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散乱污”企业屡禁不止,其污染危害依然是村民需要面对的生活命题。金村的调研发现,村民应对企业污染更多依靠传统认知与生活习惯,把风险防护责任内化为家庭事务;对污染企业的不满,也只是通过日常抗争形式、应激性地割裂/搁置与污染企业的乡村关系。当村民认识到积极分子抗争、环保治理风暴等无法完全消除企业污染,又不得不面对污染企业的乡村社会关系嵌入与企业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个人化、生活化的方式应对企业污染的环境影响及其社会后果,成为村民最为理性化的抉择。村民应对企业污染的生活策略对农村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挑战,需要通过提升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加强农民与国家互动以及推动乡村组织集体行动等举措加以应对。
关键词:“散乱污”企业;生活实践;自我主义;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9-0151-1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企业污染防治与环境风险应对是事关国家环境治理与战略发展的重大议题,也是关系到普通民众生命健康与生活环境的日常现实。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散乱污”企业治理规制、落实诸多专项治理行动的同时,乡村社会不得不与污染企业“共同发展”,普通农民不得不在生计满足与环境需求之间“彷徨”。农民如何应对企业污染,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且主要集中于农民环境抗争领域。然而,乡村环境抗争中“少数积极分子—沉默大多数”的参与结构是村庄现实。那些没有主动“发声”的普通村民往往很少获得学界关注,但还是有诸多学者捕捉到了沉默村民面对企业污染的反应及其特有的处理方式:
一是以环境权益为起点的环境维权研究,对环境污染“受害—沉默者”的关注,主要围绕村民对污染企业的经济政治依附、污染危险的认知差异、乡村社会关系网的抗争阻碍等环境沉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展开。例如Gould指出,居民对企业经济依赖弱化了社区抗争的可能性。企业借助政府、社区精英等外在力量的“去权力化”机制运作的结果之一,即社区居民面对环境污染而不得不保持沉默。Lora-Wainwright对四川村民“癌病”认知的人类学分析提出,村民对癌症是个人卫生引发还是环境污染导致,产生认知分歧和村庄分化,进而阻隔了那些把癌症看作是个人卫生导致的村民环境抗争意愿,降低了村庄集体行动概率。William.D提出的类似中国单位制的“父爱关联文化”等社会文化机制,导致了社区居民更能容忍企业污染而保持沉默。此类环境沉默村民的研究,正确地指出农民主动保持沉默受到外在结构和内在理性的合力塑造,以及社会不公和环境公民权缺失的农民主体性迷失等消极后果。但是这种基于环境污染受害者集体行动“抗争—沉默”分析框架,却因过度关注“为何不去抗争”或“为何沉默”而无法对沉默村民丰富的行动策略与生活实践保持敏感。
二是以健康促进为起点的健康风险化解研究,主要关心普通农民化解环境污染方式与风险规避策略。陈阿江认为,基于生活常识经验和相关科学信息的吸收、接纳与重构,普通农民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性的认知,不但利用与国家或科学标准相对的“民标”加以认知和处理,而且会借助“生活经验和常识、村落地缘血缘关系、精英—大众结构等策略性地化解或规避健康风险”。Lora-Wainwright等提出,很多村民在经济依附、政府施压和社区分化、发展需要等因素作用下,不但把污染作为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也学会如何在污染下生存以及如何与企业、政府非抗争性合作。此类研究注意到了环境污染受害者采取规避环境污染危害的策略性防御手法或民间方法学,及其对社区环境抗争、乡村关系格局的影响。但是此类研究对污染受害村民的风险化解策略和自我应对方式的分析,往往把包括抗争污染企业在内的日常行动排除在外,而无法窥视普通村民应对企业污染的生活全貌与行动体系。
大多数村民只能默默承受企业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吗?农民作为具有主体能动性、理性思考能力与丰富生活智慧的行动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农民如何应对企业污染?事实上,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有“污染企业”与“企业污染”两个“麻烦”对象需要处理。一方面污染企业是制造污染的来源与村内人际关系的节点之一。如何处理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关系,涉及村民生计、人际关系、权力分配、村庄经济等诸多与“人”相关的问题,需要“艺术化”的关系处理技巧;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企业所产生的污染物又关系到村民生活环境、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环境风险等问题,是一个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议题,需要“技术化”的科学规避方法。这就需要从一个更加系统性、整体化的视角,把普通村民生活化应对企业污染影响而运用的“艺术化”技巧与“技术化”方法加以呈现。社会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农民应对企业污染的行动策略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对话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J.科尔曼、G.贝克尔等为代表的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基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等假设,认为行动者的行为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把个人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社会理性选择的基本命题。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社会理性选择理论,为本文提供了两个理论基点,即农民面对企业污染的生活境遇,基于既有制度规则、利益关联、人际交往等社会环境与现实条件,做出的应对企业污染策略行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实抉择;但是这种理性行动往往是农民做出的现实最优而非利益最大化的抉择。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农民理性选择行为,更需要深度嵌入家庭、社区等生活场域和集体主义、家庭主义等生活理念加以分析。
二、调查地点与资料获得
本文调查地——山东省金村,地处鲁西南沂蒙山区,全村约有248户,1200余人。金村有罐头厂、纸板厂、手套厂等污染型乡村企业20多家,但是村民对手套加工厂带来的污染感受最深、反应最为强烈。近年来,政府持续开展环保风暴、“散乱污”企业整治等专项行动,诸多手套厂采取了“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白天休息、晚上作业”等诸多应对方法。金村“散乱污”企业改变生产模式、生产空间与运营时间的应对举措,有力地回避了环保执法的监管,却难以消除企业污染的社会环境影响。企业在村庄某处或村民周边真实存在,村民不得不与企业共存。整个村落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受到企业污染影响且被村民感知,然而只有居住在企业周边带有强烈维权意识的少数村民发出声音而加以抗争,大多数村民在承受污染危害的同时过着自己一如既往的生活。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访谈资料,这是本文资料主要部分。笔者主要访谈了普通沉默村民、环境维权积极分子、企业职工甚至企业主、村委会干部、县镇两级环保人员等30多人,力图从多个角度把握企业环境污染的环境影响、村民反应和村庄人际关系状况。二是参与式观察所得资料。笔者深入到村民日常生活,观察和体验他们应对企业污染的生活技巧和处理方式。三是现成的文字资料,主要包括县、乡、村三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和村委会会议记录、年度工作报告等。
三、村民应对企业污染的生活策略
普通村民与少数环境抗争积极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数没有走上争取权益的抗争之路。这些被称为“沉默大多数”的普通村民,面对村庄内生型企业对生活环境的干扰和污染危害,利用日积月累的“生存智慧”或“生活经验”,把环境污染融合进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并积极建构出化解“企业污染”的生活技巧与抗争“污染企业”的社区策略。
(一)处理企业污染:污染防护转化为家庭责任
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环境污染的自我感知与环境健康风险认知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普通村民基于自身文化知识欠缺、信息不对称、科学知识不确定等原因,想要弄清楚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定关系十分困难。但是,普通村民却可以清晰体验和感知环境污染对生活环境的影响与日常生活轨迹的扰乱。这或许是金村抗争积极分子义愤填膺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那些普通村民需要直面的生活体验。
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活美好与环境健康,是环境污染受害者真正关心的生活议题。当企业污染无法根除,村民不得不主动规避污染风险,甚至与污染“共存”。农民具有理性且具备“朴素科学知识”,他们既利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污染状况及其危害程度,也可能借助生活常识和传统知识来应对污染危害。村民积极应对环境污染的生活实践,呈现出“应对主体转换”和“应对方式分化”两种关联性规避逻辑。
一方面,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污染者担责原则与治理机制,企业应该是污染的首要责任人而非农民,但金村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企业逃避、村集体无力、政府缺席的村庄污染治理格局内,金村大多数村民只能自己去直面污染企业对生活环境的威胁。农民不得不采取更具个体化和经验性的补救举措,把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内化为必须自我克服的生活麻烦和家庭问题。站在胡同口跟笔者聊天的邵大姐,提起手套厂污染,无奈又不甘:“手套厂每周都会清理烟囱,遇到有风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烟灰飘过来,油乎乎的。要是晚上没盖住水缸,水就不能吃了,只能买纯净水喝。手套厂的事情(污染)都习惯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呗,只能自己多加注意,只能靠自己。”
原本属于污染企业承担的污染防治责任却转换为由村民个体及其家庭承担,环境污染制造者与环境污染根源的确定性与“谁污染谁负责”的责任指向产生错位。政府、市场、农民之间无法形成协同共治的格局,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把责任转嫁给了农民,农民成为企业污染受害者与主要责任人。
另一方面,从金村的调研可以看出,农民均是企业污染受害者,也主动把企业污染转换为家庭职务,但是村民所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带有巨大差别。普通农户家庭应对手套加工厂的环境危害运用了防御救助与替代救助及其混合的多元方式,且呈现家庭风险应对方式分化和环境风险梯度特征。普通村民应对环境污染的家庭积极自我救助方式,有的属于预防性的,如盖好水桶、晚上用纸板封住窗户等;有的属于替代性的,如购买纯净水饮用、搬迁到别处等。曾经在手套加工厂工作,但是居住点远离污染源的彭大哥,分析了不同家庭的差异化应对方法:“我们这边离厂子稍微远点,还好。那些靠近厂子的家里,有的晚上用黑塑料盖住窗户,要不晚上灯太亮了,睡不着觉;有好几家,都搬家了。那些条件不大好的,就只能忍着,走又走不了。”
普通村民依据家庭生活受到企业环境污染影响程度和类型,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和环境风险的自我评估,采取了更加积极但仍属防御型和应对性的自我救助。污染受害者针对企业污染的多样化应对方法,跟普通农民对污染危害的自然认知和生活困扰程度相关,也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那些在村内经济地位较好、具备搬迁能力的家庭,采取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些处于底层的贫困农民家庭,其应对环境危害的选择方案和能力受到限制,依靠自身无法有效防御环境污染危害。
(二)应对污染企业:环境抗争融入日常生活
普通村民面对环境污染的事实和污染制造者的确定性,他们对污染企业的不满和愤恨,通过更具生活化、艺术性和个体色彩的方式表达。普通村民的生活化环境抗争,类似于斯科特的“日常抗争”形式,包括:私下抱怨、传播谣言、跟企业主一家保持距离、私下破坏企业主家庭财产等。这些看似微小且具隐蔽性的“秘密武器”,给污染制造者及其家庭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扰和巨大压力。某手套厂负责人G:“别看他们(沉默村民)不明着出来找(厂子),但是他们跟蔫萝卜似的,心里有数。谁晚上偷着往我家扔石头,把地里的桃树给砍了,我都知道。自从搞了这个厂子,跟村里人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还互相帮忙,现在来往的少了。”
村民生活化的环境抗争源于环境污染及其日常困扰,而环境污染问题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推动农民更多以关系隔离、匿名破坏以及社区道德压力等传统邻里矛盾纠纷解决形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甚至达成制止污染目的。环境沉默作为与环境抗争截然相反的行为选择,只是一种学术分析视角和现实认知所需。如同斯科特的“日常抗争”、翁定军提出的“沉默的抗争”等概念所明示的,沉默不仅可以是另类的抗争,也包含与公开、有组织或有计划的抗争不一样的行动类型和实践逻辑。
另外,普通村民亦开辟出多样性的“战场”来承载生活化抗争和宣泄内心负面情绪。原本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地点,却由于手套加工厂及其污染的社区影响而变成污染制造者可以缺席而污染受害者独占的据点和开展生活化抗争的舞台。这些地点富有随机性与生活化色彩,充满权力争夺的象征意义,是伴随着污染问题及其影响人群的共同生活经历而定。普通村民所开创的抗争空间,可以是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成员间的抱怨和倾诉,也可以是邻里街坊茶余饭后的街头巷尾,甚至是污染制造者生产生活的地方。譬如,左邻右舍在胡同里闲聊起手套厂给自己带来的污染困扰,原本用来交换生活信息和沟通情感等作用的场所,瞬间转换为斗争对象明确、具备结盟基础的“批斗会”,既可以交流防污自护经验,也可以分享斗争故事。如同德·塞托在论及现代社会消费者空间实践所指出的,“战术是日常生活中采用的各种游击战式的行为和手段,是对各种战略环境中各种可能性的创造性利用——假装、突如其来、做秘密的事情、游戏、恐吓等”。日常生活空间不仅是一个有机会可以加以利用的场所,也是一个实现弱者或污染受害者个体沟通、交流甚至结盟的实践抗争场所,实现了村庄生活的环境抗争嵌入与污染企业应对的生活化重塑。
四、村民应对企业污染的乡村逻辑
普通村民的沉默非抗争是一种分析性的默不出声,而非实践性的悄无声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关系场,实践特殊的行动逻辑和生活技巧,以此应对环境污染的生活影响。普通村民的非公开抵抗,不是没有对抗能力和斗争勇气,而是缺乏抗争有效示范机制和主动抗争意愿。村民生活化应对企业环境污染策略,是基于社区生活实践和反思环境抗争不确定性后的理性抉择。
(一)睿智的抉择:在制度化不作为和积极分子抗争无效之后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以及政府对环保治理的重视、村民对环境生存权要求与法律意识的提升,基层政府与环保部门构建了多种环境治理制度化渠道,来强化国家与社会的粘连以及政府与民众信息互通,譬如12345政府热线、网络留言投诉以及环保举报投诉电话12369等。但是这些制度化和常规性环境治理机制,在政府“罚款了事”、村干部说情或泄密、环境部门执法惰性等问题侵蚀,以及手套加工厂“你来我停”的游击战等应对手段冲击下,无法实现对污染企业的精准执法,也无法彻底解决环境污染对村民生活的影响。县环保执法局李科长:“这些个‘小散乱污’企业,的确污染很严重。我们接到举报电话后也是经常去执法,但是难度挺大。有时候去了找不到人;等我们制止、罚款什么的走了之后,又继续开工。企业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很累,村民意见也很大,都觉得环保部门差不了他们。”
环保执法下乡作为制度化的污染防治机制和制止企业污染的强制手段,在执法成本、企业多种应对策略以及村庄人情关系等各种阻隔因素的缠绕下,导致其执法力度末端疲软和执法精准度失准。制度化治理渠道受阻和效果不明显,导致村民对政府自上而下治理企业污染可靠性和可行性存疑,导致污染治理的制度机制无效和农民有意地轻视或忽视制度治理污染方式。
政府部门、环保执法等外部力量都不能完全消除乡村企业污染,那么村内的环保抗争力量能制止企业污染吗?村民G(男,50岁)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向环境部门投诉甚至直接与手套加工企业进行交涉、发生冲突的抗争积极分子之一:“什么招都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环保局下来查也没用,顶多停几天。村里大部分人基本没有出头的。我跟他们(污染企业)闹了那么多次。闹了也是白闹,大家只能忍着,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
村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的邻里化转向、村庄人际关系成本考虑以及个体力量的有限性等因素导致其抗争效果不明显且付出成本较大,进而诱发更多的沉默村民成为“睿智的沉默者”和抗争旁观者,而专注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和污染的自保性隔离。
身处金村社区关系网及其编制之中的沉默村民,面对少数村民的环境抗争,他们可能正在旁观,把因环境权利追求而导致的冲突矮化为村庄内部正常的人际矛盾,而不适合插手;或许村民们内心对污染企业愤愤不平,但基于村落熟人关系而无法“出头”,而准备搭上环境抗争分子的便车;他们或许感觉抗争没有意义,因为手套加工厂环境污染给村民的生活带来的干扰,以及由此引发的村民抗议、冲突和环境主管部门的干预性后果,如停工、罚款等行政手段,都没能阻止污染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通村民感知到污染防治制度不作为与村庄积极分子抗争无效之后,只能向内转向自保与家庭防护。
(二)自我主义实践:在村庄关系维护与家庭自保之间
传统乡村的地缘血缘关系互嵌,及其建构的共同体意识,依然对当下众多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建构和行动导向影响明显。大部分村民在认同“自己人”的概念里,把开办企业的村民及其企业都划归为扩展性自我范畴,需要遵从“自己人”的行动逻辑,更需要把情感、血缘关系和人情、面子等乡土因素,编织进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社区人际关系重构进程。就像翟大妈跟笔者聊天时所言:“影响肯定有,经常有烟灰过来,很讨厌,也没办法。为啥?都是一个村的,哪好意思啊(直接找说法)。都是私底下抱怨、骂几句。”
金村手套加工厂作为本村人创办的企业,即使对村民产生了生活困扰和健康危害,但是普通村民们“都是一个村的”的共同体意识,把社区情感和村庄人际关系和谐,放置于环境权利追求之上,消解了环境抗争意愿。这就使得大多数村民不会/不愿选择环境抗争的方式去应对“一个村的自己人”开办的企业,而是采取“隐秘行动”来宣泄负面情绪和应对污染危害。
另外,中国社会个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集体化时期的商业化机制、传统道德文化衰落等社会结构力量,对村落传统社区整合力量造成巨大冲击。当获得关系解放的个体,无法找到新的组织嵌入和资源获得途径而选择退守家庭,既有传统文化根基,也具有现实迫切性。贺美德等认为“个体崛起……作为自我保护式的反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家庭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集体单位,也是崛起的个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原本代表村民意愿和利益的社区基层组织,由于村庄关系的嵌入、村干部自身去权威化以及去集体化后组织资源和行动能力弱化,其无法代表村民意愿而发声,甚至有时候与村庄内部企业结成利益联盟。这也是导致普通村民面对企业污染,以家庭为单位寻求自我解决的重要原因。金村支部张书记:“咱们村组织无权无钱的,村民也知道村委会起不了作用。像这种得罪人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做。犯不上,出力不讨好。”
村民面对得不到外界支持、组织资源匮乏以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治理失效等现实境遇,依靠自己和家庭自我保护也是不得已的最优化选择。普通村民无奈之中略显坚毅的“只能靠自己”是村民在权衡利弊之后,退守家庭而收缩后的“自我”行动空间,走上“个体化自保”的社会自我主义之路。金村商店的店主张大哥:“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还能怎么办?连县环保局都管不了,村里(村委会)更不会管。谁愿意得罪人啊!说不定还收好处了!”
村落共同体意识与个体(家庭)理性构成村民解读手套加工厂及其污染问题的认知框架,也是形塑村民采取生活化方式应对环境污染的观念力量。普通村民为确保社区关系有效性与个体家庭利益保障性之间的平衡,实践且不断情景化重构“自我”范畴的弹性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手工业和现代企业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影响着村民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伴随着国家推动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村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抗争企业环境污染和捍卫村民环境公民权益,成为新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现象之一。
乡村空心化、乡村社会分化、乡村企业类型以及居住政治等多重因素,导致乡村环境抗争呈现“少数抗争—多数沉默”的村民参与格局。少数积极村民显性抗争行动和抗争政治的公开化,让其成为可以捕捉的焦点和易于观察的现象,而作为具备生活实践能力和主体能动性的普通村民应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日常生活策略,却未获得足够的研究重视。
普通村民面对村庄内生型企业环境污染及其生活干扰,遵从“沉而不默”的应对逻辑和生活化应对方式。他们区分出环境污染应对与环境抗争之间的社区差异,且把二者融合进“过日子”的日常生活实践。村民既注重家庭自保以应对企业污染,又借助日常生产生活空间,采取了生活化抗争、个体隐秘行为等形式展开报复行动,以发泄内心不满。村民生活化应对环境污染,是基于社区生活实践和反思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理性选择,也与村庄社会分化、乡村社会关系格局密切相关。村民之所以采取“二分法”的生活化方式应对企业污染,既受到制度化治理机制受阻和积极分子抗争成效不明确的消极示范作用的影响,也是村民维护村落社区共同体关系以及村落原有组织能力弱化后,退守家庭而自保的“自我主义”与中国式个体情景化伸缩的结果。
村民面对村落内生型企业污染的生活化应对策略,虽然带有底层视角和弱者武器的底色,但采取生活化应对策略的不一定是弱者和无权力者,也绝非不同阶级之间力量悬殊的结果,更不涉及阶级之间的直接斗争和意识形态争夺。这些沉默村民是具有行动能力的理性主体和处于村内关系网中的成员,也必然关涉到村内人际关系和权力格局的建构。沉默的污染受害者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生活化应对,体现了农民自我保护策略、行动的政治化和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分化,也渗透出面对村庄内生型企业污染时,村民单打独斗的无力感和制度化环境保护的无效性、村庄集体组织涣散的消极后果。普通村民“沉而不默”的应对策略与环境风险应对能力差异,既会消解积极分子抗争动力、加速污染受害者群体分化甚至瓦解群体抗争的社会基础,也可能会形塑出村庄经济能人强权独大和普通村民碎片化的村庄权力格局。村民对企业污染的生活化应对与家庭式自保,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和“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治理机制的社区实践提出挑战,进而侵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社会基础和村庄治理已有成果。面对农民应对企业污染采取“沉而不默”的应对策略及其消极性后果,需要借助以下三种策略加以破解。
一是动员广大的污染受害者深度参与。深受乡土关系与家庭自我主义两种力量拉伸的农民,面对内生型企业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健康伤害,既无法突破生活化与个体性行动的坚硬外壳,也不能形成集体行动和组织化沟通的有效方式,是亟须解决的农村环境治理难题。这就需要借助环保政策宣传入户到家、农民环保公民权实践能力提升工程、推进国家环保手段与力量的村庄嵌入度等方式,帮助农民走出家庭与村落的“双重枷锁”以及个体主义的自我关注对农民环境维权抗争意愿和行动能力的桎梏。
二是提升村庄组织形象和集体行动能力。村委会、村支部等乡村组织与村干部、党员等关键的少数,在市场机制、经济理性以及基层社会自治、基层政府行政下移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下,逐渐失去了动员基层社会和组织村民治理村庄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乡村原有行政组织形象及村干部的动员能力受到损害,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失效甚至阻碍环境治理的社区实践有效性。对此,通过重构村干部权威、派驻第一书记、资源与项目下沉到村等方式加强村干部、党员等关键人员的行动能力与村庄影响力,提升乡村组织网络的组织形象和节点作用,对农村环境保护甚至村庄治理有效性尤为重要。
三是弥合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信任等关系隔阂。政府建构的环境保护政策与环境治理机制及其效果,受到实践情境约束和乡村参与力量限制。制度性环境保护和治理机制与实践有效性之间存有间隙和距离的社区事实,必定会导致农民与国家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损。这就需要通过优化12369热线、网络举报平台等已有沟通平台,以及建立社区信息员、环保查访日等创新机制,弥合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障碍与信任损耗,重建环保部门等政府机构在基层社会的执法权威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