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要素及其组合的优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及创新驱动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标志。在此框架下，服务型制造作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创新产业模式，通过在供给端的优化和需求端的深度匹配，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供给侧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配置、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环境效益方面。服务型制造通过整合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服务要素投入，实现价值创造主要环节，即前端研发的技术创新和中端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需求端的深度匹配则通过精准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市场需求牵引式创新，推动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和产业高端化发展，同时激发商业模式创新，扩展市场边界，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此，通过供给端的优化和需求端的深度匹配，服务型制造有利于驱动供需两端的高度融合，形成良性互动的供需共生循环，并最终有力地驱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供给端优化
在供给层面，服务型制造主要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融合创新及提升环境效益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服务质量，这不仅增强了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基础。
1．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服务要素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复杂性和较强的附加值增值能力，通过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整合和补充，对制造业原有的资源要素结构构成“颠覆性创新”，这有助于减少生产冗余，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得益于服务属性的驱动，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服务型制造企业往往需采用柔性生产方式，灵活调配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方面，资源柔性和流程柔性使企业能以模块化方式组合服务和产品，优化服务要素、人力资本及原材料的重组，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这种资源整合效应在各制造业行业均有显著体现：（1）装备制造业通过智能制造服务要素的系统化整合，构建集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和智能诊断于一体的服务网络，由此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显著增强设备运行效能与可靠性，发挥服务要素对生产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2）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主要依托软件服务要素的深度集成，构建硬件—软件—平台协同的服务生态系统，通过数据驱动和算法赋能，实现产品功能的持续迭代和技术附加值的动态提升；（3）消费品制造业深度融合个性化定制、品牌营销等服务要素与产品制造流程，构建需求感知、柔性制造、智能配送一体化的C2M服务体系。此种模式能有效整合市场需求与生产能力，实现按需生产，从而减少库存积压与资源浪费，充分体现服务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显著效能；（4）基础原材料及化工制造业则通过供应链服务要素的协同优化和工艺服务的创新应用，建立覆盖原料供应、工艺优化、质量管控的全流程服务网络，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品质量协同提升。这种多维度的要素重构与系统集成使企业能够将闲置资源以服务外包形式高效配置到高科技研发中，从而实现“微笑曲线”两端价值创造的转变。另一方面，组织柔性赋予劳动者更大的工作自主权和协作空间，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具体而言，柔性生产使服务型制造企业能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有助于获取最大化产出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图2 微笑曲线变化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服务型制造不仅能推动传统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还有助于促进新兴服务业态的孕育和发展，从而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夯实的产业根基。首先，传统制造业是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产业基础，服务型制造可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制造企业的角色转变，推动传统生产制造向高端化制造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服务型制造背景下，装备制造业逐步从单一设备供应商向智能装备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通过集成远程运维、智能诊断等服务，构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创造体系；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从硬件制造商向数字化服务集成商的转变，依托软件服务和平台运营，打造产品—技术—生态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转型要求企业具备整合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包括技术、管理和服务等，从而能为客户提供更加系统化和集成化的服务解决方案。这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也突破了传统制造业的边界，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稳步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并最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其次，服务型制造还催生了一系列的新兴服务业态，如智能制造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等。总的来说，上述变化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和优化生产全过程，不仅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本身也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催生新的经济活力。
3．技术融合创新
服务型制造的技术融合创新主要指由制造业内部与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专利产出，反映了制造业内部产业融合和分工深化的发展动向。服务型制造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专业分工、知识技术溢出和价值链升级的机制，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服务型制造加速了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服务职能部门的“外置化”，促进了制造企业与服务商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共同推动创新活动开展。具体而言，制造企业可专注于核心制造环节，而将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外包给专业服务商，由此为企业提供了从有较高服务水平的关联企业获取比较优势和经验性技术的机会，增强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能力。这不仅可直接降低企业的运营管理成本，还能带来“干中学”效应，从而全面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绩效。其次，服务型制造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或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并且，通常来说，这一过程是由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通过资本嵌入等形式，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而优质的人力储备和智力资本能够产生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为制造业的创新活动注入新的动力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后，在服务型制造的背景下，制造企业能通过吸收和整合来自服务业的知识资本，开发出有服务属性的创新产品，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促使服务环节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升。这种价值链的重构，不仅提升了制造业的附加值创造能力，还为企业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和竞争优势，增强了其与供应商和客户的谈判能力，使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支持，最终形成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
4．环境效益的提升
在新质生产力中，环境效益提升是“质的优化”方面的重要构成，服务型制造在此方面的赋能路径主要表现为再制造能力的提升和生产要素结构的改善。从前者来看，再制造是以低消耗与低成本对原产品进行一次新的制造，能够提高企业的产品利用率，有效地应对环境污染问题。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除了直销外，部分企业采用产品租赁或共享的方式将产品投入市场，如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开发了融合设备租赁、闲置设备托管、智能再制造等服务为一体的“罗克e租”矿山装备服务平台，辅以专业的线下团队形成一体化、全周期的技术服务，在增加企业获利方式的同时，也使得生产过程更加环保。一方面，当租赁或共享的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服务型制造企业可将其回收再制造，实现供应链的闭环，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减轻环境保护的压力。另一方面，共享与租赁的方式降低了产品的消费门槛，扩充企业的市场容量，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如宝马的汽车共享及海尔的共享家电服务等。从后者来看，服务要素本身具有环境友好的特征，且随着数字化发展愈加突出。制造企业采用服务要素作为物质投入要素的部分替代，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同时，信息技术与制造流程的深化融合也能促进精益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最后，在原有的传统生产模式下，制造业企业进行环境投资的阻力之一主要在于资金的不足。而得益于服务型制造的推进，专业化分工降低了生产成本、精益生产提升了产品质量、产业生态理念健全优化了产品的全周期服务等。这些积极的变化有利于企业附加值提升和利润空间扩大，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资金困境或业务困难，助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购买污染处理设备等，并最终改善企业经济绩效和市场竞争地位。特别地，制造业企业倘若注重增加金融类等异质性的服务要素投入，将能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其环境投资的资金约束，并大幅减轻其污染治理的压力。如家电企业海尔、格力等均已建立起自有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不仅为企业本身推进污染治理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惠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最终助力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绿色化”发展水平。
（二）需求端深度匹配
在需求层面，服务型制造有助于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而有望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具体地，服务型制造通过定制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或忠诚度，提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制造业的市场空间；紧跟个性化需求变化，持续满足客户需求，通过需求反馈和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
1．个性化定制与产品服务升级
在制造业的传统需求视角中，客户往往仅被定位为产品的消费者。随着服务经济兴起，为实现服务化转型，制造业企业开始更多地寻求传统需求边界的突破，积极吸纳使用产品服务但购买频率不高的客户群体，积极扩充市场需求的外延，并将这些客户群体与产品购买者共同纳入需求体系，从而逐步实现由“产品中心”向“客户中心”商业模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制造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型制造企业更强调充分理解和响应异质性的消费需求，这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从需求理论来看，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个性化程度越高，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消费者剩余也会相应增加。一般而言，服务型制造通过定制化生产，大幅提高产品的个性化程度，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整体效用。同时，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变化也会驱动企业从技术、组织模式、产品功能等方面持续创新，以精准对接社会需求，为驱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技术创新激励奠定用户增长的基础。由此，服务型制造通过服务延伸带动产品升级，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功能性，也增加了产品的体验性和附加值。具体地，制造业通过提供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远程监控维护、智能升级等，不仅能显著提升客户的消费体验，还能推动产品功能、性能和质量的持续优化升级。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的持续迭代升级正是提高整体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服务型制造的框架下，产品升级超越了单一的制造环节，而是逐步深入整个服务流程之中，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撑。
2．需求牵引式创新
服务型制造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需求反馈和协同创新，引导技术创新方向，推动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实现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首先，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多渠道需求调研、客户互动等方式，并通过便捷的反馈机制深入洞察客户的潜在需求，形成需求牵引式创新的厚实基础。其次，开放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应广泛吸收外部资源，与客户等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同创新。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制造业企业通常会与客户、供应商和研究机构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实现价值共创，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协同创新机制能够汇聚不同的知识和资源，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持续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在需求反馈和协同创新的共同作用下，科技成果能更快地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这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也有助于推动企业从“制造”向“创造”的服务增值的策略模式转型。
服务型制造为企业在供给端和需求端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适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也亟须解决。唯有解决现存挑战，才能更好地促进供需两端深度匹配，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企业服务化转型相关能力的高要求挑战主要体现在战略性认知、动态调整、资源协调、利润积累等方面，任一短板均会导致技术和服务投入无法有效匹配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挑战则体现在服务要素供给不足、法律法规及标准化滞后和区域与产业间的不协调问题。这些因素将制约服务化在为制造业企业构建竞争优势和提升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一）企业内部服务化转型综合能力不足
一是认知层面的不足将会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积极性。社会认知属于非制度范畴，其约束性不强但却有持续性的特征，往往影响深远却难以觉察。在服务型制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受到传统工业思维模式的影响，制造企业对服务型制造的战略意义缺乏充分认识。服务化转型不仅需要组织流程的变革，还需要在企业文化和战略层面进行深刻调整。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初期，中小企业出于对成本的担忧、潜在风险和变革的不确定性等顾虑，而可能会出现“畏新”的想法，且市场也缺乏良好的退出渠道作为投资失败的后盾，这将导致制造企业对服务化转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另外，在服务型制造的框架内，企业需持续创新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客户期望，然而，部分企业的领导层和员工却认为服务活动是附加的、次要的，未深刻理解服务化的战略性意义，这将会导致持续创新的动力难以持续。
二是动态调整能力和本身利润积累的不足导致规模经济的达成面临挑战。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冲击下，制造业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更依赖于高水平的固定资产，如高性能的服务器和先进的软件系统等。这些资产通常需较大的初期投资，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成本可被广泛分摊，且通过智能分析和机器学习提供的预测性维护和优化建议，企业的创新服务可在较低的边际成本下提供给更多的客户，这将进一步强化规模经济的效果。但当服务要素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竞争成本和调整成本的增加又会导致规模不经济。竞争成本体现在产品型制造企业以一种新进入者的身份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面临激烈竞争局面所需付出的如服务交付等支持技术的开发、合作网络构建等相关成本；调整成本则体现在服务需求高度个性化和分散时，企业内部和供应链的管理和协调成本。当面临众多的成本约束时，额外的服务投入可能会带来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这对企业本身的利润积累和动态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在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同时，如果中间服务要素与企业生产要素的匹配难以同时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那么则容易造成效率损失。技术的迭代更新会加快原有的服务投资过时，当服务功能与客户实际需求不符时，短缺的服务投入不仅无法产生预期的生产力提高、企业收益增加等效果，反而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中断。因此，企业需不断更新技术和服务内容以保持竞争力，而这可能会面临高额的再投资成本和技术适应上的延迟，进一步影响企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响应程度。在环境方面，尽管租赁和共享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制造业企业的环境压力，但开展这些业务模式前必须综合考虑产品的折旧率、运营效率、使用成本、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及业务开展后对新产品的蚕食效应等众多因素，才能尽可能避免“服务化悖论”问题的产生，实现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双赢格局。
三是技术研发与协同创新的推进对制造企业的人才质量和资源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R&D经费逐年递增，意味着技术研发活动的强度也在不断提高，这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基础所在，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中创新驱动的关键着力点。从行业来看，医药制造业（27）、通用设备制造业（34）、专用设备制造业（35）、汽车制造业（36）、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等领域企业的经费规模与投入强度均居高位，它们均是制造业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行业。伴随人才和创新的发展，推进服务型制造所面临的隐忧也逐步涌现：一方面，在服务型制造背景下，随着技术创新的深入，企业对应的人才队伍质量也亟须进一步提升。事实上，服务型制造不仅要求人才需要具备传统制造技术和创新思维，还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使其能在复杂的技术环境下进行知识技能的融合与应用。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平台经济兴起，也涌现了市场竞争加剧和知识溢出限制等不少新问题。首先，平台经济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服务化的有效渠道。数据显示，制造业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目和销售额在波动中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制造业企业正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采购、产品销售和服务提供。平台的崛起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接触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并进行深入互动的机会，帮助企业收集大量的客户数据，用于分析市场趋势和优化产品设计，有利于维持企业持续的价值创造，并加强“忠诚度”循环。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加剧了市场竞争。平台经济使得消费者可轻松比较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加剧了企业之间竞争强度，进而稀释品牌的忠诚度，尤其是在价格和服务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消费者更易转向其他品牌。而从知识溢出的角度来看，平台能帮助制造业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其与供应链上下游、研究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和协同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技术水平，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协同创新的实现也对企业的外部关系管理能力和资源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或要求。在资源和信息共享的环境下，在保护企业核心技术和商业机密的同时更充分地促进开放创新，也是企业需要平衡好的一个重大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4 2022年分行业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R&D经费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5 制造企业参与互联网平台交易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加剧
一是市场环境中服务要素供给不足，投入结构失衡，制约了服务型制造模式的深化。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6%，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总体的服务要素供给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服务型制造背景下，需求探索、反馈机制等的实现均要有强大的要素基础作为支撑，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尤为重要的数据要素。目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众多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设备、产品数字化水平低，不具备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导致其缺少开展服务型制造数据分析应用所需的数据要素基础，这将会阻碍数据的有效供给和价值创造。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服务要素的投入能替代部分物质投入要素，由此，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此外，服务投入要素的增加还能替代低技术要素，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直接的服务投入本身作为一项支出成本，其增加也可能会抑制研发等投入，引发对企业生产率的负向替代效应。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由“服务型制造”变革引发的供应链重组与生产线调整可能导致局部价值链环节的成本上升，这一变化可能会抵消服务化所带来的收益，进而产生“服务化悖论”现象，削弱制造业企业推进服务化转型的积极性。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是法规政策与标准化的滞后制约了服务型制造领域的规范化和科学量化评估。尽管国家已出台《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和《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但客观来看，许多相关政策往往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提供宽泛化和框架性的建议，缺少对具体的操作性支持和奖励机制。如当前对服务型制造所涉及的数据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既有的法律法规还无法完全有效解决。这将导致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挑战。另外，服务型制造仍缺乏统一的识别标准。目前，社会各界在评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时，主要依据投入产出表等基础素材，通过测算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及完全消耗系数等关键指标来进行衡量，但类似的做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制造业企业具体采用的服务类型及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异质性，难以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基础服务与从客户需求的变化和趋势出发的嵌入式服务进行区分，无法准确地反映微观企业的竞争力水平，进而影响企业服务型制造战略的制定。因此，相关政策法规与标准的更新滞后，往往使得服务型制造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指导规范，从而制约了其在提升生产效率、强化质量管理以及优化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全面潜力发挥。
三是区域及产业间的不协调问题制约服务型制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效益。服务型制造的发展需要跨区域、跨产业的协同，但目前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分割，严重制约了服务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推广和效果发挥。从实践来看，我国推进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优秀地区、企业、项目等作为示范，为各地区各行业企业提供可复制的路径。目前已开展了五批服务型制造示范的遴选工作，所公示的示范企业数逐年上升，表明我国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正逐步取得成效。但从地区部署和推进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示范企业数目遥遥领先，占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西部地区及东北除辽宁外的省级行政区的企业在服务型制造中还未见到良好的成效。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产业基础差异较大，制造业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经济基础、创新环境、配套条件和政策支持等诸多优势，为这些地区发展服务型制造创造了良好的集聚效应，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集群。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差距明显，根据祝树金等、聂聆等等对各类型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测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然而，我国目前制造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在宏观层面限制了我国产业升级的空间和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能力，在微观层面，劳动密集型企业较低的利润率也难以支撑其在智能化、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关键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