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社会组织作为乡村外部的重要帮扶力量，不仅能够为农村发展链接治理资源，更有助于激活农村内在发展动力，实现“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的乡村新内源发展。为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员与引导，制定颁布《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支持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开展结对帮扶，进而构建政府与社会广泛参与的结对帮扶合作体系。
在国家的政策倡导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对农村开展结对帮扶行动，而帮扶实践的丰富性则推动了理论观察视角的多样化发展，最终形成主体性视角与关系性视角两条路径。一方面，主体性视角强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帮扶的治理主体价值，认为社会组织是政府开展乡村扶贫的互补者，能够识别乡村情境结构的差异性，建立乡村的新内源发展机制，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关系性视角则注意到社会组织作为外来的第三方力量，在进入乡村社会中会面临着服务失准与场域脱嵌的组织悬浮困境，需要通过镶嵌式扶贫、软嵌入、互助式嵌入、渐进式嵌入和网络嵌入等一系列的嵌入策略，与乡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建立稳固的合作网络。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则从组织的在地性整合 与合作“动力—控制”的视角，探究社会组织避免陷入组织悬浮的行动策略。整体而言，既有研究推动了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认识的深入，但依然存在以下可探讨空间：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的合作网络为何陷入组织悬浮。已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描绘了社会组织避免组织悬浮的各种行动策略，但对于组织悬浮的产生往往归因于组织的外来性，其结果则是忽视了对其背后更深层原因的挖掘。换言之，即使存在外来性的制约，社会组织与乡村之间所存在的治理需求依然会促使两者开展合作，但为何已经形成合作网络的结对帮扶还会陷入组织悬浮困境。二是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缺乏动态化和整体性解读。主体性视角强调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能够为农村发展提供动力，进而构建内外合作的关系网络。关系性视角受到社会组织的外来性特性影响，对于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的状态会自然而然地假定场域脱嵌，格外关注社会组织嵌入农村场域的组织策略。由于存在较强的理论预设性，两种研究路径对社会组织帮扶行动状态的解读都不可避免地落入静态观察与切片式处理的窠臼，致使我们对经验材料观察陷入管中窥豹与一叶障目的陷阱，难以反映外源型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行动动态演变的全貌。
外源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帮扶是一个持续融入与动态演变的过程。从整体性视角来看，外来性造就了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嵌入理论为外来与本土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但是，嵌入仅仅反映了社会组织从外来向乡村社会内部的转化，并非两者之间的有效融合，故而嵌入的有效性始终无法代表合作网络构建的持续性。这就使得嵌入理论对于已经融入乡村的社会组织陷入组织悬浮并不具备解释力。事实上，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的合作网络关系陷入组织悬浮困境的实质反映了行动者间关系形态变化。在行动者间合作网络形态演化的过程中，外来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前置性影响因素折射出行动者之间的基本特性，而并非推动合作网络形态变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了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网络关系的构建？又是如何推动结对帮扶中行动者间关系网络形态的变化？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观照社会组织结对帮扶中行动者间关系形态演变，本研究沿袭“外来—本土”互动的研究设计，通过对Y社区基金会结对帮扶“公益村”建设项目的历时性观察，揭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性行动者间网络关系演变过程的微观细节，并刻画结对帮扶的合作网络陷入组织悬浮的形成机理，从而为进一步引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在结对帮扶中，外来性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性，使组织与所提供服务的村民之间在文化思想与行为习惯上存在差异，需要组织与村民重新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构建行动者间的合作网络。面对外来组织与本土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社会组织需要通过转译，使农村各个行动主体能够理解与接受，从而建立行动联结。同时，外来性也引发了社会组织与乡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隔离，让转译过程离不开必要的信息中介。为此，本研究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的内涵与结构洞理论的基本洞见，进而形成了结对帮扶网络关系动态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行动者网络：从转译视角理解社会组织的结对帮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主要探讨了异质性的行动者通过与其他行动者连接，形成相互联系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异质性是行动者的最基本特性，即各个行动者具有差异化的行为习惯、利益诉求、现实需求以及目标追求。这些差异化的行动者作为网络中的节点，其所处的网络位置不仅是其维护自身差异化诉求的依据，更决定了其与其他节点的联系互动及其所承担的角色功能，故而基于节点的重要程度，行动者也被划分为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为了促使这些利益诉求与目标追求不一致的行动者能够形成合作网络，拉图尔引入“转译”，认为行动者通过信息交换和意见协商来构建共同的目标，明确利益与解决冲突，并达成一致的行动方向。换言之，转译过程可视为一个充满讨价还价的“意见市场”，而市场中的行动者需要不断地通过信息流动，进行利益谈判和观点交流。
转译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网络构建的核心环节。拉图尔将转译的过程划分为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与动员四个阶段。问题化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起点，要求核心行动者以自己的方式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定义，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并设置强制通行点，即清晰目标路径，将所有行动者卷入到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利益相关化是异质性行动者间利益协调的过程，旨在将行动者的利益与网络目标进行捆绑，吸引并鼓励其参与到行动者网络中。在此过程中，差异性行动者往往会采取谈判与协议等一系列策略，重塑其利益目标，使之能够网络目标对齐。征召是利益相关化后的结果，表现为各个行动者通过协商之后愿意加入网络中的过程。动员是网络中的行动者被高效组织起来，并开始为了共同目标实现开展行动。在转译的过程中，异议会时常存在，表现为行动者之间差异所产生的关键问题不认同，是网络创建或稳定运行的障碍，需要行动者之间通过协商讨论进行有效处理。
转译建立了行动者间联系，并促使行动者间通过不断进行问题、利益、兴趣的交流与协商，从而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形成行动者网络。对于结对帮扶而言，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形成项目合作网络离不开其与农村行动主体的联系互动。换言之，转译提供了观察结对帮扶行动网络演变的理论视角，强调社会组织与农村行动主体通过问题与利益的表达交流，形成乡村帮扶中的关系联结与行动整合，进而融入乡土社会，克服其外来性制约。
（二）结构洞：社会组织结对帮扶中的信息中介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提出，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关系。伯特将社会网络中那些不发生直接关系，且没有直接关联的行动主体间存在的空隙，比作社会网络中洞穴，即结构洞。这表明社会网络中结构洞现象肇始于“主体间的关系隔离”。在此基础上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行动者会占据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充当互不联系主体进行沟通交流的信息中介。同时，结构洞的位置优势使行动者更容易获取信息与权力，故而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远远比关系强弱重要。如果某个行动者占据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将无直接关系或者关系中断的行动者产生联系，则这个行动者会获得由结构洞位置带来的信息优势与控制优势。其中，信息优势指行动者占据结构洞可以访问到多源且非冗余的关键信息，且成为信息流动的路径中枢。控制优势指结构洞的中介位置赋予占据者一定的信息控制权，能够控制不同社群、个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或者对信息内容进行选择性地分享与扣留，从而影响其他群体的谈判协商。
目前，研究发现乡村精英、新乡贤的社会关系，使其构成了乡村社会内外关系网络联结的结构洞节点，对优化乡村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结对帮扶中，外来性使社会组织与农村行动主体产生关系隔离，需要借助乡村社会中的某些行动者充当结构洞，使彼此之间形成关联，进而形成行动联结。换言之，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离不开占据结构洞的行动者所发挥的信息中介作用。
（三）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转译对于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关系构建的重要性，而结构洞理论则洞察到关系隔离的行动者之间存在传递信息的洞穴。通过对上述两个理论内涵的诠释，可以发现两者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也具有一定关联性。一方面，两者都假定行动者之间具有差异性。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习惯、利益诉求以及目标是异质的，而结构洞理论则观察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隔离。这符合外来性对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间所造成的约束性结果。另一方面，两者都采用网络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网络构建的过程，而结构洞理论更专注于社会网络中特定结构特征。两个理论对社会网络的侧重点不仅有助于刻画结对帮扶中行动者关系形态的演变，更能揭示结对帮扶中行动者关系演变的核心变量。
由此来看，结构洞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理解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互动分析上可以相互补充。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行动者如何动态构建合作网络的分析框架。结构洞理论则可以用于剖析信息流动的结构性机会。基于此，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元理论分析框架，将结构洞理论关于信息中介的基本洞见嵌入于转译过程中，进而呈现具有异质性且关系隔离的核心行动者之间网络关系的动态变化。异质性与关系隔离造成了核心行动者之间的分散，而借助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洞，则有助于推进转译过程中的谈判协商，从而构建行动者关系网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结对帮扶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核心行动者识别、信息中介、转译过程以及行动者间关系形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核心行动者识别是社会组织结对帮扶分析的基础，在于确定帮扶项目所涉及的核心行动者，并识别出哪些行动者占据了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性行动主体之间的结构洞。信息中介关注占据结构洞的核心行动者如何通过信息优势的路径传递与控制优势的信息控制权影响行动者之间的谈判协商，构成转译过程中的调节变量。转译过程是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行动主体的谈判协商过程，是外来主体与乡村社会间形成行动联结的核心环节。行动者间关系形态是结对帮扶的结果呈现，主要划分为社会组织融入乡村社会的项目合作网络与脱嵌于农村社会的组织悬浮两种截然不同形态。
（一）案例选择
本文使用个案研究法，对Y社区基金会“公益村”建设项目进行历时性观察。同时，本文采取了案例内分析的研究策略，通过引入时间因素，系统梳理Y社区基金会与乡村各个行动者之间互动联系过程，进而揭示结对帮扶的项目合作网络最终陷入组织悬浮困境背后的形成机理。为此，本文根据研究目标与动机进行理论抽样，选取Y社区基金会结对帮扶D村作为案例观察对象。其理由如下：
一是案例的典型性。Y社区基金会是在Z市登记注册的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其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社区公共设施建造、社区儿童教育、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在地方政府推动下，Y社区基金会对同一地级市的D村开展结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作为一家服务于城市社区的社会组织，Y社区基金会与D村的行动主体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且处于关系隔离状态，符合本研究需求。
二是理论的契合度。在结对帮扶中，Y社区基金会与D村的村书记、村民等内生性行动主体进行了大量沟通互动，保证了转译中信息流动的情境呈现。另一方面，Y社区公益基金会在D村的帮扶项目曾荣获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高峰论坛的“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奖”，但在后期却陷入了项目停滞与沟通不畅的组织悬浮困境。因此，完整项目周期能够展示Y社区基金会帮扶D村的全貌，有助于展示结对帮扶中行动者间网络关系的动态演变。
（二）资料收集
本文所收集的资料均源于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对Y社区基金会帮扶项目开展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首先，研究团队成员于2024年1月至2月期间，曾先后3次前往帮扶村所在地，对Y社区基金会负责人、项目工作人员、D村村支书以及村民共计18人进行两阶段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其次，为了对关键信息进行验证，笔者于2024年4月对Y社区基金会在D村的帮扶项目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村民与村两委成员共计9人进行走访，从多主体角度加深对帮扶项目发展脉络与实施细节的了解。最后，笔者通过互联网检索与政府门户网站查询，获取了大量文字、图片及视频资料，与访谈资料进行交叉印证，从而形成了案例资料之间的证据三角。
2022年3月，民政部与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布了《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组织本地社会组织重点面向现行政策保障不到位的困难群众和乡村开展帮扶行动。在民政局的动员下，Y社区基金会于6月申报立项公益创投项目“建立公益村的探索与实践——以D村为示范村”。整体而言，Y社区基金会对D村的帮扶项目主要经历了从内外融合的合作网络到内外分离的组织悬浮两个阶段。
（一）内外融合的项目合作网络
1.引进：共识达成与利益捆绑
D村位于Z市北部的经济开发区，地处城乡交界处，是以水稻、小麦种植为主的纯农业村，下辖21个自然村，辖区面积一万余亩，耕地面积约3500亩，共有1146户，3117人。近年来，D村通过精准脱贫攻坚行动，虽甩掉了贫困村的落后帽子，但村级经营性收入仍不足，集体经济实力依然薄弱。2021年，D村村级总收入不到85万元，其中集体经营性收入约为7万元。同时，D村是典型的空心村，不仅缺乏经济发展的活力，更面临着大量劳动力外流。Y社区基金会帮扶项目落地于D村的自然村。这里户籍人口200余人，而常住人口却只占到一半，且85%为老年人，70%的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村民除将田地承包给种粮大户获取租金外，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活。D村C书记曾多次向县政府反映自身造血不足的困境，希望得到上级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帮助，改善村民生活，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对于那些老龄化的村民而言，则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破旧村居环境的无奈。
“对我们而言，要脱贫发展起来，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政府资源又是有限的，不会兼顾每一个村的发展。Y社区基金会对我们就显得格外重要了。”（20240114—村书记C）
Y社区基金会的进入受到了D村C书记的大力欢迎。C书记积极与Y社区基金会对接，并陪同Y社区基金会对村子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调研走访，Y社区基金会认为D村位于近郊区，能与城市社区产生较强的互动，从而为村子注入活力。另一方面，C书记也提出荒废的集体土地与闲置的房屋事实上是空心村发展重要的挖掘资源。结合以上两点，Y社区基金会制定了以城乡交流为切入点的市民认领、村民外租的“共享农田”项目，使帮扶双方达成了共识。为了积极配合Y社区基金会的共享农田项目，C书记通过与村两委、村民协商，决定收取3000元使用费，为Y社区基金会提供3亩荒地用于打造“共享农田”。Y社区基金会则投入一万元启动经费，用于荒地的平整、修复、购种与施肥，并拟定了动员城市居民与企事业单位认领的方案，努力实现拓展村民收入渠道与促进城乡互动交流的目标。
“共享农田这个项目是反复讨论的结果。书记希望我们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老百姓就是希望能够挣到钱。我们最初发动城市力量的想法也得到落实。”（20240115—基金会P）
2.互动：情感联结下的征召与动员
帮扶项目的有序进行不仅需要村两委正式组织的支持和推动,更离不开村民的理解与参与，而更广泛的参与则要求外源型社会组织努力获取村民的信任，将村民动员起来，实现帮扶项目的共建共治共享。在确定共享农田项目后，Y社区基金会发动C书记的积极性，借助村两委的行政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的情感性策略，与D村村民建立联系，将其动员到共享农田的建设中。首先，借力下沉，摸清村民需求。在共享农田实施前期，Y社区基金会在C书记的陪同下，对D村所有的困境家庭进行上门慰问，了解困境家庭需求，开展针对性的个案服务，并逐步建立其共享农田的蔬菜捐赠名单。其次，文艺汇演，拉近彼此距离。在村两委搭台下，Y社区基金会在重阳节、中秋节与元旦为村里老年人进行文艺演出。在张灯结彩的热闹氛围中，Y社区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与村民一起搭舞台、排歌舞、妆脸面，不仅让落寞已久的空心村有了“人气”，更在生活化的互动交流中拉近了村民与志愿者的距离。最后，项目讲解，提高村民理性认知。前期，D村村民并了解共享农田是什么，只是把其理解上级政府的行政任务，而荒地附近的部分村民误以为涉及村庄拆迁，认为有利可图，便想方设法地阻挠荒地整修。在C书记的号召下，Y社区基金会在村广场通过座谈会，进行项目讲解与现场答疑，使村民对帮扶项目有了清晰的认知，保证了共享农田项目的如期进行。
情感联结促使Y社区基金与村民间的信任从基于村委会行政力量的垂直信任向基于社会互动联系的水平信任转换。在D村村委会自上而下的引导与帮助下，Y社区基金与村民的情感互动，使彼此之间形成了密切关联的关系网络，提高了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实现了围绕共享农田项目的社会资本生产。
3.共赢：外部吸纳与内部激活
作为Y社区基金会帮扶D村的子项目，共享农田通过市民认领、村民外租的双向发力，不仅将城市居民吸引到乡村振兴中，实现外部治理力量的吸纳，更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激活了空心村的内部活力。一方面，对于外部治理力量而言，城市居民或企事业单位通过与Y社区基金会签订协议的方式，对共享农田进行认领，参与到农村帮扶中。事实上，共享农田既满足了市民休闲度假的需求，又为市民提供了绿色有机蔬菜，备受市民追捧，使D村成为网红打卡地。另一方面，对于乡村内生治理力量而言，村民参与到共享农田建设中，通过收取租金、受雇照看农田与付费加工的方式，拓展了收入渠道。同时，Y社区基金会与市民通过协商，将共享农田蔬菜产出的20%用于帮扶D村的困境家庭，进一步深化了市民与村民之间的帮扶互动。除此之外，Y社区基金会围绕共享农田的社群关系，在村广场上打造“公益集市”平台，帮助村民向共享农田认领市民与企事业单位进行多余蔬菜销售，并借助公益直播的形式，进行D村农副产品的直播带货。
“他们让我来除草、锄地，一天能拿到80元。我们多余的菜，也帮我们卖出去。都不敢想，一天能够挣这么多钱。”（20240405—村民D）
截至2022年底，共享农田项目在半年的运转中已被30户家庭和10余家企事业单位认领，共为D村带来超2万元的经济收入。同时，Y社区基金会通过共享农田的农产品直播和公益集市等公益活动，不仅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带来更多创收工作，更为困境家庭的留守老人提供可持续的物质帮助。2023年初，随着共享农田面积的扩大，Y社区基金会在农田旁建造青少年研学实践基地，吸引城市儿童来到D村体验乡村田园劳动教育，为D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内外分离的组织悬浮困境
1.异议：不同声音的出现
共享农田项目为城市与农村间的沟通和交流搭建了平台。自2023年起，Y社区基金会对D村的结对帮扶行动进入2.0时代，开始以“共享农田”与“公益集市”为基础，对D村闲置的宅基地进行开发，着手建设“公益服务站”。“公益服务站”旨在利用D村闲置的宅基地，进行乡村公益平台建设，吸引城市其他社会组织与公益项目进驻，最终实现公益村建设的目标。为此，Y社区基金会计划向村民租下7间空置房屋用于“公益服务站”项目建设。在此过程中，Y社区基金会先以每年600元的价格向一位村民租下一间农舍，用于存放共享农田认领主体的农具，并在C书记的帮助下，与有意向出租农舍用于公益服务站建设的村民达成共识。然而，正当“公益服务站”开始建设的时候，一些村民开始反悔，认为“共享农田”吸引来如此多的城市居民，使得自己闲置的房屋价值得到提升，而Y社区基金会的租金价格过低，要求其租金价格不得低于1000元。在熟人关系网络的影响下，这些村民坐地起价的敲竹杠行为马上在D村内部传播开来，甚至偏离了原本事实。这也导致那些原本已经将农舍租给Y社区基金会用于存放农具的农户开始“撕毁合同”，要求Y社区基金会进行差价补偿。为了获得差价补偿，村民开始向民政局进行投诉，致使Y社区基金会的结对帮扶开始饱受外界质疑。
为了平息Y社区基金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C书记充当和事佬，向村民讲述“公益服务站”建设对于村子未来发展意义，并向Y社区基金会承诺由村两委出面与村民进行协商，对闲置农舍的统一租赁。于是，C书记通过与村两委的协商，计划通过行政力量对农舍租赁价格进行干涉，与村民协商形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价位。对于超出Y社区基金会的600元定价部分，村级经费将进行一定补偿，从而保证“公益服务站”项目落地。
“村民以为手上房子值钱了，都想多挣钱。我当时想法就是以村里名义集体把它全部租下，先租个十间，因为村委会租，不是外面的人，和老百姓也好商量。村里花点钱就花点钱，要不怎么引金凤凰？”（20240405—村书记C）。
2.转折：新书记的不同看法
2023年7月，C书记因在D村工作期间表现优异，对村子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被提拔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这打破了原本由村委会出面统一租赁闲置农舍的计划，成为Y社区基金会结对帮扶D村的重要转折点。在D村C书记升任后，原村委会会计T开始担任D村村党支部书记一职。相较于C书记而言，T书记对Y社区基金会的“公益服务站”有着不同的看法。T书记认为“公益服务站”建设中的农舍租赁是引发村子内部矛盾纠纷的直接原因，影响了村子的稳定运行。虽然Y社区基金会的结对帮扶为D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但租金问题却将村民与村两委卷入到利益争夺中，为乡村发展埋下隐患。其中，部分村民向乡镇政府与县民政部门进行上访与投诉，不仅增加了村两委被上级政府问责的风险，更加重了村干部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T书记认为农舍租金价格的提高属于市场行为，不应该由村两委进行行政干涉，而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切实维护“公益服务站”建设中村民的经济利益。事实上，T书记作为生于斯且长于斯的村干部，在面对外来组织与村民的利益争夺时，会受到乡土人情影响，采取差异对待的态度，格外重视本地村民利益的维护。
面对T书记的消极态度，Y社区基金会负责人曾多次对其进行劝说与动员，寄希望于通过对“公益服务站”的效益评估，改变T书记的想法，但结果却收效甚微。事实上，新任村书记出于社会维稳与维护村民利益的考虑，改变了之前村委会积极配合的行动策略，开始有意识地对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行控制，甚至成为房屋出租人利益的代言人，为其寻求利益最大化。这使得帮扶双方对废弃农舍改造成“公益服务站”方案的目标路径开始出现分歧，影响了Y社区基金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交流，致使社会组织逐渐脱嵌于乡村地方社会网络。
3.对立：被沉默激化的冲突
T书记对“公益服务站”的不同看法，使其采取了“冷”处理策略。一方面，T书记的“拖字诀”使“公益服务站”建设陷入停滞。T书记上任后搁置了原本由村两委出面进行农舍统一租赁的解决方案，导致“公益服务站”建设陷入僵局。同时，T书记不再积极主动与Y社区基金会沟通公益村建设想法，对困境家庭帮扶的志愿服务也不再参与，致使Y社区基金会的帮扶服务遭村民抵制。另一方面，T书记的“等字诀”浇灭了Y社区基金会的服务热情。当Y社区基金会负责人主动找到村委会寻求解决方案时，T书记的避而不谈，打击了社会组织帮助D村建设成为公益村的信心。即使Y社区基金会与村委会交涉到“公益服务站”建设的内容时，T书记也希望Y社区基金会拿出最大诚意，能考虑到村委会的难处，希望通过补齐差价的方式，化解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T书记曾多次表达村民对“公益服务站”建设的不满情绪，认为Y社区基金会应具有大局意识，做出必要的经济让步。
在“公益服务站”建设中，T书记的“冷”处理策略与原本存在的利益纠纷导致Y社区基金会与D村民都处于失语状态，彼此间不再进行任何沟通交流。这种沉默不仅无法解决房屋租赁中的经济纠纷问题，导致帮扶双方从利益捆绑中的共赢走向利益分化中的争利，更进一步消磨了帮扶双方的合作热情，激化彼此间的冲突，成为行动者脱离结对帮扶合作网络的重要诱因。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方案，一家原本将农舍租给Y社区基金会的农户极为不满，对已经装扮成“公益书屋”的房间墙壁进行破坏，致使帮扶双方陷入更深的矛盾冲突中。
“原本已经装修好的书屋，去了发现一面墙完全被拆掉了。前前后后在里边投了一万块钱进去。后来才知道，就是房东自己弄的，他就说是前边院子不愿意，要求他这么做。说白了就是钱没谈拢。”（20240115—基金会P）
4.悬浮：行动者脱离合作网络下的项目停滞与景观化
在村委会的“冷”处理下，Y社区基金会与D村在“公益服务站”建设上出现较大的目标路径分歧，而房屋租赁引发的利益纠纷则使帮扶双方走向利益冲突，导致结对帮扶合作网络中行动者间的联系变得松散，社会信任被消磨殆尽。在此情景下，Y社区基金会及其链接的企业、市民等行动者逐渐脱离结对帮扶的合作网络，最终呈现组织悬浮于乡村之上的状态。从实践来看，Y社区基金会在结对帮扶中的组织悬浮主要表现为项目停滞与项目景观化。
一方面，Y社区基金会的热情退去后，不再主动联系认领农田的社区居民与企事业单位，致使“共享农田”失去活力，部分认领土地再度成为荒地。受到“共享农田”认领单位与市民减少的影响，Y社区基金会打造的“公益集市”平台也逐渐被废弃，致使困境家庭的社会救助与村民的农副产品销售额直线下降。同时，原本由村两委搭台，用来促进帮扶双方情感交流的文艺汇演也不再举办。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的训练营不再开设，空闲下来的实践基地则沦为接待上级领导视察的“盆景”。事实上，Y社区基金会对结对帮扶合作网络的脱离，不仅导致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原本城市儿童的客户群体流失，更提高了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的组织与宣传成本，其结果是实践基地的运营成本远远大于经济收益，最终沦为形式美观而效益不大的乡村产业“盆景”。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Y社区基金会大幅度削减了D村的公益项目的财政支出，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负责人的家乡，通过建设“睦邻中心”，将公益村探索的实践经验进行移植。
“我们还是想把原来的想法做下去。今年我就打算去我的老家，围绕养老做睦邻中心。那边的书记和乡贤都认识，都能够发动起来。”（20240115—基金会P）
在结对帮扶中，村书记始终扮演着Y社区基金会与D村村民之间进行谈判协商的信息中介，对转译过程发挥着调节作用，从而影响行动者间关系形态的变化。对比结对帮扶的合作网络与组织悬浮两阶段，可以发现D村村书记的信息中介角色转换引发了转译中的信息失衡，致使结对帮扶行动的异议被不断扩大化，陷入组织悬浮困境。下文将结合案例，重点刻画信息中介的角色转变是如何调节转译过程的信息及其对行动者间关系。
（一）信息中介的角色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农村社会从传统封闭走向现代开放的同时，也导致人口结构的“空心化”与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使原本组织化的村民呈现高度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正式权力嵌入村级组织的村书记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资源传导、信息沟通以及任务分配的接点，能够有效弥合乡村振兴中外来帮扶力量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这促使村书记处于外来帮扶力量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网络的缝隙之中，成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性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洞，即信息中介。结构洞占据者的态度与动机决定其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了社会网络之间的沟通交流，最终造就差异化的社会网络结构。具体而言，在Y社区基金会的“公益村”建设中，D村村书记的信息中介角色经历从“桥接”到“门户”的转变。
“桥接”角色出现在内外融合的项目合作网络阶段，主要是指村书记作为唯一连接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的桥梁，促进了信息交流与共享。一直以来，如何获取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力量的物质帮扶改善村民生活条件都是D村前任书记行政工作的核心内容。在面对Y社区基金会的结对帮扶时，D村前任书记展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采取了以信息传递为主的行为策略，成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事实上，“桥接”角色并不具备较强的信息控制能力，其核心在于信息优势，旨在提供一条清晰、未经过滤的信息传递路径，有助于维持信息的原貌。同时，为了帮助Y社区基金会更快地获取村民信任，D村前任书记充分发挥村两委的行政力量，通过陪同慰问困境家庭、搭建文艺汇演互动平台以及创造集体议事解惑机会，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的沟通协商提供桥梁。
“门户”角色出现在内外分离的组织悬浮阶段，主要是指村书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信息流入与流出的关键窗口，能够通过筛选、修改或操纵对信息进行控制。D村新书记的上任推动了结构洞的信息中介角色从“桥梁”向“门户”的转变。一方面，Y社区基金会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纠纷影响了村庄平稳发展，使村两委面临上级政府的问责压力。另一方面，新任村书记作为本地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受到乡村社会人情面子影响，在外来力量与地方社会发生利益冲突时，会格外重视对村民利益的保护。因此，在尽可能保护村民利益的前提下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成为新任村书记的工作内容。为了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并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新任村书记对Y社区基金会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态度以竭力控制为基调，开始采取强调信息控制的行为策略，从而逐渐成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间联系的“门户”。具体而言，新任村书记通过搁置利社会组织的解决方案，避而不谈新解决方案以及做好社会组织思想工作，希望Y社区基金会能够树立稳定发展的大局意识，让“利”于村民。
在网络构建中，行动者所提供的信息反映了他们的角色认知与偏见，能影响合作网络的有效性与质量。作为结对帮扶网络的“桥接”，上任村书记的信息传递使原本关系隔离的双方产生互动并建立直接联系，加快了转译过程的信息流动，提高整个结对帮扶网络的运行效率，最终形成了以合作导向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然而，作为“门户”的新任村书记试图借助信息的筛选与调控对网络中的信息进行控制，进而对Y社区基金在“公益服务站”建设上的组织决策施加影响，为乡村社会发展争取最大利益。这一定程度造成了结对帮扶双方在转译过程中的失语，为利益冲突的激化埋下隐患。这表明“门户”对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控制虽使结构洞占据者成为信息优势的受益者，能更好地达成其自身的利益目标，但却形成了以竞争导向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促使原本已经发生联系的双方无法再形成直接联系。
（二）转译过程的信息失衡
转译作为行动者间建立联系并进行行动整合的核心环节，要求行动者间不断进行协商谈判与沟通交流，从而通过意见交换将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与动员的阶段性目标完成，构建行动者网络。由此来看，行动者间的信息流动对于转译变得至关重要。在“桥接”角色下，D村村书记的信息传递为行动者间的沟通提供了一条保证信息内容真实有效的便捷路径，提高了网络中的信息流动效率。当村书记从“桥接”转换成“门户”角色后，信息控制虽加强了村两委对经济纠纷这一异议的掌控能力，但却造成信息的供给下降、内容修改以及流向操纵，影响行动者网络中的沟通质量，引发了转译过程中的信息失衡，致使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行动者之间出现共识分歧、利益分化、信任侵蚀以及关系解耦，最终导致结对帮扶项目的合作网络走向组织悬浮。
1.衰减的信息供给：共识分歧
丰富的信息供给是转译过程中问题共识达成的基础。在转译过程中，核心行动者首先需要通过谈判协商对问题方案的强制通行点达成共识，而丰富的信息供给有助于行动者加深对问题方案的理解，使每一个行动者能够卷入到核心行动者所提出的问题方案中，对目标路径形成共识。作为“桥接”角色的村书记能访问到关于村子与村民的多源信息，通过陪同调研走访、全面陈述村子客观现状以及反映村民现实需求，为Y社区基金会提供了丰富且有效信息，从而使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达成了开发荒废土地与闲置房屋的共识，推动了“共享农田”的启动。然而，随着村书记的信息中介角色转变为“门户”后，村书记对解决方案的搁置与避而不谈，导致Y社区基金会的信息供给衰减，其结果是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纠纷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废弃农舍改造成为“公益服务站”的问题方案出现共识分歧。换言之，经济纠纷使得结对帮扶双方对开发荒废土地与闲置房屋的目标路径共识出现异议，而作为“门户”的村书记在社会维稳的理性动机影响下，采取“冷”处理策略，降低了转译过程中信息量的供给，致使结对帮扶双方在目标路径上难以达成共识。衰减的信息供给所引发的共识分歧导致原本建立起来紧密合作网络变得松散。
2.不对称的信息内容：利益分化
清晰的信息内容是转译过程中利益捆绑的前提。转译中的利益相关化涉及一系列的谈判、说服与协商，要求行动者之间通过清晰且真实的信息沟通，以确保行动者利益目标与项目目标相对应，从而避免其脱离网络。在“桥接”角色下，村书记为结对帮扶双方提供了清晰且真实的成本投入与利益分配信息，例如共享农田的荒地使用费、投入建设经费、赢利方案以及利益分配方案，并通过协调使村民与Y社区基金会都能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在荒地开发利用上形成利益聚合，强化了网络中的合作关系。但是，转变成为“门户”的村书记为了帮村民争取利益，对村民的谈判协商信息进行筛选、修改以及过滤，会过度夸大村民对“公益服务站”建设中农舍租金的不满以及村民投诉上访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以实现Y社区基金会做出经济让步的目标。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内容使Y社区基金会在利益相关化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其结果则是结对帮扶双方在荒废土地与闲置房屋开发上的利益聚合走向利益分化。同时，信息内容的不对称也导致了Y社区基金会开展结对帮扶项目的积极性下降，致使原有基于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被削弱，开始出现外源型社会组织对结对帮扶行动网络的主动脱离。
3.单向度的信息流：信任侵蚀与关系解耦
交互的信息流向是转译过程中征召与动员的关键。征召与动员强调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并愿意加入网络承担自己的任务，进而形成合作网络关系。由于征召与动员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搭建，这就使异质性行动者间的信息交互对行动联结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桥接”角色强调信息传递，让村书记成为Y社区基金会与村民间信息沟通的协调者。为此，村书记通过陪同慰问困境家庭、搭建文艺汇演互动平台以及创造集体议事机会，推动Y社区基金会与村民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提高了彼此信任，使关系隔离双方发生直接联系。与此不同，“门户”角色更强调控制，促使村书记成为村民信息流入的代理人与信息流出的守门人。这就使Y社区基金会不再与村民发生直接联系，而只能借助村书记实现信息的流动。单向度的信息流导致结对帮扶双方间的经济纠纷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引发彼此之间更大的冲突，致使原本建立的信任关系被侵蚀，开始抵制自己在网络中所应该承担任务。例如，由于缺乏沟通，村民为了泄愤对Y社区基金会已经建好“公益书屋”进行破坏，彻底破坏了结对帮扶双方之间建立的社会信任。同时，单向度的信息流断绝了Y社区基金与村民之间联系，项目合作关系开始解耦，原本发生直接联系的结对帮扶双方再次出现关系隔离。这种关系隔离作为竞争导向下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产物，表明外源型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行动的转译失败，最终呈现出项目停滞的组织悬浮困境。
本文通过构建结对帮扶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Y社区基金会结对帮扶“公益村”建设项目进行历时性观察，从外来与本土互动的视角，揭示结对帮扶中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性行动者间关系动态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村书记作为国家嵌入于乡村的代表，占据了行动者网络之间的结构洞，成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进行协商谈判的信息中介，对转译过程发挥着调节作用，最终影响行动者间关系形态的变化。具体而言，村书记在合作网络与组织悬浮两个阶段中分别扮演着信息中介的“桥接”与“门户”，而从“桥接”向“门户”的角色转变引发了转译过程中的信息失衡，致使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行动者之间出现共识分歧、利益分化、信任侵蚀以及关系解耦，从而陷入内外分离的组织悬浮困境。
本文对现有理论的贡献如下：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揭示了影响结对帮扶中行动者关系形态演变的核心环节与调节变量。相较于既有研究从嵌入视角出发，将组织悬浮归因于外来性而言，本文揭示异质性且关系隔离的行动者之间产生联系的转译过程与信息中介。转译是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构建的核心。同时，乡村社会由不同行动者构成，并非铁板一块的集合体。其中一些核心行动者充当了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性行动者之间沟通活动的信息中介，能够通过信息的路径传递与控制权影响转译过程中的谈判协商，进而形成不同形态行动者网络。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从动态整体性视角勾勒了外源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帮扶的全貌，诠释了信息中介对转译过程的调节机制，刻画了结对帮扶中合作网络陷入组织悬浮的形成机理。不同于既有研究对外源型社会组织嵌入策略的静态观察，结对帮扶中的行动者关系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处于结对帮扶网络中结构洞位置的核心行动者所扮演信息中介角色转变，会影响转译过程的信息流动，塑造出不同导向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最终影响行动者关系网络的构建。这也表明面对结对帮扶中的异议，有效、真实与双向的信息流动是保证转译过程顺利进行的根本。
为了规避结对帮扶陷入组织悬浮困境，进一步引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实现“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的乡村新内源性发展，外来性治理主体要重视转译过程中的信息中介与信息流动。首先，党建引领重塑外源型社会组织与乡村之间的网络节点。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建工作，识别并利用党建所给予组织的政治优势，与帮扶乡村形成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组织化接点联结，进而避免私人关系网络节点的不确定性。其次，制度化协商渠道加强外源型社会组织与村民之间交流。社会组织要拓展与村民的协商沟通渠道，积极推动制度化协商沟通平台的建立，关注帮扶村民的信息反馈，及时化解结对帮扶中的矛盾纠纷。最后，社会资本推动多层次多节点网络信任结构的产生。外源型社会组织要强调帮扶项目的日常转向，加强情感性策略的运用，主动与村民产生直接联系，在日常互动交流中实现社会资本生产与积聚，从而形成多层次网络信任结构，利用互动与信任有效处理转译过程中的不同声音，保证项目合作网络的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