解决温饱问题，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我们必须把环境保护纳入优先考量。
第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指明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不科学往往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绿水青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必须走创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路子，着力推动各个地区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方面的集约化转型，切实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融入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构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屏障。
第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强调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相均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犹如人之双腿，一条腿的步子迈出去了，另一条腿也必须紧跟其后，才能保持整个人前进的稳定性，任何一条腿裹足不前都会影响整个人前进的步伐。实际上，自然对于人类的合理利用和友好保护往往慷慨回馈，对于人类的无序开发和野蛮掠夺常常无情惩罚。因此，人类对待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由一味地改变和征服自然转向调整和纠正自身经济行为的“内向超越”，树立生态理性，由追求无限的物质欲望转向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总之，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经济条件和能力的具备和国家的环保意志结合在一起，能够极大地推动我们全心全力地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造就绿色经济。
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文化维度
学界通常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是人类超越非人动物的一种生存方式；狭义的文化指的是包括科学、哲学、艺术、宗教、文学等在内的帮助人们识别价值或者确立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符号系统。秉持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建立的生态文化是超越论的广义的文化和狭义文化的结合，即“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软力量，是文明的核心，要让生态文化真正成为增强国力的软力量，就必须创造新时代能够解释自己，让别人信服和自愿接受的生态文化体系。深入挖掘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中的文化养料对于建立这一生态文化体系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第一，以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生态文化核心话语来讲好体现中国逻辑的生态文化故事。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和非人动物都有某种语言，但只有人的语言能够讨论虚构的事物。“恰是这种虚构且以虚构为真的能力让人类走向了高级文明，让人类创造了文化。”正是文化使人能够超越动物仅仅满足于生存的必须，而永不知足的追求由其特定文化彰显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并赋予这一追求过程以文化意义。人们正是通过文化确立其信仰，形成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由文化肯定自己所做一切的意义。因此，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必须引导人们由永不知足的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转为无限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既是对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传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发展，其优势在于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并根植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因此，必须全心全力地实现发展方式的生态转型，形成中国自己的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核心的话语来说明中国逻辑的生态文化。
第二，挖掘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态实践，创造更多让人信服的生态文化产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生态文化地灵魂，秉持这一思想的生态文化产品的核心信念是：人生的意义和满足并不在于创造、拥有和消费财富，而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以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来展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考察和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预测未来地球和人类可能出现的问题，极力凸显出人类理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并辅以数字化影视技术传播形式来扩大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以音乐、绘画和雕塑等等具有强大感染力的艺术文化形式来表现生态美境和艺术人生，并最终走向天人合一境界的生态艺术。此外，生态文化产品要积极融入文化产业中，并力争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生态艺术作品和文化产业产品的有机统一。
第三，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愿接受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长期以来，物质财富的增长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志，发展成了物质财富增长的代名词，文化成为经济的婢女。经济全球化建构起由商业主导一切的文化，庸俗唯物主义者断言经济永远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人类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无法调和的张力表明经济决定文化的发展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发展必须是超越单一经济指标增长的全面的社会改善，甚至在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优先发展生态环保事业。如果以社会的整体改善来考量发展，那么即使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时生态文化就可能发挥引领经济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化背景中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就会自觉践行符合生态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
四、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社会维度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他认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反映在社会维度上就是致力于构建以资源循环为手段，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人民的生活为基点，以当地生活者为主体的循环型社会。
第一，要以是否达到保护环境的根本目标来衡量循环型社会中的资源循环。资源循环不会自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不应成为循环型社会的根本目标。如果建立以资源循环为目标的循环型社会，最终建立的只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利用”模式的循环型社会，不过是“大量再利用式的浪费社会”。真正的循环型社会是秉持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并以是否达到环境保护效果作为最终衡量指标来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社会。一方面，要使自然资源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循环使用和利用，尽可能将废弃物减少为零，全面落实垃圾分类，开展零垃圾运动，联合多部门促进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提高垃圾循环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在物质循环中考虑自然资源的利用，不能以搅乱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的方式来构建循环型社会。习近平曾经振聋发聩地批评道：“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因此，不能盲目地打破自然生态系统来重新嫁接物质循环，而应该顺应自然，充分考虑对自然的影响，优先选择依托和利用自然力量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循环型社会。
第二，必须以人民的生活为基点，激发人民发自内心的保护其生活所用的环境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不能撇开人们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环境治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具实践力。一方面，要切实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丰富人们生活内容的增长点，环境只有为生活所用才能激发人们发自内心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去，要以生态环境的振兴来带动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将居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人与自然关系良性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智慧来形成维系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乡村可以学习城市，但是必须明白，乡村学习城市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城市，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乡村。习近平对此指出：“搞新农村建设，决不是要把这些乡情美景都弄没了，而是要让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第三，着力共建以当地生活者为主体维护生态健康的生态社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区成员来建立多样化的改善地球环境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环保组织、生态环境保护兴趣小组和相关文化组织等，开拓居民视野和丰富居民的生活，尤其是要体现妇女和老年人在发挥节约资源和保护社区生态环境中的作用，为她们创造更多参加维护社区生态环境工作的机会，使妇女和老年人能够在多样化的生态社区组织中获得更多认同感和价值感；另一方面，要合理布局社区的土地和空间，充分考虑与人性相契合的社区人文生态，以开放的社区理念与其他单位进行合理的资源共享，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区的运行成本，实现社区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有序自由流动，提高环境资源的共享性。
总之，“群众天天生活在环境之中，对生态环境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积极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贯彻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中去，并根植于社会的沃土中，生长出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富含当地特色的生态智慧，着力构建以资源循环为手段，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人民的生活为基点，以当地生活者为主体的循环型社会。
五、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态维度
环境强调主客观二元性，主要强调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可以有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主体的客观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生态是有机体和它周围的环境的关系，不强调二元的主客观关系，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是包括各种自然要素的统一的自然系统，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体现，环境和生态总体上都强调外部条件、特征和存在方式等。生态中包括人，也包括自然，但并没有把人特别提出来讲，人和自然的关系特别突出了人作为主体的特点，把人特别突出出来和自然的关系进行研究。从生态维度上看，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科学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永续性和限度性。
第一，“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人是自然有机组成部分，要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各要素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如果地球上的空气、水、土壤等其他自然要素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也将难以生存。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另一方面，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能够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修复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理念又是举措，要落实到位，“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媒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将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共同体关系拓展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彰显了自然生命有机体和人类社会有机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强调了人类在对自然生命敬畏的同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体性关系的意义。
第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永续性，生态与文明共兴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从过去承继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对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的关切，也涉及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人不仅仅像动物一样顺应自然界，也以自身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界，创造适宜自身生存的条件。但是，人类的任何改造计划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带来灾难。人类基于自然规律同自然界的合理互动才能既满足当代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能泽被后世，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局面。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冲突。虽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规律更正确的理解，人们更加认识到人和自然本质上的统一，“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但是，“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激励所有人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难以弥补的物质变换裂缝，人类深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等违背生态法则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以史为鉴，深刻吸取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旨归。人类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发展阶段，工业文明无疑是迄今最高水平的文明，但是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促使我们在继承工业文明已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更高水平的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态文明。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甚至文明的兴衰。玛雅文明的衰落、楼兰古国的倾覆都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维护良好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三，要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限制在生态限度范围之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在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只有从事生产活动，人类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如果任凭人类肆意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而不加限制，大自然就会以更大的力度报复人类。因此，必须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限度”来将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限定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受限度内，从而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要研究和认识自然规律，科学预见人类活动带来的长远后果。自然生态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消解来自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而使自身恢复到原来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对森林、湖泊、湿地等涵养水源的生态空间的保护，可以扩展环境容量的生态空间。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机制和人类对生态空间的扩展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可能性空间”，人类在这一限度内的生产生活不会打破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此时，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的共生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往往按照经济目的从事实践活动，一旦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发生冲突，人们就会选择以牺牲生态环境来追求经济效益，甚至千方百计地将耗能多、污染大和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海外。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无法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秉持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包括优美的生态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将生产的目的同生态系统的平衡统一起来。习近平强调，人口经济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均衡，“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在践行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授人以渔”理念，以多种方式开展南南务实合作，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高自身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习近平指出：“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中方还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中国秉持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关系整个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融入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全面的、整体的、复杂的和长远的系统工程。准确把握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有利于我们在这一根本理念的指导下有效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建成美丽中国，共筑清洁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