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演将国子学升格为国子寺，改变了汉代以来学官长期依附礼职的局面，不仅推动了国学、太常两大官系的政治生态演变，也对具有两大官系背景的文林分化、文风形成产生潜在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高氏政权为了制衡洛阳旧官群体，大力吸纳燕赵寒儒进入晋阳东馆及中央官政体系，后者文史水准普遍不高，致使高齐学术文风呈现浅白古拙之弊；第二，行政体制的独立化运作，使国子学官在文林的号召力锐降；加之国子学官选拔、迁转渠道愈加封闭、固化，进而引发国子博士的群体化焦虑。刘昼、石曜否弃“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论调而撰著子书，客观上引领了周隋宗经复古文风；第三，太常寺太乐署、鼓吹署因高齐皇室热衷胡戎乐而得以强化，以淫艳为特征的市井通俗文学大兴；同时，胡戎乐的繁荣有利于北齐声律、音韵之学的发展，音韵学养作为士林谈谑与诗赋创作的根底，又推动了周隋俳谐文学、尚“清”诗风的时代性演进。
关键词：学官；礼职；太常；博士；畸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10-0005-13
两汉以来学官长期依附于礼职，“凡国学诸官，自汉以下，并属太常”。这种情况至北齐皇建元年（560）八月发生改变。高演下诏国子改“学”为“寺”，不仅首次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国子寺”的官方称谓，还允许国子寺与九卿一样也配备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等吏员，“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同时，“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从而将国子学变为兼具教学育才与教务管理的双重职能机构，也强化了国子寺、州郡太学的二级教育行政体系。迄至隋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又改寺为学，正式“罢隶太常”；大业三年（607），则以国子学改学为监，最终在隋唐“九寺”“五监”的行政框架内确立了学官、礼职分立的格局。事实上，高演改立国子寺与尚药典御脱离太常寺太医署而成立尚药局相似，均旨在以专署、专职、专员的形式提升行政效能，以实现高演“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的目标。不过，在高齐“帝图杂霸，儒风未纯”的政治环境下，国子学官寒儒化的趋向明显，国子寺的教育、铨选功能也大打折扣。对于太常寺而言，虽然经过机构精简能够更集中地发挥总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等方面的职能，但“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的弊端也变得突出。尤其太乐、鼓吹所辖吹笛、弹琵琶、五弦等胡戎乐及歌舞之伎，自高澄以来即被赏用，高湛河清以后大加传习，高纬一朝则盛极一时。这一时期的文人不能免俗，祖莹、祖珽父子将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杂乐纳入宫廷雅乐，为北齐后期精通胡乐杂伎的“西域胡化恩倖集团”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胡戎乐以“繁手淫声，争新哀怨”为特色，又对魏齐文风由典正雅丽转向俗艳尚新产生直接影响。总之，北齐学官、礼职分立，不仅催动了国学、太常两大官系的政治生态演变，也对具有两大官系背景的文士的文风迁化产生潜在作用。
一、东馆馆客、国子博士教席之争与北齐学术文风的浅拙化
高欢在六镇起义、尔朱荣之乱的变局中乘势而起，虽主要依赖作为账内、亲信的代北胡人武装，也离不开高、封、李、卢等“赵魏之豪”的支持。在此期间，高欢诸子相继进入学龄阶段，优抚赵魏世族的政治需要与“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的文教基础，正与高府诸子的教育需求相合，广泛选召燕赵名儒充任府内教职也就成为应有之义。其实，王公相府乃至豪富之家开设邸学或私馆以延聘儒士教授诸子、家奴的现象，自北魏以来已屡见不鲜。高欢于普泰元年（531）自信都起义，因推奉元朗为帝而封渤海王。高澄时年十一岁，开始向杜询问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杜询作为高府最早一批的授业人员而声名不显，说明高欢当时尚未将名儒作为高府教职的首要征召对象。随着萧梁、西魏等域外政权的军事、文教竞争加剧，高欢意识到：“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高欢于晋阳相府设东馆招纳名儒出任王世子师友，即是从治国安邦的战略性高度看待“士子”价值的体现。卢景裕应征入馆后，制定了东馆馆客制的主要模式：首先，馆主主持制。尽管张雕武、刁柔、石曜、阳绚、王晞、崔瞻、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张景仁、张买奴等燕赵名儒先后入东馆教授高氏诸子，但其身份为馆客，与卢景裕、李同轨、李铉先后主持馆务的馆主地位不能相比。后三者馆务衔接的时间线索也清晰可查：兴和中卢景裕卒于晋阳，高欢“引（李）同轨在馆教诸公子，甚加礼之。每旦入授，日暮始归”；武定四年（546）李同轨去世，高欢“令文襄在京妙简硕学，以教诸子。文襄以（李）铉应旨，徵诣晋阳”。这种制度还移植到齐末文林馆的建制中。高纬召萧放、王孝式、萧慤、颜之推诗画俱佳之士“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随之祖珽奏立文林馆，由张景仁“总制馆事”，颜之推“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可见，虽然文林馆以南朝国家文馆为模板，却也吸收了东馆馆主运作的方式。迄至唐崇文馆学士称为“馆主”，亦似受到东馆馆客制的间接影响。其次，国子学教学模式。卢景裕、李同轨、李铉均曾出任国子博士，决定了东馆师资与国子学具有同源性。至于东馆教休安排、教务分工、讲座辩难、学术撰著等方面，亦与国子学颇为接近。东馆采取师生辩难的探究式教学，十日为一教学周期；馆主主讲一经，馆客分讲诸经，讲授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老子》，精于书法者则教授字学、书写；同时，馆主、馆客教务之余亦在馆中从事经学著述。据北齐国子学制：“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则东馆显然沿用了这种休沐制度。此外，高洋建齐后，东馆教职潜在升格为皇子师友，齐制规定皇子常侍与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国子助教同为从七品，皇子友与国子博士同为第五品，即从制度层面明确了东馆馆客、诸王师友向国子学官对等迁转的关系。史载：“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所谓“名儒”，就多以东馆馆客及世子师友为主。尽管不少洛阳旧官如刁柔、孙灵晖等选择归附高齐政权，但与高氏集团相左者也不在少数。单凭杀戮压制，其效难久，如何涵容东馆馆客与元魏国学旧官的共存关系，也成为高氏进行官方思想、学术治理的棘手问题。李业兴与卢景裕国子教席之争就是这方面的显例。李业兴曾于永熙三年出任元修侍读，于武定元年（543）除国子祭酒、侍读。李业兴师从徐遵明，后者寄心王室，在永安二年（529）元颢入洛之际，联合任城太守李湛起事勤王，死于乱兵之中。李业兴于永熙二年（533）上表为其请谥，并称颂其死难为“确然守志，忠洁不渝”，这显然触犯了高欢的大忌，故不了了之。当然，这同样也造成李业兴与高氏集团之间的隔膜。高澄为了抬升东馆学术在中央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特意“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李业兴不甘教席旁落，辅助其只有十一岁的儿子李崇祖，“论难往复，景裕惮之……至于忿阋”。高澄以东馆馆客统领国子学官群体的企图大受挫败，更是“色甚不平”。不过，李业兴精通图纬、风角、天文、占候等算历之学，常随军为高欢、高澄预测战果，故高氏父子一度优容待之。只是李业兴一味轻浮自炫：“彼若告胜，自然赏吾；彼若凶败，安能罪吾？”“彼”“吾”的口吻，充分体现了其对高氏父子的轻慢姿态。武定七年（549），高澄获长社大捷。李业兴事先预测高澄“往必克，克后凶”，高澄则借口以李业兴“当凶”而杀之。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以强力手段清除了李业兴这个不利高氏掌控国子教席的障碍。除此之外，东魏国子学还兴起青齐、关洛籍学官与燕赵、辽陇籍学官关于《左传》杜预、服虔注的教席之争。此次论争始于国子博士卫冀隆发难杜预《春秋》注六十三事，而侍讲贾思同反驳前者乖错十余条，魏孝静帝于是“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不久，贾思同、卫冀隆相继去世，姚文安、秦道静力主贾思同之说，而刘休和则维护卫冀隆之论，“竟未能裁正”。其实，北魏“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其朝夕教授，唯（李）郁而已”。李郁于魏末官至国子祭酒，且卒于永熙三年。可见，魏孝静帝命国子诸儒集体讨论服、杜优劣在北魏国子学史上亦属罕见，其背后正体现了皇廷与高氏父子角逐学术、思想话语权的动机。有意思的是，李崇祖为了捍卫徐遵明、李兴业世传服虔《左传》学在国子学中的地位，专门针对姚文安《服虔〈左传解〉驳妄》而作《释谬》。尽管《释谬》申明了燕赵学者的立场，也符合高氏集团扶植燕赵一派的政治倾向，但考虑到李业兴、李崇祖父子本为高澄所排斥，高澄自不会偏私李崇祖，反而造成双方势均力敌而“竟未能裁正”的微妙结局。随着天保年间李崇祖被杀，国子学原本两派争鸣的热闹场景也在高氏强权控御之下归于沉寂。总起来说，北齐中央官学兴办不力，“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以通经入仕的世族子弟只有崔彭与宋游卿。虽然天保以来燕赵籍学官逐渐占据国子教席，但多数“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自然缺乏有教无类、博通渊厚的学术气象。另外，燕赵学者拘泥经业章句之学，往往难以兼顾子史、文集，从而导致其言辞修养普遍不高。针对燕赵儒者多喜雠校的学风，邢邵认为“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显然提倡博览审思的文人读法而非饾饤考校的俗儒读法。至如石曜《石子》“言甚浅俗”，刘昼行文“言甚古拙”，均代表了北齐儒者学术文风的普遍特征。庾信除了认可温子昇、薛道衡、卢思道外，径称：“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亦可谓对北齐浅拙文风的诛心之谈。
二、北齐“博士”的身份焦虑与“大才士”观的转型
随着东魏迁都邺城，洛阳改洛州，河北取代河南、青齐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定州、冀州、瀛洲、怀州以及冀州下辖的广平、渤海二郡，均成为北齐孝秀贡举的重点区域。高澄曾于武定六年（548）下荐才令：“其称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举限。其称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县杂白身，不限在官、解职，并任举之，随才进擢。”按照齐制，诸宫教博士、太学助教（从九品）、四门博士、大理律博士（九品）、国子助教、太学博士、太常博士（从七品）、国子博士（五品）均在五品及以下，自然成为大批燕赵名儒应荐入选或通过孝秀策试后的目标职位。不过，除李铉、马敬德、张雕武等少数名儒秩位通显外，多数燕赵寒儒位至太学博士或国子博士已属难得。如《北齐书·儒林·李铉传》附载杨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国子博士”数语，当属“名宦不达，纵能名家，又阙其由来及所出郡国，并略存其姓名”的寒儒之例。国子博士且籍贯、仕历不详，自不必论其他品级更低的学官。另外，“博士”称谓还泛指为“师傅”“学究”“馆客”，失去了专经教授之学官的专称意味，也代表了北齐“博士”群体形象与社会地位的沉降。高澄荐才令和高演推动国子改“学”为“寺”，都强化州郡太学的教育行政属性，更利于改善地方文教的发展状况，也提升了地方官、私两学对各级官员系统的仕前培育、储备与输送的能力。北齐继承北魏州郡官学的模式，设立州郡博士、助教，规定生员从世族及豪富子弟中征选；郡博士、助教、本郡及外郡游学生员若精通儒典，则择优荐拔为州郡孝廉。加上州郡刺史、王公藩府优先荐拔府僚、馆客或地方名儒参选孝秀，都促使大量寒儒以经业才学而入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北魏太和以来以世族阀阅为主导的中央文官体系。这种冲击至少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中央学官群体寒儒化，“博士”称谓鄙薄化；其二，中央文官体系以五品为界的身份固化特征鲜明，寒儒因乡品、门资的天然缺陷难以逾越这一界限，即使偶有突破之例，也会招致门品更高的朝官的讥讪、排挤；其三，名族京官对于寒族学官的排斥不仅导致“汉儿文官”群体内部的割裂，也促使后者与同样出身寒微的恩倖集团结盟，从而又使寒族学官呈现恩倖化的趋向。原本来说，汉魏以来博士学官作为参议礼律、顾问咨政的智囊之职，素为士林所重。如魏孝文帝时国子博士崔逸经明行修，“每有公事，逸常被诏独进，博士特命自逸始”。至于国子祭酒，南北朝均将其视为“国师”“帝师”而倍加推崇。然而，高齐始终对儒术教化持戒惕与抗拒心态。高欢虽延聘名儒教导诸子，却告诫七子高涣说：“人不可无学，但要不为博士耳。”其五子高浟年仅八岁就不服韩毅管教说：“凡人唯论才具何如，岂必动夸笔迹？博士当今能者，何为不作三公？”高殷因爱好儒典反而遭高洋斥责：“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这种鄙薄“博士”的倾向源自高齐排斥汉化的本能。因此，尽管高演将国子学建制为国子寺，师资却未加强，“齐氏司存，或失其守，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不仅如此，北齐文官群体内部也存在崇文而贱经的趋向。尤其随着国子改学为寺，像天保年间邢邵以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而“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的情况已很难再现；同时，国子祭酒一般在国子寺体系内部迁转产生，其教育、学术职能被进一步强化，但文事职能却逐步减弱，最终导致类似崔光、刘芳、邢邵等兼以学府、文宗号召士林的影响力不复存在。至于“博士”升迁渠道日趋专职化、狭窄化乃至封闭化，自然更容易引发其身份焦虑。如何摆脱或避免这种身份焦虑，也成为众多寒儒仕前规划的核心关切。虽然孝秀荐选是寒儒入仕的关键途径，但选择策秀还是策孝，其对应的仕途前景大有不同。自北魏以来，“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齐承魏制，秀才注重考察文辞，而孝廉则重考核章句。这也意味着举秀才多出任文书秘职，而一旦以经业举孝廉，则仕历将很难超出职轻位冷的学官系统。鉴于“儒者劳而寡功”，学有余力的寒儒自然以举秀才为贵。如河间名儒马敬德拒不甘“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经过争取而由州举秀才至京参加策秀，却仅得中第，反而策试经业十条而全通，是以擢授国子助教。马敬德历迁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因曾作高纬师傅而封广汉郡王，可谓北齐学官由寒微至显贵的典型。不过，其最初抵触举孝廉无疑代表了不少寒儒不愿只是“端坐读书作老博士”的政治野心。马敬德门生刘昼正是如此。魏收为与温子昇、邢邵争名而抛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论调，在高氏政权的扶植下，该论调迅速政治化、标准化，杨愔掌选期间强调以文笔辞藻、容止风流而选材，即部分遵循了这种说法。受其影响，刘昼未通过秀才考试，“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并撰制《六合赋》先后向魏收、邢邵投送邀誉。该赋“言甚古拙”，当未脱去辨经析义、探赜索隐的儒生习气。邢邵所言“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亦是指其文学性不足。经历“求秀才，十年不得”的挫败，刘昼才以《高才不遇传》三篇得到冀州刺史郦伯伟的秀才举荐。高演诛灭杨愔等汉官集团而即位，刘昼认为以文藻取士的潮流已过，自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其在皇建、大宁年间频繁上书论政，后又将其汇编为《帝言》，并另撰《金箱璧言》。他宣称：“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以政论求仕，说明刘昼已发生了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将魏收“作赋，始成大才士”置换为“著述，始成‘高才’”。这一转变，不仅代表着北齐寒儒群体以原所擅长的经、子著述的方式重塑自身“大才士”的愿景，也摆脱了盲从“作赋”世风而陷入“吟啸谈谑，讽咏辞赋……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的窘境。事实上，“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论调对寒儒群体也颇具欺骗性。如曾被杨愔誉为“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的樊逊，一生三次应举秀才，两次考策第一，直至天保八年（557）才被杨愔辟为从八品的员外将军。因父祖籍籍无名，樊逊仍不得不辞让：“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员外司马督仅为从九品，亦低于秀才以九品起家的规定。即使杨愔回复“才高不依常例”而“特奏用之”，樊逊终其一生也不过官居八品的主书。可见，门第而非“作赋”才是成就“大才士”的总前提。有鉴于此，刘昼放弃作赋而转向著书立说以彰显“高才”，也是回归汉晋以来以治国经邦作为“大才士”的认定标准。如李浑参订《麟趾格》期间，不客气地对魏收说：“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羊深也强调专经之才胜过笔札文才说：“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为本，所贵得贤，苟值其人，岂拘常检？”以上均申明了经明用世、修礼定律、燮理纲常方为“大才士”的儒家价值观。不宁唯是，魏收晚年也意识到自身“大才士”论的缺失，其《诫子书》就说：“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锋，谈有胜理。”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刘昼“言甚古拙”的《六合赋》《高才不遇传》以及其他“伏而无妩媚”的撰述，重新复归了经、子著述模式，也开启北周苏绰“大诰”体，乃至隋李谔反对“以缘情为勋绩，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而兴起的公文改革运动的先声。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昼已为北齐寒儒摆脱“博士”的身份焦虑找到了合乎这一群体实际的“自证”之路。
三、太常“曲学末伎”化与北齐俳谐、清奇文风的形成
太常卿为九卿上卿，齐梁“旧用列曹尚书，好迁选曹尚书领护”。北齐列曹尚书与太常卿同居三品，亦多见迁转之例。如天保初辛术由殿中尚书，领太常卿，后迁吏部尚书。太常少卿与吏部郎中同居从四品，也多互转。虽然北齐太常下设太乐署、鼓吹署，掌习音乐与管理乐人簿籍，但伎乐人选由中书举荐。这与高澄爱好伎乐有关。高澄自天平中任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又（崔）季舒善音乐，故内伎亦通隶焉，内伎属中书，自季舒始也”。加之太常卿与中书令同品，北齐太常卿与中书省迁转任职的情况也颇为常见。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李元忠。其劝说高欢信都起事，以咨议参谋之功累迁太常卿、侍中、中书令，“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音乐”即指太乐、鼓吹所掌乐伎，“美酒”则指太祝、太卜用以祭祀的醴酒。总之，太常卿与中书令同为三品，且职属存在交叉，两者之间自然具备了互转关联。不止如此，太常寺除了管理关乎君主日常娱乐的内伎事宜，还下辖维护君主健康的太医署，太常寺官自然多由君主信重的东宫三孤、侍中或精于医术的近侍之臣出任。如徐之才最初借天文图谶之说推戴高洋即位，“非唯医术自进，亦为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此后，即使徐之才获得外任，因君主及后宫医疗的需要，“不获述职，犹为弄臣”的情况时常发生。祖珽的发迹也与其太常寺背景有关。祖珽之父祖莹在北魏官至太常卿，祖珽“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天保中祖珽由尚药丞迁尚药典御，为了迎合高洋建立新朝而制礼作乐的需要，以医官履乐职，在祖莹改制苻秦“秦汉乐”的基础上，进一步杂取西凉乐曲而正定为北齐官方所用的“洛阳旧乐”。高洋“爱其才伎，令直中书省，掌诏诰”，正体现了“北齐中书省管司王言，并司进御之乐及清商、龟兹诸部伶官”的多重职能。高演、高湛、高纬相继即位后，不仅继续肃清东魏宗室及杨愔等宗奉传统士族价值的门阀势力，还不惜发动“家庭之变”“宫闱之丑”进行高氏内部清洗。高度的集权化统治，又使和士开、何洪珍、陆令萱及其子穆提婆、冯子琮等为高氏皇权狎弄的权幸声势大张。加之高湛、高纬对于胡戎乐的特殊爱好，胡户、杂户、歌舞人“以音乐至大官者”至众。虽然“西域胡化恩倖集团”大多“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但徐之才、祖珽、张雕武、魏收、张景仁等士林领袖却降格谄附以换取政治回报。至于赫连子悦“既无学术，又阙风仪”而迁太常卿，更成为北齐后期太常寺系统已丧失引领朝望功能的标志。高齐太常寺希意承旨而强化胡戎伎乐，也成为文风畸变的风向标。大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北齐崇赋尚乐的文化氛围中，乐律、音韵之学大兴，继而使魏晋基于玄学思辨的名士嘲戏之风演变为基于声韵之学的学者嘲戏之风。前者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言语”“品藻”“排调”“轻诋”“捷悟”“赏誉”“简傲”等篇中，而后者则离不开高齐对于胡戎乐及声韵学的提倡。高澄天平以来拣选精于声韵之学的名族子弟充任交聘专使，高洋、高演、高纬大力提倡胡戎乐，这些都激发了北地学者“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的学术自觉。此外，北齐门阀世族领袖的引领作用也不容忽视。如杨愔掌选期间取材兼重“文藻”与谈辩，封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于谈谑，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邢卲、魏收、阳休之、崔劼、徐之才等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作为例外的许惇，因“不解剧谈，又无学术”而“深为胜流所轻”。在上述“胜流”的倡导下，摛藻、谈辩已成为北齐士林的文化标志。正史中亦不乏魏收、邢邵、阳休之、杜台卿、李概、卢思道、阳玠等北士互嘲或谑人的记载，而戏谑主要展现士人基于字音词义的组织、创造能力。像阳休之著《韵略》、李概著《音谱》《音韵决疑》、杜台卿著《韵略》，均说明文人戏谑离不开音韵、文字之学的基础。由南降北的徐之才因发挥永明声律学的声韵技巧，“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堪称特色独具。所谓“体语”，即反切隐语。唐人封演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可知，徐之才“体语”正自永明律家周颙而来。其通过拆字、组词、谐音、犯讳、歧义、曲解、反讽、拼典等手法，对郑道育、王昕、卢元明、李谐、高德政、唐邕、白建、元文遥等人大加嘲戏，雅正不足而新奇有余。无独有偶，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均“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所谓“切正”，即汉末以来孙炎、郑玄、服虔、应劭等人所推广的反切正音之法。崔瞻运用音韵学技巧，又形成“气调清新”的诗风而得“诗人之冠”之誉。另外，北齐嘲戏风习促进了齐隋俳谐文学的发展，如魏澹“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入隋撰《笑苑》《词林集》，阳玠入隋著《八代谈薮》《解颐》，均为其证。其二，哀感、淫靡、清奇文风兴起。因高澄对胡戎俗乐的倡导，士族文士也开始从事俗艳歌辞的写作。如阳休之之弟阳俊之，“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卖书者”以《阳五伴侣》为古贤经典，羊俊之暗用《世说新语·赏誉》王济赞叹王湛“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用以自夸，均可看出“淫荡而拙”的俗辞在东魏、北齐大行其道。高纬一朝，则是这种文风发展的顶峰。高纬精于胡戎曲的编创，自作《无愁曲》，“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这一曲式相对“洛阳旧乐”而言属于“繁手淫声，争新哀怨”的“新声”，其特点在于：“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如果按照《文心雕龙·乐府》评价三曹《北上》《秋风辞》等乐府诗的标准，《无愁曲》亦当属于“艳歌”“怨诗”“淫辞”的范畴，且“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於哀思”。同时，这类作品尽管与“务塞淫滥”“必歌九德”的乐教原则背道而驰，却能通过改换音韵辞藻以营造奇变新异的趣味，而唤起“俗听飞驰，职竞新异”“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的感官愉悦。在北齐好俗淫纵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也促生了以李概为代表的“身泰养情”“身否养识”的生命观与功利观。李概为邢邵内弟，早年出任高澄大将军府行参军，曾假托“富春公主”之名进献《侧集》。所谓“侧”，即瑰奇新异之义，亦如《文心雕龙·体性》总结“八体”说：“新奇，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另外，“侧”亦有不正求奇之义。《文心雕龙·定势》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总之，《侧集》当与《阳五伴侣》相近，为迎合高澄“淫荡而拙”的审美趣味之作。李概精通音韵之学，自选诗赋二十四首命名《达生丈人集》。其引入佛教神识概念以调和儒道情性之辩，针对人生“身、性、情、欲、识”的五要素展开思考。其认为：情制于身，欲生于情，情源自于性，性本自神识；情、欲、性的现实基础是身，精神基础则是神识；若身所处境遇荣乐安泰，则可“均齐死生，尘垢名利，纵酒恣色，所以养情”；若身所处境遇困厄艰难，则“屏除爱著，摈落枝体，收神反听，所以养识”，最终达到“或出人间，或栖物表，逍遥寄托”的境地。事实上，上述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近于老生常谈式的坐忘“养识”，而在于李概对于纵欲“养情”合理性的论证，即“身泰”就是“均齐死生，尘垢名利，纵酒恣色”的充分条件。这种观念不同于西晋太康士人身名俱泰的功利理想，却近似于元康名士张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末世心态。只是李概以佛教神识观统摄身、性、情、欲等形而下的诉求，与元康名士依赖玄学理论工具有所不同。相反，王晞不爱“热官”，“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燕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其在山水场域中调和李概“养情”“养识”说，则避免了后者倡导纵欲合理性的极端立场，这亦是反思胡戎风习淫纵奔放之弊的体现。
余论
《周礼·天官·小宰》所载官府“六职”中已包含“教职”与“礼职”，前者“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后者“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足见“教、礼”有别而职属不同。高演使国子寺与太常寺分立，改变了“教、礼”二职长期合二为一的局面，是为北朝官制史上的重要事件。不过，学官、礼职分立并非着眼推进北魏太和以来的汉化进程，而是高齐加强吏治乃至极权统治的结果。随着东魏王室“诸元”、杨愔为代表的世族门阀势力、高欢父子宗藩及亲旧集团相继被血洗，北齐政权结构呈现君主高度集权的扁平化特征。同时，佞幸近习深度介入这一时期的皇权争夺、运作，继而恃宠滥权，排斥朝官政治，并引发胡汉之间在权力分配、行政运行、官场分化等方面的激烈对抗。至于国子学官鄙儒化、太常官系日趋“才伎化”、弄臣化，均是这一时期重伎轻德、“政体隳坏”的时势塑造下的必然产物。当然，在“武职疾文人”的共同压力下，以文林馆的成立为契机，国子寺与太常寺颇有合流的趋向。这集中体现在文林馆监撰及撰书的官员配置方面，文林馆大量吸纳国子祭酒、太常卿、东宫师傅等学官礼职，以增加该机构的学术性与正统性，从而构成了世族汉官的文化及政治联盟。尤其魏收、崔劼、徐之才、祖珽、阳休之、张雕武、崔季舒等宰辅重臣经理文林馆事务，已然树立起齐末世族文化、士大夫风雅文学的标杆，并与高齐宫廷倡导的胡戎文学形成鲜明的分野。高欢招纳东馆馆客，正是高齐改造元魏中央学官体系而开启本朝国子教育的开端。东馆馆客与东魏国子博士教席之争，本质上是高齐集团与元魏皇权争夺文教治理权的体现。尽管高氏政权逐步从一味“诛其贰”的敌视态度改为优抚儒士的人才策略，但始终无法改变“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政治倾向。北齐中央官学先天不足，自高湛统治以降，更是“雅道陵迟，昭、襄之风，漼焉已坠。洎乎后主，外内崩离”。加之鲜卑勋贵与“汉儿文官”的矛盾日趋激化，北齐政权终以“内外离心，衣冠解体”收场。不过，燕赵私学的发展以及日渐完善的孝秀选拔制度，促使大量燕赵寒儒进入中央文官体系。只是其普遍视野偏狭，以“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而割裂看待经、集关系；加之其吏能缺乏，且升迁渠道固化在学官系统，进而导致儒生以举秀才为贵、朝野以博士为贱的反常现象。以刘昼、石曜为代表的儒士突破“作赋，始成大才士”观，而致力于子书撰述，虽文风浅白古拙，却开始向汉晋以来以经业政术作为“大才士”核心能力的传统观念复归。这与北周、隋相继展开绮靡文风批判而倡导恢复《尚书》笔体及儒家文艺精神如出一辙，并颇有道夫先路之功。
高齐鲜卑淫纵的政治文化环境，诱导了文林放浪形骸的士习。诸如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祖珽“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可谓例不烦举。反映在创作层面，就出现了阳俊之《阳五伴侣》、李概《侧集》《达人先生集》等“淫荡而拙”或“危侧趣诡”的作品。另外，北齐上层爱好胡戎乐引导了士林音律学的发展，继而又对以戏谑剧谈为主的俳谐文学和以辨音析字为重的诗赋吟咏产生助推作用。从制礼作乐的政治层面来看，北齐华戎并糅的宫廷乐成为隋朝改革的对象。开皇二年（582），颜之推以“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要求以萧梁雅乐为准加以釐改；柳彧则上书禁绝角抵戏与胡乐，认为“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肴醑肆陈，丝竹繁会。……非益于化，实损于民”。从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发展角度，除了魏澹、阳玠入隋后的俳谐作品外，柳入隋为杨广东宫学士，“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性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所亲狎”，则可谓北齐俳谐之风的延续；高齐胡戎乐尚奇趋新的艺术导向与声韵之学的兴盛，也推动齐隋文坛以清新为标准的审美取向。魏征归纳南北文风差异时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其实，以颜之推、卢思道、荀士逊、李百药等为代表的北齐文士入隋后既有“清音”之长，又发挥“词义贞刚”的优势，已然呈现出魏征理想的文质兼美模式。这对唐代文坛兼重“宫商”声律与“词义”内涵的集大成式的发展也不无奠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