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维德教授热衷于话本、杂剧、戏曲、女性文学、民间传说等中国俗文学的考证、论述与翻译工作，主张结合编者动机、评论人视角、文学文体演变、表演场景等综合考察中国俗文学传统。文章聚焦于伊维德教授对于西方中国戏曲、话本与说书研究的述评，对于俗文学作品创作背景、版本、主题、翻译等的辩证，以及对于杂剧、诸宫调、平话等文学形式的见解，以为管窥国外中国俗文学研究及译介，传播及弘扬中国俗文学遗产，尽一己微薄之力。
关键词：中国俗文学；汉学家；伊维德；中西方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12-0149-12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西方中国俗文学研究形成一定规模。伊维德（Wilt L. Idema）长期致力于中国俗文学研究及译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学者和成果丰硕的翻译批评家，也是翻译中国俗文学作品最多的欧洲汉学家。他以英文、中文、德文及荷兰文发表数十篇/部关于中国早期戏剧形式、中国早期白话文学、近代女性文学以及民间叙事歌谣等的专著、编著、书评及译著。由于对中国文学推介贡献卓越，1991年，他获得荷兰文学翻译最高奖项马提尼·尼霍夫（Martinus Nijhof）奖，其同事在论文集《中国文学和音乐散文中的文本、表演和性别——致敬威尔特·伊维德》中，称赞他“巧妙结合文化历史语境与翻译”“跨越历史时期，关注多种文学体裁及题材”。2015年，他与其他19位优秀汉学家，共同荣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在欧洲和北美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伊维德颇具影响力。他始终强调中国俗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及其对于欧洲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主张突破政治与哲学偏见，从中国戏剧文化传统入手，体会戏剧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结合中西方文学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地对比分析具体概念及术语，避免将西方小说体系凌驾于中国小说体系之上。本文将围绕伊维德对于中国俗文学的叙录与译论，学习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笔耕不辍的研究精神。
二、伊维德论中国俗文学西方述评
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涌现大量文章及专著挖掘中国俗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对于中国戏曲、话本、说书等俗文学文体的研究得以广泛推进，伊维德集中评论其中影响度颇高的观点。
（一）论早期戏曲西方述评
传统戏曲具有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生活习俗、道德伦理、规章制度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仅能够完整表述戏剧家的独特观点与态度，更能够“迅捷地反映事件及观点，允许戏剧家完整表述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其明显的人物虚构性赋予剧作家清晰表述见解的自由。” 伊维德高度重视戏曲的文化价值，密切关注西方学者对于12世纪早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戏剧鼎盛时期剧作家、戏曲体裁、题材、剧院舞台、演员、戏剧表演、戏剧接受度等的戏曲研究，希望以此促进中国现当代丰富的南戏、诸宫调、杂剧、散曲等戏曲文学作品海外传播与赏析。这里将集中梳理伊维德对于两位汉学家戏曲观点的评述。
兹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以研究南宋至元初南戏著称，尤其关注《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三部传奇戏文及其历史，他对于音乐和说书的发展轨迹以及唐宋时期的叙事诗传统、戏剧表演、情节架构等内容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伊维德高度评价并系统介绍兹比科夫斯基的学术贡献，同时也不乏批判精神。例如，他强调兹比科夫斯基如下观点有待商榷。兹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早期戏剧篇幅、情节、时空不统一、散文优于诗歌，此类戏文特征表明，相较于古希腊或印度戏剧，中国戏剧发展较晚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叙事诗，于是必须待说书等口头表演形式蓬勃发展后，戏剧才得以长足发展 。伊维德针锋相对地指出，至少据刘效鹏《永乐大典三本戏文与五大南戏的结构比较》一文，可确证兹比科夫斯基的数据并不真实。伊维德的观点颇具启发性。虽然直到12世纪才出现对中国职业说书更详尽的描述，说书确为中国古老的表演艺术形式，中国戏剧同样源远流长，例如，唐朝时不仅变文借鉴民间故事或轶事，剧作家也充分利用此类故事。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与戏剧文化皆悠久绵长，说书与戏剧各具特色，二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不可妄下断言。
兹比科夫斯基指出，《张协状元》等南戏及传奇中，情节按单一线索展开（single-threaded），伊维德批判此观点，强调剧中人物在陌生—相识—分离—团聚等复杂交错的情节网络中各领主线。同时，兹比科夫斯基将南戏视为中国最早的戏剧形式、早期南戏长度可判定其创作日期、蒙古占领中国南部后压制南戏发展，针对以上观点，伊维德分别做出考辩。他也指出兹比科夫斯基译文存在疏漏之处，如地名、时间被省略、演员考试等情节被添加、包公等人物特征被改变。
奚如谷（Stephen H. West）聚焦于十二三世纪中国北方表演文学，在西方中国戏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伊维德曾与其合译多部著作。伊维德系统评介奚如谷有关诸宫调如何影响杂剧的观点，对于《西厢记诸宫调》《刘智远诸宫调》等诸宫调叙事者及套数历史、机构、表演、主题、文学艺术等元素的追溯，以及对于《庄家不识勾栏》散曲套数、《水浒传》诸宫调表演、胡祇遹诸宫调表演规则、《天宝遗事诸宫调》前言、《张协状元》开头、杨立斋散曲套数等的译评，认为诸宫调研究长期为西方学者忽视，奚如谷关于诸宫调的论述清晰细致，学术价值较高，对于推进诸宫调的深入讨论意义重大。同时，伊维德质疑奚如谷诸宫调主题列表，提醒奚如谷勿轻易断言，流行主题不见得以诸宫调形式表演，须慎重辨别列表主题是否为诸宫调所采用。伊维德也指出，虽然风格上《刘知远诸宫调》较《西厢记诸宫调》简单，但是应警惕过分强调二者差距，毕竟两部作品曲文语言、音乐体制及表演方式等一脉相承；伊维德也提出，韦斯特转译自吉川幸次郎的诸宫调中，多处背离或省略原文内容，有待完善。
伊维德亦论及其他汉学家戏曲研究，篇幅所限，概述如下：美国汉学界元杂剧散曲研究开山鼻祖及杰出翻译家柯润璞 （James Irving Crump）用自由体诗译出《李達负荆》等曲词, 之后英文译者多步其后尘；欧洲六七十年代中国古代戏曲研究成果最丰硕的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以其《中国戏曲史》（A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广为人知；20世纪前50年元杂剧杰出的汉学家阿尔弗雷德·福克（Alfred Forke），最重要的元杂剧专著为《中国元代戏剧》（Chinesische Dramen der Yuan Dynastie），其《金钱记》译作注释充分，具有较高的杂剧欣赏及研究价值。伊维德对于西方学者中国戏剧研究的细致阐释与批评，有利于中西方学界更加科学、全面地解读及建构早期中国戏剧文学。
（二）论话本与说书西方述评
话本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开端，是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学形式。近年来，话本研究逐渐成为热门领域，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历史、美学、文学等角度，挖掘话本的魅力与特色。伊维德高度关注话本研究，强调话本的价值来自文本本身，而非创作日期（无论宋代、明代），而非作者社会等级（无论高层或社会底层），而非对于西方小说形式特征的忠实，话本与其他优秀的叙事传统为伴，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韩南（Patrick Hanan）长期从事中国话本研究，撰写多篇与中国短篇小说、宋元话本相关的评论文章，强调口头与书面叙事艺术存在根本区别, 反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中话本创作于宋朝的观点，认为无历史证据证明16世纪中叶前存在以上话本的书面文本。伊维德赞成韩南的主张，指出话本仅在明朝才形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无法证明话本与宋小说间存在直接联系，《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话本很可能源自传奇与传统戏剧间的互动。
伊维德的评论稍显偏颇。话本的确源自傀儡戏、皮影戏、杂剧等宋金说唱文学底本或脚本，且广泛存在关于宋代一百四十篇话本小说的记载，《都城纪胜》中已出现“话本”一语，而《醉翁谈录》最晚出现于宋理宗时期。
韩南以沃特（Ian Watt）的形式现实主义为尺度区分汉语文言和白话小说，认为二者在非传统情节的使用上并无区别，白话小说具有全部形式现实主义特征，而文言小说以上特征并不完整。伊维德批判韩南应用西方个别概念概述中国小说宏观特征，无视中西文学概念的独特性与异质性，主张西方术语不见得适用于中西文学比较分析，理由如下。首先，文言小说无论多么模仿，总在讲述新故事，而《三言》话本无论多么新鲜，往往离不开著名的古老故事。其次，虽然话本中人物、地点和时间等具有特殊性，但是历史背景往往并非独特。再次，不同于西方小说，《三言》话本的专注点不在于“模仿个人经验”以及结合历史背景彰显个体性，而在于如何通过描述整体行为过程体现集体道德法则，话本因之不可随意附上“形式现实主义”的标签。
同时，伊维德引证韩南的观点，指出《合同文字记》基于更早的杂剧，是《拍案惊奇》中话本的基础。与其相同题目的杂剧已保存下来，但故事显著不同。以上论述对于话本研究，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说书亦是典型的传统俗文学形式。相较于戏曲、话本等领域，说书研究仍显薄弱。捷克学者布鲁塞是欧洲最早开展此领域考察的汉学家。20世纪40年代以来，布鲁塞始终致力于宋元说书研究，伊维德强调为深化说书领域研究，有必要仔细研读其观点。布鲁塞依据发现于日本、付印于明末的《醉翁谈录》副本，指出《都城纪胜》中“提破”相当于“题破”，伊维德提醒道，“提破”本意为“打破主题”，意义亦可等同于“捏合”，后者具有“编造、捏造”之意。同时，布鲁塞着重分析《小说开辟》七言诗词杂俎中的重要性，伊维德补充论证其中“收拾”及“砌”的涵意，并重译以上术语。
三、伊维德中国俗文学作品研究
为深入推进中国俗文学研究，理应高度重视文学范例，充分结合作品语境综合评估。伊维德在分析《元曲选》《西厢记》《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俗文学作品时，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挖掘其创作背景、版本、主题、翻译等信息。
（一）《元曲选》研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臧懋循从广泛收集的家本、坊本、御戏监本等元代杂剧作品中，“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伊维德高度凸显《元曲选》的划时代意义，并提出如下观点。首先，《元曲选》不仅奠定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戏曲文学的认知”。其次，《元曲选》工艺精湛、质量精良，凭借其庞大的读者群及重要研究价值，自1616年问世后，始终主导欧洲、北美元杂剧的阅读与讨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白话文学重新引发西方汉学界关注，此类研究始终以《元曲选》剧本为底本。另外，《元曲选》之所以欢迎度颇高，原因至少在于，其收入的作品文学价值较高，《元曲选》因此发行量大，而早期版本的影印本不仅限量发行，而且只能在专门的藏书机构查找到。
伊维德也探讨臧懋循的主体意识，强调《元曲选》的编辑策略在于，将戏剧从表演剧本或御戏监本改编为供士绅消遣娱乐的文学文本，具体体现在纠正错误拼写、纠正错误用典、修改不够对仗的曲词、修改对话和乐曲、浓缩情节、改版情节等方面。
例如，有别于14世纪上半叶《元刊杂剧三十种》版《赵氏孤儿》，《元曲选》版本添加曲牌、曲词、宾白及舞台指导，加入第五折，重建叙述内容。虽然曲的旋律顺序大致相同，但是曲文几乎全部大幅改写，两版《赵氏孤儿》在情节、人物塑造和意义上迥然不同。再如，杨玉环与安禄山的绯闻在白朴《梧桐雨》中得以保留, 而在《元曲选》中则被删略。
伊维德系统梳理《元曲选》的改编风格，并将其概述为三种情况。首先, 臧懋循往往在第四折添加曲词，并有意调整剧作情节，增补大团圆结局，以化解剧本矛盾冲突；其次，他通过改写曲白，将儒家道德观自然融入剧作；再次，他统一剧作语言与异体字，规范戏文用典及对仗。
《元曲选》始终为元杂剧翻译之首选，倍受中外戏剧研究者青睐。伊维德视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元曲选· 赵氏孤儿》法译文为首部中国戏剧西语译著，虽然仅翻译宾白，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普遍关注；1817年，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选译《元曲选》中武汉臣杂剧《老生儿》三分之二左右的曲文为韵文，开杂剧英译之先河。之后，儒莲（Stanislas Julien）选译李行道杂剧《灰阑记》，1834年出版《赵氏孤儿》全译本；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于1850年出版的《元代的世纪——考察从蒙古时代直到明化复辟后的中国文学史》中，简介《元曲选》一百部杂剧并选译多段《元曲选》剧作。儒莲和巴赞的译文多次转译为欧洲各语言，《元曲选》始终是欧洲、北美翻译研究元杂剧最权威的依据。
虽然臧懋循《元曲选》在杂剧翻译及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元曲选》已经历大幅删改，伊维德提醒杂剧研究者结合《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14世纪刊本，客观辨析《元曲选》剧本。
（二）《西厢记》研究
王实甫五连本杂剧《西厢记》被誉为“天下夺魁”之作及“才子必读书”。伊维德倡导充分利用宝贵的戏剧资料，继续深入探讨《西厢记》中优秀的杂剧作品。他以第二本第四折张生自弹自唱为例，阐释唐朝司马相如卓文君轶事、元稹《莺莺传》、13世纪《绿窗新话》、罗烨《小说开辟》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如何深刻影响《西厢记》创作以及南宋及元朝戏剧家与明初白话小说家如何借鉴《西厢记》重建该戏文。
凌濛初本《西厢记·凡例》提及“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伊维德通过详细论述明初周宪王朱有燉的杂剧、诗歌、散曲及序言等作品，彰显《西厢记》对朱有燉的深刻影响，强调朱有燉1433年杂剧《仙官庆会》第三折钟馗唱词模仿《西厢记》二本三折惠明唱词；朱有燉诗集《风流秀才》中散曲小令提及《西厢记》表演；朱有燉1434年传奇《香囊怨》第一折提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朱有燉于《诚斋乐府》为《西厢记》发声，表明15世纪上半叶，《西厢记》已颇受争议；朱有燉1434年杂剧《继母大贤》序将王实甫列入元杂剧四大家，称赞其在情节及韵律方面的高超技巧。
伊维德感慨《西厢记》由于宣扬恋爱及婚姻自由而一度被视为禁书，并提醒避免因过度强调《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内容，而忽视该爱情婚姻戏对于戏剧结构、矛盾冲突及人物心理等的细致刻画。
伊维德不仅深刻思考《西厢记》的创作背景、作者精力、作品评论等，也积极投身于《西厢记》的翻译工作中，为还原该作品全貌，继熊式一（S.I.Hsiung）1935年《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英译文及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926年德译文后，伊维德与奚如谷（Stephen H West）选取最早的弘治本版本，1991年将其英译文出版，1995年修订再版。
（三）《宦门弟子错立身》研究
《宦门弟子错立身》是《永乐大典》13965—991卷三十三部戏中幸存的三部南戏之一，是北曲南引的典范。伊维德引证钟嗣成《录鬼簿》及沈和观点，认为由于改编自同标题杂剧，《宦门弟子错立身》结构上与杂剧极其相似，遵守固定角色名称和演唱规则，使用北方音乐旋律甚至调式及对话推进情节发展，宾白常含七言对联、对偶句、排比句、典故及历史名仕姓名。相较于同题材杂剧《紫云亭》，该南戏演唱风格为“曲名除非出现于唱词开头，无法与宾白区分”，给予所有事件同等关注度，主要角色皆有戏份，不同角色重复重要台词以衔接各曲子，突出对立态度或体现反讽效果（如第六出末尾）。
该作品颇受13世纪下半叶杂剧作家欢迎。伊维德指出，首位选择该主题的剧作家李直夫以及朝廷官员赵文敬的杂剧作品皆失传，仅第三个版本石君宝的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庭》幸存，强调罗列戏剧标题的手法在宋金时期极为流行，《宦门子弟错立身》引用的剧目标题或为充分表现演员技艺，或为以特殊形式娱悦观众，前者长些，见于第五出，后者短些，见于第十出。剧目有些只存在于北剧中（例如“哪吒令和鹊踏枝”），有些仅关涉南戏故事（例如“张协斩贫女”），但更多指北剧和南戏中皆出现且与戏剧生活相关的故事。他例举孙季昌长散曲《集杂剧名咏情》，其七十一行每行包含一出杂剧名以及朱有燉杂剧《香囊怨》，其女主角共背诵三十二个杂剧题目，其中八个情节戏和战争戏名亦出现于《宦门子弟错立身》。
伊维德注意到，大部分对于中国戏剧起源的讨论聚焦于汴梁、杭州和大都等都城，然而，温州、河北真定、山东东平以及山西平阳等地，对戏剧发展与传播同样功不可没。其中，东平是该南戏班社的故乡，东平府的出身甚至提升了王金榜在演艺界的地位。此外，伊维德详细描述了《宦门子弟错立身》失而复得的历程、伊维德的翻译策略、威廉·杜比的翻译特色以及钱南阳的注释版本。他对于该作品的深度探究及评介具有补充及完善现有资料的宝贵价值。
四、伊维德中国俗文学形式研究
伊维德援引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强调杂剧与南戏等俗文学形式曾经历辉煌，并集中探讨杂剧、诸宫调、平话等近二十种俗文学形式。
（一）杂剧
杂剧形成于13世纪中期，1250—1450年间盛行于北方，伊维德曾称其为喜剧，以突出其滑稽剧表演形式。他仔细研究并翻译宋人笔记小说《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及《武林旧事》所载的杂剧表演，分析金朝宫廷表演、元至明初杂剧地位及元宫廷戏剧的关键性转变，指出至16世纪末，杂剧逐渐失去朝廷内外观众, 印刷本日趋罕见，而得益于戏迷的努力以及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江南出版业的繁荣，杂剧在文学史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伊维德重视戏剧文本间的承继性和发展性，强调“杂剧剧作家重写先人和当代戏剧的倾向”及“研究同一作品各版本，以展示元剧作家戏剧实践”的必要性。他自2004年起陆续发文，讨论元剧本如何在明朝流传，以及明朝编辑及出版者如何通过指派歌唱角色给男性、增加事件数量、颠覆传统情节等手段，修改元剧作，指出元及明初通常存有多个改编本，例如尚存《李娃传》两个杂剧改编本及两版话本，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三部改编本；元杂剧、其重写本及同主题新戏偶尔并存。例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元曲选》中《薛仁贵荣归故里》 及15世纪前期《飞刀对箭》；改编本往往仅存一版，如主题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杂剧曾有多部改编版，但仅白朴《梧桐雨》流存；而某些爱情故事虽颇受欢迎却无完整杂剧留存，例如双渐与苏晓卿的爱情故事至少有三个改编本，皆未以杂剧形式流传。
伊维德研究发现，杂剧在由明统治者改编为宫廷娱乐后，发生许多本质变化。首先，选取宫廷杂剧剧目，不仅依据艺术价值，更依据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元代保存剧目中，汉代开国戏（30个剧目）远多于三国戏（20个剧目），而由于三国戏突出关羽的忠义，开国戏注重刻画刘邦与吕后两个反面角色，不适合在明洪武帝和皇后面前搬演，三国戏比汉开国戏保存率高。由于明代宫廷戏剧由教坊司和钟鼓司承应，严格审查每出戏，强调家庭亲情高于国家义务、褒扬个人复仇且格调不高的曲词，以及含有社会批评色彩、质疑皇帝、扮演皇帝皇后的曲词和情节必须删除或弱化。《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不少于十三出杂剧以“驾”（即皇帝）为主角，而收进明宫廷剧目时,该角色或变为配角或直接略去，整出戏甚至重写才可过关。其次，明代杂剧宫廷演出程式发生变化，如演员须唱完四折曲，各主要角色上下场皆须吟唱上下场诗，万历杂剧中出现丑角，骑马以马鞭而非假竹马替代等。许多此类宫廷演出剧本之后由《元曲选》编者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的阅读剧本，当这些剧本从商业舞台、宫廷审查机构走入学者书斋后，戏剧随之固化为供阅读、研究、阐释的文本。
此外，伊维德对比分析元刊本与明内府本元杂剧科介， 并集中论述《拜月亭》《元刊杂剧三十种》《太和正音谱》《娇红记》《元曲选》及《中山狼院本》等剧本的脚本、出版与流传情况、 15世纪剧作家朱权和朱有墩的杂剧作品、14—15世纪前半期及万历初年杂剧手抄本和印刷本，以及法国汉学家马约瑟、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儒莲和巴赞等在西方元杂剧翻译与研究领域扮演的先锋角色。同时，伊维德将《赵氏孤儿》《杨家将》《西厢记》等十几部14世纪杂剧翻译为英文。
（二）诸宫调
诸宫调发端于北宋末年,金朝和元初时蓬勃发展，在黄河南北均有传唱，明初时为北曲南戏等体裁取代而退出舞台。该文类为较复杂的长篇白话叙事韵文，常被视为促进说唱文学发展的大众表演文学，其音乐布局独特，以唱为主、说为辅，吸收缠令缠达等曲目较多、套数较长的音乐形式，是以调式排列曲调的首个古典音乐形式。由于限制性使用衬词及三四音节拟声或描述性定语状语短语诸宫调，具有浓厚的口语化特征，其尾声包括三个押韵七音节行，其全知叙事者熟练地操控各类信息以设置悬念，表演常常由“开呵”引出，以“收呵”打断或结束。同时，对于11世纪下半叶倍受关注的书生群体，诸宫调的处理方式明显有别于其他戏文，诸宫调作品（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整体上同情进取且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虽然学生会由于沉溺放纵及贫穷落寞而成为讽刺对象，而其他戏文（如罗烨的《醉翁谈录》）并未将其塑造为正面形象。
伊维德不仅如是描述诸宫调，而且系统综述以下诸宫调相关的记载与研究。北宋末年，王灼在《碧鸡漫志》中，简短论述词曲递变，并论及孔三传以及他首创的诸宫调，将诸宫调置于词的发展进程中；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指出诸宫调与唱京词在音乐风格上相似，与唱耍令在讽刺手法上相近；元代文人胡祗遹在为黄女士写的序言中，列出对诸宫调主角等说唱表演者的九条要求并提到赵真卿和秦玉莲为该艺术优秀的实践者。在胡祗遹1266年庆祝忽必烈生日的诗句中，有一首生动描述诸宫调的宫廷表演；石君宝的《紫云庭》在13世纪下半叶备受欢迎，其中讲述某诸宫调歌手的故事，并提供诸宫调的舞台指示及歌词；明代小说《水浒传》描述山东商业戏院中诸宫调表演间如何衔接，例如诸宫调演员使用何种术语收赏钱；双渐、苏小卿爱情故事流传甚广，却仅存杨立斋套曲中的《双渐小卿》，其表演描述及演员姓名均表明此作品为诸宫调。
伊维德综述诸宫调曲集研究，指出《刘知远诸宫调》12世纪初尚有十二卷, 目前仅五卷留存, 由俄罗斯考古探险队于1907—1908年在甘肃废墟中发现后，1958年被送回中国，其后，郑振铎首先于1935年完成其带标点排版的版本，米西奥（Uchida Michio）及其学生提供最早的注释版。20世纪30年代初，马萨茹（Aoki Masaru）（1932）与郑振铎（1957）证明其显然具有诸宫调形式特征，自此该作品一般称为《刘知远诸宫调》。其绝大多数歌曲表现出词的双节结构，由双节单曲和尾声组成，并未使用赚，且系统区分语法小品词“地”与“底”，以上特征强烈表明其创作早于《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由董解元于约1200年创作，是当时唯一完整印行的、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王国维根据开场白、曲白结合、歌词中的一行诗等特征，在其1912年划时代的作品《宋元戏剧考》中确定该文本为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各版本皆来自1557年张羽基于元朝副本的编写本。伊维德引用汤显祖对于《董西厢》煞尾和度尾的划分，阐述董解元擅长处理每回尾声，而《刘知远诸宫调》包含一首两节诗歌、单曲和尾声组成的套曲及双曲或数曲加尾声三类曲集，第二类最常见，第三类频率最低；《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中，可清楚观察到尾声在最后一行升华、转折或设置悬念。叶庆炳以押韵为研究主题，于1973年、1975年、1976年分别出版的三篇论文聚焦于《刘知远诸宫调》及《西厢记诸宫调》等诸宫调中的曲调模式和套曲结构等问题，伊维德认为，叶庆炳对于音乐模式及套曲构造的研究最为细致；另一部诸宫调作品，王伯成13世纪下半叶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仅存零散乐曲与套数，其只曲和套曲收入《雍熙乐府》等众多曲集与选集中。郑振铎1932年的《宋金元诸宫调考》深入阐述《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和《张协状元》等诸宫调的起源、历史、形式、题材等特征，是最早的诸宫调综合性研究著作。
此外，伊维德发现如下诸宫调艺人记录：《繁胜录》提及两位女表演者，《武林旧事》另外增加两位女演员，洪迈《夷坚志》记载会稽女艺人施惠英以鼓伴奏的诸宫调表演，《录鬼簿》记载胡正臣完整演唱《西厢记诸宫调》，《青楼集》列出赵真卿、杨玉娥、秦玉莲和秦小莲等13世纪诸宫调女艺人，《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部分强调山西艺人孔三传编撰《耍秀才诸宫调》，《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类收录四位诸宫调演员姓名等等。
（三）平话
平话是对历史主题的散体叙述，一般认为出现于元代，最早于14世纪付印，之后作品篇幅逐渐增加。伊维德认同此观点，并主张平话于16—17世纪出现第一次繁荣，平话语言风格多样，存在口头白话与浅近文言混用的现象，纪实性片段、古典诗歌、文学名著片段等是常见的平话戏文润色手段。伊维德比较平话与评话同异，指出14世纪起，提及说书人表演时，二者常可互换，如平话与评话皆出现于16世纪匿名作家的戏剧《赵氏孤儿记》中，17世纪末，平话与评话交替用于《桃花扇》全散文叙事中，18世纪时二者皆可表示职业说书人的散体历史叙事。伊维德同时提醒，切忌混淆二文类。首先，“平”本意为公平，平话是关于历史主题的故事 ；“评”侧重评价及讲述故事，评话专指讲述此类故事的说书等体裁；其次，评话首次出现于刘辰的《国初事绩》，而平话作为书名元素，较评话说书艺术体裁早约一百年；再次，评话的内涵，即话语故事、散体叙事及说书类体裁，始终未变，而平话含义因时而变，起初指“未经润饰的故事”及“公平的故事”，之后用于历史主题相关的白话文故事。同时，伊维德对比平话与变文，指出平话语言突兀、生硬，人物未经介绍直接现身，重要事件叙述简短，对话无实质意义，而变文则虽简约却充满节奏感。
伊维德同时强调，学术界普遍认为平话产生于宋朝职业说书提词本，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先锋，对于明确说书与小说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不可据此推论平话源自职业说书，职业说书仅是孕育平话的众多因素之一，《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结构紧凑，侧重故事时间链，主要用于阅读，而非为说书人提词，且17世纪平话才开始用于说书人表演。评论人应审视白话小说的最早案例及说书人的真实脚本或提词本，以明确说书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平话，进而影响小说表征。同时，伊维德亦细致分析《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平话文本的特征、熊大木对于平话与小说间关系的对比研究、 纪昀对于《永乐大典》平话部分的简短评注、张政烺《讲史与讲〈史诗〉》对于平话起源的研究等。
伊维德的俗文学研究，还涉及院本、鼓子词、度脱剧、散曲、话本、道情、词话等体裁。他通过孜孜不倦的潜心挖掘，深度再现了一系列中国艺术瑰宝的文化及学术价值。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中国俗文学引起西方汉学家广泛关注，伊维德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为中国俗文学评译做出大量工作，其独具匠心的选材和细致入微的副文本阐释旨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俗文学故事及研究特色，他呼吁改变对俗文学的偏见，希望学界充分结合中国俗文学与文化背景，深刻体会中国俗文学文本的特征与魅力。本文集中讨论伊维德对于海外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作品及俗文学形式的细致剖析。伊维德教授在中西文类比较、俗文学术语、俗文学戏剧家研究、俗文学表演等领域亦成果卓著，笔者将另著文仔细探究。需要补充的是，伊维德的某些观点，如“当代知识分子多轻视民间戏曲，并试图脱离中国戏剧传统”，“中国戏剧的象征性大于表现力”等有失客观，有必要去芜存菁，辩证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