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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区治理经验的质性系统评价
2022-12-15   来源:李一男   

  摘要:民族社区治理是各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需要面对的实践问题,在学术领域,不同学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重要方面仍存在争鸣。文章基于循证研究的方法论,对中国国内的民族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使用质性系统评价方法判断出有效的实践应对策略,为具体的政府工作转化知识,总结经验。经过对纳入的76篇学术成果分析后得出结论:当前中国民族社区治理的重点在于构建相互嵌入式的多民族社区结构,需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基础活动支撑。此外,在社区层面的冲突调解当中,基层行政主体作为媒介的多方参与式协商被证明是在大多数情境下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在理论上印证了PV-GPG理论的观点,应当在此后的基层实践中予以推广。

  关键词:质性证据;系统评价;民族社区;社区治理;公共价值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11-0094-14

  一、研究背景

  我国多民族社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共生的形式和规模也存在明显区别,各地在实践中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具体措施。2014年5月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当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相互嵌入”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动态把握,成为民族社区建设发展新的方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和谐有序发展意义重大。在这种现实背景下,通过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方法对于当前已经发表的学术研究展开更为细致、全面的整理,探究当前我国在多民族社区建设当中积累的经验和成绩,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述评

  本部分主要对两方面学术文献展开述评,第一部分是关于民族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考虑到“社区”这一概念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差异,尤其应偏重关注学术界对于国内多民族社区发展的研究。在中国,“社区”概念脱胎自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郝彦辉等认为社区治理水平会对公共物品的生产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其中不同的民族成员群体。吴缚龙侧重于从成员构成的角度将中国城市社区分为四类,其中聚居式民族社区和传统式街坊社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林指出社区治理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高水平的治理需要以专业技能为基础。马伟华等学者则借鉴了美国战后兴起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提出各民族群体受到环境与心理的影响,在民族社区的异质性文化空间当中可能存在冲突,但并不是所有冲突都能产生积极效果,周大鸣在研究中分析了新移民成员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强调了二元社区的概念,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多民族社区当中这种二元结构同样普遍显著,且长期存在,推进嵌入式社区建设当中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如何和谐地解决这一问题。

  已有学者利用CSSCI发表统计情况汇总并分析了2008至2017年期间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热点,总结了民族社区研究的几个热点主题,其中包括社会资本、相互嵌入型民族社区建设,社区旅游开发等。延续这些工作,笔者回顾了我国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本文中文献综述的脉络。徐珣和王自亮借鉴国外经验,建议将社区自治作为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的平台。吴晓燕提出以文化建设推进社区认同,白维军建议通过社区管理创新来降低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张志泽和高永久具体指出,在多民族国家现代性治理当中,应当重视社会组织在传统民族社区当中的发展,促进传统民族社区组织因素的整合凝聚作用。滕驰在研究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时提出,传统的以血亲族际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制度正在逐渐打破,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国家行政力量引导下的社区成员自治为主。李丹等人讨论了西南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其中指出社区层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项对于少数民族社区政治研究的文献梳理结果发现,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关注权力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的资源这两个领域,这也自然引出了维权和认同等热点研究问题。林聪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提醒现代多民族社区应防止信息孤岛的形成。兰青松和王茂美认为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而言,社区层面的认同是基础的实践场域,所以建构有效利益均衡机制的关键是少数村落成员在实践中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和话语权。陈纪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社区的互动与调适,新成员的融入意味着多层面的重新适应,需要通过建立良好互动来完成。而对于互动的建立,王倩等人具体指出要充分利用社区传播媒介,增强居民归属感。黄凤兰在考察社区听证制度时提到,要充分注意民族社区听证会使用语言的特殊性。朱琳等人则主张加强欠发达地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缩小数字鸿沟,重点关注城市社区中信息数据缺位的人群。顺着这个思路,张庆来等将信息治理理论引入民族社区,并结合实际给出了操作建议,事实上,信息化能力建设对于当前我国基层工作尤其是社区层面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丽进一步以红河州蒙自市为例,分析了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对于基层社区治理的帮助和促进。

  在2014年构建“嵌入式”社区这一思想提出以后,国内学术界开启了新一轮研究热潮。根据王世靓和王伯承2017年的研究,3年内发表了九十余篇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文献。裴圣愚在研究中将民族社区相互嵌入分为四个维度,其中关系互嵌围绕民族社区的制度要素,考察民族社区与其他主体的社会关系互动以及社区治理的实现,属于社区精神环境建设的内容。马晓玲指出多民族的相互嵌入是一种多元的关系结构,因此主张通过三维度框架来展开分析,当前一些地方的试点工作中,对于“三社联动”“三交关系”的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多角度、综合性的分析视角。韦正富和吴大华提出民族社区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区治理逻辑从“民族性”向“公共性”转变。此外,民族地区往往有丰富而特色鲜明的文化特征,成为旅游资源和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热点,不少学者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讨论少数民族社区的建设和治理问题。高婕等也初步探讨并尝试建构了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郭凌等人则在泸沽湖景区实地调研基础上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需要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中采用的类似研究方法,进一步优化本文的研究设计和分析过程,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传统的文献综述类文章往往拘泥于研究者的主观选择,在全面性、代表性方面存在局限。为避免这种情况,主流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循证方法的研究,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进行严谨的程序性再评价,能够更好地发掘出已有学术成果当中的价值,将其引入经济、管理、教育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也增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Campbell协作科研网络在2000年的启动运行,将循证方法论引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也显著推动了社会科学综述类文献的水平提升。近年来,以杨克虎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国内大力推进循证研究的应用,但目前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循证方法的文献数量还非常有限。马亮主张循证治理的概念,强调从实践当中整理有效证据,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有普遍性的启发意义;陈伟对于基层治理问题的循证提供了基于实证的建议;黄玉玲阐述了循证政府绩效管理,也指出在社区治理领域的循证研究几近空白;对于循证治理,王学军和王子琦给出了一般性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在民族社区治理的细分领域,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对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方法的空白。

  三、研究设计

  当前我国多民族“小聚居,大杂居”的社区分布现实遍布全国,构建相互嵌入式民族社区的指导思路同过去有显著的不同,有别于传统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通过系统评价的方法整合民族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期望回答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基层民族社区治理当中,哪些实践经验更加有效且能够广泛应用?对海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展开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建构性汇编,才能够真正形成科学性更强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循证研究的系统分析当中,异质性检验是元分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是检验和判断纳入研究是否具有同质性,也是效应量合并值假设检验的前提,依据分析结果才能选择正确的统计分析模型。但笔者在整理了历年来关于民族社区治理的文献后遗憾地发现,当前的研究还不足以提供详细完备的高质量研究结果,因此采取循证分析方法展开文献评述,还需要寻找更为适当的方法。

  以Cochrane网络成员为主体的循证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和现成的例子,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尝试并获得了成果,有必要从中选取适当的方法分析当前民族社区成果中的质性资料。以显著增强系统评价研究的成果价值。对于质性资料为主的学术研究,有学者使用质性系统评价(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的方法展开分析,这一名称是为了对应循证方法当中较为常用的,针对RCT实验数据的定量系统评价,但近年来多数研究当中将其叫作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es,简称QES,本文中也延续了这个概念,检索中文数据库,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对这一名词的翻译各异,在CNKI的中英词典当中也没有对应的提法,字面翻译为质性证据整合,笔者根据相关性较强的几篇论文以及对该方法论的理解,将其翻译为质性系统评价,以尽量对应循证社会科学此前的工作成果。对于大多数质性研究而言,采取质性系统评价的研究方法都是适用且有效的。

  (一)资料检索

  质性系统评价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于灵活性较大,形式多样的质性研究成果和证据,这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既是亟待解决的挑战,也是价值颇高的机遇。笔者以“民族社区”和“社区治理”为关键词,辅以“民族”+“社区”、“民族”+“小区”等不同表达策略,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1998至2020年关于我国民族社区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为防止遗漏,辅以“民族”+“小区”以及“多民族”等关键词,人工鉴别检索结果后初步纳入本次研究文献库当中,并在JSTOR和Web of Science两大外文数据库当中检索“Ethnic Community”和“Ethnic Communities”,从中抽取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并关于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文章25篇,去重后中英文合计找到442篇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其他相关的研究内容,即循证科学常说的“灰色证据”或者“遗漏证据”,包括学位论文、书本章节等,都尽量包括在内,对于书籍的策略是从图书馆检索借阅或在亚马逊、当当、京东等平台上搜索购买,知网的数据库当中已经包括了硕博士论文,可直接检索到。作为补充,向待分析的文献库中加入26本学术著作和硕博士论文,初步处理后进入下一阶段以尽可能丰富、全面的分析工作。

  (二)纳入标准

  在循证医学领域,关于文献纳入的标准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积累,根据不同需求制定的标准五花八门,对应各自领域的研究特点和具体需求。其中一些模型有较强的通用性,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循证研究逐渐引用,比较常见的有PICOT以及SPIDER等,前者从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干预结果和研究类型等方面考察学术文献,重点在于干预措施和对照措施之间的比较,后者则强调对于研究结果中数值的描述和对比,但这两种纳入标准都不符合本研究主题,国内关于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多元,但高度精确到数量化的研究结果尚未形成主流。因此本文广泛参考了当前循证社会科学领域所应用的不同标准,通过阅读全文,采取较为严苛的选择标准,将以“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但未讨论社区治理问题的文献也排除在分析对象之外,排除93篇细节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文献,最终确认了73篇文献基本符合纳入标准。

  (三)质量评价

  研究质量评价的概念和方法同样起源于对医学领域实验研究的量化比较。在质性研究结果的质量评价中,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是挪威知识转化中心开发的定性系统评价CERQual工具,采用分级评价视角判断质性研究结论的一致性和可信度,构建整合性研究标准。而在Cochrane协作网上,官方也给出了定性研究质量评估的通则性框架,具体涉及表1当中这几个方面。

  笔者认为,这种描述而非计算形式的评价标准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对质性研究成果不拘泥于精确的数值和统一的量纲来评判,更体现整合(synthesis)的本意。为减少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影响,在使用上述评价框架时采取双重判断方法,由三位研究者各自独立检查全部文献并分别给出判断结果,对三位评价者的共同工作取两两合集,对其中存在差异的部分予以复核并做评定结论,这也有助于解决研究本身的有效性问题。一些文献中对于判断标准是否清晰精确还做了程度区别,以产生统计学上的定序意义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本文不做类似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于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应该同时进行还是分步骤开展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参照Noyes等人的研究后笔者认为,本文适宜采取分步工作方法以确保纳入研究的理论贡献得到充分保全。

  表 1  Cochrane定性研究证据质量评估标准

  (四)资料整合

  相比定量研究的系统评价,数据资料有清晰的表述和涵义,适当的模板即可应用于每个纳入研究。但QES方法主张的质性研究整合综述则体现着更为明显的迭代过程,在资料整合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反复对比,交叉检验论文的具体内容、资料提取和整合解释。经过质量评价,对于民族社区治理研究的整合分析选择研究背景、研究设计、研究分析和研究结论四部分提取资料。使用编码手册和编码工具将纳入文献的相关信息输入数据库形成数据表格,导入质性资料分析工具NVivo以便进行初始编码,采取主题分析方法逐步梳理和提炼纳入文献的研究内容,在这个阶段有几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首先是通过编码的方式提取文献主旨过程带有尝试性与假设性,即使已经采取了双重校验的做法,仍需要摒弃固定模板,将主题初步概括的结果与原始文献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形成二级因素,并概括其相关性形成主旨的三级结构。其次,纳入分析的研究成果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在文本之外,对于图和表的信息诠释需要研究者按统一标准进行表述,这一步工作对一些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学术成果而言尤为重要,本文在编码二级因素之前,已经对这些定性资料的构成和表达做了必要的限定。

  四、数据整合与分析

  (一)基本统计信息

  在关于民族社区治理的76项研究当中,统计了发表时间、学者、所属机构和发表期刊,从中可以看到,早在2004年,以国家对于社区建设的规范化为背景,学术界已有对于民族社区治理的深入探讨,而整体来看,2014年开始的讨论相互嵌入式社区的研究明显成为热点。兰州大学等相关学术机构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明显贡献,但相互之间分布较为平均。重点学者包括王茂美、周大鸣、马晓玲、马伟华、单菲菲等人。发表期刊以民族类专题学报为主,其中发表数量较多的有《贵州民族研究》7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篇。笔者还考察了这些纳入文献所引用的文献数量以及其中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结果显示大多数文章对于外文文献的重视和交流程度还是不够,其中固然存在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和“社区”这一概念的国内外差异等原因,限制了学者们在同一概念体系下展开讨论,也必须承认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国际接轨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理论与方法

  民族社区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但就当前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来自民族学专业背景,其次是社会学,有学者提出当前研究的理论准备不足,应该从公共管理角度深入剖析,寻找突破和创新。

  从方法来看,少数研究采取抽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对该类问题的研究当中,以笔者个人体会,无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群众,在当前情况下很难在没有建立良好信任的基础上真诚细致地回答问题,所以采取深入访谈的形式,多花时间,反复沟通,用质性研究结果深入分析问题,是一个更为适宜的方法,近年来这些学者的问卷分析多数停留在统计描述层面,样本量也较小,从侧面佐证了这一判断,而一些规范的质性研究,反而取得了较为深刻和有创新性,能指导实践工作的研究结果。自2014年提出嵌入式民族社区以来,有了显著的增长,但至今相关研究少有基于实验或大规模问卷的实证研究,在社区治理相关研究中有不同的方法,理论思辨、案例、问卷调查大概比例为5∶3∶2。不同于定量研究结果的系统性评价,定性研究受到研究方法论本身制约,同时符合条件的实证类论文数量较少,不做异质性检验。受限于所得资料,本文在应用QES方法整合分析当中,作为质性证据的收集和整理,并不严格要求来源于实验或实证,只需满足上述纳入标准即可,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文献质量不高。对于思辨式的社会科学论文,我们肯定其价值。而判断依据在于,是否对于研究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思路或措施建议,这样本着宁滥勿缺的目标去整理证据,才能够尽可能全面地考虑。

  五、分析结果

  经过梳理发现,对于民族社区治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融合发展、冲突调解和民族旅游资源开发。各领域又有不同的细分话题。按照本文研究主旨,对于纳入分析的文章当中具体给出的结论和建议部分采用一般性框架进行三段式编码并系统分析,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

图 1 民族社区治理研究主题脉络

  (一)融合发展

  对于民族社区的发展,一直以来与民族关系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紧密联系,整体来看,除了建构互嵌式关系这一主题,还包括流动人口的当地融入、族群间关系和提高社区认同度等。

表 2  民族社区治理中的融合发展

  可以看到,对于构建嵌入式社区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提出经济发展和空间规划两方面的建议,经济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民族嵌入关系构建,是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对于族群间关系,尽管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习俗方面的差异,但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助于族群间和谐发展。周平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并提出了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以及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观点。对于社区内成员而言,个体的相互认同非常重要。其中鼓励各民族按照习俗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对于各族群流动人口的融合与管理,除了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之外,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组织并借助其力量开展工作。

  事实上,当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中,不乏构建嵌入式社区的成功经验。前文提及的成都市,秉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工作目标,将现实存在的多民族社区进一步细分,按照不同社区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特征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出了“以社区为核心、以党建为引领”的工作思想,充分利用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创新相互嵌入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将常住和流动少数民族党员纳入管理,在少数民族群众较集中院落建立党小组,在少数民族企业建立党支部,推行党员履行党员义务荣誉积分管理,鼓励支持少数民族优秀党员代表在社区各级组织和自治组织中担任职务,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党员责任感、荣誉感和党组织凝聚力。这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的表现。此外,2016年以来,成都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示范社区创建活动,首批选取了武侯区洗面桥社区、温江区鱼凫村、双流区广都社区、郫县菠萝社区和都江堰朝阳社区等5个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社区作为示范社区,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的形式提供支持,并结合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为社区提供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服务。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设多民族社区并促进相互嵌入式发展的主要抓手是网格化治理,将社区细分为网格后,专职工作人员担任的管理员和志愿者、居民自荐担任的协管员构成了网格内信息沟通的基本组织结构。逐步建设完善的社区信息平台有助于将相关信息向社区、街道乃至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及时汇报,通过电话、登门拜访等形式对弱势群体等非组织成员重点倾斜关注,进一步提升志愿者队伍为多民族成员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能力,加强各个网格的互动与协作机制,成为多民族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成功范例。但也必须看到,在当前的互相嵌入式多民族社区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中,民族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社区工作人员信息化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二)社区冲突调解

  近年来多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调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也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在社区治理当中,基层权力结构、冲突调节的渠道有效性、各族群和个体之间对于公平的追求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表 3  民族社区治理中的冲突调解

  对于权力结构而言,基层行政单位和民族宗教组织的多元分级体系依旧存在,有学者建议重视这种结构,引导民族和宗教权威人士参与治理,同时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也得到了重视。对调节渠道而言,信息沟通的重要性被进一步讨论,意味着在社区层面建立沟通平台,并联系居委会和宗教协会。对于公平性问题的解决,上层政策一般不直接面对政策执行对象,其价值性色彩较浓,而下层政策往往都是直接面对执行对象,故其功能性色彩较浓。也有观点主张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同时利用精准扶贫等帮扶体系,实现族群间和个体间的平等和谐。

  在实践当中,依托社区平台、由社会组织承担、社会工作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为多民族社区的冲突调解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工作思路,也在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应用。例如宁夏自治区从2016年正式发文开展试点以来,在银川、吴忠等地的城市社区中逐步开展了“三社联动”的工作机制。通过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一方面在社区内部孵化培育社会工作团队,另一方面尝试引进外部服务组织,丰富为社区提供民生服务的类别和型式。以购买公共服务和项目的方式确保这种机制的可持续性。此外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做法是通过文化元素促进社区成员参与事务和活动,在公共节日和重要的民族节日期间,由社区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吸引大量社区公众参加共融,显著促进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在融入当地居住社区的进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矛盾。广州市的具体做法,是充分在社区治理的事务工作当中纳入外来少数民族成员,提高其参与程度,从机制上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保障。但由于当前城市社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过去单位制格局的现实遗留,这类社区当中无论对于外来其他民族成员的接纳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参与,都还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三)旅游资源开发

  少数民族承载着多样性丰富的文化元素,往往成为旅游业的热点,这对于多民族社区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民族社区治理实践当中,旅游资源如何开发、管理、运营,使各民族成员都能够充分享受到红利,并共同维持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元素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应的实践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表 4  民族社区治理中的旅游资源开发

  可以看到,从资源本身的角度切入,一个共识性的建议是制定标准,将自然和文化资源分解,由政府主导分配,而在社区成员方面,普遍认为由政府主导发展,融合宗教信仰,提高法治意识,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以促进沟通,是必要的。对于游客而言,特殊的一点是个体来看都是暂时与社区发生交集,但整体来看始终参与和影响社区旅游资源的利用当中,他们给社区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充分信息沟通,鼓励参与共享。

  当前我国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由于其历史积淀和扩展性强成为各界重点关注的开发对象,在云南省迪庆自治州的转型开发当中,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的重大变化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当地政府在与社区公众反复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确认了旅游开发当中必须尊重民族信仰和文化习俗的指导思想,消除了居民最根本担心的问题,也间接深化了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在青海,受到“一带一路”概念的带动,近年来当地旅游市场增长迅速,尤其是夏季,热门旅游景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地方政府为了积极推动旅游资源的现代化开发,提出“公司+农户”的建设模式,其中社区服务的工作主要是作为旅游公司和社区住户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形成一种有效的潜在冲突防御机制,在社区协调下,黄南、海西等自治州的旅游资源得到了良好的开发,到来的游客也能够从社区层面获得帮助,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良性关系。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QES方法,本文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对学者们通过不同研究方法提出的措施建议的有效性进行了判断。整体来看,对于构建互嵌式民族社区,实践经验的积累还相对缺乏,已有研究当中,存在争议的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区自治,根据国家在场理论的解读,社区层面也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以确保公共价值的导向性,这是研究者们得到的一致性较强的结论;但另一些学者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社区自治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到成员间的差别,增进相互认同。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个新问题,即作为基层行政主体的居委会和宗教协会、清真寺等基础宗教组织在社区的功能差异,有研究主张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也有人建议用居住和文化传播等形式,积极引导宗教在社区的影响。对于这种“异质性”较为明显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积累研究结果,尤其是高水平的实证研究结果来辅助判断。同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试点甄别。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构建虚拟社区网络重塑治理逻辑,推进民族社区治力能力,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之一。

  相互嵌入式的民族社区构成了多元社会,其发展和治理是全球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新挑战,深化民族社区研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今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先前的研究当中并没有应用系统性的方法来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本文是在这个领域的一次方法创新。值得说明的是,发表偏差始终是影响循证类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民族社区领域的研究而言,发表偏差的影响并不在于数量证据的统计性结果,而在于逻辑是否自洽和研究意义的明确性,通过循证的方式,转化知识构建有广泛指导意义的具体建议,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未来会有更多的多民族社区推进互嵌式关系的构建,或可借鉴公共价值理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公共价值理论的先进性和意义就在于对价值冲突的解释,能够对互嵌型关系公共性的两个维度进行整合,并进一步丰富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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