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准确识别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对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采用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效果，并探究了营商环境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最明显。对农村居民收入明细的影响分析表明，营商环境改善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但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营商环境子指标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的影响效应尚不明显。滞后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越来越小。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两条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助力营商环境建设，以期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开辟新途径。关键词：营商环境；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文章编号：1005-3492（2024）12-0130-18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0—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282元增长为21691元，年均增长率为10.29%。然而，尽管农村居民收入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依然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的差距仍有30130元。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又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此一来，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成了中国“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环境，包括政策法规、市场竞争、行政效率、社会文化等方面。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营商环境优化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吗？如果能，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上述问题的解答，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乃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均有着重要意义。
考虑到营商环境与农村居民收入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拟从营商环境、农村居民收入、营商环境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梳理。
关于营商环境，近年来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与研究。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析中国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如学者们研究发现中国营商环境建设还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部门协同性不足、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议政府通过采取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协同、加强政策监督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第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营商环境水平开展测度。如张三保和曹锐、涂正革等分别从五维度、六维度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营商环境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第三，分析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如学者们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政务服务、“放管服”改革等会显著影响营商环境水平。第四，分析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由于能直观展示营商环境建设的效果，所以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如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实际税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长期投资决策等的影响；还有学者从中观、宏观层面出发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经济增长等的影响。
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行了大量探讨。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现状和特点。如有学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具有增长速度放缓、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扩大、工资性收入成为第一大来源等特征。第二，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居民增收面临着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不畅、农民收入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健全、农村居民家庭非经营性支出增长过快等障碍和挑战，因此提出了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建议。第三，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这一类型的研究相对较多。由于能直观展示各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方向及大小，所以学者们大多通过影响因素分析来找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措施。如有学者基于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了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家庭状况等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还有学者基于要素投入视角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农业保险、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亦有学者基于宏观政策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三产融合、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数字乡村建设、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等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关于营商环境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讨论得相对较少。梳理发现，仅有少数学者分析了营商环境对居民消费升级、居民高质量创业、居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如刘健等基于2013—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升级。袁文融和杨震宁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营商环境与居民创业的关系，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显著提高居民创业意向。刘健和李小雯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数据考察了数字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发现数字营商环境能显著提升居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立足收入差距视角考察了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如孙国锋和薛姣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任劼基于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营商环境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合来看，学者们围绕营商环境、农村居民收入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将营商环境与农村居民收入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系统探究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对于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其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目前尚不得而知。尽管有个别学者考察了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综合变量，同时受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无法知晓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背后的原因。鉴于此，本研究立足农村居民收入视角开展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然后采用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效果，并探究营商环境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传导路径，以期厘清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与机制，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开辟新途径。
对农村居民而言，其收入来源大致有四个部分，依次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因此营商环境优化可能会影响上述四个收入，进而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见图1）。首先，营商环境优化为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供了可能。营商环境优化意味着更加健全的市场制度规则、更加公开透明的政务决策，有利于减少潜在的寻租行为。对投资者来讲，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运营环境，因此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开办企业。同样地，对创业者来讲，好的营商环境如同植物生长的土壤，所以良好的营商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然而，无论是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还是本地居民创办企业，这都会增加当地企业数量。劳动力是企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随着当地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逐步扩大，这相当于给当地的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其次，营商环境优化为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提供了可能。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服务部门逐步下沉，企业开办手续所需时间和成本不断压缩，这为农村居民的创新创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王轶和武青远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返乡创业的意愿，而且还能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质量。众所周知，创新创业是实现增收致富的有效渠道，也是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动力。因此，营商环境改善会激发农村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然后，营商环境优化为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可能。上文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而且还能激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通常来说，随着当地企业数量增加，企业对土地、房屋等的需求会增大（如企业办公场地租赁、外来务工人员房屋租赁等），此时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房屋出租、设备租赁等方式获得租金收入，从而增加财产性收入，所以营商环境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最后，营商环境优化为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提供了可能。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转移支付、社会救济、退休金等，这些收入的增加通常与政府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有关。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政府会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去改善民生项目，如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农业的补贴等，这些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所以营商环境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并且可能会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吸引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等路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接下来，本研究将通过现实的数据和实证模型加以验证。为揭示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营商环境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构建实证方程进行分析。模型构造如下：incomeit=α0+α1businessit+αiKit+Di+St+ε0it （1）其中，i和t为省份和年份；income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business为营商环境水平；K为控制变量，如教育水平、农业技术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地区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等；D为地区虚拟变量；S为时间虚拟变量；ε0为随机误差项；α0、α1、αi为待估计参数。为揭示营商环境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路径，本研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思路，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构造如下：mediumit=β0+β1businessit+βiKit+Di+St+ε0it （2）incomeit=γ0+γ1businessit+γ2mediumit+γiKit+Di+St+ε0it （3）其中，i和t为地区和时间；income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business为营商环境水平；medium为中介变量，本研究设定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和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K、Di、St的含义同公式（1）中一致；ε1、ε2为各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β0、β1、βi、γ0、γ1、γ2、γi为待估计参数。
本研究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将研究时段定为2017—2021年。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2017年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一方面，2017年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从2017年开始测度营商环境指数，并定期对外公布。综合来看，选择2017年以来的数据开展研究意义较大。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3》《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2014—2021）》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研究采用插值法或类推法进行填补。经过整理，得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5年的数据。借鉴伍骏骞等、温涛和王佐滕等大多数学者的做法，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剥离价格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17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行平滑处理。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营商环境水平开展了测度，如张三保等、涂正革等等。其中，张三保老师所在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率先对外公开了数据，并从2022年8月开始定期发布《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该报告展示了各地区历年的营商环境数据，包括营商环境指数总得分、4个一级指标得分、16个二级指标得分、29个三级指标得分。详细的介绍可参见张三保等的研究。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权威性及可获得性，本研究选择用张三保老师所在的课题组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来表征营商环境水平。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研究用到的营商环境指数来自课题组2023年7月13日最新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3》；第二，课题组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数据免费公开，使用者可登录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下载使用。为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参照张林等、张岳等学者的做法，选取教育水平、农业技术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地区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而言：（1）教育水平（edu）：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因此将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普通高中生师比（教师人数=1）的倒数表示。（2）农业技术水平（tec）：技术水平提升对降低成本、提升产量等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将农业技术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3）交通基础设施（traffic）：良好的交通基础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控制变量。用各地区公路里程与行政区划面积的比值表示。（4）地区创新水平（innovate）：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因此将地区创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表示。（5）对外开放度（open）：对外开放有助于拓展市场和吸引投资，因此将对外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用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之和与地区GDP的比值表示。（6）产业结构高度化（industry）：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将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控制变量。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程度表示。（7）政府财政支出水平（fiscal）：财政支出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各项经济和社会事务所花费的资金，因此将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GDP的比值表示。上文指出，营商环境会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吸引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等途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鉴于此，本研究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各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作为中介变量。具体而言：（1）乡村创新创业水平（CREI）：浙大卡特—企研乡村产业研究团队于2023年11月17日发布了“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2014—2021）”，该指数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从县、地级市、省（直辖市）三个层面对中国的乡村创新创业指数进行了测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准确性。本研究用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表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2）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AVGELP）：企业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本研究用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分别来自历年的《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在实证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绘制了营商环境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散点图和拟合线，结果见图2。由图可知，随着营商环境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拟合线呈现出明显的“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上文的猜想。图2 营商环境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散点图和拟合线进一步地，利用实证方程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了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研究同时采用了混合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对公式（1）进行估计，但F检验显示固定效应回归要优于混合回归，豪斯曼检验显示固定效应回归要优于随机效应回归，因此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进行汇报和分析。第二，为确保结论可靠，上述回归均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由表可知：（1）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2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加入控制变量以后，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15，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尽管估计系数有略微缩小，但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进一步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第一，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而且还能激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无论是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还是本地居民创办企业，这都会增加当地企业数量。劳动力是企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农村居民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就业岗位，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第二，营商环境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农村居民创新创业的热情，而创新创业是实现增收致富的有效渠道，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第三，营商环境改善会使得当地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这会加大对土地、房屋等的需求（如企业办公场地租赁、外来务工人员房屋租赁等），此时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房屋出租、设备租赁等方式获得租金收入，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第四，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增加意味着政府会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去改善民生项目，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在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水平、农业技术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地区创新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1）教育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的教育水平是用普通高中生师比（教师人数=1）的倒数衡量的，所以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教育资源越丰富。众所周知，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所以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2）农业技术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提升对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农产品产量提升等均有积极作用，所以农业技术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3）交通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交通基础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贸易量，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所以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4）地区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创新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因此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地区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地区综合生产力提升，所以地区创新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5）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政府财政大多会投向民生领域，如医疗、卫生、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类支出，更多的体现的是公共服务职能，所以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负向影响。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对较多，所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大量研究指出，多重共线性会导致模型估计失真。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是衡量多重共线性严重程度的指标，VIF值越大，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越大。表2汇报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由表可知，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它们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未出现所谓的多重共线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估计结果的可信度。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所以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为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本研究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替代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可知，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后，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营商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消费与收入之前存在密切关联，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特殊性，为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本研究用剔除4个直辖市以后的样本重新检验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剔除4个直辖市的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可知，在剔除4个直辖市以后，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合来看，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比，虽然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略有变化，但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与上文一致，可见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本研究采用参数模型来识别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为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半参数模型来识别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所谓半参数模型，即不预设未知函数形式的变量，仅将部分已知函数形式的变量参数化。图3和表4分别展示了半参数模型中非线性部分和线性部分的估计结果。由图可知，营商环境水平的回归曲线呈现明显的“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且置信区间相对较窄，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上文的分析结果一致，可见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图3 半参数回归下营商环境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关系另外，在线性部分，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地区创新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等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且与表1的回归结果大体一致，可见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考虑到在上文已经对控制变量进行了详细解释，为避免重复，所以这里不再赘述。表4 半参数回归下营商环境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参数估计结果本研究考察的是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理论上，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原因是营商环境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反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可能会影响营商环境建设。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将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对政府而言，建设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而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是一个反映政府政务服务效能的指标，所以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其次，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外生性。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反映的是政府的政务服务效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反映的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可能有较好的政务服务，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可能有较差的政务服务，所以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不存在本质联系。表5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由表可知，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Chi2=28.890；P=0.0000），并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F值也大于10%的临界值，说明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可见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一阶段中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的估计系数为1.18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中营商环境水平对数的估计系数为0.066，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1）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地区异质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本研究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并考察不同区域内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依次为0.021、0.006、0.008，且分别在1%、1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有助于提升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系数大小来看，东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更明显。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资源丰富、科学技术水平发达、经济基础良好、消费市场广阔，具有多种发展优势，所以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更明显。（2）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明细的影响。考虑到农村居民收入是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组成的，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明细的影响，结果见表6。由表可知：在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中，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依次为0.006、0.003、0.001、0.005，且分别在1%、1%、5%、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营商环境改善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系数大小来看，营商环境水平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要明显高于对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效应。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者来当地开办企业，而且还能激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这都会增加当地企业数量。企业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相当于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大。（3）营商环境子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本研究的营商环境是由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4个一级子指标构成。为揭示营商环境子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本研究依次考察了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人文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可知，市场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务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法律政策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人文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尚不明显。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容易被忽略，所以在建设营商环境过程中政府往往会把重心放在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方面。从数值大小来看，在3个具有显著影响的子指标中，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依次为0.021、0.003、0.003，说明市场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大，政务环境的促进作用次之，而法律政策环境的促进作用较小。考虑到营商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对此，本研究探究了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滞后效应，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营商环境水平滞后1期的估计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营商环境水平滞后2期的估计系数为0.002，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从本研究的数据来看，滞后期大约为1年左右，即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实施以后，不仅对当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影响，而且对下一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有影响。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营商环境水平、营商环境水平滞后1期、营商环境水平滞后2期的估计系数依次为0.015（见表1）、0.009、0.002，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本研究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作为中介变量，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8。首先，在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时。第（1）列、第（2）列表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3）列表明营商环境、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与第（1）列相比，营商环境水平的估计系数明显变小了（|0.006|<|0.015|）。由此可见，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这一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为确保该结果稳健，本研究进行了Sobel检验，结果显示Sobel检验Z值高于检验比率的临界值2.58，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中介效应显著。其次，在将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作为中介变量时。第（4）列、第（5）列表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6）列表明营商环境、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与第（4）列相比，营商环境水平对数的估计系数变小了（|0.009|<|0.015|）。由此可见，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增加地区人均企业法人单位数量这一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为确保该结果稳健，本研究进行了Sobel检验，结果显示Sobel检验Z值高于检验比率的临界值1.96，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中介效应显著。
文章采用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效果，并探究了营商环境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传导路径。主要结论有：（1）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营商环境改善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此外，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2）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促进效应最明显。（3）对农村居民收入明细的影响分析表明，营商环境改善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但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4）营商环境子指标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尚不明显。（5）滞后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越来越小。（6）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两条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第一，考虑到营商环境改善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且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建议各地政府多措并举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具体而言：（1）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可以强化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推进智能服务、智慧监管，使涉企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一站通办”，提升政府的政务服务效能。（2）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因此可以围绕营商环境优化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则，不断推动法律法规完善。第二，考虑到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促进效应要明显大于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促进效应，即营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建议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具体而言，在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相对明显的地区，可以尝试出台相关制度规则将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制度化，使优化营商环境的效能长久保持。相反，在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相对较弱、甚至尚未显现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充分释放优化营商环境的效能。第三，考虑到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尚不明显，因此建议各地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要有所兼顾。具体而言，营商环境作为区域内影响市场主体活动的综合环境，是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所以在加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建设的同时，也要兼顾人文环境的建设，切实做到统筹兼顾，力争推动营商环境整体进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第四，考虑到营商环境会通过提升乡村创新创业水平、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两条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因此建议各地政府为创业者以及初创企业提供适度的扶持和支持。具体而言：（1）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配合有效的政府调控与监管，为企业的创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积极出台金融支持政策、税费支持政策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激发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活力。（3）进一步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障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