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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探析——以泰安专区为例
2022-12-12   来源:申红利 李春成   

  摘要: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深刻地塑造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通过对泰安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研究可知,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树典型学典型和“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是当时十分常用的学习方法。对基层学习运动中的这些学习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从微观上考察这场学习运动的样态,进而深化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研究。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亦有着可资镜鉴的意义。

  关键词:学习;毛泽东著作;方法;泰安专区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9-0005-12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除了这些较为现实的因素外,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这是助推学习运动的情感因素。最初,学习仅在党政军干部、理论和文化界小范围内进行,随着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的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界虽然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既有研究大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自上而下”进行宏观性探析甚至概述,而从社会史的视角“自下而上”对这场学习运动在基层展现样态的研究成果则十分薄弱。关于基层学习毛泽东著作方法的专门研究付之阙如。对类似具体而微的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究对于完整认识和理解这场学习运动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前贤所言,“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鉴于此,本文利用藏于泰安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资料,以泰安专区为例对基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具体方法进行个案研究。本着解剖麻雀的原则,探析基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具体方法,希冀进一步深化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研究,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提供可资镜鉴的历史经验。

  限于篇幅和资料,本文的研究时限为1963年至1966年。通过对泰安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档案资料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可知,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树典型学典型和“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是当时十分常用的学习方法。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些学习方法能够有力地推动学习的深入开展,如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树典型学典型等,而有些学习方法本是良法,但由于对其进行了偏面理解进而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如“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等。

  一、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

  1953年12月,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当然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大量材料证实,领导干部的有力领导和带头作用是学习运动有序开展并持续下去的重要保证。“要搞好学习,关键在于领导”。最初学习时,群众往往摸不着学习的门径,不知从何处入手。有的职工反映,“有了问题找不到对号的文章,领导上能给指指路就好了”。显然,领导干部学好了就能够及时解决类似“障碍学习的各种问题”,把“学习领向步步深入”。此外,由于领导干部所处的领导位置,他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待学习的态度,“领导干部学习的好坏对下边影响很大”。正所谓“领导干部学得好,还会一风起,千叶动”。所以无论是从职责所在还是从现实需要来说,领导干部的有力领导和带头学好都十分关键。

  泰安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档案资料显示,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有力领导和带头作用能够极大地推动学习的开展和持续。共青团泰安地委在举办“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展览”时得到了泰安地委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地委常委李亢明当即拨款五千元作为展览经费,协调组织部从各县抽调了三名专职干部予以协助,并从各县抽调了十五名有讲解能力的脱产干部、教师和知识青年担任展览的讲解员。由于地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只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高质量的筹备工作。展出时泰安地委副书记曹礼琴及下面各县县委或副书记或到现场予以指导或以县委的名义下发参观通知,有力地保障了展览的成功。泰安徂徕山公社孙町大队党支部由于在全大队的学习运动中“加强了具体领导”,并采取了“定期总结,检查评比的方法,及时表扬好人好事,有力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开展”。在学习上,显然是“上面认真学习了,下面就不能不学”,“职工看干部,干部看领导”。中共泰安地委工业交通政治部就发现,“凡是学习比较好的单位,都是领导干部学得好”。如章丘县造纸厂起初发动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时,学习的人很少,支部书记李祥符认识到“光号召别人,自己没很好地学”是导致学习“没有搞起来”的原因后,他自己“首先带头学习起来”,随即“学习的人数也多了起来”,后来他又发现在学习中职工群众“活学活用得不好”,原因还是“在于干部没有带头活学活用”,于是他在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把“自己如何不安心在山东工作,愿回山西原籍的思想”以及“拈轻怕重,革命意志衰退等问题在群众中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并把自己写的心得体会交给了职工群众看”,以“征求群众的意见”,“职工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很快掀起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的学习高潮”。在1965年上半年泰安专区工交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由于各企业普遍地“建立了领导干部的中心学习小组”,有力地引领了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学习。肥城“煤炭分公司党委建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后,风雨不惧,坚持始终,对各矿领导干部和全矿区职工的影响推动很大。过去有的矿领导干部对此重视不够,在分公司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影响下普遍重视起来,也建立了矿的中心学习小组”。可见领导干部的有力领导并带头学好是学习运动能够开展起来并持续下去的重要保证,正所谓“能否坚持始终,大家是看领导的”。

  正是意识到领导干部的这种关键作用,所以在学习运动中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被频频强调。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指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要“抓头头,头头抓,上一级的头头要抓下一级的头头,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帮一级,层层抓,逐级抓,一抓到底”。省委的这一指示精神在专区得到贯彻。泰安地委宣传部长刘铁在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上指示,“要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关键问题在于领导重视”,同时他指出,“领导上抓学习,也不要一般地抓,要抓各级领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头头抓,抓头头’”。既然领导干部在学习运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强调抓领导的学习或领导抓学习也就成为必然。

  在中共中央于“1963年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出发干部数量较大,华东局要求所辖各省市下去蹲点跑面的干部要“帮助和辅导下面干部的学习”。如果出发干部的学习问题不解决,“不仅出发干部的工作水平提不高,而且对基层干部的影响不好,甚至侵占基层干部的学习时间,干扰他们的学习”,至于帮助和辅导下面干部或群众的学习则更属奢谈。为了搞好出发干部的学习,使其在蹲点跑面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辅导和引领作用,泰安地委宣传部长刘铁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出发干部的学习“一定要重视起来”,切实作到“四个首先”,即“布置工作的时候首先布置学习,检查工作的时候首先检查学习,研究工作的时候首先研究学习,总结工作的时候首先总结学习”。肥城县还创造出了“一、二、七”制度。所谓“一、二、七”制度就是一天在单位学习,两天研究工作,七天下去蹲点跑面,出发到哪里就随着哪里学习,这样上下学习和工作时间一致,互不干扰,极大地便利了出发干部的学习,“执行的效果很好”。这些措施无疑会提升出发干部在学习方面对基层干部或群众的引领或辅导作用。

  与之相反,领导干部不重视,抱着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学习则必然会对下面的学习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1966年5月27日,泰安地委在批转给各县委、公社党委、四清工作团及大队党委等部门的指示中谈及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情况时指出,目前有些领导同志“自己不好好地学,也不认真领导群众学,这是当前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领导干部自我检查说,“学习是我们号召的,制度是我们研究的,不能坚持经常地学习也是我们带头打散的”。从实践效果来看,“凡是领导不重视、不带头学习的单位,职工的学习也开展不好”。泰安县、社供销合作社领导干部“对毛著学习抓得不紧,措施不够有力,去年一年的趋势是开始抓得紧以后逐步松,对基层领导干部学习毛著没有很好地进行监督,致使一部分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开展起来”。泰山公社在学赶全省典型陈兰花的活动中由于“对学习没有抓紧领导,导致有的单位学习中断。如岱西妇代会开始时是学习较好的一个单位,因没有加强领导,在去年八月份中断,至今才恢复过来”。有的领导干部平时不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时信口开河,有些讲话内容一度成了群众街谈巷议的笑柄。如泰安地委有的县妇联主任“竟把张思德说成是本县某村人,并建议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到某村给张思德总结总结”,“影响很不好”。

  由上可见,在泰安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是学习运动得以开展并持续下去的重要保证。

  二、树典型、学典型

  树典型学典型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起着特殊的激励和引领作用。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上说:“经验证明,认真培养典型树立样板,总结经验推动一般是把学习运动不断推向新高潮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实践证明,树典型学典型是学好毛泽东著作极为重要的方法。1965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在总结全省过去几年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经验时将“培养标兵,推广经验”作为“最根本”的经验之一予以强调,认为这种方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有用的,要坚持下去”。“样板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泰安专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亦十分注重运用典型的引领作用推动学习运动向纵深发展。

  当时在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典型。如“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的雷锋;忍受着肝癌晚期的剧痛仍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民好干部焦裕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一意为革命”的王杰等典型都有力地激励、引领着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发展。泰安专区亦开展了向这些全国典型学习的活动。1965年,泰安专区在全区巡回展出“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号召全专区人民以丰福生和黄祖示为榜样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

  在学习全国或全省典型的同时泰安专区还特别注重树立本地的学习典型。这是因为“本地的真人真事比外地典型更加现实,更有说服力。树本地标兵的好处是看得见,听得见,信得过,学得好,对打破条件论,激发学习积极性起很大作用”。泰安县妇联在泰山公社妇女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学赶全省典型陈兰花及北向善街妇代会”的情况汇报中深有感触地指出,“最好能培养出本地的学习尖子做介绍,这样就更有说服力”,并举例泰山公社邀请了附近的徂徕山公社学习尖子张宝兰介绍学习经验后“对大家鼓舞很大”来说明树立本地典型的独特优势。专区章丘县造纸厂在全厂职工中宣传了学习积极分子刘长礼的事迹后,与刘长礼同在一个小组的工人韩绍东在日记中写到,“我听到刘长礼同志的事迹后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几乎哭了。为什么我们天天在一起生产而相差这样远呢?一个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为工作着想;一个是不学习不虚心,为个人着想。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越走越远,我已经找到了落后原因,我要迎头赶上。”专区东平县妇联在开展向全省典型陈兰花学习“突击月”活动时亦指出“必须树自己的标,这样更有现实意义,说服力更强”,因而在学赶陈兰花的同时树立了“两荣一芬”作为该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水河公社李台大队王洪兰说:“原来我认为陈兰花是省里的标兵,离咱这么远也不一定是真事,可一听咱县的‘两荣一芬’,启发很大,这可是真人真事了,得好好地学”。由于当时人们获取外界讯息的渠道有限,大体只能依靠报纸、广播两途,加之基层干部和群众大多数不识字,能看报纸的人恐怕不多,所以对外地的学习典型多少有些隔膜甚至习惯性地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也就不足为奇。专区平阴县妇联也发现,该县“有的妇女对陈兰花的学习事迹抱有怀疑态度,没见实人不太相信,也有的妇女认为陈兰花是全省的尖子”,存有“再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自卑思想”。这决定了树立本地典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本地的学习典型,“实人实事摆在面前,就得好好跟人家学”。可见树立本地学习典型有利于打破条件论,能够更有力、更直接地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地学习较好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在所树典型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涉及究竟树本地的哪个人为典型更合适的问题。东平县妇联认为,“树典型要有代表性,特别要注意对那些条件差而人们都认为不能学好但又学得好的典型,这样最有说服力”,这里的“学好”是指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做好人好事”,并非指从学理上弄通搞懂毛泽东思想。据李怀印对江苏省东台市秦村村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所得指出,“做好人好事”跟其他赢得个人名誉和地位的方式不同,本身并不需要具备特殊才能,任何怀有“英雄梦”的人,即使条件一般,甚至能力较差,都可以达成。这对“拥有同样梦想的人”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时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与抱负的岁月”。这显然是极具见识的不易之论。事实证明,树立这样的人作典型对学习运动起着极大的激励和引领作用。张宝兰是泰安县树立的本地典型,她“年已四十七岁”,是“一个字不识的小脚家庭主妇,担负着六口人的吃和穿,家里还喂着一头猪、两只羊、几只鸡,这些繁重的家务全靠她夜晚推办”,同时“她还任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大队贫协副主席,妇代会副主任等职”,有些人轻视地说:“一个小脚妇女,又劳动又办饭还得干工作,她能学咱都能学”。张宝兰听到这些话后誓言要学好毛泽东著作,最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极大地激励了本地其他人的学习。既同属一地,学习条件又比一般人差很多的人却能把毛泽东著作学好并成为学习上的尖子,其正面激励和引领作用之大可想而知。在城市,有些行业亦十分注重树立本行业的学习典型,这“对同行业的启发教育作用更大,更直接回答了同行业中学习与工作的特殊矛盾,真正起到了哪把钥匙开哪把锁的作用”。

  树立典型之后利用各种场合或机会对典型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是发挥典型引领作用的关键。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指示,要“经常通过召开小型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报告会传播和推广先进典型的学习经验”。资料显示,邀请学习尖子作报告是推广典型学习经验较为常用且效果较佳的一种方式。新泰县四清工作团政治部从参加地委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的先进代表中挑选了徐志英等四人组成报告团,先后在县直机关、全县十一个公社介绍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徐志英等人的报告内容“听起来带劲,句句打动人心”,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委员杨光天说:“过去忆苦会,我没掉过眼泪,听了徐志英的报告,我流了泪,我与徐志英相差太远了”。楼德公社薛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尚元听了徐志英的报告后越想越不安,主动找到“四清”工作组,“又交代了他和其他干部集体私分公款五千八百二十多元的错误事实”。泰安地委工交政治部在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之后“从出席省的代表中选了四个代表组成报告团,到各县、各厂矿企业作巡回报告31场,听众25000多人,有力地推动了学习”。

  领导干部接见学习典型以示鼓励,对发挥典型的引领作用也十分重要。如东平县县委书记“亲自接见”了该县学习典型“两荣一芬”,与她们三人进行了亲切座谈并合影留念。县委书记的接见使“两荣一芬”对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激励作用达到了新的高潮,“在各机关的办公室里,在食堂里,在乘车休息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议论‘两荣一芬’的事迹,没有不佩服的。”

  通过广播对学习典型进行宣传亦是发挥典型引领和激励作用的重要方法。泰安专区妇联要求各县妇联除收听“学赶全省典型陈兰花和北向善街妇代会”的广播外还要求利用广播对学习典型进行宣传,并认真准备好“广播材料”。泰安专员公署商业局政治处组织职工收听了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典型李素文的录音广播。

  无论是典型发言还是广播,其内容都是提前精心准备好的。东平县妇联对拟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大会上发言的22个典型先后进行了两轮试讲,最后决定淘汰6人,并对剩下的16人“又一个一个地进行帮助提高”。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内容“生动具体”,感染性强,对听众产生的情感冲击剧烈,往往有奇效。“不比不知道,一比就吓一跳”,通过典型发言,“斗倒了骄傲情绪,斗倒了埋怨情绪,斗倒了畏难情绪,树立了学先进、赶先进的坚强信心”,有些人在学习了典型事迹或听了典型发言后“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通过典型引领和激励,对照典型找差距、制定学赶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学习的开展和深入。1965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在总结全省过去几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时指出,“各地区用开经验交流会与巡回报告的办法推广了典型经验,又更多地涌现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和学习的积极分子。这样不断地抓反复的抓,一年抓它若干次就可以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新经验、新单位、新人物,从而把学习运动更加丰富地向广泛、纵深方向发展”。通过树典型学典型引导后进以典型为榜样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在学习过程中再树立新的典型,然后再以新的典型为榜样引导后进,这样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循环往复,最终将学习运动向纵深推进。

  三、“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

  “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亦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学习方法。随着解放军战士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被树为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典型,全国掀起了大学解放军运动。媒体对这些全国学习典型的具体学习方法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报道。如雷锋的“问题—学习—实践—总结”,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典型丰福生和黄祖示的“带着问题向毛主席请教,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及“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等。可见这些学习典型都特别重视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196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指出,“不能要求一般群众和干部一定要像理论工作者那样,从一开始就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成绩的优劣、好坏”在于“能不能应用,能不能用以指导行动”。1966年5月,共青团三届九中全会在决议中亦写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单纯的读书”,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山东贯彻了这一指示精神。山东省委指出,对于工农群众的学习“不要求过高,不强调系统全面”,但特别强调“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学一篇文章,解决一个问题”。在学习典型和媒体的推动下,“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这一学习方法被迅速推广。

  对文化水平低且每天有着繁重的生产或工作任务的普通工农群众而言,强调“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能够使他们有更大的机会感到学了之后对改进生产、工作有作用,进而他们才会持续学。这是“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这一学习方法能够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档案资料显示,泰安专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普遍采用了“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的方法。带着问题学,即现实中遇到什么问题就有针对性的学习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如莱芜县常庄公社西邢大队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在遇到困难时就学习“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了成绩时就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肥城县邮电局机要组针对该组人员“嫌苦怕累,互不团结,因此工作被动,差错不断”这一问题,反复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每学一遍就解决思想上和工作上一个问题”。这种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不仅被普通群众广泛采用,在干部的学习中也很流行。山东省委曾指出,1965年全省广大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采取了“带着主要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的好处能使各级干部从集中学习主席几篇有关著作中比较系统地解决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或解决不好的一两个重大问题”。可见,带着问题学是山东干部和群众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十分常用的方法。

  将学习同改进生产或工作结合起来。莱芜县口镇公社港里管理区王胜祥学习了《实践论》,懂得了正确的认识来自于实践的道理,“亲自深入田间,和社员打成一片,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了生产关键问题,把涝洼地改造成了稻田”。肥城县城关供销社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后,“进一步明确了服务方向,改进了服务态度”,干部和职工“亲自送货上门,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长清县城关公社孙庄大队的青年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后“觉得自己群众工作做得很差”,于是决定“把全队五户烈军属、困难户包下来,处处关心和帮助他们,给他们打水、推磨、做被服、扫院子等,帮助他们干些零活”。学习较好的单位或积极分子利用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的力量,在生产或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泰安专区宣传部长刘铁在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积极分子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用于生产,就出现了许多新愚公,使荒山低头,河水让路,涝洼地成粮仓,盐碱地变良田”。这虽不免有为鼓励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而故作拔高的目的,但广大人民群众利用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实实在在地干出的业绩是不能被否认的。

  结语

  泰安专区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产生了积极效果。“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冲破个人家庭生活的小圈子,想的不再是老婆、孩子、自留地”,过去的“公分迷”变成了“集体迷”。通过对《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的学习,增强了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对于克服当时国家出现的困难也有积极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教授所言,“也许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不展开这个运动,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国就不可能征服种种困难——譬如像自然灾害,苏联停止援助等等——而缔造出一个今天这样的中国”。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树典型学典型都是很正确的方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不乏现实借鉴意义。“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的学习方法体现了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被偏面理解之前是一种较为积极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就曾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有感触地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足可见正确理解和运用“带着问题学,在‘用’上下功夫”这一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通过对泰安专区学习毛泽东著作方法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工作中至少可以汲取以下两点有益启迪:一是在有关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中应坚持理论的大众化与保持理论“原汁原味”相统一。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是改造思想的工作,需要在“细”字上下功夫,“要了解人的心思,要做到人的心坎里去”,在工作中应该本着差异化的原则因人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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