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的本质追问：芬伯格对技术的理论反思
本质所回答的问题是某物为何物，对技术的本质追问，是理解芬伯格技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为技术民主化主张做了理论铺垫。芬伯格受海德格尔1945年发表的《追问技术》一文的影响，思考技术存在与技术本质问题，即技术与技术是何物的问题。他考察了古希腊时期的技艺、现代“中立”的技术和现代性的技术批判，在对诸种技术本质论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芬伯格提出了自己对技术本质的理解。芬伯格认为回归传统的技艺已不可能，坚持价值中立的技术也不可取，在吸收海德格尔技术“去蔽”观点的基础上，他主张把技术的功能与社会意义结合起来，提出技术不仅是功能性手段，还是去蔽的方法，通过这种建构主义方法，技术塑造了我们这个技术世界。
第一，古希腊时期的技艺。在古希腊，存在问题是指某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本质问题是指某物为何物。芬伯格认为在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上，事物的存在或者依据自然或者依据技艺。他认为技术起源于古希腊的技艺。古希腊人靠技艺理解自然，即古希腊人通过自己的制造活动生产出人工制品这种方式去理解自然。就人工制品而言，存在与本质区别明显，人工制品先以理念的形式存在，必须通过人的制造才成为存在。对将要制作的某物而言，技艺在制作行为发生之前就包含了它的本质，人工制品依赖于人的活动，但不完全以人的意见或目的意图为转移。人们生产出来的人工制品的目的分有技艺承载的目的。芬伯格指出柏拉图对自然的看法，认为自然和人工制品一样分为存在和本质，但存在与本质的区别不明显，某物存在与某物是同时发生的。可以看出，制造人工制品必须需要技艺才能存在，而关于自然的知识纯粹是人的行为，与自然本身无关。既然人工制品与自然在存在和本质关系上不同，那为什么古希腊人采用人工制品这种方式去理解自然。芬伯格认为“技术性的制作与自然的自我产生之间没有根本的割裂，因为它们拥有同样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理念赋予自然目的和意义，同样技艺给予人工制品目的和意义，古希腊人把人工制品的认识融入以技术为根据所阐释的自然领域。人在制作人工制品和对待自然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但人可以通过关于自然的知识和采取的行为把自然潜藏的本质显露出来。在芬伯格看来，技术起源于技艺，本质上是把自然显露出来。
第二，现代价值“中立”的技术。芬伯格认为现代人和古希腊人一样都认为自然与人工制品在本质与存在上有根本区别，然而对区别是什么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分歧。对存在的理解上，现代人认为本质的东西是约定成俗的而非实在的，因此事物的意义和目的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人把自然显露出来。这种认识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两种原有的和谐关系，即“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征服了的世界”。人们着重关注存在问题，把它看作如何运转的问题，而不是它为何物的本质问题。科学回答上述问题，不是对自然的去蔽，而是让自然显露出来。芬伯格特别提到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以及笛卡尔关于人掌握科学以操纵自然的看法。芬伯格指出：“在现代的情境下，技术并不像技艺那样要实现宇宙自然的客观本质。如今它表现为纯粹工具性的，是价值无涉的。”技术是服务于主观目标的手段，手段与目的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人们利用技术并把自然看成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原材料，自然不再由自身显现出来，自然失去了内在目的并被任意使用。芬伯格指出人们对存在的这种理解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失去了技艺对目的的确定，目的成了纯粹主观的随意选择，人们失去了本质的指引。价值中立的技术“把我们引向了一场似乎毫无退路的文明危机：我们只知道如何达到那里，却不知为何要去往乃至已抵达那里”。
第三，现代性的技术批判。随着技术带来了巨大灾难，技术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应运而生，技术的本质得到再思考。芬伯格主要分析了韦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芬伯格认为韦伯对“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分回应了柏拉图关于技艺和诀窍的区分。实质理性和技艺一样提出了善，然后再选择完成的手段。形式理性只与方法的有效性相关联，与善没有内在的关联，因此是价值中立的。韦伯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技艺和技术中立论的反思，他认为形式理性的胜出，也就是技术中立观盛行，使一个缺乏目的和意义的官僚主义“牢笼”出现。芬伯格认为海德格尔不同于韦伯。海德格尔主张世界最初通过技艺得以展现，他认为古代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或去蔽，使自然显现出来，在解蔽的过程中，人必须参与进来。海德格尔主张现代技术是促逼的去蔽或集置（Ge-stell），“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集置（Gestell）之中，集置归属于解蔽之命运”。现代技术已经是一个研究和发展的系统，即技术科学，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仅显现自然，而且以计算、工具态度对待自然，也包括人，结果造成人的尊严的湮灭。也就是过分重视技术功能的应用，导致人的意义被剥夺了，芬伯格指出：“事物之意义变成了是从事物在技术系统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从理念中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价值无涉或技术中立被认为是现代性灾难的根源，但他也不想回到古希腊，芬伯格指出：“海德格尔无法回到古希腊的世界中去，也无法在现代的情境之下恢复古代的技艺。”
第四，技术的双面理论。芬伯格指出古希腊的技艺是技术的来源，古希腊人未能追问被他们归因于事物的本质，也因此未能追问事物如何依据其本质而呈现。这主要是因为古希腊时期本质概念本身不成问题，因此不需要对存在进行追问，只有现代社会才需要追问技术本质，因为我们不断用技术行为肢解并重构存在，结果导致现代社会无法按照预先给定的形式运行，这导致本质概念成了问题。芬伯格赞同海德格尔的分析，他指出古希腊哲学是在技艺的模式下分析存在，技术则是在现代对存在进行理解的模式。古希腊的技艺是技术的来源，但“现代技术的去蔽将所有本质概念一扫而空”。芬伯格对技术的本质追问遵循了海德格尔的思路，他说：“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基于海德格尔关于艺术的古希腊概念与技术的现代概念之区别。”具体来说，芬伯格提出了技术的双面理论，把技术区分为“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两个层面。前者源于技术与现实的功能关系，后者源于技术的社会参与及应用，芬伯格指出：“技术的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某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芬伯格看来，“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不仅是指所有存在物的综合，而且也指一个规整的、有意义的经验结构。”也就是说，芬伯格不仅把技术看作功能性手段，也看作是“去蔽”的方法，赋予意义。具体来说，初级工具化开启了制造世界的进程，把各种可用要素从原初的情境中割裂出来，制造出人工制品，而次级工具化能够确定人工制品的社会意义，将简化的对象融入社会环境，芬伯格做了进一步解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称之为世界的‘去蔽’或‘解蔽’。”芬伯格认为，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初级工具化表明被授权的专家进行了技术功能设计，而次级工具化表达了特定技术中的特定兴趣和标准，这些兴趣和标准反过来又被用户重新体验、挑战和定义。芬伯格把技术的本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技术不仅是功能性手段，还是去蔽的方法，承载社会意义，技术通过这种方法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
二、技术的权力批判：芬伯格论技术专家治国论
芬伯格指出，在技术的使用中，“当操作者和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他明确指出，在现代技术组织的世界中“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芬伯格认为在现代技术世界中，技术与政治是相互构建的，技术权力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系统的掌权者控制了技术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政治民主，芬伯格对技术专家治国论进行分析，对技术权力的反民主倾向展开了批判。
芬伯格在其多部着作中论及技术专家治国论，涉及多重理解。第一，从历史看，芬伯格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圣西门，在“二战”后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技术专家治国论是一种使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统治的野心合法化的愿景。这些作为幻想基础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理性主义假设，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乌托邦而人尽皆知。”第二，从内容看，芬伯格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主张专家解决政治问题。“有抱负的技术专家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公共领域中一切具有争议的事情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一切技术性的问题都能够借助于无关情境的、中立的工具理性来解决。”专家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规划，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第三，从理论依据看，技术专家治国论建立在技术价值中立观的基础上。技术专家治国论产生于技术世界，但又主张一切技术问题都是无关社会情境的，依靠中立的工具理性来解决，祛除了价值问题，或者说主张技术价值中立论，技术与价值无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专家治国论以技术价值中立为依据，主张技术专家和精英治理的等级制和权力结构。芬伯格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依据、主题展开分析，认为其在技术权力实施的过程中破坏了技术的民主潜能，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抗。
第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依据。芬伯格指出技术专家治国论主张技术是中立的，其功能性的运用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技术专家或资本家等特殊利益集团遵循操作自主性逻辑以获取合法性。首先，技术专家治国论以技术价值中立为理论依据。芬伯格认为培根、笛卡尔的观点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技术价值中立观，强调技术无关社会情境，注重技术功能性运用及其效率。在技术领域，功能就是按照某种特征配置起来的一种可用性要素的指定用途。在技术价值中立观的影响下，“科学—技术思维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逻辑。”权力、自由和幸福，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结果导致技术失去社会意义。其次，技术专家治国论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应用，“在历史上，资本主义采用了最大规模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把各种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彻底地去情景化和简化，使之融入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的技术世界中，资本家是典型的技术控制的主体，资本家为了追逐资本利益，大规模地引入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他们不仅掌握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权，而且控制了技术设计，影响技术代码，使技术创新发展朝着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资本家和他们的利益集团通过领导技术组织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技术专家治国论符合了资本家的利益需求。最后，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操作自主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业主、军事官僚和技术专家的职业组织对技术设计具有比普通公民大得多的影响力，是他们决定了技术代码。反映了操作自主权问题。”即所有者及其代表在关于如何经营组织业务的自主决策上很自由，不必顾及弱势群体及周围团体的看法、利益。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这种操作自主性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系统中资本家的自主化，在技术权力关系中，无产阶级作为被权力操纵的对象出现，没有自主化，成为技术权力控制对象。
第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芬伯格借用霍耐特的观点指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是一种“矫正实践的虚假意识”，这个观点实际上来自哈贝马斯，他认为现代国家采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芬伯格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论有关技术统治论的观点进行梳理，揭示了技术统治论作为“矫正实践的虚假意识”的主题，分析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等级制是如何通过限制和引导交往而被建立在这种网络基础之上的”。霍克海默用工具理性概念解释了人征服自然的过程，并指出人类正在被他们支配自然的技术装置所奴隶。不同于把工具化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技术控制，哈贝马斯主要把社会整合和个体的社会化定位于一个独立的交往领域，用交往理论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方向。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并不预示着技术的控制，而是意味着存在一个规范和意义的世界。哈贝马斯把技术统治论的主题视为矫正实践的虚假意识，用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实践问题。芬伯格评价了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明确地把适合的交往方面与技术区别开来而拯救了社会。”但遗憾的是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是作为一种压迫交往的力量而出现的，悲观地谴责了正在兴起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对技术专家治国论进行了功能主义解释，而他主张把技术功能与社会规范意义结合起来。霍耐特指出：“技术的规则并不完全地规定它们向具体行动转变的各自的形式。制约行动可能性的并不是再三要求考虑的目的—合理性，而是通过规范的或政治的观点的额外运用。”芬伯格认为：“霍耐特打开了通往技术转向的道路。”这样看来，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应该不仅关注技术权力也应该关注技术规范：“不是规范或权力，而是规范和权力，作为形成每一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的‘双重方面’。”芬伯格认为霍耐特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接近他的技术的两面理论，要摆脱技术专家治国论“矫正实践的虚假意识”的主题，就不能排除技术的实践内容，也就是说，技术承载社会意义。
第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芬伯格指出：“技术代码描述了盛行于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的特征。”技术专家治国论通过资本家、技术专家和精英等掌握技术代码实现其技术的权力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中集权化和等级制保障了技术代码在技术设计过程中，有利于资本家、技术专家和精英等，使他们成为技术权力的操纵者。他分析了控制技术代码的两种情况：一是，自动控制取代了人工技能。工人的去技能化，不仅使工人丧失了主动性，而且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控制，打破了资本家和工人的权力平衡，资本家通过技术管理部门控制着劳动过程和技术创新过程，工人则被迫成为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通常无法进行技术选择。二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组织围绕技术中介进行重构，进一步加强了技术的中心化和控制。如今由于产权和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数的技术代码都是私下制定的，从而免除了公共的参与。由此看来，专家和统治集团控制了技术代码，并压抑了技术的民主潜能。然而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对技术专家、管理部门等产生了极大冲击，使他们很难独断地控制技术代码和操纵技术设计。芬伯格甚至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已经失败，他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他认为出现了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运动。芬伯格认为“五月风暴是一次反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运动”，当前的反抗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运动虽然已不再采取“五月风暴”之类的宏观抗争形式，而是小规模的反抗，但都要求以民主方式改变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系统。人们在反抗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实践中重新被确定为“系统中道德的和政治主体”。二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穿越距离和社会阶层的障碍，轻松地交流，激发了民主的潜能。技术用户和受害者的经验在设计过程中日益受到重视，能更有效地抵抗技术伤害。黑客掌握了参与设计的那些专家忽视了的或未被重视的技术潜能。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技术设计，影响技术代码的力量，为技术朝向民主化发展提供了方向。汤姆逊指出：“芬伯格令人信服地认为，技术民主化的希望由此寄托在这些被征服的群体身上，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介入设计过程。”
三、技术的民主形塑：走向一种技术民主化
芬伯格在批判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社会中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从而为技术民主化的出场提供了讨论背景。芬伯格指出：“技术民主的讨论背景就是技术民主化的反面，也即是，技术专家对现代社会的规划。”他认为技术能够体现更多民主价值的可能性。“新的技术政治伴随着技术专家治国论观念的形成而形成。它们都反映的是贯穿各个社会机构的技术中介的普遍化，技术中介创造了技术专家自行其是的领地，却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对技术产生影响的社会团体，从而把用户、工人和副作用的受害者联系了起来。”技术专家治国论构成了技术民主化的讨论背景，基于技术专家治国论难以实现民主的困境，芬伯格积极进行技术的民主形塑，他主张采用技术批判理论的方法，针对技术代码，采取对技术设计进行技术民主干预的方式以达到实现技术民主化的目标。
第一，技术民主形塑的方法：技术批判理论。技术批判理论依据整合了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技术理论的一些观点，因此，有时芬伯格称其技术批判理论为批判的建构主义。芬伯格从现象学中注意到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着述太过于抽象从而缺乏政治意义。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同样需要提出一个我们可以使技术成为什么的这样一个政治问题”。按照马尔库塞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解释，技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芬伯格对上述观点加以吸收。建构主义为研究技术提供了分析工具，却发展为一门专门化的、非政治的学科，缺乏一个技术发挥功能的社会系统的视野。芬伯格认为上述理论传统都关注了技术的意义。而事实上，技术设备和系统既包括因果性又包括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意义。因此，他认为技术批判理论的焦点是处理技术规则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把技术的内在复杂性呈现出来。芬伯格认为，“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通过技术中介机构的组织而实施的统治的批判”，技术批判理论在技术的分析中强调把因果性与意义在理论上融合起来，主张一个更民主的技术社会组织，这意味着需要对特定制度下的许多技术进行重新设计。
第二，技术民主形塑的对象：技术代码。技术代码成为技术民主形塑的对象是由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代码的本质及其关系决定的。首先，技术本质上是功能与意义的统一。芬伯格采用双面理论解释技术本质，从而把技术的功能和社会意义结合起来。初级工具化强调技术的去世界化，重视技术的功能分析，而次级工具化实现了技术的再世界化（情境化），重视技术的社会意义。其次，与技术的功能和意义相关的重要概念是技术代码。技术代码是与社会意义相对应的技术规范，每一具体的技术代码既反映社会需求，又要求社会需求保持与特定技术规范的一致性，技术必须符合技术规范才能在具有反映社会权利分配不均的具体社会情境中得以实现。技术代码总是反映特殊利益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偏向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价值，因此，技术并非完全由效率标准确定，它还容易受到对这些方案进行选择的各种特殊利益、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后，技术代码是技术本质的重要载体。芬伯格把技术两面理论与技术代码的设计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初级工具化在因果层面上发挥作用，初级工具化祛除了各种现象的情境，把自然的不同方面与自然环境分离开来，从功能重构他们，把自然物去世界化。与此同时，初级工具化把主体与世界置入一种技术关系之中，实现了自然要素的再世界化，与整个社会世界整合起来。它把技术主体引向了由技术实现的社会意义。芬伯格认为技术设备和系统设计中的这两层工具化，只能从分析的层面做出区分。在每个阶段，初级工具化都会被卷入到具有因果关系的建构过程中，而次级工具化也按照特定的方向控制、引导着因果力的运用。由于技术代码集中体现了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参与到技术代码设计之中，因此技术代码与民主问题纠缠在一起，技术民主形塑主要是形塑技术代码。
第三，技术民主形塑的途经：技术民主干预。芬伯格指出，各方利益相关者只有参与技术设计之中，才可能使自己的利益以技术代码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要改变现有的技术代码就必须对技术设计进行技术干预，技术干预反映了技术设计的争论，实际上是技术代码之争，技术权力之争。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为什么要进行技术干预？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方面，技术规则对社会影响都有一个历史传承，而在专家将社会影响以技术代码的形式重新阐释为技术规范的时候，这一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该传统有可能使专家无法看到他们的行动给早期沉默的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缺乏形式化的技术知识，却具备可能已被专家所忽视的关于技术的副作用、技术情境和技术潜能的知识。也就是说技术专家和公众之间应该要建立一种交往关系，技术专家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兼顾更多的利益。因为在芬伯格看来，技术领域不是无关情境的或中立的，价值争论不能被还原为技术问题，人们不禁要关注技术权力也要关注技术规范。由于技术代码表述为支配设计的理想规范，因此能不能参与技术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必须为参与技术设计而斗争，实质上就是关于技术代码的斗争。其次，怎样在技术设计中进行技术干预？芬伯格指出技术专家和集团能够施加影响控制技术代码，而弱势群体也可能会挑战这种影响技术设计演变的技术代码。批判理论认为，在重塑技术与技术规则的过程中，民主干预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根本不可能把技术与相关人权的需求隔离开来。从技术使用者与受害者得到的反馈最终对控制设计的技术代码产生了影响。以技术为中介的团体一旦形成并且对其身份有所意识，团体就会通过自身的选择和抗议来影响技术设计，社会与技术中的任一方在两者隔离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得到理解，生活世界在今天就是技术世界。“在技术世界中，普通人拥有技术经验，是他们常见的特定技术知识形式的基础。是一种基于与技术环境的直接接触的经验知识而非专家所拥有的形式化知识。”普通人的知识和技术经验营造了技术世界中的舆论，为技术民主干预的出场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技术进入公共领域，干预活动的普遍盛行带来了一种更加民主的技术社会组织，技术规则与生活世界经验之间的互动将变为常态。
第四，技术民主形塑的目标：技术民主化。芬伯格认为技术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参与技术设计，尤其那些处于弱势地位并受技术影响的人群，各种价值和利益能够融入技术设计，从而实现技术世界中的广泛民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各方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技术设计。芬伯格指出：“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技术民主化意味着是一个对发展技术感兴趣的各种行动者有机会参与技术设计的过程。既有技术专家、技术管理者或技术组织、政府官员，也有受技术影响的消费者等各类人群。多样化主体保证了设计代表的多方面利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技术功能与社会意义结合起来，并以技术为中介的机构的民主化来实现。权力将不再集中于管理层级的顶部，而是下放到技术网络的各个成员。二是，各种价值和利益融入技术设计。当越来越多的行动者获得参与设计过程的机会的时候，一系列更为广泛的价值因素就会引导技术选择。技术民主化就是要发现一条新的道路，从而给予那些排除在外的价值能够在技术安排中得以实现。在技术控制中得到表达的利益的范围必须扩大，兼顾哪些去权化的群体。“只有将所有受影响者都包含在内的、通过民主组建起来的行动者联盟，才能够充分感受到自身最初抵制有害项目和设计的行动成果。”设计将会有意识地倾向于政治上合法的人类价值，而不再屈从于营利组织和军事官僚机构的意愿。民主政治更多地体现了技术专家与生活世界中非专业人员的互动，通过技术专辑与非专业人士关于技术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讨论，把技术专家对技术功能的专业设计与受技术影响的使用者或受害者的愿望结合起来，从而使技术反映更多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初级工具化规定了人们与设计人造物的技术专家之间的互动、讨论和对抗的范围，次级工具化扩展了争论的范围，将所有受到技术及其应用有关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囊括进来，通过参与技术设计影响技术代码。
四、简短评论
芬伯格所分析的技术、权力和民主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且各自在芬伯格技术民主化中占据不同的理论地位。具体来说，芬伯格对技术的追问构成其技术民主化的理论基础，他在追问技术本质中，强调技术的功能和社会意义的统一。以此为据，芬伯格批判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技术价值中立观对社会意义的忽视，也反对技术权力的统治，他对技术的权力批判为技术民主化的出场提供了讨论背景。芬伯格对技术的民主形塑构成其技术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恰如卡龙所说：“没有技术民主就没有好的民主！反之亦然，没有民主就没有好的技术！”总之，芬伯格认为技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他寻求技术的民主改革是其理论的内在政治意图。技术是权力和规范的统一，技术的民主化要求双重工具化过程中技术专家、团体以及非专业人士等能够以对话与协商的方式参与技术设计，使技术的情境化与重新情境化双重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民主化是唯一遵守技术本质要求的合理的解决方案。
芬伯格的观点也遭到一些质疑。首先，就技术而言，布莱恩·温认为芬伯格在理解科学这个重要的中介上立场模煳，影响技术民主化的实现。他说：“科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服从芬伯格同样使用于技术及其方向、限度和可能性的民主考量呢？”布莱恩·温对此持质疑的态度。其次，就技术统治论而言，有学者认为芬伯格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不足以解释技术民主化。理论依据是技术可以被视为财产，“设计师行使权力的权利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经验和效率的逻辑，还取决于私有财产的权利”，若技术视为私有财产，那么芬伯格仅仅指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阻止用户或工人的参与利益转化为重塑技术的观点也并十分准确。最后，就民主而言，芬伯格并没有提出一种激进民主。芬伯格主张技术民主化的渐进改革，这是一种“微政治学”，与具体的小范围的政治抗议形式有关，目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改变特定的技术以改善生活环境,可见芬伯格技术政治学并非为了实现一种激进民主。柯克帕特里克认为芬伯格夸大了技术民主化程度。他指出：“芬伯格倾向于夸大技术民主化的程度:他所说的技术边界可以移动，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特性，限制了大众参与。”也就是说，柯克帕特里克认为技术边界是难以改变的，它限制了大众参与，因此，芬伯格对民主干预的可能性过于乐观。总之，需要指出的是，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理论存在的不足也需要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