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用以评估其为减贫所做贡献的计量方法及理论框架长期缺位，导致处在“利润焦虑”和“社会关注”间的企业参与减贫源动力受损，可持续性不足。以“企业参与减贫，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文章依托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尝试将社会责任领域研究延伸至企业参与减贫议题，通过对25篇高水平样本文献的深度分析，找寻“哪些指标适用于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计量？”“哪些扶贫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减贫成效？”，以及“哪些因素会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形成影响？”等相关核心问题的答案。基于分析结果和企业社会绩效模型，构建出兼顾过程与结果的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以期助力企业即时调适自身参与减贫的可持续性策略，从容应对后扶贫时代。
关键词：企业参与减贫；企业社会责任；成效计量；评估框架；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8-0120-14
一、引言
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对于发展中国家尤甚。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如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使命。在减贫领域，企业因了解市场、组织灵活和行动效率高而被寄予厚望。然而，处在“利润焦虑”和“社会关注”间的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参与减贫的路径，走得并不顺畅。虽然主要原因依然在于，当前的经济发展远未实现包容性增长，弱势群体还不可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但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不容忽视，即目前还缺乏用于客观评估企业参与减贫所做贡献的计量方法及理论框架，导致企业参与减贫的源动力受损，可持续性不足。由此，企业到底该如何参与减贫？减贫的成效又该如何被外界客观评估？激发企业参与减贫的源动力因素有哪些？又该如何使其得到保护？相关讨论一直热度不减。
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这个常常用来衡量企业非经济维度表现的理念，重又赢得关注。然而，企业参与减贫与“扔钱走人”式的慈善型履责模式有所不同，需要相对精准地确定预期受益对象和减贫成效；同时，影响减贫成效的因素众多，需随时根据成效调整相关的模式与策略。由此，迫切需要将相对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研究充分延伸至企业参与减贫议题，从而助力解决企业参与源动力和可持续性不足的现实难题。
基于此，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学者在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领域已取得的成果，尝试构建用于评估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理论框架。可能的创新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依托企业社会绩效模型，采用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的计量指标，在针对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进行评估时，特别关注预期受益群体的真实想法与实际受益情况的计量；其次，通过汇总与归纳有助于提升减贫成效的扶贫模式（策略）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的源动力形成更为深刻的认知；再次，研究结论具有实践和政策双重指导意义:一方面，提示企业，只有与核心经营活动相关联的“整合型”参与减贫模式，且具异质化和精细化特征才具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相关部门，在强化激励企业战略性参与减贫相关政策的同时，还需防范企业只为搭乘各种优惠政策而“投机取巧”式的扶贫。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什么是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其源起背景、定义与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关于“哪些指标适用于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计量？”“哪些扶贫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减贫成效？”，以及“哪些因素会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形成影响？”等三个核心问题的主题分析；第五部分是构建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评估理论框架；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以及理论框架应用方面的讨论。
二、企业参与减贫成效
企业参与减贫，是企业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因此，提及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需要从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谈起。针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学术研究，源起于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 Theory），是将企业视为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并把关注点从企业内部转移至其所置身的外部环境。1979年，阿奇·卡罗尔（A. B. Carroll）首次提出由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议题和企业社会回应等三个维度构成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包含了企业应当肩负的盈利、守法、维护道德标准以及慈善等义务；社会议题维度是将企业应关注的领域分为消费、环境、歧视、产品安全、职业安全以及股东等几大议题；企业社会回应维度，则包括了反应、防御、调节和行动等四种企业社会回应方式。在此模型中，卡罗尔用“绩效”替代了“责任”，有意避开了“责任”一词所暗含的道德动机，同时也特别说明，所有变量皆需精准计量。
图 1 企业社会绩效模型
不过，卡罗尔所构建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虽然从企业管理者视角将社会责任的各个维度整合在了一起，却仍未能全面反映出企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复杂性，且遗漏了部分关键结果变量。1994年，由唐纳·伍德（Wood D. J.）提出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框架得到了相对广泛的认可，后由作者在2011年做出了相应修订后，被视为有助于说明企业在社会议题方面的投入及其影响和结果。该模型由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和绩效结果及影响三部分构成（见图1）：社会责任原则包括合法性、公共责任和经理人自由裁量权；社会回应过程由环境评估、利益相关者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构成；绩效结果和影响则包括了对人群和其他组织机构、对自然环境以及对社会体系和企业自身的影响。基于此模型，企业社会绩效可被定义为：企业秉持社会责任原则，通过一系列包括环境评估、对利益相关者和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等在内的社会回应过程，对社会、利益相关方以及自身所形成的后果和影响。由于企业参与减贫，也是在履行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因此，可根据企业社会绩效的定义，将“企业参与减贫社会成效”定义为“企业秉持社会责任原则，通过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人群和社区的社会回应过程，对社会（尤其是预期受益群体）、利益相关方以及自身所形成的后果和影响”。
目前，国内对企业参与减贫议题的讨论与研究方兴未艾。早期研究大多关注企业参与减贫的难点、痛点及对策，近年来开始聚焦于企业参与减贫对自身财务绩效和市场表现等方面形成的影响。然而，企业参与减贫所产生的社会绩效，关乎到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自然环境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方深刻的影响，但针对预期受益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各方所受影响（包括过程与结果）的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过于繁杂，企业所采取的扶贫模式（策略）也五花八门，而对参与减贫过程及其结果的可靠计量方法和可依托的评估框架一直缺位，致使相关研究呈碎片化趋势，难成体系。由此，本文尝试依托企业社会绩效模型（Wood D. J.，1994，2011），通过整合学者们已取得的相关成果，构建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综合评估理论框架。在此过程中，需要首先针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主题分析，并以相关分析结果作为框架构建的有力依据。这三个核心研究问题为：
Q1：哪些指标适用于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计量？
Q2：哪些模式（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减贫成效？
Q3：哪些因素会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形成影响？
三、研究设计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至今，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企业履责在更大程度上可视为受到目标顾客群所驱动的公关行动，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在一定程度对企业施以干预与限制，从而确保企业的履责行为与所在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环保利益保持一致。由此，本文虽然借鉴了西班牙的两位学者，RitaD. Medina-Muñoz和Diego R. Medina-Muñoz在《减少贫困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综合研究框架》中所采用的研究设计，但将焦点聚集于处在新兴经济体内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研究者们所取得的相关成果。
由此，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平台，以2016—2020年为搜索期间，以“企业扶贫”为篇名、关键词和摘要（简称“篇关摘”），共得到1,880篇学术期刊论文。做出这样的搜索期间选择，是因为2016—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实施阶段，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正是在这个阶段，企业扶贫成为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相关论文数从2000年的20篇，增至2016年的111篇，5年后（2020年）又增至298篇（见图2）。
图 2 以“企业扶贫”为“篇关摘”的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为保证样本文献的学术水准，在初次搜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高级检索，将搜索条件限定为人文社科领域认可度最高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简称“C刊”），从而得到样本文献58篇。进一步剔除掉不以企业为扶贫主体的研究，最终确定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目的样本文献25篇，可分为理论推导、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三种类型（详见表1）。
具体来说，25篇样本文献中，从研究类别来看，有13篇属于实证检验类，超过了样本总数的一半；案例分析类占比也达到了32%；理论推导类虽少，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所涉及的企业类型来看，基本囊括了所有参与减贫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两大类型，前一类进一步细分为非国有和民营等分类型，后一类涉及了国有企业、中小型产业扶贫企业、科技特派员创业企业和东部企业在西部的分公司等细分类型。此外，从发表年份来看，发表于2020年的样本文献占比达68%，最早的也发表于2017年，保障了研究结论的时效性。表 1 样本文献概况
四、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核心主题分析
基于样本文献，依次展开与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相关的主题分析，即以“计量指标与数据来源”“有效模式及策略”和“主要影响因素”为主题的详尽分析。
（一）计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此部分的主题分析，主要针对13篇实证检验类样本文献为企业参与减贫成效所设定的代理变量而展开（见表2）。从结果来看，主要代理变量有四类：第一类，通过考察企业是否公开了披露扶贫规划、年度扶贫概要，或后续扶贫计划等信息，确定企业参与减贫的意愿，并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设置了此类变量；第二类，在确定有参与减贫意愿的基础上，考察企业参与减贫的规模：直接选取企业的年总投入金额，或者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在年总投入金额的基础上计算出减贫投入水平。超过半数以上（62%）的实证样本文献，采纳了此类计量指标。第三类是计量预期受益者的实际受益情况，包括企业帮扶的贫困户数量、帮扶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增加金额，以及吸纳贫困户创业的扶贫贷款金额。此类较为具体的计量指标，采纳者有限（15%）。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借鉴他人研究，设计测量量表，对企业参与减贫的制度环境进行了量化处理。表 2 “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主要指标说明*
此外，由于信息和数据的可得性会影响到指标选取，因此，对样本文献中信息和数据的来源也进行了分析，但不再限于实证类样本文献（见表3）。结果表明，样本文献涉及二手与原始两种数据，其中，二手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数据库（28%）、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24%）、政府及国际机构披露的统计数据（12%）以及权威的（自）媒体报道（8%）；原始数据则大多来源于与利益相关各方展开的开放式或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股东和高管（20%）、帮扶对象代表（12%）、政府工作人员、扶贫项目负责人和长期（临时）用工贫困户代表（均占8%）以及供应商（4%）。可以看出，因二手数据较易获取，采用者居多，且因开放式或半结构式访谈取得原始数据难度较大，占比不高。不过，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来自帮扶对象或贫困户代表的声音。表 3 “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主要数据来源*
（二）有效模式及策略
案例分析适用于分析不容易界定的问题及其过程，在深入解释现象方面更具优势，因此，此部分主题分析将针对样本文献中所提及的典型案例展开（见表4）。
结果表明，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模式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把参与减贫行动有效地与自身日常经营活动整合起来，使贫困人口参与到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来，成为企业相对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与此同时，此类模式也能够赢得各方认同和支持，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利益相关方心目中的经营合法性。第二类是企业通过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会依循内外环境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履责方式。据此， 有学者将企业参与减贫
表 4 “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有效模式及策略
履责实践分为慈善型、整合型和持续型。从案例来看，为贫困人群购买保险、修建养老院和卫生所等属于慈善型履责，虽无需长期投入而风险易控，但已不再受企业青睐。多数企业选择了需要不断投入资源才能维持，且成效缓慢的整合型模式，可帮助贫困帮扶对象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成长与参与减贫的协调统一。此外，采纳持续型模式的典型案例还不多见，其特点是企业制定后续参与减贫的计划，并计划投入要素资源进行持续跟进。最后一类有效模式，是企业参与减贫过程中，与其他主体持续深度合作，建立伙伴协作关系。由于减贫扶贫，作为一种独特的背景，有其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等独特要求，需发动全社会多方力量、多种机制和多种资源要素参与其中。从样本文献所提及的企业建立的伙伴协作关系来看，目前还局限于农村社会工作和企业社会工作相交叉等领域，多元化的互惠互利体系尚待完善。
（三）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因素众多，大致可归为五个层面（见表5）：首先，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影响，包括政府减贫意愿、达成社会公平的决心以及国家治理等因素。样本文献无一例外均提及了我国政府对脱贫攻坚的重视，对相关资源的分配和动员，其力度和强度已达到历史之最。其次，第二类影响因素来自利益相关各方。随着大数据的崛起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企业与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的交流方式已被彻底改变。要维护经营的合法性，企业需要秉持社会责任感，真诚地从被动响应式的合法性履责向主动反应式的战略性履责转变。此外，企业所处的地域和行业，也被众多研究者认为会影响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地域影响，主要来自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以及贫困程度，行业影响则包括所从事经济活动的类型、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履责的行业惯例。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同一行业企业因面临相似的制度环境，难免相互模仿，形成企业社会责任传染机制或慈善捐赠行为的“实践扩散”。
不过，哪怕身处相同的外部环境，个体企业参与减贫的行动逻辑也千差万别，且并非一成不变。几乎所有的实证类样本文献都将企业的规模、年龄（或上市年限）、市场表现（或，财务绩效）、产权性质等特征设置为控制变量，认为会不同程度地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形成影响。此外，企业的治理结构、成长性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状况等因素，还得到了个别研究者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四）核心主题分析小结
通过以上主题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自2016年应沪深交易所的要求开始披露参与减贫信息以来，第三方数据库也纷纷增设“精准扶贫”的特色数据库，已成为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二手数据来源；同时，原始数据中也开始出现来自于帮扶对象或贫困户代表的观点和声音。不过，不可否认，可供选择的计量指标，特别是能够计量预期受益者实际受益情况的指标仍需得到充实与扩展。与此同时，企业参与减贫的模式已呈多元化发展，且力求与自身战略和发展目标整合起来，但在持续性、异质性和精细化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若与全球先行企业相比，还可在“建立持续对话”“保护当地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提供医疗设施、疾病防治教育和排查”“鼓励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等方面有所作为。此外，不容忽视的是，通过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推断出我国企业参与减贫的三个源动力来源：首先，由于政府拥有配置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关键资源的权力，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期望能够通过积极参与减贫，实现政企间的资源互惠；其次，置身于利益相关各方交织而成的生态图谱中，企业需要对外树立良好形象，维护经营的合法性；再次，逐利本性使企业期望能够通过参与减贫提升其竞争优势，优化市场表现，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与企业社会绩效模型（Wood D. J.，1994，2011）中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以及绩效结果和影响三个维度对应起来。表 5 “企业参与减贫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主要成效影响因素
五、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的构建
基于以上主题分析结果，构建出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见图3）。该框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可用以确定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评估层级以及企业参与减贫的源动力；第二部分是评估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过程指标可通过对企业披露的参与减贫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开发量表及获取利益相关各方（特别是预期受益群体及第四部门）看法而获得；结果指标则是通过对企业参与减贫模式（策略）进行详尽分析后取得。两类指标相结合，最终形成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综合评估结果。
图 3 企业参与减贫的成效评估理论框架
本文所构建的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尽可能使企业参与减贫的过程与结果得以兼顾。在两类指标中，也尽可能关注到预期受益者的观点及实际收益情况。同时，除了学界已经关注到的企业参与减贫对自身可能形成的影响，该框架对作为特别相关方的预期受益者的影响，投以了特别的关注。对于受益群体的受益情况，除了目前已能够获得的二手数据指标之外（如，企业帮扶的贫困户数量、帮扶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增加金额以及吸纳贫困户创业的扶贫贷款金额等指标），未来可进一步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中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基础变量包含其中。此外，在参与减贫互联互动中，相关各方相互间所形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常被称为“第四部门”的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外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言献策作用。因此，在构建的评价体系中，第四部门的看法将会受到格外的重视。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用以评估其所做贡献的计量方法及理论框架长期缺位，导致处在“利润焦虑”和“社会关注”间的企业参与源动力受损，可持续性不足。针对此种现状，文章以“企业参与减贫，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出发点，依托企业社会绩效模型，通过对25篇高水平样本文献的深度分析，尝试将社会责任领域研究延伸至企业参与减贫议题。基于文献分析结果，构建出兼顾过程（分析扶贫信息内容、开发量表和获取相关方看法）与结果（对预期受益者、企业自身以及相关方形成的影响）的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找寻到“哪些指标适用于企业参与减贫成效的计量？”“哪些扶贫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减贫成效？”以及“哪些因素会对企业参与减贫成效形成影响？”等相关核心问题的答案，以期助力企业即时调适自身参与减贫的可持续性策略，从容应对后扶贫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已如期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事业将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共富性反贫困阶段，从制度、激励、组织和能力四方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未来反贫困的重点。由此，最终构建的企业参与减贫成效评估理论框架，超出了基于样本文献的分析结论，这得益于从企业管理者视角对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整合，以期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出企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复杂性，不遗漏任何关键的过程和结果变量。特别是，作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受益农民，其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当然，此框架还需更多的理论推导、案例分析和实证经验加以检验。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可针对企业利益诉求以及与其他相关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展开中观层面的研究，基于此框架构建基于社会责任治理共同体的企业参与减贫长效机制理论框架。唯有如此，才可能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筹集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优势，填补相关政策不能覆盖的空白领域，为持续减贫和乡村振兴提供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