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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2022-12-06   来源:刘 欢 韩广富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关文件的颁布实施,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并收获许多实践成效。直至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乡风文明”一词被正式提出,乡风文明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乡风文明被赋予了“乡村振兴精神保障”的重要地位,这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乡风文明建设肩负起了要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新使命。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进行梳理,揭示其基本经验,进而展望发展前景,不仅具有丰富中共党史理论研究内容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中央充分重视并持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实施多项政策与措施,取得诸多实践成果。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进行划分,可将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梳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农民受封建迷信思想束缚严重,乡风不佳。大革命失败后,党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将革命重心转移至农村,使乡风文明建设探索有了相对稳定的实践场域。正是从这时起,党便集中开始了有关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并颁布了相关文件指导乡风文明建设探索。在这一阶段,党开展了以破除封建宗法思想、改造陈规陋习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探索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内容。

  一是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党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带有深刻的社会观念变革意义。据此,党颁布相关文件倡导男女婚姻自由,废除童养媳制度与蓄婢纳妾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延安三边地委指出,妇女工作要彻底消灭买卖婚姻,童养媳,公婆与丈夫虐待妾媳等封建残余,加强妇女儿童的文化学习工作。妇救会通过召开“破鞋”座谈会、家庭联欢会等群众性活动,重点解决夫妻关系、婆媳不和等婚姻家庭问题。党通过开展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力冲击了农村封建宗法思想,动摇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二是开展禁烟禁赌活动。党颁布一系列条例与法令,积极开展禁烟运动。据瓦窑堡所在安定县的调查显示,1935年冬,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半年后,该地烟民比例降至20%。不到两年,该地烟民基本绝禁。另一方面,党发动各村订立禁赌公约,组成禁赌小组,采取罚款、检讨等形式开展禁赌运动。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减少了旧社会农村吸烟嗜毒的丑恶现象,培养了农民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是破除封建迷信,改造农村巫神。农村封建迷信思想堪称农民的精神鸦片。1927年冬,中央通告第九号指出要“反对旧礼教及一切宗法习惯。”之后党在具体工作中指出,要通过防止水旱天灾、发展医药事业、举行教育宣传活动等反对宗教迷信。另一方面,党开展了改造农村巫神的工作。其中,以1944年7月延安县开展的改造巫神工作最具影响力,具体有巫神坦白活动、巫神反巫神斗争、订立反巫神公约、劳动改造巫神等形式。

  四是开展不缠足运动。缠足陋习是封建社会对女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早在1927年11月,湖南省委就鲜明提出要“鼓吹妇女放足”。之后,党多次颁布放足的条例,开展放足运动。同时,党以宣传、劝导的方式鼓励妇女放足,并创造了许多有关不缠足运动的实践形式提升不缠足运动效果。如开展放足竞赛、传诵放足故事、动员缠足妇女家长开会、定期检查放足工作等。随着党在革命根据地不缠足运动的开展,妇女缠足的陋习基本得到遏制,使广大农民转变了以小脚为美的落后思想观念。

  五是移易传统婚丧习俗。农村传统婚葬礼俗既包含着诸多文化礼仪,也夹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对此,晋冀鲁豫边区第九专区颁布相关办法对农村婚俗礼节进行改革。在婚俗方面规定,积极提倡集体嫁娶,明确规定了结婚费用、结婚仪式、婚后礼俗与宴会形式。另外,1946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党规定丧事要一切从简,对亲属戴孝的规格及丧事纪念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婚丧改革,对在革命根据地养成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实现社会变革具有深刻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探索主要是以服务革命战争需要为目的,具有明显的革命斗争性。在此阶段,党开展的具有探索性的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活动,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逐步转变了旧社会的落后思想,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同盟,为建国后党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探索积累了实践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百废待兴,社会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党就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在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思想教育与社会建设工作,为乡风文明建设探索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秩序、思想环境与物质条件。这一阶段,党结合农村重点工作,顺应农民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精神需求,进行了许多乡风文明建设实践的有益尝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打击农村封建迷信活动。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文规定,征收寺院、庙宇、祠堂等拥有的农村土地,将其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这直接瓦解了农村宗教迷信势力的物质基础。同时,党在农村广泛开展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如打击传播封建思想文化的文艺作品,销毁有害书籍刊物。通过张贴标语、卫生展览等方式向农民普及科学常识。出版诸如《破有神论立无神论》(1959)《破除鬼神迷信杂谈》(1962)等书籍向农民宣传科学生活方式。

  二是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发文指出,要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之后,各地农村基层干部以座谈会、表彰活动、订立新型家庭公约等形式,深入宣传《婚姻法》,以西北区的实际工作成果来看,陕西省干县、扶风、岐山、长安四个县中86%的乡与村,西安市88%的街巷和自然村,甘肃、宁夏70%以上的乡,均能够领会活动精神,贯彻《婚姻法》。经过此次运动,党逐渐从实质上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使农村树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婚姻自由观念与社会道德风俗。

  三是开展农村禁烟禁赌运动。1952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颁布了《关于开展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要结合乡村的“三反”运动打击乡村种贩活动,重点解决乡村存毒问题以及严防乡村复种行为。另一方面,党开展了禁赌运动。1957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在批转龙溪地委关于区乡干部社干部的相关工作报告中指出:县区政府或乡政府应下令禁赌,农业社和青年团应该禁赌。百货公司与供销社不应该在农村推销扑克,禁止农村中的机关单位打扑克之风。党强有力的禁烟毒、禁赌工作,改变了农村因烟赌而滋生的不良社会风气。

  四是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1956年2月,全国民主妇联印发相关文件指出,要动员所有家庭妇女争取做到“五好”。全国民主妇联结合农村实际情况,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提出了农村“五好”标准。通过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提升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与社会价值,在农村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形成了新型文明的家庭风气。

  五是倡导农村封建丧葬礼俗的改革。1956年4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联合倡议,欲求以火葬的方式,推动丧葬礼俗的改革。1965年7月,内务部印发《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倡导火葬,积极改革旧的殡葬习俗,重视殡葬领域的移风易俗工作。同时,党积极推行丧事简办,要求农民简化土葬礼俗程序。在此期间,农村丧葬中的封建、宗教日渐减少,形成了文明节俭办丧事的丧葬新风俗。

  六是开展农村“四清”“破四旧”运动。农村“四清”“破四旧”运动虽然在历史上对农业农村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同时其对农村社会风气也起到一定净化作用。如在“四清”运动中,农村干部的讲排场、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等不良作风被禁止,以整顿农村官风带动了民风。在“破四旧”运动中,党取缔了一切“牛鬼蛇神”,检查并取缔神汉、神婆、相面、看风水、认干娘等封建行为。

  在此阶段,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农民天然的小农意识,使农民自觉地以国家主人的阶级身份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党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探索的核心诉求。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影响,党的乡风文明建设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农村整体上破除了封建思想及陈规陋习,社会不良习气基本禁绝。党在这一阶段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内容形式符合乡土生活逻辑,群众参与程度较高,但同时有明显的革命斗争性与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经过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徘徊之后,农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经济贫困问题的有效缓解以及农村思想环境的根本好转,使党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得以顺利开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农民重染陈规陋习,败坏了乡风民风。基于现实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乡风文明”一词,使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更加深入。这一阶段,党切实开展了许多相关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81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发文指出,各地区要通过积极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使广大群众养成“五讲”“四美”的好作风与习惯。中共十二大以后,“五讲四美三热爱”统一活动正式形成。在农村地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主要包括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群众卫生活动、弘扬革命先烈事迹与革命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方面。实践证明,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端正了社会风气。

  二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1996年11月,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继续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联合通知。同时,要求成立具体负责相关活动开展的专门协调小组。2000年3月,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发文要求大力推进为期三年半的家庭文明工程,针对农村地区,主要以“美在农家”活动为载体,通过提升农民庭院的卫生水平,提高家庭成员素质、解决农民家庭生活环境问题,美化农村环境等具体措施,建设农村文明家庭。

  三是开展文明/和谐村镇创建活动。1984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明确了文明村(镇)建设活动的相关问题,指出要将农村的“包户助耕”、建设青年之家、全国文明礼貌月等活动统一汇合成建设文明村活动。文明村镇工作起初是先在地方进行200个示范点创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进入新世纪,全国文明村镇评选工作得到陆续开展。截至2011年,共表彰2065个全国文明村镇。另一方面,2007年4月,中央文明委发文指出,要通过开展和谐村镇活动,推进乡风文明。随着相关创建活动的全面开展,农村涌现出一批高标准文明村,带动了农村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升。

  四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1997年7月,中央文明委发文指出,要求将“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与文明村、户、家庭等活动结合开展,重点提升农村公共场所的社会风貌工作,逐步完善农村的卫生设施,加强农村道路修建工作,开展“百院下乡”“文化三下乡”活动,特别要利用传统节假日的特殊时刻,将活动推向高潮,以改变农村的旧风俗、旧思想,向农民科普科学文化知识。

  五是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1999年3月,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文指出,要重点在欠发达贫困地区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向当地贫困农民宣传现代婚育观念与生育文化。2001年7月和2005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先后印发相关文件,继续指导各地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另外,在2006—2010年的相关活动主题方面,中央文明委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如规定2006年主题活动要与关爱女孩与性别问题相关,通过组织相关竞赛与演出等方式,宣传男女平等理念;2007年主题活动要以促进独生子女成长,开展计划生育指导为主要内容;2008年主题活动要广泛宣传在婚育、性生活等方面的道德规范;2009年主题活动要通过开展专家咨询服务、举办展览等形式,提高基层群众生命质量与健康保健水平;2010年主题活动要表彰婚育新风活动开展成绩优异的地区,全面提升生育文明水平。

  六是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2010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发文指出,要通过创建农村文明集市活动引领农村健康和谐的社会风尚,积极活跃集市文化氛围,向集市的商户宣传科学技术、食品安全等与经商致富相关的内容,引导农村除旧布新。同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5部门针对乡村集市特点与发展情况,将“引领文明风尚”纳入创建文明集市示范标准。之后,各地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集市活动,如山东省淄博市文明委通过在农村广大商户中开展“文明信用工程”“文明信用市场”创评活动等推进诚信建设工程。

  在此阶段,党的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通过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使农村总体上形成了开放竞争、自由民主、崇尚科学的社会新风尚。总体来讲,党在这一阶段的乡风文明建设是基于把农村作为现代化改造对象理念基础上而进行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2005年之后,党的乡风文明建设话语正式形成,并逐渐呈现出由偏重实践探索向系统化、规范化深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四)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自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实施以来,党的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更进一步发展。然而,制约乡风文明建设水平提升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是多方面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无疑是制约乡风文明建设发展众多因素中根源性的深层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乡风文明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起点与时代机遇。在此阶段,党依据相关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不断提升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水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内容。

  一是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在2012—2020年期间,中央文明委办公室先后三次制定了评选全国文明村镇的评价体系,用以指导相关创评工作。2020版测评体系中,体现乡风文明水平的“精神风貌”一项占了全部19各指标中的8个之多,其中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与价值观引导,思想道德与诚信建设,家庭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等方面。根据测评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中央文明委共授予2652个全国文明村镇,以示表彰。

  二是继续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2010年9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3部门发文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重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普遍建立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建设项目。自2014年起,全国妇联要求农村依靠妇女之家,开启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在活动期间,各地依托家庭故事会、交流分享会、网络评议等方式,树立新式文明家风。2016年7月,针对我国家庭婚育新情况,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发文指出,各级分管领导要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面向基层群众与家庭,以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为重点,向群众宣传生育政策与法规,提升婚育文明水平、妇幼健康水平、家庭幸福指数。

  三是重视开展移风易俗实践活动。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不仅从国家层面专门制定了推进移风易俗活动的相关指导意见,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重申持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性,更是在各地积极探索乡村移风易俗的有效实现形式。例如,2020年,贵州赤水市积极开展了“花轿计划”,改变当地贫困村婚嫁支出攀比的陋习,通过村委会购置花轿免费供新人使用,使当地农村蔓延的嫁娶收受巨额彩礼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四是开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更加自觉地开展了一系列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工作。从2012年年末开始,住建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就开启了保护、发展农村传统村落的相关工作。截至2019年,我国已初步形成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完成了五次全国性传统村落调查工作,共将6819个传统村落收录到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截至2020年9月,教育部已认定了三批,共106个高校传承基地,创新了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

  五是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决定要在县、乡镇、村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三级组织体系。目的是通过精神文化宣传教育类活动,以文化人,化风成俗。同时,成立了专门的相关领导小组指导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在此之后,各试点县纷纷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展开相关实践工作。例如,陕西省郴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在新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发布抗击疫情“红黑榜”,将疫情防控与农村文明新风培育相结合。

  在此阶段,党增强了乡风文明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以实现“人的文明”为宗旨提升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水平。总体来讲,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社会建设互嵌性增强,文化底蕴提升,提质增速明显,具有很强的规划性与价值导向性。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

  乡风文明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发展历程相伴而行,是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一百年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实践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肯定,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一)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是党在政权建设发展中形成的重要品质与精神境界。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要充分发挥好党风对民风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党在20世纪8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的关于党风与民风的关系问题。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发文指出,要持续开展为期两年的农村党组织整顿工作,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20世纪90年代,党逐步认识到加强党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培育优良党风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责任。随着乡村改革日益深入,乡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乡村改革新形势下,党十分重视加强乡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对乡村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大力宣传、表彰先进,以正党风。并要求乡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积极与黑恶势力斗争,抵制封建思想与不法宗教势力,增强对党的伟大事业的思想认同。规范权力使用方式,避免家长制、官僚主义、法治思维淡薄等不良工作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更加深刻认识到,腐败问题是影响党风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树立“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责任意识。特别是党十分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农村精神文明活动的责任担当,对此,在党的相关工作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要求不断提升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到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求实现五级书记层层落实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切实肩负起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这一顶层战略引领下的乡风文明建设,党通过“基层组织突破”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力、组织协调力、利益整合能力及文化领导权的软实力等,从而不断提升了对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力。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这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深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农民是主导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同时,需要党有效引导教育农民,才能将农民意愿化为其参与的自觉性,激发内生动力。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是党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一贯作风。早在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民众剧团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在确定戏剧演出内容时,主动征询农民意见,并帮助农民完成话剧排演、标语制作、唱歌练习等活动;新中国成立初,党十分强调要在尊重农民生产互助意愿基础上,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灵活开展识字教育;改革开放初兴起的文明村(镇)建设,是为了迎合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农民迫切要求抵制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改变乡村不良风气的愿望,特别是满足乡村青年对于文化艺术享受的强烈渴望而开展起来的创建活动;新世纪伊始,党结合时代特色,以“三馆一站”为主要载体构建乡村文化网,定期组织民间演出、书画展览、庙会等群众文化活动,满足了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新时代以来,党更加鼓励、重视通过弘扬农耕文明来提升乡村文明自信。实践证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就是要将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扎根农民的具象生活实践中,想农民之所想。就要结合时代要求不断满足农民合理需求,做农民之所需。农民是农村的主人,要满足农民心中饱含对乡风文明的美好夙愿。另一方面,农民的主观意愿转化为内生动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党始终相信、依靠农民,完善农民相关利益表达机制与平台建设,在民主实践中激发农民的参与自觉性;党不断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内容与形式,让农民在文化生活中体悟乡风文明建设的实际效用,以利益驱动农民积极投身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党始终关心农村与农民的发展。要帮助农民完善人格自信、文化自信,让农民在精神文化生活中更有获得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这是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首要条件。

  (三)使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证明,乡风文明建设只有紧紧扭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中心任务不放松,才能不断达到新水平。使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是党在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摸索出的重要经验。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工作都是与发展生产紧密联系的。如在教育层面,1938年《陕甘宁边区小学法》明确规定学生要参加诸如种地、手工业和畜牧生产等形式的生产劳动。在文化层面,党按照“不误生产、农民自愿”的原则使农民在劳动中发展群众艺术,在激发农民参与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使乡村涌现出了许多文化能人、农民创作出了生活化的文学艺术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乡风文明建设也延续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传统。毛泽东指出,需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都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在党有关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与卫生宣传工作的国家文件中,都体现着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活动要为生产服务、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理念;改革开放后,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概念范畴,要求使之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更加重视乡风文明建设对乡村改革成果的巩固发展作用,使乡风文明建设在适应乡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民致富要求中得到不断长足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无论是国家要实现奋斗目标还是民族要实现复兴梦想,都不能忽视精神文明财富的积累。党的十九大再次提出乡风文明建设理论命题,是对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应然回应。使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意味着乡风文明建设要以农村经济发展为中心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农村经济发展成果也要巩固乡风文明建设的长远发展。因此,使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这是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需要坚持的重要准则。

  (四)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移风易俗是不同时期党领导乡风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而开展教育卫生工作则是党在农村移风易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党始终把教育看作是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是实现乡村移风易俗的关键举措。革命战争时期,党开启了乡村大众教育的先河,帮助农民摆脱愚昧无知的松散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乡村开展了具有适宜性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战时教育;改革开放初,党更深刻认为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民无法从根本上扫除旧社会的遗留毒素,要树立新风尚、新道德、新思想。21世纪以来,国务院、教育部等多部门针对乡村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普九攻坚”工作,推行了一系列乡村教育项目;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更加重视农村教育公平发展问题。党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对农村教育实行补偿性政策,通过专项投入弥补农村办学欠账;在新时代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形式继续深化扫盲工作,重视农业科学知识普及与从业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党也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党结合国家发展要求与农村特殊需要,充分重视新时代农村爱国卫生工作对移风易俗、振兴国家的深远意义,并将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国家发展大局。在此期间,党对农民开展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工作,举办爱国卫生主题日活动,引导农民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同时,党逐步完善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面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定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乡村卫生。大力支持乡村卫生室建设,保证每个行政村至少拥有一个卫生室,不断增加服务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提高乡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整体素质。加强乡村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建设,培养乡村尊重医生、重视患者的良好风气。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这是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五)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解决精神领域里的问题,必须有耐心、有毅力、有韧性。”要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提升乡风文明新境界。以关心呵护的态度看待农民群众思想上的不足之处,用充足的耐心对待农村精神领域的工作,是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方法。事实上,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乡村妇女中开展卫生工作、识字运动等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时,就认识到这些工作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努力,因此不断深入了解乡村妇女的生活习惯与觉悟程度,在点滴之间把乡村妇女工作做实、做好。例如,在1945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工作指示中,党强调做妇女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在政策基本贯彻地区,妇女干部做妇女工作时要亲自下手,联系群众,从接生、保育婴儿和家庭卫生等方面帮助妇女摆脱封建思想和不卫生习惯。在新解放区,要循序渐进宣传自由平等婚姻观,促进家庭和睦。再如,改革开放初的农民既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受腐朽思想的禁锢。由此,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多以疏导的方式,将自我教育与正面教育相结合,通过耐心说服的办法提高农民思想觉悟、促进农民思想解放。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党稳中求进,确保乡风文明建设健康推进,使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不出现方向性的偏差与颠覆。以问题为导向,确保乡风文明建设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树立战略思维,步步为营,不搞突击运动战。要做好规划蓝图,使乡风文明建设张弛有度、科学有序。可见,以关心呵护的态度看待农民群众思想上的不足之处,用充足的耐心对待乡村精神领域的工作,是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前景展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风文明建设走过了百年历程,在实践工作中凝结出了诸多基本经验。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乡风文明建设在理论创新、相对贫困治理、对外思想交流等方面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加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理论创新研究

  乡风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为理论体系的成熟。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被赋予新的特质与发展要求,亟须加强相关理论创新,以期更好地为新发展阶段的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方向指引与思维滋养。

  一是基于现有相关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如关于净化社会风气的思想、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实价值的思想等。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及其演化逻辑,探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对贫困治理之间的内在契合性及其在实现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价值作用。深入挖掘乡风文明建设在新发展阶段被赋予的新内容与要求、基本原则、现实功能,探索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水平的时代进路等。通过理论探索实现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自觉,进而实现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的飞跃,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动力提供强大理论支撑。

  二是形成完善的乡风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夯实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理论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先导作用,而强大的理论自信必须建立在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之上。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面对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可能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更需要充分彰显乡村文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精神推动作用与其转化为农村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回答好“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命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要继续做好相关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内在逻辑的理论研究。同时,既要做好乡风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理论研究,也要做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运行机制理论研究,更要做好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百年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另外,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从体系构建角度对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逐步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理论体系,最终以成熟的理论体系引领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进而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自信。

  (二)提升乡风文明建设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实际成效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过程中,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意味着,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将通过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事业,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全局视角出发,脱贫攻坚中的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对标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发挥其“扶志、扶智”的价值与功能。在2020年脱贫攻坚结束后,乡风文明建设则需要对标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发挥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价值作用。而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理念、多元组织参与、共生环境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与内在关联性。因此,对标解决相对贫困的现实需要,激活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内驱力,充分发挥乡风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现实功能与价值,既是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通过推动乡村振兴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一要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营造文明营商环境助推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兴旺。相比经济、政务和制度环境因素,社会环境是市场主体发展的保障性因素与持续经营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环境的建设需要花费更长周期。乡村内文明的营商环境对工商资本在乡村投资经营、安家落户起着加速催化作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够通过开展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工作,营造一个整洁、有序、高效的社会环境;通过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明素质,营造一个重诚信、明法理、守规则的社会环境,从而为外来工商资本经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营造了文明营商环境。

  二要以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宜居水平。乡风文明建设能以和美社会人文环境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和美社会人文环境能够增强乡村人居环境的乡土特质。乡村建设性破坏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化自觉性低是阻碍乡村社会人文环境和美发展重要因素。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将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相结合,遵循乡村历史文化内涵,基于水土风物差异性搭建山水相间、良田交错的民宅村屋,发挥民间审美对乡村社会人文环境进行塑造的积极作用,从而减少乡村的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完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提供场所。通过弘扬发展属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自己的节日与活动,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发展,改善他们相对自卑的文化心理。

  三要以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文化繁荣。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集不同文化之所长助力乡村文化繁荣。乡风文明建设能以激活乡村优秀农耕文化的积极成分,融合城市文化的现代元素,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精神,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为基本内容不断繁荣乡村文化。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将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机融合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孕育出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让乡村文化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统一。四要以乡风文明建设增强乡村治理效能。乡风文明建设能通过活化传统德治资源增强乡村治理效能。德治是维护乡村社会公序良俗的内生动力,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扬善之举。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中尚德崇明、乐善好施的道德教化理想,崇善向上的社会风气、修身齐家的伦理关系、忠孝礼义的荣辱感等道德规范,用优秀传统道德规范约束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行为,重建乡村社会心态与伦理道德规范,巩固乡村德治基础;能创造性转化与应用家规家训、村规民约、乡贤文化中蕴含的德治文化力量,形成基于道德交往的乡村社会精神秩序。五要以乡风文明建设助力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减小再度返贫风险助力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富裕。贫困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对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富裕水平具有绝对性的阻碍作用。减小再度返贫风险是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富裕水平的重要前提。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够帮助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凝聚出不畏艰难、脚踏实地的坚定信念与精神品格,有效防止脱贫群众再度反贫提供精神支持。同时,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可以将带着传统特性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重新社会化,使其能主动把反贫困资源转化为自身的内生发展能力,提升其不返贫的可行能力。另外,乡风文明建设能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不合理的婚丧、人情攀比等消费行为,缓解相对贫困家庭经济压力。

  (三)增强与国外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交流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设中原创性的实践活动。与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相比,经过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锤炼与不断创新,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更为殷实,实践形式更为多样,实际成效也更为明显,在推进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巨大优势与特色,为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与条件。

  首先,在与国外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交流中,要牢牢把握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历史一再证明,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党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南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能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对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构建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话语权,首先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就需要深刻把握其完整科学体系、内在精神实质与客观实践要求,真正用以指导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要系统学习、全面领会其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不断巩固乡风文明建设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不搞意识形态自由化、庸俗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抵制传统的封建思想与西方腐朽的落后文化思想;要着力践行这一思想的客观实践要求,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出发,将其运用到乡风文明建设实际工作中去,加强改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方法,使乡风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之路。

  其次,要重视从内部构建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强乡风文明建设对内的话语认同。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农民应该是有自觉性和能动创造性的人,是构建乡风文明建设对内话语认同的关键。只有农民对其自身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意识到自身肩负的建设乡风文明的权利与责任,并主动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创造性,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力依靠,才能真正构建起乡风文明建设对内的话语认同。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在制定、规划、选择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方案及实施路径时要坚持农民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地位,发挥农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要重视对农民享有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成果权利的保障,坚持农民是乡风文明建设成果的享受主体地位;要重视农民对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效果的满意度,从农民对自身生活的幸福感、安全感中评价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坚持农民是乡风文明建设的评价主体地位。

  再次,加强与国外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交流,增强乡风文明建设对外的话语传播力。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始较早,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其中不乏可供我国乡风文明建设借鉴的优秀思想。对此,可借鉴蕴含在日本“一村一品”运动中的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蕴含在韩国新村运动中的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蕴含在德国乡村更新规划中的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为构建我国乡风文明建设话语权打开国际视野。同时,在与国外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交流时,要立足对中国乡村文明的文化自信,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召开国际学术论坛、设立相关实地考察项目等方式,扩大我国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在国际乡村建设场域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总之,在党中央对乡风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中,各地党委、政府把全面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与农村其他方面建设事业紧密结合,使农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实践中同时获得了生活幸福感。而今,中国“三农”工作重心转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更要通过加强理论创新研究、提升实际成效、加强思想交流等方式不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使之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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