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性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概念
概念史研究要抓住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概念。一个概念何以能够成为基本概念，克赛雷科认为，基本概念应该是“复合型概念”，这个概念必须是切中了时代课题的“肯綮”，“所谓‘基本概念’，说的主要是历史运动的主导概念，能够揭示社会结构和重大事件的关联。” 基本概念是深刻影响历史变迁，能够解释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诞生的概念。党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概念，因为：第一，党性概念标识了党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要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必须坚强有力，必须组织严密，必须具有先进性。党性概念就是对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品性和先进性的指称，只有明确提出并开始使用党性概念的时候，党才更加自觉、明确地开展党性锻炼，党自身的建设才更加自觉。第二，对党性概念内涵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和深化。党明确使用党性概念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事情了，之后党的领导人开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比如从“党的观念”“党的意识”“阶级性”等角度阐释党性概念，这就使得党对自身的建设理解得越来越深入。第三，党性概念内涵与时俱进的演变反映了党面临不同的时代任务而开展自身建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党性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但在不同时期，党性概念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概念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这是党解决时代任务的需要，革命、建设、改革所面临的世情党情不同，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也不尽相同，党性概念侧重点的转变是党的政治路线在概念中的体现。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而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强调思想上入党，强调党性修养的提升则是根本性问题，而党性概念本身就彰显了思想上入党、党员先进性等内涵。这一概念内蕴了时代的需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华，沉淀了党的历史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党性概念也是抓党自身建设的一个核心抓手，它本身是一个思想工具，党可以利用这个思想工具自觉地、有效地抓党的自身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性概念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至今仍然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百年理解、运用和建构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二、党性概念的术语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使用党性术语的频率很低，但有明确的文献考证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使用过这一概念，文献能查到的使用这一术语的地方有如下几处：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前言和结束语》（1845）一文中指责德国的“绝对社会主义”“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用这种“没有党性”的空话指导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对的。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评价拉萨尔说，“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肯定了布朗基派对蒲鲁东主义的抵制，在布朗基派的影响之下，“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从明确使用党性术语的文摘和书信引文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党性既表现在理论领域，也表现在实践领域；党性术语既可以能指个人，也可以指政治派别。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党性术语，所指都是空想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还不是专指无产阶级政党的品格和属性。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论述中涉及了党性概念的内涵，比如对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属性的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有鲜明的阶级性；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等等。
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比较明确地、频次较高地使用了党性概念，列宁语境中的党性概念有两种外延。
第一，哲学的党性问题。1894年底，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首次表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一用法集中体现在1908年2月到10月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列宁批判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以“无党性”自居，“科学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斗争中是无党性的，这不仅是马赫一个人所喜爱的思想，而且是现代所有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喜爱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列宁批判马赫以“超越党性”自居，强调任何哲学都有党性，这里的党性就是党派性或阶级属性，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史上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流派，任何哲学都不可能超越这一“党性”问题，列宁在哲学上使用党性概念有时候也是在强调哲学的阶级性，任何哲学都不是超阶级的哲学，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的哲学。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问题。列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指出，党当前需要经历的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就是“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问题。1904年撰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进一步发挥此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政党，而不是松散的小组，因此，要坚持党性，反对小组习气，坚持党的团结统一，坚决抵制分裂破坏活动，并将党内争论问题“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在1905年10月25日撰写《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将党性问题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关乎无产阶级政党的成败，强调，“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任重道远，鲜明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成功的保障。列宁认为，当时俄国的革命性质主要的是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非党组织”（即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点不能含糊，“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在1908年9月11日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又将“党性”抽象为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和觉悟，指出，“我国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像那些只要一挥手就马上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党性觉悟。”因此，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仅体现于严密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更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觉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很多基本概念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术语的翻译。“党性”一词对应的德语为Parteilich，其中Partei是“党”，-lich是后缀，意思是由面前名词派生出来的、从属于名词的属性。 “党性“一词对应的俄语词为партийность，英文词为Party spirit 或 Party character。在古典汉语中，“党”字一般与“朋党”“党争”相连，素有“结党营私”“君子不党”之语，带有明显的贬义。1894年，旅日华人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就“自由党”名称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党’，非如中国汉唐朋党之比，盖亦自泰西传来之流弊耳”。黄庆澄开始从西方现代社会认识“党”的所指，这给中国人认识“党”的能指带来了新的视角，但仍然把现代政党政治视为“流弊”。“性”字在汉语语境中源远流长，以儒家的人性论为主流，杂有释家的佛性论。在儒家人性论流传中，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卿提出“性恶”说，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说，汉朝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唐朝李翱提出“复性”说，宋明理学强调“性理之学”，最终归于通过对理的追求和参悟，可以臻于至善。国民党人士胡梦华将汉字“党”与“性”拼义构词为“党性”用以标记“政党属性”。1932年，他在《人民评论》上发表《中国国民党的党性》一文，明确使用“党性”一词。“党性”词汇，一方面挣脱了“党”字在古典语境中的贬义而转成褒义，一方面把“性”字从个人层面提升到组织层面，“性”不再是天赋的个人属性，而是可在组织中通过教化而习得。但是胡梦华从“党的服役性”“党的革命性”“党的全民性”以及“党的自由平等性”等四个方面阐述国民党的“特殊党性”，将其打造成超阶级的全民性政党，有意模糊了“党性”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党建著作和《联共党史》的汉译过程中，明确使用“党性”术语对译列宁的партийность概念，公开宣示共产党党性的无产阶级性，使“党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政治概念。在1934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第7卷中，中国共产党人就将партийность术语译成“党性”，“凡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决议周围团结起来的地方，就有意见和行动之一致，就有党性和党”，但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这一术语并未在党内外流行。1938年1月延安解放社重印此卷，“党性”作为партийность概念的标准汉译词逐渐盛行。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中译本，沿用“党性”译词，此书肯定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指出“这本书底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反对小组习气而把党性保持住了”。1941年《进一步，退两步》单行本出版发行，列宁在此文中奠定的党的组织原理以及无产阶级的“党性”问题，被更多的共产党人所学习研究。同时，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于1940年由解放社出版发行，他在哲学外延上使用“党性”术语，做出“哲学是党性的科学”论断，认为列宁与少数派的斗争实际上是“为党性的哲学而实行的”。因此，无论是“哲学的党性”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最终会统一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实践中。
简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词Parteilich，英文Party spirit 或 Party character概念，经由列宁的继承、创新，发展为具有“哲学的党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双重外延的партийность术语，中国共产党人在汉译列宁的建党著作和《联共党史》的过程中，沿用拼义而成的“党性”术语，对译列宁的партийность术语。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概念的两个外延统一在党性修养的实践中，标志着“党性”概念基本生成。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初步建构
党性真正成为我党一个基本政治概念，离不开党的领导人对党性问题的思考和对党性概念的使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但直到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提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才明确使用“党性”概念。从1921年到1938年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觉地使用“党性”概念，至少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检索不到这一概念，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忽视党性锤炼和修养提升问题，而是用别的词汇来指称党员自身品性的培养和历练。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在论及党员的时候强调，“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对党员自身的修养做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对党忠诚，并与一切反对党的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关系。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上建立健全党组织，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革命当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党员自身内在的思想修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建党初期的领导人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周恩来1922年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批评了当时一篇把“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的文章，并明确区分了宗教迷信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陈独秀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也就是说，很多党员在思想上还存在一些非党的因素，为了消除这些问题，党应该重视党自身思想修养问题。这些论述都涉及到了党性修养问题。
党性修养问题出场的另一个背景就是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这一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批评了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强调“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种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红军创立初期，兵源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人，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七十七。”这是当时我军面临的客观实际，军队的阶级基础决定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必然性，这也是党和军队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其中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建党”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党性修养问题。一方面对于侵蚀党的党性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坚决予以抵制，另一方面也要正面重视提升党自身的党性修养问题。恽代英在《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一文中强调指出，产业工人的革命性最强。陈绍禹在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小册子中援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话强调“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这里的布尔塞维克化就是强调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其内涵接近于党性概念的内涵。1933年2月25日《周恩来、王稼祥关于政治工作给各军团的指示》强调了“要坚强红色战士的胜利信心与斗争决心”“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党员应当以身作则”“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等十五条政治工作指示。这些“政治工作指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强调党员的党性问题。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并主张从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学习是提高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性修养问题，对党性修养的重视也很快从重视组织建设转向重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是党性修养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党虽然没有自觉而明确地使用党性概念，但对党自身的党性修养问题已经多有涉及。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自身建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第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员的品性修养问题，虽然在成立之后的十多年里，党没有自觉使用党性概念，但她却做了很多可以用后来的党性概念来概括的事情，强调了很多可以用后来的党性概念来概括的事情。第二，中央已经明确论及了党性概念的诸多内涵，比如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忠诚，要有鲜明的革命性，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密切联系群众等，这些都是党性概念的重要内涵。第三，没有明确提出党性概念使得党对党性修养问题的理解缺乏明确性、确定性和自觉性，可以用后来的党性概念来指称的很多事情被置于从属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客观环境，亟待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这也造成了党对党自身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时代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党成立初期不成熟的表现。第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十多年的自身建设实践为党性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加强共产党人自身的党性修养是我党解决时代任务、领导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党成立后的自身建设的实践沉淀为党性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自觉使用
索绪尔说过，“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能够准确而贴切地表达概念内涵的词汇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概念的内涵有了更加清晰而自觉的认识。1938年1月延安解放社重印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七卷，用“党性”一词明确对译列宁的партийность概念，同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即《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提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明确使用党性概念，开启在实践中实现党性的序幕。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使用党性概念，加强党的建设。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将共产党员的党性界定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个界定奠定了“党性”概念科学内涵的主基调。之后，出现在党的文献中的党性概念，就多和“阶级立场”连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态度”作为党性的内在规定，扩展了“党性”概念的内涵。除此之外，党的文献还多次出现了“党性不纯”“党性教育”“党性学习”“党性锻炼”等概念，1941年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指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邓小平1941年4月15日发表在《党的生活》第35期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在这些文献中，对党性概念阐述得最系统、最全面的应该是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自觉而明确地把党性修养作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并对党性概念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解读。
这个《决定》明确指出，为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党，党员干部必须“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个人服从集体、增强团结的意义上使用党性概念。党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词汇，他就是要表达共产党人要具有共产党人应该的先进性这个内涵，这一语言工具的形成使得我党能够更加明确地分析和探讨党性修养问题。为了能够锻炼和提升共产党人的党性，《决定》还明确了党性锻炼的敌人，“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都是“违反党性的倾向”，还具体列举了“违反党性的倾向”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的表现。为了提高党性修养，《决定》还提出了六条具体措施，强调全党的统一性和服从中央领导；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反对阳奉阴违；及时纠正错误，挽救干部；加强纪律教育；用好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学习；党员干部要过组织生活，虚心听取批评意见。这个《决定》清晰地阐明了党性概念的内涵，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缺乏党性的各种具体表现和增强党性锻炼的若干要求。《决定》出台后，任弼时在10月到12月期间，专门做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对《决定》所阐明的党性概念内涵和加强党性的若干要求的规定做出补充。《大纲》开门见山地回答了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界定党性概念，从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测量党员党性，并从培养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遵守党的统一纪律，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等5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如何培养和锻炼党性。《决定》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加强自身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出台之后，党性概念逐渐成为党的文献中的重要概念，党的领导人也对党性概念做了许多丰富和完善解读。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强调思想上的入党就是强调党性锻炼。在1942年2月1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整顿以主观主义为主的“学风”问题、以宗派主义为主的“党风”问题、以“党八股”为主的“文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探讨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在1939年12月21日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强调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倡导也是在强调提升党性修养问题。1944年9月8日的《为人民服务》一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在强调共产党人要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意识，这也是党性的重要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党性概念出场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针对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对党的侵蚀一样，党性概念的明确提出也明确地带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色彩。《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各种党性修养的“敌人”，这些“敌人”的存在会削弱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进而影响党的战斗力。当然，党性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出于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消极应对，它本身更多地发挥着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党性概念的阐释和解读就是从正面丰富和发展党性概念的内涵，并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指导党自身的建设。
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性概念建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对党性概念内涵的强调又有所变化，更多的是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强调党性概念。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有高度的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强调，“哪一个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只片面强调自己所主持的另一种工作，想以另一种工作压倒生产工作，他将被认为是不顾全局的，缺乏群众观念的，如果他是共产党员，他的党性就是不纯的，将被当作一个官僚主义者受到人民的批评和反对”，这是从全面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角度强调党性概念。刘少奇在1954年2月6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所做的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团结”，从提高觉悟，增强团结的角度强调提高党性。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月27日）中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从强调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能力的角度强调党性概念。1964年2月5日《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有一句话，“质量不好，不是一个普通问题。对质量不负责任，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对社会主义事业不负责任，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从提高质量的角度使用党性概念。从上述几处引文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性概念内涵的侧重点开始转变，开始侧重于从具体工作方面强调党性概念，有的从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的角度使用党性概念，有的在外交、农业、石油等具体工作领域使用党性概念，也有的从质量、责任等方面强调党性概念。党性概念内涵的变化源于中国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党的历史任务的变迁决定了党性概念内涵的衍变。概念是时代的产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党性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但其基本内涵还是在于强调党自身的建设，并从加强自身建设的角度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从加强党自身建设的维度使用党性概念的例子也很多，1956年2月1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党校应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为教学方针”。1961年9月1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也明确强调，“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这都是从提升领导干部的素养，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的角度使用党性概念的。而且，针对苏联赫鲁晓夫“全民党”的观点，我党明确强调，“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明确了党的基本属性，不管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党的基本属性是不会变的。
六、改革开放以来党性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党性概念在保持其基本内涵稳定的前提下，或侧重点发生了变化，或增加部分新内涵，或使部分内涵被搁置，党性概念的建构过程就是把时代精华内化进党性概念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时，党更多地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强调和使用党性概念。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讲党性，这是针对当时思想僵化，讲话做事跟风头、看来头的弊端而言的。邓小平从不讲党性的高度批评“思想僵化”“随风倒”的问题，对推动当时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还从党性的高度强调改革，比如关于老同志退休的问题，1982年2月20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把能否正确对待退休这件事视为各级党委和每一个党员的“一次严峻的党性考验”。老干部退休制度是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重要举措，但具体的实施可能会遇到较强阻力，《决定》从“严峻的党性考验”的角度强调这一制度。再比如，针对当时存在的“派性”问题，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中指出，“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党性应该大公无私，而不能有派性。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也强调“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从党性的高度批评当时的派性问题。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第四部分专门讲“坚持党性，杜绝派性”问题，“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坚持党性，根除派性。党性概念的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而发生了与时俱进的衍变，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党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结果。
在探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这个时代课题时，党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维度使用和阐释党性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国内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是摆在党面前的时代任务，为了创造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江泽民更多地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使用和阐释党性概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党性教育活动，党性概念是“三讲”的核心概念。《中共中央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中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地方，“有的违反民主集中制，无视组织纪律，放弃党性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甚至庇护犯罪”，这些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结果”，因此应该增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必须抵制和消除上述这些现象。
在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时，党更多地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使用和阐释党性概念。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8年9月19日）中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既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党性概念中，推动科学发展是一个重要内容，党员应该从讲党性的高度推动科学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指出，“努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的维度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党性不是空泛的，面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党从党性的高度强调科学发展，这也是概念对时代课题的回应。
进入新时代，为了回答“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党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阐释和使用党性概念。十八大报告提出“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提出，“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民主评议等制度。”把党性教育置于核心位置。习近平从多个层面强调党性教育：1.从作风上，强调“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强调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2.从思想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是党性的重要体现。3.从纪律规矩方面强调党性，习近平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报告《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中强调“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将“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作为问责的内容之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将“增强党性修养”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并将党性修养具体落实到了组织生活制度上，“三会一课”要突出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民主评议要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把“加强党性修养”列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4.从反腐败的角度强调党性。从“打老虎、拍苍蝇”的案例看，党性修养不强是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升党性修养是增强自身“免疫力”，提高拒腐防变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