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降增值税与税收替代的宏观经济效应
2024-12-27   来源：冯丕杰 胡永刚   

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础设施给资本和劳动带来正外部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构建理论模型时忽视这一特征将很难反映税率变动的实际效应。减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支出，从而影响基建投资。图1显示，2016年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率均有所放缓。如果减税伴随政府支出下降，政策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在考察减税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时不能忽视政府支出变化及其生产性的特征事实。本文在两种支出规则下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引入模型发现：生产性政府支出通过反馈效应大幅放大了支出随比例税收入变化规则下的负面效应，也在一定幅度上放大了支出占产出固定比例规则下的正面效应。

图1 地方政府支出及基建投资增速

另外，不同的政府支出规则会影响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造成中间产品价格相对最终产品价格的不同走势。图2为我国月度PPI及其相对于CPI的变化趋势，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实施后，相对价格开始上升，2017年7月税率简并后上升趋势放缓，2019年4月税率大幅下降后，相对价格经历了明显的下降，直至2020年2月趋于平稳。

从国际比较看，各国根据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及需要安排税制结构。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属于间接税并具有税收中性和税负转嫁等特征，对其完善和优化成为近年来税制改革的重点方向。企业所得税是中国的第二大税种。本文第五部分以调降资本税替代增值税后发现：在相同初始减征额度下，调降资本税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优于调降增值税。

（一）家庭

假设时间是离散的，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家庭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及政府债券实现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债券回报及政府转移支付。

代表性家庭从消费中获得正效用，提供劳动给其带来负效用，其目标函数为：

约束于：

其中β表示主观贴现率，χ衡量消费与劳动供给在当期的替代关系。C_t、L_t、I_t、分别表示家庭在t期的消费、劳动供给、投资和持有一年期国债的数量，T_t为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若为负则表示总额税（lump-sum tax）。τ^C、τ^L和τ^K分别表示消费型增值税、劳动所得税以及资本收入税的税率。w_t、r_t和R_t分别为实际工资、资本租金率和政府债券的毛利率（gross interest rate）。

上游包括若干行业，第i个行业产品为，i∈（0，1）。每种产品由一个所有权归政府的厂商生产，使用相同的技术，向家庭雇佣劳动和资本，生产函数为Cobb-Dauglas型：

假设第i个行业产品生产价格为。加总部门的优化问题为：

其中P_u,t为中间产品的总价格水平。（1+τ^u）P_u,t是销售给下游厂商的含税价格。“营改增”前，增值税抵扣链不完整，一些下游厂商购买中间产品的进项税无法抵扣，造成价格扭曲，其对中间产品的采购成本为，当前增值税多档税率下扭曲依然存在，τ^u衡量扭曲程度。

假设上游厂商为同质企业，令。则中间产品价格和产出为：

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引入垂直结构模型，参照郭长林的设定，假定政府对中间产品的支出用于形成公共资本，对最终产品的支出用于消费，政府消费不进入家庭效用函数。为刻画这一事实，引入公共资本存量K_G,t及扩展后的索洛剩余：

本部分通过稳态分析考察调降税率的长期影响。由于两种政府支出规则下减税对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不同，分两种情景讨论。

（一）情景一：政府支出随比例税收入等额变化

若政府购买不进入生产函数（α_G=0）。模型价格系统的稳态表达式为：

其中Γ₃=（1-α_u）γ+（1-α_d-γ），。稳态时，资本租金只取决于系统参数及资本税税率τ^K，τ^K越高租金越高。工资水平除了受τ^K影响外，还受到扭曲税税率τ^u和上游厂商垄断程度的影响，τ^u上升使稳态工资水平下降。ε越小，即垄断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低。中间产品相对最终产品的价格P_u是中间产品厂商边际成本MC的加成，ε越小，加成比例越大。价格系统均不受τ^C影响。

稳态时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消费产出比以及资本和劳动在上下游分布的比例分别为：

其中Γ₅=，Γ₆=，Γ₇=。可以看出，资本产出比和劳动产出比以及资本劳动比取决于系统参数以及税率τ^K和τ^C。当τ^C下降时，Γ₅上升，Γ₆下降，Γ₇的方向不确定。此外，政府支出在上下游的比重对稳态各变量比率有较大影响。当λ=1时，政府支出全部用于最终产品消费，此时Γ₇=γ/（1+τ^u），不再受影响，同时上下游资本和劳动之比都不受影响，但是消费产出比依然受到影响，一方面会影响政府支出占最终产品的比例，另一方面τ^C下降，同样的支出可以购买更多产品。当λ=0时，政府支出全部用于购买中间产品，数值模拟结果显示Γ₇随τ^C下降而下降，即资本产出比下降，新稳态的单位资本产出和单位劳动产出都上升，资本和劳动均由上游厂商向下游厂商流动。

稳态时产出的表达式为：

若政府购买进入生产函数（0＜αG＜1-α），稳态时，利率表达式与αG=0相同，其余变量有：

可以看出，τ^C通过影响带来额外影响，一方面τ^C通过影响，另一方面τ^C通过政府支出占比（Γ₆+Γ₅Γ₇）影响。随同向变动。受的影响，变动方向取决于（1-α_u）（1+γ）/Γ₃-1的符号。同时受到和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见数值模拟部分。

其中，Γ₈=与τ^C无关，所以资本产出比、劳动产出比以及资本劳动比均与τ^C无关，但受τ^u影响。与情景一不同之处在于Γ₇的表达式中含有与τ^C有关的项，而Γ₈只取决于系统参数和τ^u，原因在于，当政府根据收入决定支出时，税率的变化影响政府收入，从而影响政府支出占最终产出的比例。当λ=1时，Γ₇与Γ₈的表达式相同，此时资本产出比和劳动产出比不随τ^C改变。在情景二中，Γ₈会随λ下降而上升，即政府增加上游支出比例会使Γ₈上升，此时资本产出比和劳动产出比均上升，同时劳动和资本向上游厂商流动。消费产出比随τ^C下降而下降，该影响主要来自更低的税率下政府可以购买更多的最终产品。

最终产品及债务产出比的稳态表达式为：

τ^C变动对最终产品产出和债务产出比的影响取决于 的符号，在校准后的参数设定下，其符号为正。当τ^C下降时，上升，下降。

比较两种情景，稳态时价格系统相同，在不同支出规则下，政府支出占产出比例有所差异，情景二假设这一比例固定，τ^C下降使资本存量、劳动水平、产出水平、中间产品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资本和劳动都同比例上升。而情景一的规则下，这一比例受到τ^C的影响，进而影响政府对中间产品购买的占比，使得上游厂商的资本和劳动占比有所改变。

若政府购买进入生产函数（0＜α_G＜1-α），稳态时仅与表达式与情景一有所差异： 

与情景一相比，τ^C不影响政府支出占最终产品的比例，只通过影响。

（一）参数校准

为分析不同情景下调降增值税税率对经济变量的短期与长期影响，需要确定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家庭部门的参数包括{β，χ}。β为主观贴现率，本文对其取值为0.98，与郭长林一致，对应2%的实际年利率。我们将校准为1.73，使得在情景一支出规则下减税前家庭劳动供给稳态值为0.33，稳健性模拟显示该参数取值变动不会对结论产生影响。

厂商生产技术的参数包括{A，α_u，α_d，α_G，δ，δ_G，γ，ε}，剔除增长趋势，将A标准化为1。α_u，α_d衡量上下游厂商的资本密集度。我国产业在上下游的分布特征为，上游主要是资本密集产业、下游主要是劳动密集产业，文献对这两个参数讨论不多，本文模型结构与郭长林相似，参照其设定取α_u和α_d的基准值分别为0.7和0.3。δ为私人资本折旧率，文献对其设定较为一致，本文采用文献中取值，令其等于0.1。α_G表示公共资本生产性大小，郭长林令α_G等于0.11，郭新强和胡永刚令α_G等于0.3，但其模型为无上下游结构的单部门模型，经调整的取值约为0.2，本文取两篇文献均值，令α_G等于0.15，稳健性模拟显示该参数的变动对减税效果大小有影响，但无方向性变化。δ_G表示公共资本折旧率，张军等根据使用寿命和各类资本品的比重，计算出折旧率为9.6%，金戈利用相似方法得到9.2%的估计值，两篇文献估计值接近，本文参照较近的文献令δ_G等于9.2%。γ刻画了上下游厂商的关联度，文献对其讨论较少，本文参考郭长林取γ的基准值为0.3。表示不同行业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衡量上游企业的垄断程度，参照王君斌和王文甫的研究令ε等于0.77。

最后，财政政策的参数包括{τ^C，τ^K，τ^L，τ^u，φ，λ}，根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并结合实际数据对其进行校准。对于τ^C，2009年税基改革后τ^C对应实际数据中的增值税与营业税，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有17%、13%、11%、6%四档税率，经过多次税率简并和调降，2019年4月后有13%、9%和6%三档税率。我们以2016年作为研究的初始稳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1994—2016年增值税及营业税收入之和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的平均值校准τ^C，将τ^C初始值设定为15%。以2020—2023年增值税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的平均值校准，将其设定为12%。τ^K和τ^L在本文中表示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收入所得税。吕冰洋和陈志刚估算中国资本收入税税率为29%，劳动收入税税率为9.6%。郭长林等的分析中将τ^K和τ^L均设定为20%。τ^K在实际数据中对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由于本文设定企业租用资本，所以实际数据中的企业所得税对应模型中的资本税。通过计算1994—2016年实际数据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与国民经济核算中营业盈余比重的平均值将其基准值设定为15%。对于个人所得税τ^L，根据1994—2016年实际数据中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劳动者报酬比重的平均值，将τ^L设定为8%。φ表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根据1994—2016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将其设定为0.2，与裘翔和周强龙一致。对于政府对最终产品支出比例λ，现有文献对其鲜有讨论，本文根据历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与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之比将其基准值设定为0.5，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τ^u刻画多档税率产生的扭曲税，本文采用刘柏惠等对多档税率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估算，利用第三部分产出稳态表达式对其进行校准，令其等于0.02。对于文献中讨论较少的参数及重要参数，通过逐次改变参数取值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值模拟显示模型分析结果稳健。表1列出了主要参数校准值。

（三）转移动态与传导机制

假设经济系统的初始状态为τ^C=0.15时的稳态，在0时刻，政府宣布τ^C永久性降至0.12。家庭根据这一信息以及当前禀赋进行决策，重新选择未来每一期的消费和投资。图3为情景一支出规则下公共资本生产性大小对转移动态的影响。

从该图看，公共资本生产性的设定对工资、中间产品价格、消费和最终产品产量产生了方向性影响，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则因公共资本积累带来的反馈效应得到放大。首先，政府支出的下降在初始时刻产生的影响基本相同，但随着公共资本存量K_G的下降，各个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随之下降，即利率、工资以及中间产品的价格都随之下降，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产出也大幅下降。由于中间产品同时受到下游厂商和政府支出两方面的需求下降的影响，其下降幅度更大，中间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持续了更长的时间。由于家庭预期未来收入会大幅下降，同时减少了0时刻的消费和闲暇，提高了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劳动供给逐渐下降。最后，随着私人资本下降，利率水平逐渐回升，而中间产品的大幅下降也使得中间产品价格逐渐回升，直到利率回到初始水平达到新的稳态。情景二的支出规则下，各变量的变化并未由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改变方向，仅通过反馈效应得到放大，具体转移动态见第五部分。

从表3看，两种方案效果差异明显。情景一下，一方面，由于家庭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不变，τ^K下降使得稳态利率下降3.34%，促使家庭增加投资，私人资本上升5.81%。另一方面，政府收入减少8.36%，公共资本下降2.98%。私人资本的上升对劳动边际产出的影响占主导作用，所以新稳态工资上升了2.8%，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37%。对于上游厂商，资本租金更便宜，厂商用资本替代劳动；对于下游厂商，资本租金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均下降，但租金降幅更大，厂商用资本和中间产品替代劳动，资本增幅更大。家庭消费上升2.96%，劳动供给下降0.31%。新稳态下，政府税收收入下降8.38%，GDP上升2%。同调降τ^C相比，调降τ^K使稳态利率下降，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即使公共资本下降，稳态产出和消费依然有所上升。